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贵州夜郎地区铁器冶铸技术由来

仇敏华，夏保国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阳 550025)

试论贵州夜郎地区铁器冶铸技术由来

仇敏华，夏保国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阳 550025)

从与周边地区政权或势力的经济往来和所出土的具有较强民族特征的铁器来看，贵州夜郎地区对铁的冶铸技术存在着从巴蜀地区直接传入和间接传入两种形式。间接传入即为夜郎当地民族从巴蜀输入的铁器或是青铜器上所学而来。

夜郎；铁器；冶铸技术

战国时期冶铁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大量的冶铁遗址以及人工冶铸铁器的发现都可以说明，当时冶铁技术或是铁质器具已经由中原以及南方的楚国开始向四周扩散，铁的运用已经越来越广泛，故而“铁器时代”也随之到来。虽然西汉之前也有收取山、泽税之类的税收，但是至汉武帝时期施行“盐铁官营”制度之前，冶铁业这样一种可以带来巨大财富的手工业却是由商人或是一些贵族经营的，并非是国家经营。如《盐铁论·错币篇》载：“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1]53《盐铁论·禁耕篇》载：“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1]63因此，冶铁业在战国或之后的快速发展与商人的经营是有一定关系的。而贵州夜郎地区出土的诸多铁器，绝大部分是由巴蜀通过栈道贩售而来，其中少许为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铁器出土，这说明当时夜郎的冶铸技术已经产生并发展。现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贵州夜郎地区铁器冶铸技术的由来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地理位置

古夜郎国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西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处于汉代所称“西南夷”地区当中的南夷，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四川南部、贵州省全境以及云南、广西两省与贵州的接壤地带。《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可见，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古夜郎国是南夷地区势力最大者。沟通夜郎与巴蜀有两条栈道：一为南夷道，即秦时所修的“五尺道”(又称为“僰道”)，从今宜宾经筠连、盐津、大关、昭通后到达曲靖；二为由巴符关(今合江境内)入夜郎。汉武帝时，唐蒙曾“将千人，食重万余人”，由此道通夜郎，并见夜郎侯多同[2]301。《史记·西南夷列传》还载：“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所以，夜郎国也是当时“西南夷”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贸易区。在战国时期，伴随着巴蜀被秦所灭，一批向南逃亡的巴蜀难民迁到了现今的贵州西、北部地区，给当地的“原始”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因此，尚处于青铜文化时代的夜郎在与周边较发达的势力交流中，得到了许多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物品或是技术，其中很可能就有铁器冶铸技术。

二、与巴蜀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西南地区，巴蜀的冶铁应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从战国经秦至西汉初年，冶铁业由商人经营，如被秦迁到临邛的卓氏原来就以冶铁而致富，被迁之后仍然以冶铁为业成为了巨富；具有同样遭遇的程郑也是如此，他被秦迁到临邛以经营冶铁而致富。正是这些巨贾们带动了西南地区冶铸业的发展。近年来考古发掘所出土的铁器表明，巴蜀的铁器已经通过栈道向西南夷各地出售，正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当时被秦迁至巴蜀的卓王孙也通过栈道将巴蜀的铁器售卖给这些“椎髻之民”。

战国至秦汉时期，由于夜郎与巴蜀相邻，又有五尺道等两条通道的沟通，所以政治、文化、经济交往密切。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为了解决南越的割据政权，积极开发西南夷地区，大量的巴蜀民众参与进来，使得巴蜀地区相对进步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有利于夜郎发展的因素传入，促进了夜郎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这一历史活动中，许多带有巴蜀特点的物品传入夜郎。冶铸技术或许也是当时传入夜郎地区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近50年的贵州夜郎地区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带有巴蜀特色的器物以及仿制器。如赫章可乐区出土的16件A型铁剑，形似巴蜀式剑，柳叶形，扁茎无格，身扁平狭长[3]；“乙类墓”[3]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臿、削、刀等铁器，这些铁器与四川境内出土的形制相同[3],巴蜀式柳叶形铜剑出土有11件[4]；威宁中水梨园工业区的三、四底层中出土了少数铁制兵器(如梨M17、梨M21、梨M27等)，可能都是从临近的巴蜀地区输入[5]。种种材料表明，当时的巴蜀与夜郎经济交流较为频繁，而巴蜀地区又因为卓王孙氏、程郑等人将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带入，使得当地的冶铁技术在西南诸多势力中处于领先地位。赫章可乐墓群中出土的不少相似于“巴蜀式”剑的铁剑，区别仅是剑身没有“巴蜀式”剑应有的纹饰与刻纹。“这种‘巴蜀式’铁剑，时代肯定晚于青铜质地的‘巴蜀式’剑，而且，迄今为止四川境内尚未出土过。”[2]94因此，宋世坤先生在其论文中推论道：“可能是古夜郎地区土著民族在与巴蜀地区土著民族交往中，仿制‘巴蜀式’剑的结果。”[2]94

第二，秦灭巴蜀后，巴蜀人的迁移可能将冶铁技术带到了夜郎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载：“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6]192巴蜀在灭国后，流亡的巴蜀国人有一大部分是向南逃散至西南夷地区。对此，王有鹏先生在其文章中说：“蜀国被秦灭亡后，大批蜀人退逃流散于四川西南各地，乃至云南，贵州北部一带，同当地各民族(一般称为西南夷)杂居一起，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着本民族的习俗(好多习俗同西南夷各族大体相同)，并有相当强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还迁居更远。安阳王的一支可能就是其中之一。”[7]正是因为巴蜀人南迁至夜郎地区，所以巴蜀先进的冶铁技术也随着南迁的巴蜀人进入夜郎地区。

第三，《史记·货殖列传》云,“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可见卓王孙氏与程郑在巴蜀炼铁时均用奴隶。在此不对夜郎社会性质进行论述，但夜郎和滇刚好处于巴蜀的南部，而作为“南御滇僰，僰僮”的巴蜀而言，或许有部分奴隶来自于夜郎。这些年轻的奴隶在巴蜀从事着冶铁手工业，不排除会有获取“自由”或是逃亡的奴隶将冶铸技术从巴蜀带入夜郎。

三、夜郎地区出土的民族铁器

贵州夜郎地区出土的战国之秦汉铁器已超过400件，种类齐全，包括生产工具、兵器以及生活器具。生产工具类有铧口、锄、铲、凿、锤等；兵器类有刀、剑、矛、镞等；生活器具有釜、脚架、带钩、管、钉等。这些铁器按照性质可分为汉式铁器与民族铁器，其中汉式铁器与少数的民族铁器应是从巴蜀贩运而来的。而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器物为镂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柳叶形铁剑和曲棒式铁带钩。由于曲棒式铁带钩在发掘报告中并未详细介绍，所以本文仅将前两类器物进行简要介绍。

1.镂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该类器物出土8件，分前后两次出土。第一次出土5件。发掘者将其定为A型，剑身狭长，茎实心圆柱状，上有两道突棱。剑首弧形，饰镂孔卷云纹、涡纹、弧线纹[3]237。第二次出土3件。剑身铁质，中部微起脊。三剑剑茎形制相同，剑的茎首为镂空牌状。纹饰由3组卷云纹、3组圆圈纹及弧状条纹构成。茎首断面呈圆形，中段略内束，巧妙作三段凹、凸变化，前端外展形成剑格，剑格略呈凹字形，茎中部有2个圆形穿孔，茎上饰有精美卷云纹、三角雷纹、雷纹、辫索纹等纹饰。除正面纹饰外，牌形茎首侧面及茎前后侧面都有辫索纹，茎上无范缝痕[4]70-71。该类型的铜柄铁剑除出土外，仅在云南曲靖珠街八塔台和昆明磷肥厂各征集到1件。而且在云南滇文化区以及各地同时期遗址并未发现该类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另有4件镂空牌形茎首铜剑，其中1件为赫章文物部门早年采集，其余3件为赫章可乐2 000年时发掘出土[4]90。该类剑为先铸剑茎部分后将剑身插入而成，剑身有巴蜀式的柳叶形剑特点，而剑柄部分的造型结构与该类铜柄铁剑相同，因此铜柄铜剑与铜柄铁剑具有一定传承关系。镂空牌形茎首铜剑未曾在巴蜀地区发现，可能是从巴蜀输入的柳叶形剑发展创造出的铜制剑茎，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兵器。因此，该两类剑均为当地生产。

2.柳叶形铁剑。该类兵器出土2件。其中一件剑身与茎弧线相连，无明显界限，双刃弧线汇于锋尖，剑身中部较厚，因锈蚀不辨是否起脊；另一件为采集，茎不在中轴线上，剑身后部略呈斜直线与茎相连，剑身两面呈弧形，似无脊。[2]98这种柳叶形铁剑具有较强的地方特点，柳叶的造型显然是出自巴蜀的柳叶形铜剑，但是巴蜀地区没有出土过此种类型的铁剑。因此，该类铁剑也应是当地生产。

以上两种类型的兵器均是在赫章可乐乙类墓中出土，且这两类兵器又未在其他地方发现，所以这类器物应是当地所产。可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夜郎地区有铁矿，这或许正如宋世坤先生在其《试论夜郎与汉文化的关系》中所说：“可能是当地民族利用(巴蜀)输入的铁器或使用残损的铁器加工制造而成。”[2]152

作为“西南夷”的交通枢纽，夜郎在与周边地区政权尤其是与巴蜀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会进行一些手工业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学习。而作为西南冶铁技术首屈一指的巴蜀来说，铁器的冶铸技术必然领先于夜郎等“西南夷”，而铁器的冶铸技术也可能会充当着其交流中的“物品”而进行交换学习。出土具的有当地民族特色的铁器可以证明当时夜郎地区的铁器冶铸技术已经产生。从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上可看出，贵州夜郎地区铁的冶铸技术存在着从巴蜀地区直接传入和间接传入两种形式，间接传入即为夜郎当地民族从巴蜀输入的铁器或是青铜器上所学而来。至于传入的时间问题，还有待新材料来证明。

[1][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增订本[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

[2]宋世坤.贵州考古论文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3]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6(2):199-251，275.

[4]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5]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J].考古学报,1981(2):217-244.

[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7]王有鹏.犍为巴蜀墓的发掘与蜀人的南迁[J].考古,1984(12):1114-1117.

Origin of the Iron Smelting and Casting Technology in Yelang Area of Guizhou

QIU Min-hua, XIA Bao-guo

(DepartmentofHistoryandNationalCultureGuizhouUniversity,Guiyang550025，China)

Yelang area ha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its neighboring districts.Also in Yelang were unearthed some iron wares with distinc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By these evidences, one can figure out that the iron smelting and casting technology in this area wa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roduced from Sichuan, and the indirect introduction means that Yelang natives got this technology by studying the iron wares or bronze wares from Sichuan.

Yelang area; iron wares; smelting and casting technology

��海钩沉】

10.15926/j.cnki.hkdsk.2016.06.005

2016-06-1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XKG002)

仇敏华(1990— )，男，贵州毕节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战国至秦汉考古研究;夏保国(1969— )，男，河南三门峡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文献、先秦史与先秦秦汉考古研究。

K231；K232

：A

：1672-3910(2016)06-00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