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西赌博之风与唱赌戏之习论略

石　艺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南宁　530001)



近代广西赌博之风与唱赌戏之习论略

石艺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南宁530001)

[摘要]清末民初广西就赌抽饷的政策导致广西赌博与唱赌戏之风大盛。兴盛的唱赌戏之风虽提供了较多的演剧机会，有助于广西地方戏曲的发展，但赌博的合法性改变了以往赌戏中“赌”依附于“戏”的关系，使“戏”依附于“赌”，从而给广西地方戏曲的发展带来较大的破坏。

[关键词]赌博；地方戏；陆荣廷；邕剧

唱赌戏是赌博与传统戏曲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畸形的文化娱乐形式。它以演戏为手段招来赌徒聚赌(即所谓之“拢赌”)，又以聚赌抽头中的一部分支付演剧酬金，在获利的同时使赌博与戏曲形成一个共生循环。由于赌博在中国一直处于禁而不绝的状态，故唱赌戏之风亦绵延不绝，时间一久便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戏曲民俗。近代以前清政府禁赌，广西赌博之况尚属可控，唱赌戏之风也不盛。近代后列强入侵，清廷在赔款与国防诸方面的压力下，不得已在广东首开驰赌之例，进而演变为招商开赌承饷，形势大坏。由于两广在政治、地理、经济、文化上有着特殊的关联，故广西的态势亦甚为严峻，赌博之风与唱赌戏之习遂大盛。清廷覆灭，旧桂系一统两广后，主动大开赌禁，创办筹饷公司。广西赌风尤烈，加之陆荣廷喜好戏曲，广西唱赌戏之风便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极大地影响了广西地方戏曲的发展。以下从传统、突变、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传统

中国古代聚赌唱戏的风气在清朝最为兴盛，清代吴思祖《香会谣》中“高台演戏灯棚结，赌场酒馆乱如麻”[1]878的诗句描述了乡人借香会演戏聚赌的热闹场面。清代陈盛韶《问俗录·卷一》“鸭愿”条云：“秋将割稻之田租人放鸭……合得租若干，演戏还愿，至有每社演戏一月者，藉此赌博，流荡忘返，最为风俗之害。”[2]233悠久的流传历史自然也使唱赌戏风流布的区域非常广泛，吴思祖所记在江浙，陈盛韶所记在福建，而翻检各省典籍文献，不难找到唱赌戏的载录。在广泛的流布区域里，赌戏的称呼各不相同：桂林附近所唱赌戏多为彩调，故称“赌调”；桂西北以及贵州一带的赌戏多唱花灯戏，故称“赌灯”(赣东南则称“赌灯子”)；广东海陆丰地区所唱赌戏多在每年春天戏曲演出淡季时进行，故称“图春戏”；江西乐平地区所唱赌戏因赌博要“押红宝”，故称“宝戏”；湖北荆州地区则称赌戏为“刨场戏”，或许与赌场乃是围绕剧场而设有关。如此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由于赌博对民风破坏极大，清政府持禁止态度并拟有相关条例进行惩戒，故赌博多以暗赌的方式进行。不过，中国特有的节日民俗文化通常会使赌博禁忌变得松弛，逢年过节时聚赌一般不会触犯条例，可放心公开进行，此即为明赌。《香会谣》所载即是借香会之盛事聚赌。然而年节毕竟短暂，且有时间之限，聚赌不够便利，不能尽兴。民间遂衍生出创造更多节日庆典的对策，同时更多地利用演戏来渲染热闹与狂欢的节日氛围，以达到聚众赌、获大利的目的。前文所引《问俗录》提到的现象就属此列：赁田放鸭之租金，本属薄利，居然要演戏1个月来庆贺，显然是借还愿之名行赌博之实，而其中的演剧活动则有很强的鼓动作用，这也是唱赌戏形成风气的重要原因。

即便如此，清政府还是知晓唱戏聚赌的危害的，因此不仅禁赌，连唱赌戏也在被禁之列。例如，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有谕旨云：“盖州县村堡之间，借演戏为名，招呼匪类，开设赌场，男女溷淆，斗殴生事，种种不法，扰害乡愚，此则地方有司所当严禁者。”[3]75又如，道光十六年(1836)道光帝有谕旨云：“盛京为根本重地，风俗素称淳朴，前因有演戏赌博等恶习，屡经降旨，饬令该将军等实力严禁，力挽颓风。”[4]775再如，李星沅《李文恭公遗集》奏议卷九《审拟开赌窝娼棍徒并得规包庇兵役折子》记载了他在常熟查处的一件于坊巷之家唱花鼓聚赌的案件，处理还是较为严厉的。[5]361政府的禁令使唱戏聚赌的风险与代价变大。对于赌首而言，通常找到合适机会了才唱戏聚赌，不敢肆无忌惮。对于戏班而言，唱赌戏要冒班主被拘捕、行箱被罚没的风险，故唱赌戏通常是戏班演剧的下下之选。一般来说地位较高的剧种以及声名较响的伶人多不唱赌戏，只有那些发展不够成熟的地方剧种以及草台班、过山班等底层班社迫于生存才会去唱赌戏，而且唱赌戏时要么选择较为偏远的山乡，要么选择吏治较松的村镇。

由此可见，当朝政可控以及禁令执行得较好时，赌博之风与唱赌戏之习自然较颓靡，反之则较盛。从中国的政治与历史来看，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后，朝政变得越来越不可控，令难行与禁不止的情况也越来越凸显，赌博与唱赌戏之风在全国益盛。广西的情况大体如此，近代以前桂府在禁赌以及禁唱赌戏上执行得较好，雍正年间广西巡抚李绂发布《申明前院禁条告谕》对广西“省会关厢内外及各属城乡墟市公然开场聚赌”[6]104的现象进行禁止。从根源上打击了唱赌戏之习。不仅清政府，连起义的农民军在这一点上也持相同的禁行态度。例如，咸丰年间艺人李文茂起义，先在桂平(今桂平市)建大成国，后破庆远府(今宜州市)，得胜后发布公告：“……今又克庆府，特令唱戏酬神，王恩与民同乐。街巷晚头通行，睇戏不准开赌……”[7]186从历史文献的载录来看，在光绪之前，广西虽有赌博与唱赌戏的情况，但载录较少，较之安徽、湖南、江苏等省来看，态势是较好的，光绪后方态势大坏，后来居上。

二、突变

咸丰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相继发生，清廷财政拮据，无法应付浩繁的军费和赔款，于是在广东对闱姓赌博先以罚款手段获利以充军费之用，其后准其招商承饷，开驰赌之先例，后因民风大坏，遂又禁赌。在财政困难与民风炽盛的两难之间，清廷陷入旋禁旋开的困局。两广毗邻，民风相接，这一情况在广西如出一辙地上演了。据《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九十八”所述，光绪十六年(1890)广西巡抚马丕瑶奏云：“赌博之害最烈，广西此风尤甚。兵燹之后，无业游氓勾结土棍，设局诱赌，在在皆是。有地摊、钱摊、铜盒子、添宝飞、花会、闱姓等名目,为害实不可言。”[8]2373在说明广西赌博态势大坏之后，巡抚马丕瑶在奏疏中尚存“从严惩创”之想，但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广西巡抚黄槐森也只能无奈地“就赌规中筹饷”了。再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任广西巡抚丁振铎迫于筹措桂省分担赔款之窘，只能无奈地效仿粤省包商缴饷之举，正式成立闱姓承充公司。对此，《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一百七十四”是这样记载的：

丁振铎奏广西省此次奉派新约赔款每年三十万两，加以补平补色汇费各项共需银三十四万余两，数巨期迫，事关大局，自当勉为其难。……广西地接广东，赌风相沿成习，广东闱姓公司承缴巨饷，西省近亦私卖闱姓且有代东省公司揽收者，踪迹诡密，难于查禁。又查，前抚臣黄槐森饬据梧州官绅就赌规中筹饷，招募安勇。此外，各州县亦多有收规募勇之处。既已不能禁绝，不如化私为公，除白鸽票各赌仍行严禁外，仿照广东章程，包商缴饷，暂行试办，自本年五月起，每年共缴饷银三十万两[8]4885。

广东的“成功”先例、黄槐森的偶然之举、丁振铎的无奈主张，加之现实的困境，诸多因素汇聚，广西遂开始有条件地允许开赌抽饷，步伐已然与广东同进，引领各省。“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便贻害无穷。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西人萧凤韶到梧州任知县后给巡抚张鸣岐写了一封《广西善后刍议》指出，外省赌档不过破屋数间，里面秽腥不可近，稍知自爱者莫不以此为羞，但广西的赌档却是精洁可观，装潢甚于官廨，最后他提出了禁赌建言。[9]由于在当时与萧凤韶持同样观点者不少，故清廷随即下旨禁革。据《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一百八十一”所言，“有人奏广西赌饷贻害地方，请饬速行停止并严禁番摊、花会等，语着岑春煊、丁体常查明情形即行禁革。”[8]5053此后，广西如广东一样，陷入了旋禁旋开的困局，直至清廷覆灭。

清廷覆灭后，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掌权广西。与清末政府在开赌与禁赌间首鼠两端不同，旧桂系积极倡赌。在陆荣廷都督府财政司之下，设有广西筹饷局，负责推进各州县开设赌馆，承包赌税，后来发展到以行政命令在全省范围内招商投筒承包的地步。而包商缴饷的策源地——广东在赌饷问题上，从清末到民国一直处于旋禁旋开的矛盾中，故至旧桂系时期桂府已超越粤省，成为赌饷政策的引领者。据统计，民国元年(1912)广西仅赌税一项即达360余万元之多[10]650。民国六年(1917)陆荣廷借护国战争之机升任两广巡阅使，完全控制两广，将开赌筹饷政策完全施行于两广，桂省赌饷政策反过来由“徒”变“师”直接影响了粤省。民国九年(1920)粤桂战争爆发，陆荣廷战败宣布下野，失去了对粤省的控制，但仍控制着广西军政，在广西开赌筹饷的政策未变。民国十三年(1924)陆荣廷为沈鸿英所逐再次下野，随后不久新桂系上台。新桂系上台后，一时无法取消开赌筹饷的政策，只是迫于反对之声对赌饷进行了限制。民国二十一年(1932)桂府公布禁赌办法，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才完全裁撤赌饷[11]96。

由马丕瑶时期的抵制，到黄槐森时期的临时就赌抽饷，再到丁振铎时期有限制的允许开赌抽饷，再到旧桂系时期的肆无忌惮，最后到新桂系时期的逐步限制与取消，清末民初广西所倡行的赌饷政策致使桂省赌风尤坏，加之陆荣廷本人既好赌又爱戏，更是导致了广西唱赌戏之风越演愈烈。陆荣廷除了创建承赌筹饷公司外，他还出资组建了军辖的“军民乐”班，使之壮大成为广西第一班，为邕剧的兴盛提供了重要发展契机。上既行之，下亦效之，各基层赌场老板为了吸引更多的赌徒聚赌，也积极聘请戏班到赌场唱戏助兴，以桂北赌场为例，在城里的赌场，大多聘请桂戏班，在农村的赌场则多聘请彩调班。光绪三十一年(1905)赵炳麟丁忧回乡，见到由于政府开放赌禁，抽收赌饷，致使“开场演剧，聚赌抽规，所在皆是”，于是作《与粤西当道请禁全州赌博书》，提出“遇有唱赌调、演赌戏者，立即拿办”[12]40。据《全县志》所载：“往昔防城经费，就赌博征收，县城及各市场，靡不演剧聚赌，趋之如云，孤注一掷，不惜千金，喝雉呼卢，夜以继日，相习成风，莫可挽救。”[13]218除全州外，桂林也是赌博的中心，城区的南门、北门、水东门、定桂门，处处赌场林立，处处赌戏大唱。民国初年，自官方设赌收捐后，南宁以及周边县、镇的赌馆、摊主，为招揽赌客博取钱财，亦常包请戏班唱戏，故有“逢节日、诞期必演戏，有赌摊的地方多请戏班”之说。民国二十年(1931)，南宁“五司一部”设赌场，开猪肉标抽赌税来演戏，附近盖搭戏棚演戏的有：北校场、西平桥、地藏庵、长握岭、龙船塘、津头、大王坟、五通庙等地，白天各班轮换演出，夜晚回到南宁商会(今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政府)集中演出[14]124。

总之，近代桂府倡赌抽饷的政策制度致使广西赌风大坏，唱赌戏之风亦大盛。在近代的中国，唯粤省态势能与桂府相较，他省难出桂省之右，甚至在旧桂系陆荣廷时期，粤省亦不及桂府，可见形势之坏。

三、影响

兴盛的赌风使唱赌戏走向畸形的繁荣。一方面，演出的机会增多有利于地方戏曲的生存与发展，但另一方面赌戏中“赌”与“戏”畸形的关系也制约了广西地方戏曲的发展。在赌戏中，“赌”与“戏”的基本关系是“因会演戏，因戏聚赌”。而在近代桂府倡赌以前，赌博是违禁的，“赌”需要借助“戏”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故“赌”对“戏”的依附性较强，对“戏”的干扰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大。但随着倡赌政策的推行，赌博具有合法性，“戏”沦为单纯的招揽手段，由于“赌”握有强大的政策与资本之利，“戏”自然无法抗衡，于是乎“戏”渐渐沦为“赌”的附庸。由此一来，近代桂府倡赌直接改变了传统赌戏中“赌”与“戏”的存在关系，进而影响了广西地方戏曲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数个方面：

1.搬演时间。以往唱赌戏通常有淡季与旺季之别，在演出的旺季，剧班较少接唱赌戏之活，淡季才唱，前文所言之广东图春戏就是典型。此外，湘赣边境的三都地区，演出活动大多在农历九月、十月进行，旧戏班里有“九金十银”之说，湘剧艺人在这段时间多不唱赌戏，一般都是十一月之后才唱。又如长沙花鼓戏有所谓之“四季班”，他们正月至三月半唱灯戏，夏季到澧州、津市演夏戏，到安化茶园演茶戏，秋冬才专唱赌戏[15]22。以上数例表明，以往唱赌戏多在演剧的淡季，但自从近代桂府倡赌后，唱赌戏再无淡季与旺季之分，日夜相继。除季节外，在演出时长上，近代唱赌戏的演出时间也变长了。以往唱赌戏只是用演戏来制造热闹，招徕赌徒即止，故唱赌戏的时间不会太长。例如，湖北荆州地区的刨场戏主要就是打闹台而已，持续时间约为两小时，随后即停演开赌[16]475。但自近代桂府倡赌起，唱赌戏变成了每天中午、晚上各演一场，每场5个小时。而在贺州莲塘地区，夜场戏还不能太早开场，得先让赌客过一把赌瘾，中间看一场戏权作休息，然后继续再赌。演出季无淡、旺季之别，而且时间变长，演出较有保障，有利于尚不够成熟的地方戏与草台班的生存与发展，例如备受陆荣廷重视的邕剧这方面就有所受益，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当时的演剧多是随编随演的“搭桥戏”，庸俗、低级者为数不少，一些定性不强的伶人无心练功求艺，也不管演出效果如何，只求凑够时间了事，自然荒废了功业，更有甚者沾染赌瘾，闹得家破人亡，这对地方戏曲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2.搬演场所。演出需要剧场，以往唱赌戏，多是先定好戏场，再因势就形确定赌场，赌场大多围绕戏台四周而设，条件简陋的赌场是露天的，稍好者则是搭棚聚赌。但从近代桂府倡赌后，变成了戏台逐赌场而设，赌场在哪里，戏场便在哪里。由于近代广西赌博的商业化，为吸引回头客，赌场通常都是固定的，也比较干净，这使得近代广西唱赌戏的戏场固定化了、集中化了。例如，当时桂林、阳朔等地的湖南会馆都是赌博重地，赌戏便于湖南会馆搬演，而且由于会馆场所固定，这里大多上演连台大戏。演出场所的固定，免去艺人穿乡过镇之劳，连台大戏的上演也有助于地方戏的发展。但赌场老板们出于逐利最大化的目的，将赌、戏、娼、烟、食等皆混杂在一起，更适合赌而不适合唱了。例如，清末民初，欧阳予倩到桂林不仅看到戏院倚着赌场、酒馆而设，还看到花旦出场时唱戏、下场后陪酒的情况非常普遍。直到民国27年(1938)，这种唱戏宴客聚赌的陋习都还没有完全革除[17]327。这使得戏不成戏，班不是班，伶不为伶，扰乱了演艺市场，破坏了戏剧生态，影响了地方戏曲的生存与发展。

3.搬演剧目。在剧目的选择上，唱赌戏时通常不以艺术性为标准进行选择，是否利于招徕赌徒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往唱赌戏大致只作类的选择，不会细致到具体的剧目以及具体的剧情内容。例如，基于热闹场面容易引人聚集，赌首会选择一些场面较为热闹的打戏或闹剧搬演；基于赌徒多为男性，赌首会选择一些“粉戏”招徕赌客，例如湖北黄梅一带的赌首喜欢邀请采茶戏班演唱较为淫荡的剧目；基于赌徒皆有赢的心愿，赌首会选择一些寓意吉祥的戏，例如江西乐平南乡的赌戏必演剧目是《陈进七解宝》，寓意赌博得宝[18]690。广西贺州莲塘乡的赌戏第一场要演粤剧《刘金定杀四门》(又叫《大杀四门》)，以祝赌客旗开得胜[19]131。而桂平新世界戏班唱赌戏时所演的通常是《刘成救主》《刘金定斩四门》等剧目。久而久之，不同地区的赌戏剧目与当地文化结合，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赌戏例戏。例如，有粤剧芭蕾之称的《刘金定杀四门》在广西操粤语观粤剧的区域成为了赌戏开台例戏。自近代桂府倡赌后，赌首开始关注剧目以及剧情内容了。民国初年，鹿寨县的甘皇庙是一个大赌场，永福县某彩调剧班受聘到此唱赌戏。该班上演了一出《王二报喜》(又名《假报喜》)，演王小二因赌博而导致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得已行骗，骗局败露之后悔过自新，寓含劝诫之意。其结果可想而知，除了演员惨遭鞭笞外，赌场老板还规定以后上演剧目，须先经审核，不合格者要整改。该班最终不得不将原来歌颂劳动人民智慧的彩调戏《碰碰利》改为赞扬赌徒聪明能干的《甘托生对账》[20]37。

4.剧种的交流与发展。唱赌戏之兴，促进了不同地方剧种的流动，促进了地方戏曲的交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据祁剧老艺人郭品文所述，众多祁剧艺人在陆荣廷时期到广西唱赌戏，他们一般由湖南道州入广西贺县、富钟(今富川县、钟山县)、平乐、荔浦，后又入桂林、全州一带[21]44。后来祁剧进一步南下，影响了邕剧的发展，成为邕剧艺术的来源之一，邕剧在清末民初获得长足发展即与唱赌戏之盛密切相关，目前在留存的《夫妻响马》《三怕妻》等邕剧剧目中，尚保留有反映就赌抽饷的内容。民国二年(1913)，怀远县(今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为筹集军饷，成立军饷公司开赌收税，以戏招赌，以赌养戏，从桂林请来了桂戏林秀甫花旦班到古宜(今三江县城区)演出，后相继又有求庆班、娃娃班等桂戏班到三江各地演出，林秀班还留驻丹洲(今三江县丹洲镇)传艺，三江有了第一个戏班——丹洲桂剧班[22]700。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赌风盛行的荔浦县以唱赌戏招徕赌客的做法，也促进了文武场队伍的增多，普及和发展了文武场艺术[23]219。当然，在促进地方剧种发展的同时，近代唱赌戏也带来了一些伤害。据桂剧花脸蒋金亮所述，在民国十几年的时候，赌场老板请桂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谢玉君与周文生去唱赌戏，由于整天整夜地唱桂戏，老板听腻了，想换换口味，要求他们加演彩调，不得已之下，他们只能加演彩调传统戏《娘送女》[20]213。虽然戏曲艺术有相通之处，剧种的交流能带来相互的提高，但这必须是建立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的，人为的干扰不但不能带来提高，反而会破坏剧种的艺术性。

总之，近代桂府(尤其是旧桂系陆荣廷时期)倡赌筹饷的政策不仅使广西赌风大盛，也使唱赌戏之风大盛。唱赌戏对地方戏曲的发展虽有一定的促进，但这些作用大多对草台班较为有利，对于职业戏班以及较为成熟的剧种，伤害是很大的。这也成为广西地方戏曲发展所必须革除的毒瘤。民国中后期，欧阳予倩在广西进行戏剧改革，其中第一项就是禁唱赌戏。随着民国后期以及解放后禁赌措施的推行，唱赌戏之习渐靡，广西地方戏曲方重回发展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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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传清]

A Study of the Guangxi’s Gamble Habit and the Dramatic Performance Accompanied by Gambling in Modern Times

SHI Yi

(School of Literature,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01,China)

[Abstract]The gamble and the dramatic performance accompanied by gambling prevailed in Guangxi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Min because of the policy of getting the pay for the soldiers from gamble.The flourishing of this kind of dramatic performance provided much more acting chance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xi local types of drama.But on the other hand,the legalization of the gamble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ble and the drama,from gamble leeching on to drama to drama leeching on to gamble,which destroyed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xi local types of drama to a great extent.

[Key words]gamble;Guangxi local types of drama;Lu Rongting;the Yong opera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021(2016)01-0018-06

[作者简介]石艺(1978-)，女，广西宜州人，广西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戏剧文学。

[基金项目]广西哲社规划课题青年项目“邕剧传统剧目研究”(13CZW002)。

收稿日期2015-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