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五《尚书》：述三代以彰王道（中）

山西　刘毓庆

《名作》视野

“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五《尚书》：述三代以彰王道（中）

山西刘毓庆

与《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主旨不同，《尚书》是“述三代以彰王道”之书。本文意在从《尚书》的性质、内容，它在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的作用，它所提倡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与西方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等方面，探讨《尚书》这部上古典籍对于中国当代、未来的文化意义，以及它能给当代人带来怎样的文化智慧和精神力量。

《尚书》 王道 传统价值观 文化智慧 精神力量

《尚书》的文化意义

作为“五经”之一，《尚书》参与了营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巨大工程，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历史、文化的发展。它的文化素质决定了它对于建立当代人类价值体系的意义，决定了它对于人类未来的生存必将继续产生影响，并且会发挥它特有的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下我们分四个问题来谈。

（一）《尚书》确立了圣王系统与王道政治典范

我们这里讲“圣王”，讲“王道”，核心在一个“王”字。那么什么是“王”呢？《说文解字》说：“王，天下归往也。”意思是“王”与“往”音义相通，天下人心都向往的人就是“王”。《韩诗外传》解释得更有意思，说：“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谓之王……往之谓之王，去之谓之亡。”就是说，天下归往就叫“王”，天下人离去就叫“亡”。这有点歪批的意思，但它反映了古人的观念，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在古人心目中“王”一定是有大德大功于民的人，他能让天下人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号令。更值得注意的是，《说文解字》在“王”字的注解中，还引用了两位权威人士的话：“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一贯三，这“三”就是天地人，贯“三”的“一”就是“王”。这意思是讲，“王”不仅仅是人之王，而且也是自然万物的“王”。因此古书中在谈到圣王治理天下时，往往有“景星见，甘露降，醴泉出，朱草生，凤凰来”之类的祥瑞，或者是“万物盛多”“岁和时丰”之类的描述，表示王者有巨大的仁爱之心，能仁人而爱物，使天地间充满祥和与生机。

由“王”的这个观念再来理解“王道”，它的内涵就要丰富多了。所谓“王道”，就是王者王天下之道。那么“王天下之道”是怎样的“道”呢？抽象地说，它是与天道相合的人间之道，是符合天地间事理规律的自然而然之道。古人常把“王道”与“霸道”对举。王道遵循的是符合天道人情的道德性原则，霸道便是用武力使天下就范了的强制性原则。宋代大儒程颢说：“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所谓“以道治天下”，就是把握事物规律，在不违背事物原理的道德性原则下，顺势导流。夏良胜在《中庸衍义》中评论程颢的话说：“治道公案，历千万世，只此两言断决无遗议矣。所谓‘道’者，即得天理之正，极人心之安，无所为而为之者，王者之道也。法者，假仁义之偏，建事为之末，有所为而为之者，霸者之术也。”简单地说，王道是以德服天下的。这个“道”是天地间的“正道”，与那些邪门歪道大不相同。王道的具体情况，圣王的行为就是明证。《尚书》建立了一个圣王系统，这个系统的代表人物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他们都是古人心目中的圣王。之所以称作“圣王”，是因为他们有极高的智慧和极高尚的品质。他们把政治权力和道德修为集于一身。就道德品质而言，他们足以成为天下人做人的表率；就智慧而言，他们有超强能力战胜邪恶，安定天下；就权力而言，他们有绝高的威望，可以号令天下。中国古人讲道统、政统，这些圣王是将道统和政统集于一身的人，不像后世的帝王，只把握了“政统”，却不能传授“道统”，“道统”只好由知识群体来承担。

这里要说明的是，《尚书》建立的这个圣王系统，只是一个大纲性的名录，并没有过多的事实记述。而围绕这个名录有一系列的故事，都散见于先秦及西汉的文献中。尽管这些故事有许多是后人编写的，但也反映了古人心目中的圣王是怎样的形象。因此，我们在理解这个系统的圣王形象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尚书》的材料了。这些圣王都非常有典型性。像尧，这是《尚书》开卷第一篇《尧典》中彰显的一个形象，他是一个“仁”的典型，这个“仁”字是孔子对他的总结。《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记载孔子对尧的评价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尧典》则说他“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意思是：他认真谨慎，聪明智慧，仪态文雅，思虑深远，性情温和，恭敬谦让。他的道德光辉像太阳一样能照彻四海，及于天地之间。这些描写都很抽象，这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许多事情没有传下来，只传下来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但从他死后“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三年四海之间停止一切音乐以表示哀悼）的描写上，也可以看出他的仁德入人之深了。而“其仁如天”的评价，也说明了他像上天覆盖、生养万物一样，使天地万物都受其德泽。这里需要提及的有几件事。一是他在为政上，能使家族和睦（九族既睦），能使万邦和好（协和万邦），能使时化俗美（于变时雍）。这是一种天下和谐、风俗淳美的太平盛景，也正是万世所追求的一种盛世气象。二是在制度建设上，他能遵循天道，制定历法，教民掌握四时节气以安排农事（敬授民时）。按照节气变化制定岁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试想靠农业立足的人群，如果不能掌握寒暑季节，春不知种，秋不知收，这将是怎样的一种景况？因此可以说据天象以定岁时，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三是在政权交接上，他选择了一位青年才俊——舜，《吕氏春秋·去私》说：“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这反映的是天下为公的思想。而这一切都是他仁爱之心的体现。《论语》中记载孔子赞叹尧的功德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编《尚书》，要把《尧典》作为第一篇，正是出于他对尧的大德大功的赞美与崇敬。

如果说尧最大的人文贡献我们可以用“仁”字来概括，那么舜最大的人文贡献就是一个“孝”字。《尧典》记载，舜生活在一个非常恶劣的家庭环境中，“父顽，母嚣，象傲”，他的父亲是一个顽固的老头儿，他的母亲是刁蛮的后娘，他的弟弟非常自私傲慢，一家人都在陷害他。但他能够“克谐以孝”，用他的孝，用他的仁慈，化解了这个家庭的暴戾之气。他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赏识，尧把王位传给了他。舜有两件大事需要特别一提。一是巡狩四岳。这项工作在今天看来很无所谓，但在那个时代就特别重要了。为什么要巡狩四岳？这与历史上著名的“炎黄之战”有关。“炎黄之战”实际上是农耕民族抵御草原游牧民族南下的一场战争。黄帝是游牧民族的首领，他领兵从蒙古草原南下过张家口到了河北的涿鹿，即燕山之北，也就是今天的长城脚下。炎帝神农氏北上抵抗，在涿鹿之野摆开战场。结果炎帝大败。炎帝的失败，导致了炎帝集团的分裂：其中一部分归顺了黄帝，一部分则继续反抗。像蚩尤就是炎帝集团中最强劲的一支，他不肯投降，九战而败，其群属部分南逃，今西南苗族大部分即其后裔。归顺了黄帝的炎帝族人，便开始与黄帝族融合，但也不断有冲突。像共工、九黎、三苗等，都是与黄帝族长期冲突者的代表，在冲突中不断融合，形成了华夏族。黄帝族出于稳定的考虑，把集中的炎帝族群陆续迁散到四方。“岳”是炎帝崇拜的神山，他们每到一处，就要把“岳”的名字带到那里，因此有了“四岳”的名称。像五帝，都属于黄帝族的人。黄帝族人做了统治者，炎帝族人则作为臣子辅佐治理。故在《尧典》《舜典》中频繁出现了“四岳”的名字，还有共工、伯夷，都是炎帝族的人。舜巡狩四岳，其实是在做安抚工作，是一种怀柔政策。这种政策是要表示统治者天下一家的胸怀，是一种王者的气概。《吕氏春秋·上德》说：“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以德服而不以武力，这正是王者的作风。舜值得提出的另一件大事，是设立官职制度，有管刑罚的，管农业的，管工业的，管教育的，管祭祀的，管音乐的，等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设有管鸟兽草木的官职，其职责是管理山泽，保护生态，充分体现了一个王者对天地万物的仁爱。尧、舜是圣王系统中两个开创性的人物，因而其地位最高，也最典型，故孔子要“祖述尧舜”。

与尧、舜不同，禹的最大人文贡献是“勤俭”二字。《大禹谟》中就说他“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他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治理洪水。据《尧典》说，当时的洪水很大，“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所谓“怀山襄陵”，指的是把山陵都给淹没了，“襄”是“上”的意思。当时尧的都城在平阳，地在今临汾市。临汾的南面是襄汾县，原有地名叫“襄陵”。这“襄陵”和“怀山襄陵”的“襄陵”应该是一回事。平阳的北面有地名叫“洪洞”，“洪洞”是水势汹涌的意思，看来就是洪水时代留下的纪念。在西方也有洪水泛世的传说，所不同的是，在西方的传说中，洪水来了，夫妻俩成为最佳搭档，乘着方舟逃走了。至于有无其他的亲人朋友，神话没有说，恐怕也没有想到要说。在中国的传说中，遇到洪水，不是只顾自己逃跑，而是要治水，要战胜它，让万民安生。而且是父子相承，父亲鲧失败了，儿子禹接着来。这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父子相承，反映的是重血缘的观念；治理洪水，反映的是战胜困难的精神。关于大禹的勤俭，在先秦文献中有零散的记载。如《尸子》中说，禹“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孔子也曾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这是说，大禹其人其德无可指责，可以说是完美的。他把自己的饮食不当回事，却特别孝敬鬼神；把自己的穿着不当回事，可是祭祀时的服饰却很华美；自己住的房屋很差劲，却在疏通水沟渠道上用尽力量。显然，禹的无可指责，便在于他的俭于自奉、敬于奉神、勤于为民上。《史记·夏本纪》也说：“（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 显然这是一个持身“勤俭”的圣王典型。《淮南子·要略》说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就是效法大禹的勤俭作风，故墨子能“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与尧、舜、禹不同，成汤和周武王最大的人文贡献是一个“武”字。《诗经·玄鸟》篇称成汤为“武汤”，所谓“武”，既是武勇、刚健之称，又是能以武止武之谓。所以《说文》引楚庄王说：“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成汤的“武”便在于能以武力制止武力上，用《商书·仲虺之诰》中的话说，是天“锡（赐）王勇智”。他最大的勇武表现在颠覆夏政权上。夏朝末，夏桀昏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成汤兴义师，一举消灭了夏，东征西讨，平定了天下。当时他“东征西夷怨，南征北夷怨”，没去的地方都责怪他为什么不先来解放自己。他所到之处，百姓都欢呼雀跃，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君王，而且说：我们正在等待着我们的君王光临。您来我们就有救了！周武王则是以成汤为榜样行事的，他像汤推翻夏桀一样推翻了暴君殷纣的统治。《尚书·泰誓》记武王道：“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这是说，自己的军队高扬武勇，直入商境，除掉暴君，这比成汤的功绩都光彩。成汤和周武王是圣王中两个除暴安民的典型。也正是他们能顺应天意民心，推翻了腐朽的统治者，拯民众于水火，故“汤武革命”便成了历史上的佳话而被传颂。《周易》也赞誉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在这个圣王系统中，最具亲和力的恐怕要数周文王了。因为周文王晚尧、舜近千年，在他的时代，文字的记事功能已经很发达了，因此他的事迹能够清楚地传于后世，他爱民如子的形象能够真正树立起来。比如《周书·无逸》篇中写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意思是说，文王常做卑贱的活儿，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他为人和蔼、仁慈、善良、恭敬，心里常想着百姓的事，对鳏寡老人更是爱护有加。为了工作，他甚至忙得连吃饭的空儿都没有，早饭能吃到下午，目的是要让百姓过上安定和谐的好日子。《诗经》中说：“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据说这是指文王的。孟子也说过：“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这正是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的最佳解释。

那么，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由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所建立的圣王体系，他们所树立的政治典范是什么呢？由以上分析即可知，儒家最高理想的政治标准，就是帝王的自身品德，能如尧一样“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如舜一样“克谐以孝”；在处理天下事务时，能像禹一样“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像周文王一样“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像商汤一样“勇智”，像周武王一样“我武惟扬”，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在管理上，能像尧、舜一样“咨四岳”而不是独断专行，像尧、舜一样考察百官，黜陟幽明，重视礼乐之教；在对待百姓的态度上，能像周文王一样“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如果我们参考先秦其他文献，就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些圣王的仁爱之心，是广被天地万物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天地万物之王，故能爱人而惜物。《吕氏春秋·异用》篇有如下记载：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

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髊骨，又况于人乎？”

这是著名的圣王德用禽兽、泽及枯骨的故事。在《逸周书·文传解》中还记载了文王给武王的一方训话，告诉他保护草木鸟兽的道理：

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莫（暮）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吾厚德而广惠，忠信而志爱。人君之行，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括柱茅茨，为民爱费。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天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土可犯，材可蓄，润湿不谷，树之竹苇莞蒲，砾石不可谷，树之葛木，以为绤，以为材用。故凡土地之闲者，圣人裁之，并为民利，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山林以遂其材，工匠以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

这是十分宝贵的生态保护意识。这对于当下人类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的行为，应该很有启发意义的。到此便可以从圣王的行事中，看到“王道”的内涵了。圣王们的个人品德，自可为千古楷模；他们治理天下的模式，便是“王道”的具体说明。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有人说，上古圣王的传说都不可靠，那是后来人编出来的故事。甚至有人拿陶寺遗址中发现的“战乱”痕迹来说事，认为陶寺是尧的都城，而这个都城是毁于战乱的。因此尧、舜禅让的故事不可靠，战国时有舜囚尧的异传，这可能才是历史真相。笔者在三十年前也曾发表文章，认为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传说是假的，文王是死于纣手的。不过，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讲，传说比历史的真实更有意义。历史不可能是干净的，不可能有那么的善良，而更多的是流血。毛泽东主席有词说：“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但人类为了保护自己，使人类历史少流血，便在记忆中对历史做净化处理，消解历史中一些对人类健康发展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因子，以使历史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因此在没有文字或文字记述功能尚不发达的时代，便由人们用善意集体处理历史的传说材料。尽管说这种传说不真实，但它对于未来历史产生的影响却是真实的。尽管考古发现的是真实历史，可是这“真实”在历史上却没有产生影响，它的意义仍然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尚书》确立了以“德”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什么是“德”？德就是人的操守、品行。“德”字左边的“彳”，是“行”字的一半，也可看作是“行”字之省。“行”字在甲骨文里像交通畅达的道路之形，因此“彳”表示行路、行为；右边是“悳”字，上面的“直”，表示正直、端正，加“心”，则表示存心端正，没有邪曲之念。故《说文》说：“悳，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也就是于人无愧，于心无愧。但《说文》解释说：“德，升也。”“升”就是登高。这登高的意思怎么能和道德品行连在一起呢？民国时在武汉大学做过中文系主任的刘赜先生有很妙的解释，他说，把“升”的意义与人的品行联系起来，这与远古洪水时代的生活有关。“德”和“登”是一声之转，在洪水泛滥的时代，人不能向低处走，只有登上高地才能获得安全。当时人内心没有邪曲的念头，能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故一齐登上高地，各得其所，不相互侵夺，相安无恙，这就叫“德”。这个解释很有趣，或许这合于“德”的原始意义。古人常说：“德者，得也。”像《礼记·乐记》《管子·心术》《广雅·释诂》等，都有同样的解释。这其实是在说，德是得于外而成于内的品质，这种品质能使内得于心、外得于人、物得其所。由这个原始意义引申开来，“德”便成了一切关爱生命之行的总名。如：

《左传·襄公七年》：恤民为德。

《管子·正》：爱民无私曰德。

《管子·心术》：化育万物谓之德。

《庄子·德充符》：德者成和之修也。

《庄子·缮性》：德，和也。

《尸子·处道》：德者，天地万物得也。

《鹖冠子·环流》：所谓德者，能得人者也。

《韩非子·解老》：得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德”，对人的评价首先看“德”，如颂尧“克明俊德”，舜有“玄德”，言禹“诞敷文德”，皋陶则言“三德”“六德”“九德”。于社会则言德教，《周礼》中提到以“三德”教国子，以“六德”教万民；《左传》提到武有“七德”，又提到有三不朽，而排在最上的便是“立德”；《国语》提到文治有“七德”。对时世的变化也看其对于德的重视程度给予评价，如《曲礼》言“太上贵德”，《韩非子》言“上古竞于道德”等。古人甚至将德的评价标准推向了宇宙万物，如言玉有五德、凤有六德、水有七德等。似乎以德作为价值尺度，乃是宇宙的法则。《周易》言“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也反映了“德”是天、地、人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念。追寻这种观念的发轫，那便是《尚书》，是以《尚书》为代表的“六经”确立了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在《尚书》中，“德”字出现了二百二十多次。由“德”而构成的词汇如三德、六德、九德、中德、俊德、大德、元德、天德、成德、义德、实德、容德、明德、若德、敏德、经德、敬德、显德、怀德、奉德、用德、酒德等，少说也有数十。对帝王的评价，无不以“德”之存否为尺度；对于王朝的兴亡分析，也无不以德之有无为根据。对于天下秩序的建立与稳定，也无不是在德的基础上进行考虑。可以说“道德意识”便是这部经典的灵魂。

《尚书》中关于“德”提出的一个最主要的理论是“皇天无亲， 唯德是辅”，这句见于《周书·蔡仲之命》中。有人说，《蔡仲之命》是伪作，不可靠。但这句话又见于《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所引的《周书》中。宫之奇说：“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凭）依将在德矣。”这段话连续三次引《周书》，后两引又分别见于今本《尚书》的《君陈》与《旅獒》中。这里所讲的核心内容就是“德”。上天辅助的不是与自己亲近的人，而是有德者；鬼神所喜欢的不是黍稷祭品，而是人的美德；人不能改变祭品，但人的德性能使祭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唯“德”才是上天所辅、鬼神所爱、民众所依的。

介于这样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位圣王，其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就是必须不断敬修德行，用《尚书》的话说，就是“敬德”。所谓“敬”，就是认真、慎重，心无旁骛地对待某一件事。“敬德”就是把精力集中在修德上。如《周书·召诰》说：

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召诰》是周成王时的作品，内容是召公组织降服的殷民建造洛邑，周公代表到洛邑视察工作，召公在向周公汇报工作时讲了这番话。也有人说是周公所讲的，这些学术问题我们可以不去讨论，很重要的是在这番讲话中，对“敬德”问题的认识。这段的大意是说：我王应该赶快把德的问题重视起来。王配上帝，不可不敬修德行。要以夏商为鉴。我们不敢说夏王受天命的年数长久还是不长久，我们只知道夏桀不敬修德行，所以提早失去了天命；我们也不敢说殷王受天命的年数是长是短，只知道殷纣不敬修德行，所以提早失去了天命。现在我王继承了天命，我们就该知道这两个国家灭亡的原因，才能继承他们治国的功勋。现在上天赐给我们的命，吉凶长短究竟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我们应该有个好的开端，敬修德行，求上天赐予长命。这是《尚书》中谈“敬德”问题最典型的一篇，其核心思想是：不敬德就会亡国，夏和殷就是最好的证明。周要继承夏商成为统治者，就必须“敬德”。这代表了周朝人的价值观念，也是《尚书》中非常突出的统治思想。胡广《书经大全》于此篇中引新安陈氏说：“言外之意，盖谓成王今日安可尽恃大王、王季、文武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迓续祖德尔。敬德而言‘疾’最有力。盖人心操则存，舍则亡，必紧着精神，汲汲用工，则庄敬日强而能敬，苟悠悠玩怠，则安肆日偷而不能敬矣。后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纲领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在《无逸》篇中，周公又提到殷中宗、高宗、祖甲，还有周文王，这四位圣明的君王，他们都是“敬德”的榜样。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老百姓在骂他们，他们不但不会生气，而且还会做自我检查，即“皇自敬德”。即使小民错了，他们也会说：“这是我的过错。”这样做，老百姓才敢说话，自己也才能听到实话，明白自己的得失，从而去改正它。

君王不敬修其德，那就会“爽德”“败德”，这样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如《伊训》篇说：夏的先王能勉力修德，因而上天保佑，从不降灾于他们。因此山川草木莫不安宁，鸟兽鱼鳖也繁荣昌盛。到他们的子孙失德了，上天便降灾于他们了。上帝眷顾并不局限于一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作为君王，修德为善，善虽小，也会使“万邦惟庆”；若不修德，那只有倒霉。在《洪范》中又提出天气的“休征”和“咎征”，如果君王恭敬、明智、远虑、圣明，就会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反之，君王狂妄傲慢、办事错乱、贪图享乐、严酷急躁、昏庸愚昧等，就会风雨不调，庄稼歉收。总之，君王的德行会影响到气候变化，因此“敬德”便成为君王的必修课。

那么，君王如何“敬德”呢？具体而言就是“保民”——关爱民生，即《康诰》中所说的“用康保民”。上天所获得的信息，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书·多方》），老百姓就代表着“天”，国家的命运取决于老百姓。因此《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民心无常，唯惠是怀” （《周书·蔡仲之命》），因此必须时常对百姓好，常常为老百姓考虑才行。关于“保民”的思想，《尚书》中随处可见，如：

《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皋陶谟》：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

《伊训》：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

《太甲下》：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

《盘庚下》：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说命上》：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泰誓中》：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无逸》：徽柔懿恭，怀保小民。

《毕命》：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文侯之命》：柔远能迩，惠康小民。

这些被后世学者称作“民本”思想。在《尚书》所建立的这个圣王系统中，每一个人都能以“德”为价值核心来对事物进行判断和认识。这些圣王一方面用“德”自律，另一方面又为世楷模，以德化民。如《大禹谟》说：“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为君的知道做君之不易，为臣的知道做臣之不易，都能勤于为政，务尽其责，这样政治自然会清明，老百姓自然会观感速化，勤修其德。《君牙》篇也说：“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只要自己行为端正了，小民就不敢不端正。小民不知道中正，要从自己这里学习中正的。这样上下一“德”，天下便可大治。

作 者： 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赋学会、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