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经学贡献之二荀子的文学成就和影响

2016-03-15 02:00山西高专诚
名作欣赏 2016年22期
关键词:荀子诗经文学

山西 高专诚

荀子的经学贡献之二荀子的文学成就和影响

山西高专诚

荀子不仅是先秦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当时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他所作的诗和赋,对后世都有深刻的影响。在秦汉之际,荀子和屈原的风格依然并存。屈原的赋都表达了政治讽喻的内容,坚持了《诗经》以来作赋的传统。《荀子》政论文的主要特点是:文辞犀利而有规法,既有力度又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荀子》的文章达到了诸子百家的顶峰,直接促进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荀子 思想 诗赋 晋地文学

在晋地文学中,典型作品主要是《诗经》中的《唐风》和《魏风》,以及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论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荀子和韩非子师徒二人。

晋地民风质朴,早在唐虞时代,晋国就开始流传《卿云》《南风》《康衢》和《明良》等民歌民谣,而先秦典籍中所说的《大章》《大韶》和《大厦》等乐章,也是晋地早期诗歌。在《诗经·国风》中,属于晋地的有《唐风》十二篇、《魏风》七篇,约占“风”部分的百分之十二。《唐风》之“唐”,就是叔虞建立的唐国。《唐风》十二篇并没有唐国时期的内容,却以“唐”为名,表现了晋地的历史渊源。《魏风》之“魏”,是晋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大家族,最终成为三晋国家之一。魏氏家族和魏国历史是晋和三晋历史的一个缩影。反映在《诗经》中,晋地民歌民谣首先表现了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唐风》和《魏风》中的晋诗既讴歌了三晋风情,又记载了三晋名物;既有对普通人生活和情怀的描述和歌唱,也有对黑暗政治的抨击和嘲讽。这些诗歌主题明确,表达率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诗经》中的上品,更是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晋地的文学传统深受《诗经》的影响。这一传统在《诗经》之外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诗赋传统,一是它的政论传统。

先秦时代晋文学的诗赋传统主要表现在荀子的作品中。荀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荀诗和荀赋对后世都有深刻的影响。《诗经》中的诗歌主要创作于春秋之前,在春秋时代,士大夫们经常在各种场合非常优雅地借用《诗经》中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心情或意愿,有时也有一些个人的创作。到战国时代,由于时代的紧迫感在加剧,以诗代言的优雅情调荡然无存,诸子百家都是用鸿篇巨制表达自己的思想。受这种时代风气影响,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家和具有时代风貌的诗赋作品。

在这些新诗人中,最有成就的是南方楚国的屈原和北方三晋的荀子。由于楚地文化传统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屈原的诗赋辞藻华丽,婉转晦涩,在创作形式上也比较讲究。相对来讲,荀子诗赋粗犷豪放、朴实无华,重在直抒己意,不太讲究形式,充分体现了晋文化特色。比如屈原《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表现的是典型的文士哀怨。再看荀子之《赋》:“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齐均。”显然是重在表达思想。再看荀子《成相》篇中的通俗诗:“世之衰,谗人归,比干见刳箕子缧。世之祸,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表意胜过形式,显现了与“楚辞”完全不同的风格。

晚年的荀子,回顾一生经历和思想历程,感慨万端。作为思想家,他感觉到直接的批判只是阐明事实,还不足以表达其情感,所以就以诗和赋的形式加以表达,因为文学作品更能表达悠远的情怀。由此看来,我们必须重视荀子晚年浩叹中的文学成就。

《荀子·赋篇》记载了荀子的赋作。荀赋的内容有对儒家道德修养的关切,如阐述“礼”和“智”是什么,也有对生活日用的关注,如对“云”“蚕”和“针”的描述。虽然这些赋作的体量不大,但与他的哲学著作一样,也是充满了对于人间事物的关怀。不过,更能体现晚年荀子情怀的是他的《小歌》。

《小歌》抒怀

荀子晚年有“佹诗”一首。所谓“佹诗”,传统的解释是佹异之诗,意思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诗作。其实这首诗的真名应该是《小歌》,由《小歌》全诗和前面的诗序组成。

在荀子时代,诗歌并不流行。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天下形势复杂、社会事务紧迫,而“佹诗”更有利于政治家和思想家表现自己。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是以《诗经》为代表的传统,人们似乎已经满足于吟诵《诗经》之诗来表达自己的诗情;到了诸子百家的时代,现实政治理想充盈着知识分子的生前身后,只是到了战国末期,才在楚国出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骚诗。

楚国一直被中原文明视为文化不发达的蛮夷之地,在百家争鸣时代并没有出现过思想家,这也是形成骚诗文化的原因之一。但是,骚诗的风格虽然有《诗经》的痕迹,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格。其主题之多样、用情之凄婉、用词之偏僻,与《诗经》北辙南辕,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文化格调。可以说,《诗经》是北方的文学传统,骚诗则是南方的文学传统。

荀子的思想成长和成形于中原文化的传统中,但他又长期在楚国做官,甚至终老于楚国,所以,当他不得不以“佹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忧思时,不能不受到北、南文化的共同影响。总体上讲,荀子的诗作在内容上有更多的中原《诗经》文化的元素,直陈其事,观点明确而犀利,而在形式上则受到南楚骚诗文化的影响,用词时有偏僻,用情相对夸张。为了体会其特色,我们必须认真地诵读荀子的“佹诗”《小歌》。

我们先来看所谓的“诗序”部分:

天下不治,请陈佹诗。

天地易位,四时易向。列星陨坠,旦暮晦盲。

幽暗登昭,日月下藏。公正无私,反见纵横。

志爱公利,重楼疏堂。无私罪人,儆革戒兵。

道德纯备,谗口将将。仁人黜约,傲暴擅强。

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鸮为凤凰。

比干见刳,孔子拘匡。

昭昭乎其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

拂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

昊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

弟子勉学,天不忘也。圣人拱手,时几将矣。

与愚以疑,愿闻反辞。

因为天下政治得不到合理的治理,荀子不得不以诡异之诗予以鞭挞。

荀子用文学的语言对于当时社会的概括是:好比天地相互掉换了位置,四季也没有了自己的方向,星辰不断地陨落,白天黑夜也发生了颠倒,幽暗之处发出光亮,日月也躲藏得不见踪影。所以,这就是个黑白不分、是非不辨的时代,公正无私的人们反而受到各种打击,立志为公的人却一直受到排斥,道德高尚之人屡遭陷害,仁义之人被黜退,傲慢暴虐者却无度逞强。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导致英才失落,小人得志。

荀子举例说,如同商纣王时代的忠臣比干遭受剖心之害,春秋时代的孔子在卫国的匡地被拘押一样,那些具有大智慧的人,反而不断遭遇不祥,不合乎礼义的人和事大行其道,天下政治黑暗一片,无边无际,让仁人君子忧患无限。

但是,在终极意义上,荀子还是乐观主义者,相信正义终究能够战胜邪恶。他坚定地告诫弟子们,一定要勤勉学习,因为上天是不会忘掉那些担当道义的人们的。所以,圣人也是拱手而立,等待事物变化的契机。在这个时候,荀子宁愿做一个愚者,去说一些不能为世俗接受的话语。

那么,这是些什么话呢?那就是荀子的《小歌》。其《小歌》曰:

念彼远方,何其塞矣!

仁人黜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服矣。

琼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

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

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凶为吉。

呜呼上天,曷维其同!

每当想到未来,道路上充满了阻塞。明明是宝玉,却不懂得佩戴。忠臣身陷危殆,进谗言者却被任用。俊美的闾娵和子奢,没有人为他们做媒;丑陋的嫫母和力父,却是人们喜欢的对象。盲人被认为能看清,聋人被认为能听清。以危险为平安,以凶险为吉祥。上天啊上天,如何才能实事求是!

总体上讲,“诗序”部分更近乎写实,诗句部分更近乎抒情。《荀子》仅存的这一首严格意义上的诗作,让我们看到思想家荀子的另一面。诗义虽然不是足够的清晰和生动,但依旧能看到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切,对人类未来的关怀。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哲学的表达更近乎荀子的初衷。

文学成就的特色和影响

正所谓“诗言志”,诗赋是人生志向和情怀的一种相对深沉和悠远的表达。晚年的荀子,应该表达的思想已经完成,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衰减,既不可能四处游学、游仕,也不可能在现实政治中努力抗争了,于是他毅然掩上了哲学的书卷,在沉思中享受生命,而作诗作赋就是一种适度的享受方式。

荀子不仅是先秦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当时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他所作的诗和赋,对后世都有深刻的影响。作为独立于文学体裁的“赋”,直接来源于《诗经》中的“赋”体。《诗经》有三种主要体裁或创作手法,即赋、比、兴,其中的“赋”体就是“直陈事体”,把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容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既不使用比喻来借物说明,也不通过描述其他事物而兴起所要表达的内容。

在秦汉之际,荀子和屈原的风格依然并存。楚汉之争的两位主角——刘邦和项羽,都曾有过即兴的亦吟亦唱式的诗歌创作,开创了汉乐府诗的先河。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曾到故乡沛县光宗耀祖,并在与乡人的聚会中即席歌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与刘邦的争斗中,失败的西楚霸王项羽则在垓下被围中慷慨悲歌,吟诗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二人的作品风格明显有所不同,身为楚人的项羽更接近于楚辞的传统,而刘邦则更多了一些荀子诗赋的精神。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这是在说,荀子和屈原的赋都表达了政治讽喻的内容,坚持了《诗经》以来作赋的传统。班固接着说到,此后,先秦时期著名的赋家有宋玉和唐勒,汉代则是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但是,这些人因为更注重赋的形式,就逐渐失去了赋的实际内容。所以,东汉学者扬雄就自我检讨说,写诗的人既注重形式,又注重内容,而写赋的人则只注意了形式。因为辞赋到东汉时因为追随楚辞而走入了死胡同,人们这才又开始注重荀子的传统,使诗歌创作进入了朴实的古诗时代。《艺文志》记载有“孙卿赋十篇”,而现存《荀子》中只有《赋》和《大略》两篇,还有《成相》诗一篇。这种不一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荀子的赋在传世的过程中有所缺失,一种则是班固所说的“十篇”尽在现存的《荀子》之中,只是失去了明显的标记而已。事实上,《赋》和《大略》的诗赋也并不是十分连贯的整体,可以做一些篇章的区分。

当然,荀子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所以,在当今的古代文学史研究方面,讲到战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时,很容易忽略荀子诗赋家的地位。讲到汉赋时,由于多半是讲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等人的长篇绮丽之赋,也很容易略过与荀子诗赋风格比较一致的像刘邦《大风歌》那样的民间非专业诗人的诗歌创作,当然也谈不到荀子诗赋的影响。讲到汉乐府,则又倾向于研究《诗经》的影响,而跨过了荀子诗赋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再往下,讲到三国和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时,由于远离荀子的时代,更不会讲到荀子诗赋的影响。文学史研究中的这些缺憾之处,对于荀子及其文学成就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荀子是杰出的思想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荀子诗赋的地位。荀子的思想成长主要在三晋地区完成,他的思想和文学艺术成就是以晋文化为主体的。

荀子思想的直接来源是子夏之学,荀子的文学成就亦与子夏有关。子夏在孔门被誉为“文学”弟子,对孔门所重视的经籍既有深湛研究,也有积极传承。如前所述,当时的“文学”与我们现在对这个词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后世所谓文学,应该是在子夏“文学”的范围之内的。

晋地文学的政论传统主要是表现在荀子和韩非子师徒二人的作品中。在此二子之前,《汉书·艺文志》也记载了相当多的晋地政治家或思想家的政论作品,如“《魏文侯》六篇、《李克(悝)》七篇”,可惜已经散佚不存了。至于“《申子》六篇、《慎子》四十二篇”,虽然思想内容是讲述申子之“术”和慎子之“势”,但从写作风格上看,让人颇为怀疑是不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又有“《公孙龙子》十四篇”和“《毛公》九篇”,都是战国时期三晋名家的作品,前者基本上是哲学著作,后者则已经失传。还有纵横家苏秦和张仪的作品“《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后来也已失传。有人认为《战国策》中可能有此二子的作品,但现在要区分出来已经相当之难了。

这样一来,我们只能把关注重点放在荀子和韩非子的作品上,因为他们的作品保存得多且完整,而且具有那个时代政论文的典型性。《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孙卿子》三十三篇”,现存《荀子》有三十二篇,基本反映了荀子的学术全貌。《荀子》政论文的主要特点是文辞犀利而有规法,既有力度,又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汉书·艺文志》记载有“《韩子》五十五篇”,而现存的《韩子》也正好是五十五篇。不过,据学者研究,现存五十五篇很可能是后人为凑足班固所说的数目而勉强分篇的结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韩非子“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这些篇章现在都能读到,写作风格也相当一致。在这些文章中,韩非子用词简明、表达直率,无论是针砭时弊还是表达政治理念,都是直来直去,毫无拖泥带水之处,是政论文的典型之作。《韩非子》所表达的,既有理性主义的严酷性,又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性,前者让人拍案叫绝,后者让人扼腕叹息。

《荀子》的体裁和写作风格在《韩非子》中有着明显的回应,但是,与《荀子》相比,《韩非子》的文章虽然更具战斗性,但因此也显露出了独断性,并且在言辞上不太讲究,在文学表现力上远不及《荀子》。《荀子》的文章达到了诸子百家的顶峰,直接促进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作 者: 高专诚,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三晋文化。主要著作有《孔子·孔子弟子》《子夏与三晋儒学》《专制之父韩非子》《荀子与先秦学术的终结》等。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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