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吾〈论语〉》系列之四亲者严，一大难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句甄读（上）

上海　沈善增

古典丛谈

《还吾〈论语〉》系列之四亲者严，一大难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句甄读（上）

上海沈善增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孔子语录中最具争议也是最被人诟病的一句，直到今天，在大多中国民众心中，它依然是孔子蔑视妇女的“罪证”。对于此句，历代注解《论语》的学者有不同说法，但也不排除为维护孔子的圣人地位而做的刻意回护和人为拔高。其实无论是刻意回护还是故意歪解，都远离了孔子的本意。本文意在从断句及社会背景角度，对这个句子做出全新阐释。

《论语》 女子与小人 社会背景 阐释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看到我的引文，就可以知道，我的引文与其他注释本的引文都是不同的。不同不在字，在断句。而我认为，以前所有的误解，都是断句错误惹的祸。

《阳货》篇中这一章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仅就知名度而言，可能并不比《论语》首章低。但《论语》首章的知名度高，是正面的；这段话的知名度高，则是负面的，是被批出来的。以前每当过“三八”妇女节，或者讨论妇女问题，孔老夫子总不免要被牵一回头皮。谁叫他说这样的公然蔑视女同胞，说“女子”“难养”的话呢？女人是让男人养的吗？还是男人是由女人养的？说“养”倒还罢了，还说“难养”，真正岂有此理，欺女子太甚！

在当初“批林批孔”的年头自不必说，即使到今天，学术界已能实事求是地或曰同情性地理解孔子，但对这段话的解释还是有点勉强。

金良年先生在《论语译注》里把这段话译成：“女子和小人可算是难以养护了，亲近了就放肆，疏远了就抱怨。”他把“难养”译成“难以养护”，可见他对《论语》同情的理解和他对孔子的辩护态度了。但他显然感到这样的辩护还不够有力，所以又归纳了几种辩解意见：一、“女子与小人”不是泛指，朱熹说，是家中的仆役与婢妾。二、邢昺（宋代官方《论语》注疏本的首席作者）说，这是说的大概情况，至于特别贤明的如周文王的母亲，就不在其中。三、孔子所说的重点是小人，女子不过是借以做比喻。

这三种见解，其实同样是经不起一驳的。

第一种朱熹的说法，没什么根据，凭什么说，这里的“女子与小人”是特指“仆役与婢妾”？作为读后感发表是可以的，作为注释，难以判定对错，所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第二种邢昺的说法，只能更加引起众怒。他说只有特别贤明的女人不在其中，那么，就是绝大多数女人无疑在“难养”之列。这种观点，对宗法制集权社会加强夫权当然是有好处的，而在今天，孔子如果真是持这样的观点，那么，即使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批判还是要批判的。说这样的观点在今天也是合理的，今天的女人与小孩（照于丹的说法）的确是“难养”的，大多数人我想是不会同意的。

第三种明显与原话的字面意思不相符合。“女子与小人”，“女子”在前，“小人”在后，不说重点在“女子”，至少两者是并列关系，怎么变成重点在“小人”，“女子”只是“借以做比喻”呢？这样解释，太随心所欲了。

这样的辩护，与反过来批判用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思想方法上说是一样的，都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主观情绪的“爱者欲其生，恨者欲其死”的态度。对《老子》《论语》《庄子》的注释错得那么厉害，与这种治学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对这句话的误解其实是因为断句错误，这是我在撰写《还吾老子》时意外发现的。“女子”中间应有标点断开，如“女、子”。“女”指的是君主的妻妾，“子”指的是君主的儿子，“小人”指的是君主周围的宠臣、佞臣、优伶、宦官之类。这“君主”可以推广到有土地占有权因而有土地继承问题的贵族士大夫，可以称之为“领主”。这里谈的其实是统治权的交接、继承问题。这是先秦政治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世袭制、宗法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谈这个问题，先要介绍一下世袭制与宗法制的区别。

世袭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从史料记载来看，中国是从夏朝开始进入世袭制社会的，但那时的社会是世袭制族盟社会，夏、商两朝都是世袭制族盟社会。世袭制族盟社会是由推举制族盟社会变化而来的。推举制族盟社会的中国，国家是由各部族联合组成的文化共同体。中央政权的首领是由各部族首领推举、协商产生的，这从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这种制度叫“禅让”。

据《尚书·尧典》，尧选定自己接班人的过程是很复杂与漫长的。

他在国家安定，大洪水还没有到来之前，就有了传位的想法，召开会议，咨询大臣与“四岳”（也就是四方的诸侯之长，他们各分管一方的部落）。尧对他们说，你们看，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做全国首脑？

有个大臣放齐说：您儿子丹朱就很合适，他很开明。

尧说：唉，他说话虚妄，又好强辩，这哪里行啊？

尧又问：那么，谁适合来担任处理全国政务的重任呢？国家元首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就选拔一个政府总理吧。

有个叫欢兜的大臣推荐说：共工在广泛聚集人力方面很有成绩。这个“共工”是尧的大臣，不是和五帝之一颛顼争帝位，失败以后一头怒撞不周山，造成“天柱折，地维绝”，天下发大洪水，导致女娲出来补天的共工。“共工”其实是官职名称，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工程部长。上古各个时代都有共工。

尧对那个共工很不以为然，说：哼！他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谦恭，其实对老天也轻慢不敬。

这次会议没有结果，后来就发了大洪水。尧又召集会议，要大家推举一个治水总指挥。人们都说：让鲧来干吧。鲧就是禹的父亲。

如果治水工程成功以后，功劳相当大，很可能就是帝位的继承人，而尧开始不同意由鲧来领导治水，说：他这个人刚愎自用，会是集体的祸害。

四方诸侯之长出来替鲧说话：恐怕还不至于吧，让他试试吧。

尧对鲧说：好吧，你去治水吧，可要谨慎啊，鲧！结果，鲧指挥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果。

此后几年，尧又一次召开会议，对四方诸侯之长说：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

四方诸侯之长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德行不足以继承帝位。

尧说：那么，你们可以推荐贵族中的贤人，也可以推举底层的贤人。

大家一致推举舜。尧说：这名字我听到过，具体情况怎么样？

四方诸侯之长说：他是盲乐师的儿子，父亲脾气很坏，后母不诚信，兄弟象很傲慢，而舜能与他们和睦相处，以孝行来感化他们，又加强自身修养，不与邪恶同流合污。

尧说：那好，让我来考察一下。我先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从我的女儿那里观察舜的德行。

后来，尧又把舜调到中央来，让他负责教化、行政、外交等各项任务，全面考察他的品德和能力，三年以后才传位给他。

舜晚年传位给禹，相比之下要简单些，因为禹领导治水成功，功劳很大，德行和能力都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众望所归。禹去世前，把帝位禅让给了他的助手益，但三年后，益把王位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自己退出政坛，隐居山林。

启接禹位，有几种说法：一种是益自己感到德行与能力不如启，主动让出王位；另一种是禹在世时就为儿子启做了人事准备，死后由一批诸侯、大臣出面表示不服益的领导，逼益让出王位。但安排再巧妙，也不能遮天下人的耳目。春秋战国时代，说到这段历史，就有人说，禹是表面上让位给益，实际上是让儿子启自己去夺取。禹也因此被给予较低的评价。“德衰”从禹开始，是当时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孔子明确说禹只是“君子”，称“圣人”还不够格。《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下德”指的就是从禹开始世袭制、宗法制的君主。本来，治水成功这样大的功劳，“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样的公心，应该是可以被称为“圣人”的，够不上称“圣人”，与他实际开始了政权的世袭制有极大的关系。从这样的价值评判，也可以看到老子、孔子等先秦诸子鲜明的民本立场，他们都认为世袭制是不好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启起兵用武力驱逐了益，夺得了帝位。这种说法在公开崇尚武力的战国时代比较流行，可以援引来为实力政策张目，所以，它的可靠性如何，还是值得怀疑的。比较下来，第二种说法的可能性较大。

夏、商两朝，一千多年，虽然是世袭制，中央政权、诸侯国、大夫采邑的首领位置在一家一姓中依照父系血统代代相传，但整个社会的组成还是部族联盟。中央政权与诸侯国类似当家的男子和其他兄弟的关系，还不是类似父子关系的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中央政权和诸侯国是各自为政，遇到大的事情，如修订历法、大规模的异族入侵战争，才统一行动。诸侯国君位世袭，只要上报备案就可以了，不需要中央政权批准。到周朝，才进入宗法制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与族盟社会的差别，就是诸侯国是由中央政权（或称“宗主国”）分封的，中央政权的首脑“天子”（王）和诸侯的关系，类似父子的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之所以周朝进入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周战争极其残酷，“血流漂杵”，中原地区出现了政权真空。周武王就把围绕首都镐京周围的土地分封给同姓的叔伯兄弟，这就是晋、鲁、燕、卫等诸侯国；把外围比较富庶、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分封给亲戚和功臣，这就是齐国等；其他地区分封给远亲，夏、商后裔，远古部族，这就是秦、楚、吴、越、宋等国。诸侯又以和周王室关系的亲疏、在伐商战争中功劳的大小，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这样，从王到诸侯，到卿、大夫，到士，到庶民，到仆役、臣妾的等级制度就形成了，这就叫封建等级制度。

周朝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在政治体制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实行了君位继承的宗法制。

宗法制是对世袭制的改进。它确立了传位的三项基本原则：传子不传弟，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幼。就是君主死了，有儿子的话，不管年纪多小，君位还是要传给儿子，而不是传给兄弟。只有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才考虑传位给兄弟。但往往是没有儿子从旁门中过继一个侄子做儿子，或者长子死了传位给长子的长子（长孙），也不传位给兄弟。但周朝以前，君主死后，儿子尚幼，兄弟接位，是常有的事。即使是周朝实行宗法制以后，在周王室也是基本按此原则传位继承的，各诸侯国却还是经常有传弟不传子的事，其他如传庶不传嫡、传幼不传长，也是经常发生的。传嫡不传庶，就是有几个儿子，有正妻生的，有妾生的，传给正妻生的儿子；传长不传幼，就是在同等条件（都是正妻生的，或都是妾生的）的几个儿子中，传位给年长的。

在推举制与世袭制社会，选择君位继承人，首要的标准是能力；而宗法制选择君位继承人，首要标准是血统亲系的程序。能力是后天决定的，血统亲系的程序是先天决定的，宗法制继承似乎否定了候选继承人后天的努力。而对一国一家的事业来说，继承人能力强，领导有方，当然是好事，生下来就在血统亲系的程序上占优先地位的候选继承人，未必就是能力最强的。所以，宗法制继承，对家国事业似乎是有损的，宗法制似乎是从世袭制倒退而来。

周朝之所以选择从世袭制的能力标准“倒退”到宗法制的程序标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进入世袭制以来，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推举制的继承人的能力标准。世袭制就是建立在一家一姓的血统亲系的程序基础上的。所以，孔子说，推举制及之前的社会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首要标志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意思，就是全国（中国古代将国家称为“天下”）的政权首领是公推的。从世袭制开始的社会，孔子称之为“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首要标志是“天下为家”，“天下为家”的意思，就是全国政权在一家一姓中传承了。从大同社会到小康社会，孔子认为是退步。大同社会还出“圣人”，像黄帝、尧、舜，到小康社会，再好，像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也只能是“君子”，称不上“圣人”了。从孔子定的这些概念，也可见出他的民本立场，他从根本上是反对世袭制的，当然也是反对宗法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但他不是要推翻宗法制、封建制，而是要以从推举制中汲取来的民本理念，改造、改善当前的制度。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孔子非常欣赏周公将世袭制改进为宗法制的作为。

能力本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见仁见智的概念。所以，候选继承人谁都可以说自己能力强，适宜接班。而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加强自己的实力、形成自己的势力，他们就在朝廷上拉帮结派，培植党羽。从世袭制开始以来，为了继位发生的动乱就不断地上演，而且越演越烈。这从“乱”字的演变过程就可以看出来。

“乱”，繁体字为“亂”，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古老的汉字）写作，上部“爪”，下部“又”，表示两只手；中间竖着相连的两个圆圈，表示物品，当中一横，表示分割；旁边四个“口”，表示众多的器具。这个字是会意字，用两只手来分割物品，放到众多的器具里，来表示分配。后来又加了个“乚”旁上去，表示跪坐着的人（古人都是跪坐，因此跪坐并不表示地位低下），意思还是一样的。“乱”就表示分配权。分配权是古代领导人最主要的权力，因此也是最高的权力。随着社会组织的扩大，其他的权力（如指挥权、管理权甚至决策权）可以下放，让别人去做，而分配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中。因此，后来把觊觎、谋夺这分配权，叫作“称乱”“作乱”，后来就变成形容词的“乱”，来指称“动乱”了。老子、孔子时代，指称“乱”，一般专指篡夺君位。乱邦、乱世，就是指君主的分配权旁落的邦国与时代。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公姬旦以身作则，改能力继承为程序继承，使世袭制进化为宗法制，的确解决了政治的大问题。周公是周武王的兄弟，周武王取得对商纣战争的胜利，建立周朝后不久就去世了，周武王的儿子姬诵年纪很小，按照世袭制的原则，辅助周武王打下天下的大功臣、周武王的弟弟姬旦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王位。但他提出了宗法制的三项基本原则，让姬诵登位，这就是周成王，而他只当辅政大臣，主持朝政。在周公旦执政期间，还平定了他的兄弟管叔、蔡叔勾结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发动的叛乱。本来，建立周朝后，周武王把商的王畿（商朝直接统治的地方）一分为三，由三弟管叔、五弟蔡叔和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分而治之，称为“三监”，就是为了防止商族后裔叛乱，没想到“三监”监守自盗，发动叛乱。三监叛乱，核心人物是管叔，他是周公旦的哥哥，叛乱的目的还是因为管叔想称王。周公旦执政七八年后，姬诵成年，他就还政给周成王。不久，他又畏避流言，流亡楚地。直到周成王发现了藏在金匮中的一份文件，记载周武王生前有一次生重病时，周公旦曾对上天祈祷，祈求上天让自己代武王去死。这使周成王很感动，于是派人把周公旦接了回来。周公旦就着手搞文化、制度建设，为三千年中华文明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由于周公旦的身体力行，所以，周王室（无论西周还是东周）基本上没有发生夺位政变或战争。周王室继位的稳定，对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

改世袭制为宗法制，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已经形成了君权和宰权的分离。用现代术语来比喻，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随着社会组织的扩大，调节社会组织内部关系的任务越来越重，人们对最高领导人的角色期望，从一个能力超强的指挥者，逐渐转向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和调解人。最高领导人的角色转换，是宗法制程序继承得以实行的基础。

但即使实行了宗法制，也还是程序继承与遗嘱继承相结合，而形式上以君主选择继承人（遗嘱继承）为最终的决定。何况在周朝一代，也只是在周王位的传承上基本实行了宗法制，诸侯国就难说了。于是，就凸显了储君制度，储君制是程序继承和遗嘱继承的结合。本来要在君主临终前才提出的继位人问题，而今在君主年富力强的时候就确定了，安排好了。储君（太子）制度，是程序继承与能力选择的折中，从正面意义上说，可以在较长时间里对继位人进行培养、考察；从负面影响说，把夺位斗争的时间拉长了，也复杂化了，使君位继承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首屈一指的重大问题，耗费了执政者大量的心思与精力，也成为政治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从先秦典籍文献中看，君主的妻妾参政，就是为了让自己生的儿子当继位者，所以伙同儿子，与近臣相勾结，争夺继承权。这是当时政治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管子·小匡》讲了这样一则故事。管仲拜相三日后，齐桓公就对管仲说：我有三样大毛病，还能不能当好国君呢？管仲回答说：我没听说过，不知道。齐桓公说：很不幸，我非常喜欢打猎，夜里也会出去打猎，打不到飞鸟就不回家。诸侯派来的使者找不到我，行政和司法长官也无法向我汇报工作，耽误了外交内政的大事。管仲说：这嗜好虽然不好，但还不要紧。齐桓公又说：很不幸，我还特别爱喝酒，白天喝了夜里还接着喝，耽误了外交内政的大事。管仲说：虽然是不好，但还不要紧。齐桓公再说：我的行为有污点，很不幸，我非常喜欢女色，因此，亲属中美丽的姑娘也有不嫁出去，占为己有的。管仲说：虽然是不好，但还不是最要紧的。齐桓公闻言板下脸来，说：如果这三桩行为都还可以，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管子·小匡》篇接着说：“（管仲）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

照管仲的说法，对国君来说，有“优”与“不敏”这两样缺点，比“好田（猎）”“好酒”“好色”更危险得多。“不敏”是“不勤勉”的意思，故曰“不敏不及事”，就是“不勤勉办不成事情”。那么，“优”又是怎么回事呢？

“优”，作“优游”解时，正面的意思是和乐悠闲，相当于今天说的“享乐”与“休闲”。古代贵族宴游时常有人演剧、跳舞、玩杂耍等以供取乐，这类演员就称之为“优”或“倡”或“俳”。先秦时君主与贵族有养优之风，这和古希腊贵族有养同性恋的娈童差不多。但中国的“优”作为君主的亲信，在政治方面是一股重要势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助长君主的不良意识，怂恿君主为所欲为，所以，管子将之视为政治上的一大祸患。孔子在本句中所指的“小人”，应该有一大部分指的是“优”。

作 者： 沈善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理事。文学创作代表作长篇小说《正常人》，长篇纪实文学《我的气功记实》。学术专著：《善增读经系列》（《还吾庄子》《还吾老子》《老子走近青年》《孔子原来这么说》《心经摸象》《坛经摸象》等），《崇德文化系列》（《崇德说》《人总要回家——沈善增评点〈旧制度与大革命〉》《崇德·尚义·尊礼·享福》《营生经济学》等）；创立崇德文化话语体系。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