民国时期高校校友会功能研究

汪巧红

(郑州大学 教育系，郑州 450001)

民国时期高校校友会功能研究

汪巧红

(郑州大学 教育系，郑州 450001)

民国时期的高校校友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团体。对校友来说校友会可以联络情感；对高校来说校友会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和资源；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校友会还有服务社会的功能。民国时期校友会承载的是一种新型的学缘关系，受到很多高校的重视，其活动多面向校友，服务母校。

校友会；校友；母校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除了连结彼此关系的地缘、血缘、业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那就是学缘。科举时代士人之间有所谓的“同年”，以及由此所衍生的一系列“年”的关系，它是封建社会读书人互相联络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科举废除后，学缘关系断裂。随着近代欧风美雨的洗礼，中国新式的高等教育逐渐发展起来。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同时受教于相似的教育环境和文化熏陶，校友之间更容易产生共同语言和亲近感。1900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会率先在中国成立，是为中国最早的校友会，此后其他高校的校友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纷纷建立。

新型的校友会组织大大拉近了校友与校友、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成为“同年”关系之后新的学缘关系。目前对校友会的研究多集中在如何开发利用当今校友的资源，但是法国学者P·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中指出:“同窗好友之间的一见如故比简单的共同利害具有更深层的意义。”[1]130这道出了校友会的更深层的意义，也是目前校友会研究需要深入的方面。目前民国校友会研究主要关注同年会和校友会的异同*关于民国时期的校友会，相关的文章有王长生《民国第一校友会》(《文史天地》2004年第8期)；苏全有、王世超《论清末民初校友会》(《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石慧霞《科举时代“同年会”与现代大学校友会之比较》(《现代大学教育》2009年第4期)；饶玲一《从“同年”到“同学”——圣约翰大学校友会与近代中国社会新型人际网络的建构》(《史林》2016年第6期)。，而对民国时期校友会的活动和功能进行专门研究的较少。本文试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校友：情感联络

一个人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有不同的母校和校友，但是在不同时期，对母校的感情也是不同的，其中感情最深的应该是第一母校。大学时代是一个人步入社会的前奏，大学常常被看作第一母校。在大学时期，一个人逐渐从一个懵懂的少年走向成熟的个体。这是一个充满梦想、冒险和奋斗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对学习的渴望、对未来的幻想，民国时期的大学学子还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与力挽狂澜的豪情。时局动荡，政局不稳，处于不断迁移中的这些校友更需要寻找一个情感的寄托，能够互相安慰和扶持。这种认同在布尔迪厄看来具有一种神奇的参股功能，它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除了具有集体拥有的凝聚称号里的象征资本之外，还在这种神奇的参股逻辑中具有了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以个人的名义拥有的象征资本”[1]129。群体认同带来的资本集聚效应，使得群体的成员往往有意识地强化这种认同。

“第一母校全面完成了校友自身的改造和升华，包括从知识到思想，从能力到素质，从人生观到世界观。”[2]所以，经过大学时期先进文化浸染和洗礼的这些高校校友，无论是相互之间还是对母校，都有着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联络与宣泄需要一个合适的渠道和平台，高校校友会的成立恰恰满足了校友的需要。

对于校友来说，联络感情是校友会最初、最直接的功能，很多高校校友会在其成立章程里都作了明确规定。如国立中央大学校友会会章第二条说：“本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学行，发扬母校之精神及协助母校之发展为宗旨。”[3]河北省立工学院校友会北平地区分会在其简章中明确其宗旨为“联络感情，发扬互助精神”[4]。由于校友毕业后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工作，所以，为了联络和管理的便利，各个高校的校友会大多有一个全国性的总会，各省设有省总会，下属各地分会。

校友会采取各种方式加强联系和沟通，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联欢、联谊和聚餐。1947年《燕大双周刊》第42期对该校各地61个校友会的活动进行了统计，其中23个校友会的活动内容中有各种聚餐、聚会、联欢等。如香港同学会在1945年12月举行“叙餐、圣诞叙会”，1946年5月又举行“餐舞会、茶话联欢会”；上海同学会和沈阳同学会则每月聚餐一次。其他还有春节同乐会、除夕联欢、野餐会、联谊会、招待会、跳舞会等。在这种亲密无间的氛围中，校友们可以畅快淋漓地交流，追求尽可能的亲密和跨越学缘和地缘直至“血缘”的认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成了校友们竭力抹去的障碍，有的只是同学之情、师生之谊。

为了能够及时掌握各校友的动态和加强联络，大部分校友会都会编制校友通讯录。如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为报道各地系友近况及介绍母校教学研究情形，特编印该系系友通讯，每逢月之一日出版，按期寄赠历届同事同学之有确实通讯处者”[5]。该校艺术系“近编成系友通讯一种，业已复印，以后按期继续出版”[6]。河北省立工学院校友会也在其学院半月刊上连续刊登紧要启事，要在1947年双十节前“发刊新校友录，以资联系”，要求各地校友按照他们在院刊上所公布的姓名、别号、性别、年龄、籍贯、简历、在校年月、通讯处等，填好后发给该院秘书室或校友会文书股，以便在校庆前能够做好新校友录。

发行期刊也是校友会加强校友联系沟通的一个方式。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的校友刊发会刊，内容不仅有《毕业同学介绍》《母校近况，校友动态》《毕业同学通讯录》等关于校友的内容，还有《游美观感》《从军通讯》《狂犬病病案之报告及讨论》《局部血管收缩与流血自止之现象》《医学文摘》等专业学术研究以及校友的观感文章。如同他们在编后所说：“觉得同学们分散各处，互不相见，交换一些读书的新的和研究的收获是非常必要的事。古人说‘以文会友’，希望这些小东西更能加增同学们的联系和感情，站在中国医学的立场来说，在研究落后、文献贫乏的现在，我们叨光受满了医学教育，同时还有机会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学习，也似乎不能不贡献一得之愚，来稍稍充实一下医学的园地，我们只是秉着‘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的宗旨。”[7]在联络情感的同时，不忘提高学术研究和贡献自己的力量。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校友会也发行了《河海周报》，刊发内容除了校友消息外，更多的是对河海方面的专业报道。另外如杭州浙江胜利医药专门学校校友会发行的《医药杂志》、大同大学电机系校友会发行的《电工年刊》、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校友会发行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校友会会刊》等，都是当时各个高校校友会发行的校友会刊。

二、高校：助推发展

对于高校来说，“一学校之优劣，不在学校本身，不在教员，而在学校毕业生毕业后在社会上之成绩”[8]。校友在社会上的成就和发展造就了大学的声望，因此，早在民国时期很多高校就认识到了校友的重要性，及时关注校友的变动情况。如有的大学学刊开辟了校友专栏，专门报道毕业校友以及各地校友会的动态和消息。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校刊，每期都有校友的报道。如同他们所说：“本大学因感校友散处各地，消息隔阂，通讯困难，缘有校刊之发行，籍资沟通消息，加强联系，发扬本大学精神，本刊除登载本大学近讯，在校师生生活外，对校友动态，尤为注意，特辟专栏，尚希我校校友，将服务籍贯及通讯地址，随时函知本校人事组，以便按期登载。”[9]

对校友而言，母校的发展也是他们心之所系、情之所托，母校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关注之下，对母校的发展校友会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力推动母校的发展，扩展母校的声誉。

捐助母校，是校友会推动母校发展最常见的方式。民国时期，局势动荡，办学环境恶劣，在此情况下，很多校友会都对母校进行了资助。如国立中央大学桂林同学会1944年6月捐助敬师献金12万元[10]。唐山工学院上海校友会1948年在上海校区30周年校庆时：“因感于吾国大都市煤气工程之亟待开展，经赵理事长发起，由上海煤气公司及吴淞煤厂捐集煤气工程研究费二亿元，赠与沪校添置设备并于下学期起开煤气班课程。”[11]金陵大学校友会昆明分会，也积极为该校筹募复兴基金，“先后经募基金已达数百万之巨，近为庆祝母校复员周年纪念并答谢去年捐款各界人士起见，特请中华圣公会圣乐团，及中华基督教会圣乐团……连续举办音乐崇拜会三天，……此次门票收入净余约五百万元”[12]，全部作为复兴母校的基金。厦门大学校友会厦门分会也“热烈响应助学运动……截至今日捐款已达八百万元云”[13]。

由于校友会资助力度较大，也比社会其他形式的募捐顺利和容易落实，所以很多高校利用一切机会向校友募捐。如国立中央大学校庆，该校新闻社“看见大批校友返校，认为机会难得，因此派出大批‘招待’，分头活动，碰到校友就摸出捐簿，拦住不放，据云结果甚为满意”[14]。有的学校如上海大夏大学，因为是私立学校，屡次申请国民政府的资助，却迟迟得不到批复，资金紧张成为该校发展的大问题。尽管国民政府每年给予补助费50万元，但对处于战乱中艰难生存的大夏来说远远不够。因此学校认为，该校的发展“必须有赖于校友及社会人士之帮助，尤其在本校现在的情形下，更迫切期待校友的热烈援助，……我们全体校友不但要努力劝募基金，务期达到百万定额，尤希以后均一本此种热忱，爱护母校，援助母校”[15]。

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是服务社会，如何让校友走上合适的工作岗位，校友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国立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直属的重点大学，名誉校长是蒋介石。该校校友之间互相提拔，沟通关系，为本校校友积极谋求帮助。如当时的北碚兼善中学，“为蜀中著名学校之一”，该中学的“教务主任为本校教育系卅一级毕业同学张至善君，训育主任由杨才斗君兼任”，另外“执教该校者计有安兆恩、张政明等廿余人”，他们分别担任国文、历史、英文、地理、化学、数学、博物、童军、物理等课程的教授工作[16]。自贡市私立旭川中学也为蜀中著名中学，中央大学“自经余厚钦同学长该校以来，对于校务之推进，尤为积极，近更延聘我校同学蔡昌球、李学禧等十数人，前往臂助，一心一德，校务日进，校誉日隆，凌驾自贡市各中学而上之”[17]。因为余厚钦对校友的提拔，从1942到1945年，该校18名毕业生分别在该校从事教育、中文、政治、史地、英语、畜牧兽医、哲学、土木等教学工作[17]。可见校友会作为学缘关系连接的纽带，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因此有人说：“无处不在的校友会，不仅是联络同学之情的松散组织，而且是典型的感情投资，……同学之缘已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社会网络。”[18]

关注母校的前途，为母校的发展提供建议和意见，也是校友会助力母校发展的重要职能。1948年国立中央大学80多名在纽约的校友对母校提出：“(1)注重联系，使声气相通，校刊应常寄。(2)提高英语程度，尤其是会话。(3)注重宣传工作。美国各大学对交大、清华等之认识，远较中大为高，故奖学金之办法中大校友极为吃亏。(4)尽量奖励毕业生出国。(5)应与纽约之“毕业协进社”取得联络。(6)中大出国各教授，应多带宣传品。”[19]该校重庆校友会1944年“一致通过，……向教育当局及母校请求，于本年度恢复商学院，并通过以同学会名义敦请该院原有师长回校任教，及向全国各地同学征募图书、建筑设备等费用”[20]，为母校的专业设置提供建议、支持和实际的援助。大夏大学在抗战期间院系几经调整，1947年江西校友会提出：“除了恢复原有的院系，同时要新增院系，尤其是工农学院，要优先设置；发动校友和热心的教育人士，劝募专款，资助校友出国深造，如果学有专长的，母校应优先聘用；加强校友联系；鼓励校友参加竞选，同时利用校友之间的联系，互相帮助合作。”[21]1948年国民党节节溃败，唐山工学院作为重要的工程类高校，它的去留成了校友关注的焦点。湖南校友会提出迁往湖南，台湾的校友要求迁往台湾，而且认为台湾是当时“最为安定，工矿业极发达，对母校课程最为适合。如果发展母校，似仅有来台一途。即日函请母校考虑积极达行，迁移来台，并请各地校友协助，并协助校方解决交通工具”[22]，积极为母校未来的走向和发展献言献策。

三、社会组织：服务社会

民国时期校友会是社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和风潮中，除了起到了连接校友与母校、个人与团体的桥梁作用外，还担负了相应的社会角色，自觉和主动表达着自己的诉求，在政府与学校、学生之间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将收复区的学生称为“伪学生”。教育部发布《伪专科以上学校在校生、毕业生甄审办法》，规定在校生要经过甄审考试，毕业生一律“集中受训”。两至三个月补习后，教育部按其甄审成绩编定相应的年级，发给转学证明，然后才能被各机关录用。甄审办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北大师大校友会会刊专门刊发甄审专号，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刊发《关于甄审》《由甄审说道奴化》《我们是奴化了么？》《对于甄审办法我们应持的态度》《团结就是力量》《董参议会见纪》等多篇文章,明确提出“收复区教育，被称为伪，叫做奴化教育，甚至教员学生上也被加了伪字，这实是不顾事实不合情理的污蔑”，至于把沦陷区的教育称为奴化教育，“更属虚妄”。署名“多木生”的作者写了“沦陷不到此处，你是奸伪奴才！战事若起彼方，我为爱国志士”的句子讽刺甄审政策。该校友会派代表10人到中南海勤政殿谒见参议，表达他们对甄审的抗议，得到参议的同情和支持。最终“北大师大校友，为了不合理的甄审办法，促成了紧密的团结，千百个热情的青年，对甄审办法坦直地提出来意见，教育当局因此而修改了甄审办法，免除了集中甄审试验，(对于这个办法校友联合会仍旧提出意见，要求彻底免除甄审试验)”[23]。他们的抗议也得到了其他学校的响应，和社会上轰轰烈烈的反甄审运动汇集在一起。

随着国共两党冲突加剧，国民政府采取高压政策，对高校的专业设置横加干涉，对师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活动严厉打压，引起了师生的强烈不满。1947年4月教育部打算裁并唐山工学院航海、轮机两学科，引起学生的抗议后发起护校运动，进而罢课请愿，上海校区校友会和教育部磋商，后教育部原则上接受了学生的要求。随着形势的发展，该校师生加入全国性的罢课罢教事件，运动中大批学生被捕、被殴打，该校“吴校长遂辞职离校”。经上海校区校友会“竭力疏解并电部请求后，教员中止罢教，吴校长亦返校”，但是学生方面坚持要求政府释放被捕者，并收回因风潮被开除并予通缉的18名学生的命令。校友会协调无果下，校长再次辞职。后教育部组织整理委员会对学校加以整理，校友会经召集理事监事会议认为“学校已临紧急关头，不得不参加整理，但决定整理原则四点”，最终赵曾珏、赵祖康、茅以升、周仁、周均时被教育部聘任为整理委员会委员，经过协调，教育部最终任命程孝刚继任校长，学校又步入正轨[11]。同一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也参与了全国性的学潮运动。该校青岛校友会致电，认为“抗战胜利，战乱不已，民不聊生，我中大同学情怀郁结，率先呼吁，乃以少数同学行动稍趋偏激，致生流血惨剧，校友等远处青岛，莫名同戚，成敬祈共体时艰，诱导同学，早期复课，幸勿再牺牲我中大前途，实利赖之”[24]。校友会在此次政治浪潮中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对家庭贫困的校友进行适当的帮扶是校友会常履行的社会职责。如国立中央大学的梁镇，1929年毕业后任职于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英语系，不幸于1944年春“病故，身后萧条，遗有妻子女共四人，最幼者且为双生子，仅满五月，无以为生，该院同学发起为其遗孤募捐，俾能维持生活”[20]。燕京大学1945级校友戴零雨在北京去世后，其家庭无以为继，仅上海校友会方面就募得575万元，同时“收到香港及济南两地校友会复函，香港捐款百万元，济南捐款四十万元。又上海校友虞度君复转来周培厚校友自汉口汇来捐款五十万元。……连前收校友委员会四十万元，梅贻宝先生二十万元，共计约在三百七十万元左右，现在捐款尚未截止，预料前后两次捐款总数，当可逾千万元”[25]。但这种临时性的捐助不能解决校友经常性的帮扶问题，因此，一些校友会设置固定的救济性基金。如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同学会就在1944年成立福利委员会，“办理职业介绍及救济穷困同学等事宜”，同时成立贫苦同学补救金，暂定每人每月补助费五百元，以十五名为限[26]。

不仅对毕业的校友进行救济，对于在校的学生，校友会同样予以资助。1948年6月华中大学因为“学校经费有限，虽已极力提高下年度奖学金额，下学期超过三千金元之数，然受经济压迫之学生，因之不能继续学业者，尚有百人之多。故区区奖学金，对于空前学荒实不无杯水车薪之感”[27]。校友会议上韦卓民提出向毕业的各地校友筹募食米二百石，救济在学学生，“务望我各地同学，本爱护母校之热忱，扶植后进之素志，或自身捐输，或转为劝募，各尽所能，共襄义举”[27]。协和大学校友会“为鼓励学业优良及清寒学子求学起见，决发动二千万清寒奖学金基金运动”，召开校友会会议后决定：“(1)奖学金名额暂定十名，每名基金二百万元；(2)劝募办法，以捐册分发各地分会及各地热心校友负责劝募，每月报告捐募实数一次；(3)期限明年九月一日前结束，五月廿九日校庆，全部捐献母校永做清寒奖学金之基金。(4)各地捐款均请汇寄母校陈锡恩校长汇转校友会；(5)奖学金颁给标准另行组织委员会决定之。”[28]

校友会在诸如创办学校、经济合作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涉猎。如国立中央大学杭州校友会提出：“(1)服务社会方面，现筹办补习学校；(2)经济合作方面，介绍加入浙江地方建设协会信用合作社，以利事业之周转。该会各项服务事业，以决议分别推定负责人主持办理。”[29]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卅二级毕业同学，议决置该级“级友福利互助基金”，由各级友按照每月所收入薪津总数百分之一缴交管理委员会存入银行，“拟于若干年后，汇为巨款，创办一所理想学校，以作科学的教育实验”[17]。该校自贡市校友会也设立职业补习夜校，创办小型日报，计划示范农场筹议等。1937年四川大饥荒，北洋大学四川同学会募集救济款，共进行4次，并把款项送交大公报报馆转汇至灾区。这些都是校友会在服务社会方面所做的努力。

四、小结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也隔断了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一个联络途径。在一个依靠各种社会网络关系维持的社会里，高校校友会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学缘关系，和中国近代的整个社会变迁一致。近代校友会是一个嫁接于本土之上的西方事物，同时随着高校的发展，又有着自己鲜明的中国特色。

就其传统特色来说，校友会是维系同仁的一个重要纽带。校友“以社会地位而言，有国府要员，有学术界权威，有教育界领袖，有实业界巨子，……以年龄而论，有须眉皆白、寿届古稀的老头，有本届毕业同学年轻貌美天真活泼的小伙子，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14]。校友会把这些社会精英们聚集联合起来，给他们提供交互的平台和载体，让他们或在工作中互相帮衬，或在政治上相互援引，或在生活中相互帮助，编织着在动荡社会中以学缘和业缘作为外延的社会人际网络。高校把更为广泛的来自于不同血缘和地缘的校友聚合在一起，为每个校友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实际上就是把中国传统社会中依靠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私谊网络向外拓展，把学缘、业缘等紧密联系起来，为校友输送大量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声誉资源、情感资源，构建起继旧式的同年会之后一个全新的社会资源网络。作为回报，校友和校友会也会不断向母校输送关系资源、形象资源、信息资源、智力资源、思想资源和教育资源[30]。

就其所传承的西方特色来说，资助母校，助力发展，传承母校精神和文化，尤其在民国动荡的社会中，日军的入侵、国共的内争，都给高校的发展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但即使如此，各个高校，无论国立、省立还是私立、教会学校，不但没有在战火中毁灭，反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办学水平，和校友以及校友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要么自己出钱出力，要么呼吁社会、政府给予支持和赞助，保存了母校的火种，也为今天高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为“母校之声誉，亦藉校友之拥护而彰著。……校友与校方，计有共荣之关，亦切共辱之痛，故共同努力，互相策励，方不至有陨越之虞”[31]。民国时期很多高校也意识到了校友会的重要性，大力加强对校友会的支持。抗战时期，金陵大学“校友多背井离乡，退居后方，感田园之沦落，痛家人之散亡，对母校期望益殷，对同学关怀更切！而母校与校友之求联络与合作，目前尤不容缓。吾校今已幸洞见及此，且已着手进行，……今后应以母校为中心，积极推动各地同学会之组织，对各地校友之传递，职业之介绍以及校方所有设施与规划，均可借校刊为广播，尽联络与合作之能事，金陵精神，庶几益发挥而广大焉”[32]。国立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的会所面积约三亩，一半为学校的财产，其余则由学校拨款购买，名誉校长蒋介石还特颁“砥德砺材”四字，以鼓励校友会，可见对其的重视。复旦大学也认识到“学校与同学之关系日臻密切，而与同学会尤须有切实之联络，此与母校之前途，关系甚大，非可小觑也”[33]，大力加强校友会与母校之间的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校友会，其活动更多是面向校友和服务母校。《燕大双周刊》第42期对校友会活动作了统计：开校友会或改选、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欢迎司徒雷登、组织职业介绍委员会、欢迎蒙难校友大会、印校友名录、组织职业介绍委员会、各种联欢联谊和聚餐、访问鲁斯先生、组建篮球队、致函校内师长、筹设燕大附中、庆祝国庆、电影会、致电母校强调美军撤华的重要性、捐募司徒雷登奖学金、募款、欢迎孔祥熙先生、庆祝司徒雷登的寿辰、祝贺司徒先生任大使、祝贺陆志韦先生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以上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校友会的活动和职能。面向和服务校友、帮助校友和母校，是其最原始的出发点，尤其是捐助，更多是校友出于对母校的深厚而淳朴的感情，出于对动荡中母校的关切。校友之间的联系更多也是为了加深感情，而非像今天的一些校友会，聚会就是吃饭；捐赠成了很多高校提高排名的一种手段和途径，甚至很多高校的校友会几乎沦为捐款的聚宝盆，真正为校友服务的功能大大丧失。

[1]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袁先海.论校友母校情结的形成作用及加强[J].教书育人,2005(9):20-21.

[3]国立中央大学校友会会章[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7(7-8):4-5.

[4]河北省立工学院校友会北平地区分会简章[J].河北省立工学院半月刊,1947(5):8.

[5]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系友.系友通讯[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8(22):3.

[6]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筹组系友会.加强系友联系[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8(43):2.

[7]编后[J].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同学会会刊,1944,2(1):28.

[8]逸飞.校友会第二届年会计略[J].工商学志,1936,8(1):7-9.

[9]校友动态[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1):7.

[10]桂林同学会敬师献金十二万元[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13/14):1.

[11]上海校友会近况[J].唐院季刊,1948(1):13-14.

[12]昆明校友会举办音乐会为母校募得五百余万元[J].金陵大学校刊,1947(364):3.

[13]本校校友会厦门分会热烈响应助学运动[J].厦大校刊,1947,3(1):13.

[14]校庆花絮[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7(15)：3.

[15]刘永祜.校友与母校[J].大夏周报，1941,18(8):18-19.

[16]校友动态[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6):6.

[17]毕业同学在旭川中学[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11)：6.

[18]徐晓望.闽台社会的五缘纽带[C]//吕良弼.五缘文化力研究——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293.

[19]纽约八十余校友对母校建议点六[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8(52):4.

[20]重庆同学会举行成立大会[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10)：5.

[21]江西校友分会.对母校之希望[J].大夏周报,1947 ,24(2):9-11.

[22]校友对母校迁移问题之意见[J].唐院季刊,1948(2):14.

[23]愚人.庆祝我们的胜利——为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写[J].北大师大校友会刊,1945(2):8.

[24]青岛校友来电[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7(9-10):6.

[25]为戴君遗族捐款消息汇志[J].燕大双周刊,1947(51):396.

[26]母校近况，校友动态[J].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同学会会刊,1944,2(1):23-25.

[27]华中大学向毕业同学劝捐食米二百石救济学荒启[J].华中通讯,1948,3(3):3.

[28]为清寒学子计校友会筹募奖学基金[J].协大校刊,1946,27(2):4.

[29]杭州校友会动态续志[J].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8(62):4.

[30]王卓君，赵顺龙，陈同扬.中国大学外部经济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7.

[31]陈延炳.校友与母校[J].齐大校友通讯,1939(2):5-6.

[32]朱汇源.从近二十年来吾校毕业生统计论及校友与母校之联络与合作[J].金大青年,1939(1):9-10.

[33]奚玉书.从卅周纪念谈到母校之展望[J].复旦同学会会刊,1934,4(1):183.

Functions of Alumni Associ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Qiao-hong

(TheEducationDepartmentof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Alumni associ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re a new social group.To alumni, they served as a medium for them to contact each other.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y served as the important propulsion and resource for their development.As an independent social group, alumni associations also provided social services.Also as a new type of academic affiliation, alumni association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at time, and they held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exclusive to alumni and alma maters.

alumni association; alumni; alma mater

��海钩沉】

10.15926/j.cnki.hkdsk.2016.06.003

2016-09-19

郑州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基金”(51099267)

汪巧红(1979— )，女，河南长葛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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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910(2016)06-0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