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与超越
——留学生写作的“弱国子民”心态（下）

北京　李兆忠

自卑与超越
——留学生写作的“弱国子民”心态（下）

北京李兆忠

谈论中国现代“留学生文学”，一个最绕不过去的题目就是“弱国子民”的屈辱。这种心态由三种压力造成：第一，种族歧视；第二，“现代性”压迫；第三，文化差异。它们各有不同的内涵，又紧密缠绕，呈现出复杂的互动状态。

“留学生文学” “弱国子民” 自卑 超越

三

然而，对于有着“泱泱大国”文化背景的中国学子来说，自卑总是伴随自大的反弹；尤其是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们总是以牙还牙，甚至实行文化上的“逆歧视”，比如郭沫若痛斥日本人是忘恩负义的“蛮子”，日语是全世界最“无条理、无美观、无独立性”的文字，闻一多称美国同学为“洋竖子”“年轻的老腐败”，老舍对英国传教士进行妖魔化，不一而足。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光辉灿烂的古代文物，给寄人篱下的中国学子提供了现成的自卫武器，情急之下，他们总是求助于这个法宝，以捍卫自己的尊严。据梁实秋回忆，在珂泉读书时，一个美国学生在校刊上发表了一首题为《The Sphinx》的诗，诗中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狮身人面怪物的脸一样，毫无表情，神秘莫测；闻一多和他读了这首诗，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挑衅，两人各写了一首诗予以反击。其中，闻一多的诗历数了中国足以睥睨一世的历代宝藏和祖宗的丰功伟绩。两首诗同时在下一期刊物上发表出来，引起全校师生的注意，“尤其是闻一多那首功力雄厚、辞藻丰赡，不能不使美国小子们叹服”。这首诗显然就是闻一多的《我是中国人》，其中这样写道——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

广漠的太平洋底度量，

春云底柔和，秋风底豪放！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我们是东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底生命，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然而，炫耀远古的辉煌和祖先的伟大，能证明什么呢？鲁迅在《阿Q正传》中，早已对这种没出息的举动做过辛辣的嘲讽；而最主要的是，当闻一多面对现实的中国时，“迸着血泪”喊出的一声仍然是：“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他看到的，是“噩梦”“恐怖”和“悬崖”。远古的辉煌，结果不得不成为现实黑暗与困顿的反衬，成为无情的反讽。“弱国子民”的超越之道，在这里受到阻碍。

然而，这份沉痛的感情，到了理性坚定的学子笔下，可以化作悲壮动人的诗篇，犹如洪钟大吕，久久叩击我们的心扉，如鲁迅的《自题小像》（1903）：“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辕轩。”留法学子李健吾只身一人赴意大利游历，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前的海滨广场上，面对纵情欢乐的欧洲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只有我一个人，荷着种族的重负，国家的耻辱，孤寂的情绪，相思的苦味，在人群里面，独自徘徊着。”（《意大利游简》）

从艺术的角度看，“弱国子民”的超越之道可以有两条：一条是苦难升华，另一条是乌托邦扩张。前者属于宗教的范畴，由于中国文化强大的世俗性，这条路不易打通。比如闻一多的《洗衣歌》，本是一个极好的题材，受制于强烈的民族情感，使这首诗最终流于“怨”，变成一阕中国式的哀怨曲，而缺乏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后者属于神话范畴，更容易为来自“泛神”的东方古国的中国学子接受，尤其是当它与先进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结合到一起时。

成功地将“弱国子民”的自卑情结神圣化、乌托邦化的，是诗人郭沫若。在《凤凰涅槃》里，作者开宗明义这样题记：“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郭沫若借用这样一个包含着强烈的原始宗教精神的远古神话，表达一种最先进的、破坏的、革命的理想，应当说非常合适。在这首诗中，茫茫的宇宙，被形容成一个“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所在，“生在这样一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它是“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一对洁身自好的凤凰，就要在熊熊的香火中，自焚永生。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笔下的“宇宙”并没有具体的所指，它所涵盖的，显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毁坏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旧世界，迎接一个“芬芳”“华美”“欢乐”“和谐”“自由”“生动”“悠久”的新世界，对于当时有着“弱国子民”心态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中国人长期压抑的情感与梦想，通过这种乌托邦式的自我扩张，得到了有效的宣泄和假想的满足。

将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与他的自传体小说《流浪三部曲》《行路难》等进行互文的阅读，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从中可以发现两个不同的郭沫若：前者是一个天马行空、半人半神的英雄，后者就是一个穷愁潦倒、怨泪滚滚的凡夫；两者貌似不同，实则一致。其实，正是作为一个“支那人”的压抑与困顿，刺激出一个“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豪放诗人，诗人在这种气吞山河的“天狗”式的狂想中，实现了自我超越。然而比较起来，后一个郭沫若显得更加实在，更加人性化。从他身上，人们可以领略一个“弱国子民”的天才在东瀛异国他乡挣扎反抗的真实的心路历程，其心灵的激荡、自卑与优越的较量，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小说中的爱牟在日本留学，既为贫穷所困，也为“支那人”身份所扰，更为祖国的黑暗落后所绝望，几种因素相鼓相荡，把他推向困境的极致，演绎出无数令人同情、令人感慨的人生细节：为了租到房子，他西装革履，甚至不惜冒充日本人，却被房东比猎犬还锐利的眼睛一下识破，由此引发一场关于“支那人”的内心风暴；在漂流途中的二等车厢里，爱牟偏偏遇上一个与自己同样一家五口却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上流阶级家庭，先是后悔坐错了二等车厢，接着强做矜持，保持平静的面容，以表示他的精神超越一切物质之上，但发现这一切无济于事之后，便时而移动座位，时而开窗，时而指着窗外景色对孩子说明，以此掩饰内心的骚乱，偏偏这时，毫无眼色的夫人从包裹里拿出铝制小锅，给一家人开饭，把他弄得无地自容，情急之中，只好取出一本德文小说，故意低低地念出声来，以显示自己比对方更有文化教养；还有，在上海流浪期间，爱牟接到四川一家医院的聘书和一千两大洋的汇票，经过一番权衡，爱牟拒绝了这一机会，为发泄对金钱社会的仇恨，退回之前，他将汇款扔在地下狠踩一通……落魄中的郭沫若，神经是如此的敏感，如此的脆弱。然而，在经历过种种挫折打击与自虐性的精神折磨之后，他并没有倒下去，而是更加亢奋地站立起来，正如《行路难》的结尾，一反黯淡伤感的基调，以象征的笔法描绘川上江的激流——

楼外的川上江中的溪水不分昼夜地流。流到平坦处汇成一个小小的深潭，但还是不断地流。流到走不通的路径上来又激起暴怒的湍鸣，张牙喷沫地作狮子奋迅。走通了，又稍稍遇着平坦处了，依然还是在流。过了一个急湍，又是一个深潭；过了一个深潭，又是一个急湍。它为甚么要这样奔波呢？它那昼夜不停的吼声是甚么意义呢？它不是在追求坦途，达到大海吗？它在追求坦途的时候总不得不奔流，它在奔流的时候总不会没有坦途。啊啊，奔流哟，奔流哟！一时的停留是不可贪恋的，崎岖的道路是不能回避的。把头去冲，把血去冲，把全身的力量去冲，把全灵魂的抵挡去冲。崔巍的高山是可以冲断的呢，无理的长堤是可以冲决的呢。带着一切的支流一道去冲，受着一切的雨露一道去冲，混着一切的沙泥一道去冲，养着一切的鳞介一道去冲。任人们在你身上濯襟，任人们在你身上濯足，任人们在你身上布网，任人们在你身上通航，你不要踌蹰，你不要介意。太阳是灼热的，但只能蒸损你的皮肤；冰霜是严烈的，但不能冻结你的肺腑。你看那滔滔的扬子江，你看那滚滚的尼罗河！你看那蜜西西比！你看那莱茵！它们终于各自努力着达到了坦途，浩浩荡荡地流向了汪洋的大海了！太平洋上的高歌，在欢迎着一切努力猛进的流水。流罢，流罢，泾水不和渭水争清，黄河不同长江比浊，大海里面一切都是清流，一切都有净化的时候。流罢，流罢，大海虽远，但总有流到的一天！

其实，时代已经为郭沫若铺好了超越之道，或者说，郭沫若身上浪漫的诗人气质和特殊的人生轨迹，一定会把他引向这条超越之路。作为一位叛逆精神十足的“匪徒”，郭沫若以拥抱宇宙、吞吐大荒的气魄，在神圣的“凤凰涅槃”仪式中，在乌托邦式的精神遨游中，轻而易举地消弥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巨大差距，超越了无法直面的黑暗的现实，一身轻松地甩掉了那个“陈腐了的旧皮囊”，甚至连同自身的“罪恶”一起得到了清洗，可谓一举两得。

郭沫若与闻一多都是激情横溢、想象丰沛的诗人，他们的差别在于：一个缅怀过去，执着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反现代性”倾向；一个面向未来，拥抱世界，表现出强烈的“超现代性”。在当时的潮流下，郭沫若的价值取向显然更具历史进步性，“弱国子民”的超越之道，当然只能在他这一边。是的，对于饱受压抑与屈辱的中国学子来说，要想真正摆脱自卑，首先必须在精神上占据一个制高点，确立一种认识上的优越感，而西方最进步的思想家，适时地送来了革命的法宝，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扬的都是破旧立新、世界大同的真理。狭隘的民族斗争，已被纳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斗争中；黄白之争，中西之战，已经失去了意义，公理与强权、正义与邪恶、压迫与被压迫的斗争，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有了这个法宝，中国人“弱国子民”的心病有了根治的希望。在张闻天、巴金、蒋光慈等人的异域题材写作中，已看不到郁达夫式的哀怨、闻一多式的激愤、老舍式的以牙还牙，代之以心胸开阔的国际主义情怀。尤其是巴金的异域文学写作，彻底打破了种族藩篱，自觉地以“世界公民”一员的身份，观察和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复仇》的序言里，巴金郑重声明：他写这些作品是“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在这个集子里，欧洲人的生活尽收作者笔底，其中有“被战争夺去了爱儿的法国老妇，有为恋爱所苦恼的意大利的贫乐师，有为自己的爱妻和同胞复仇的犹太青年，有薄命的法国女子，有波兰的女革命家，有监牢中的俄国囚徒”。身为中国人的巴金，以法国人、俄国人的身份和视角进行叙述，进入故事，而不觉得有什么隔阂和障碍，这与他“人类主义”的信仰、“世界公民”的自我感觉和“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背景是分不开的。在这种条件下，“弱国子民”的痛苦和屈辱完全被“人类的苦难”所吸收，转化成“为人类而奋斗”的巨大能量。

如果说巴金“无政府主义”式的写作轻易地消弭了中西之间的精神距离与文化差异，加入了“光明与黑暗”二元大搏斗的国际大合唱的话，那么张闻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为落后的中国和腐朽的美国开出更为具体的药方。在《旅途》中，中国学子王钧凯初到美国，面对喧嚣的物质机械文明，没有一丝惶恐，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审视者的目光——

美国的文明！机械又是机械，速率又是速率。一般忙忙碌碌的人，在街道上驾着汽车、坐着电车或是用着一双健全的腿，来来往往地跑。他们进饭馆出饭馆，进公事房出公事房，进戏园出戏园，坐着自己驾的汽车到处地跑，回家洗澡然后像木头一般睡下一直到天明。哈哈，这就是西方的文明吗？钧凯一个人在旧金山马克街上踱来踱去时默默地这样想，他的面上露出轻蔑的微笑。

美国的戏园、性感明星、交响乐队、爵士乐、通俗读物、豪华的建筑，都成了中国学子批判的对象。在王钧凯高傲的心灵面前，美国的一切都黯然失色，甚至连美丽活泼的美国妙龄少女，他的“粉丝”，也不能打动他。面对热爱东方文化、富有正义感的同事克拉先生及其家人对中国人的“人道主义”同情，中国学子的反应雍容大度，不卑不亢，成竹在胸：“我很喜欢你们能够有这样广大的心胸，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受人轻视有许多地方也是自取其咎，不能完全责备人家的。我想一个人不要受人家的轻视只有是立起来努力做一个人的时候；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它不愿受别国的轻视，只有努力自成一个真正国家的时候。”中国学子的这种自信，当然是建立在超前的“社会主义”理想之上的。

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还出现了跨国的“革命加爱情”故事：中国学子拒绝了美丽单纯的中产阶级少女克拉小姐的爱，却与思想激进的艺术青年玛格莱一见钟情，两人相约同赴中国投身革命事业。“革命”成为他们“爱”的纽带。一个极容易演绎为“弱国子民”性压抑、爱饥渴的题材，在张闻天的笔下，被提升到一个罕见的理想高度。而张闻天所憧憬的革命理想国，在留俄学子蒋光慈笔下变成了现实，那就是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莫斯科吟》里，诗人这样写道：

朋友们！/莫相信人类的历史永远是污秽的，/它总有会变成雪花般漂亮而洁白的一日。/我昨夜梦入水晶宫里，得到一个确实的消息；/人类已经探得了光明的路口，/现在正向那无灰尘的国土进行呢。

朋友们！莫回顾那生活之过去的灰色黑影，/那灰色黑影真教我羞辱万分！/我今晨立在朝霞云端，/放眼一看：/好了！好了！/人类正初穿着鲜艳的红色衣襟。

十月革命，/如大炮一般，/轰冬一声，/吓倒了野狼恶虎，/惊慌了牛鬼蛇神，/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哎！十月革命，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罢，/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蒋光慈的留俄诗篇，表现了另一种精神风貌。也许因为是身处世界革命圣地莫斯科，种族歧视、现代性压迫、文化差异这一类在当时的留学生写作中经常涉及的内容，在他笔下几乎看不到。作者关注的，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被压迫者的反抗，是革命的爱情、爱情的革命，是未来共产主义的极乐园。这位以“东亚革命的歌者”自许的作家，这样表达自己对“诗人”的看法：“我以为诗人之伟大与否，以其如何表现人生及对于人类的同情心之如何而定。我们读歌德、拜伦、海涅、惠德曼诸诗人的作品，总是觉得他们有无限的伟大；但是一读苏东坡、袁才子诸诗人的作品，则除去吟风弄月和醇酒妇人而外，便没有什么伟大的感觉了。”唯其如此，诗人以“用你的全身，全心，全意识——高歌革命”为己任，其热切的目光，期盼着一个呼之欲出的理想国，就像《昨夜里梦入天国》描绘的那样——

昨夜里梦入天国，/那天国位于将来岭之巅。/它真给了我深刻而美丽的印象啊！/今日醒来，不由得我长思而永念：

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没有贵贱；/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打成一片；/什么悲哀哪，怨恨哪，斗争哪……/在此邦连点影儿也不见。

也没都市，也没乡村，都是花园。/人们群住在广大美丽的自然间。/要听音乐罢，这工作房外是音乐馆；

要去歌舞罢，那住室前面便是演剧院。/鸟儿喧喧，赞美春光的灿烂，/一声声引得我的心魄入迷。/这些人们真是幸福而有趣啊！/他们时时同鸟儿合唱着幽妙曲。

花儿香薰薰的，草儿青滴滴的，/人们活泼泼地沉醉于诗境里；/欢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欢乐啊！/谁个还知道死、亡、劳、苦是什么东西呢？

啊！此邦简直是天上非人间！/人间何时才能成为天上呢？/我的心灵已染遍人间的痛迹了，/愿长此逗留此邦而不去！

时过境迁，人们终于发现，这种“弱国子民”的自我超越带有明显的凌空蹈虚的性质，如果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标准衡量它们，显然难得要领。然而，重要的并不在于这些作品表达了什么，而是它为什么这样表达。对于一个灾难深重、长期受西方列强欺辱，已经无法从“现实”和“过去”中获得超越的民族来说，将希望转向人类共同的美好的未来，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出现这种“面向未来”的写作，也完全可以理解。在这道美丽的彩虹面前，中国学子的精神得到了的真正的超越。然而，这种凌空蹈虚的写作，往往难经艺术的检验，道理很简单：艺术与现实不能离得太远，离现实太远，意味着不自然，而任何不自然的东西，都有违艺术的本性；这种空想式理想式的写作，与前述的阴暗惨淡的自叙传式的写作，正好构成20世纪留学生写作的互补的两极。

作 者： 李兆忠，著名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