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大诗歌”观及诗人写作的局限与自由

何　瀚

(兰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30)



昌耀：“大诗歌”观及诗人写作的局限与自由

何瀚

(兰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昌耀在三种身份之间转换，他以“百姓”生活，而他作为一个已经觉醒了的人，这“百姓”的生活又让他无法在心理上完全认同，虽然他是“百姓”这一宿命的忠实的实践者和无法改变的承受者。于是，他将其精神化为“行脚僧”，他成为一个“百姓”的“布道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在“百姓”中行走的“化缘者”。这所“布道”的，不是“百姓”，而是“百姓”给他的行动的神示。他“布道”之工具是诗，他在俗世布道之身份是“诗人”。

关键词：昌耀；救赎；命运；身份；语言

昌耀：《我的诗学观》

昌耀关于诗歌是什么的问题的思考，更多地集中在他的《我的诗学观》中。他曾问过自己诗歌是不是经验的书写，也曾问过自己诗歌是不是情绪的抒发。他还想，诗歌可能与个人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诗歌只是一种关于语言的结构等等。但到最后，他将诗歌归为了“音乐感觉”，认为诗歌是时间空间的抽象表达，是不同的主题的融合汇通。他还认为理想的诗歌应当像一种流体一样，当写作的冲动来临时，他自己就像是一个容器，在等待着诗意抒发的灵气来宣泄和填充自己。其实，昌耀在这里更多地谈论的，是写作的心理学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诗是什么”这个诗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是诗人昌耀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诗人，昌耀对诗的理解是个性化的；同时，他对诗的理解也不只是局限在局部经验的层次。同样是在《我的诗学观》中，昌耀认为，人的局限让人的认识永远就像盲人摸象，都有各执一词而不能沟通的阻碍，都各自认为自己的见解是不可置疑的。事实可能也是这样，这其实说的是诗人写作体验的独特性问题。而昌耀更追求一个关于事物认识的全息的写作，这不能不说是诗人写作的雄心，但要达到这全息的认识，又是很难的。但自始至终，昌耀对诗的理解植根于他的创作体悟和阅读感受，有着深厚的诗歌经验作基础，但他又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个人经验的限制，力求对诗歌进行本质抽象的抒情和高度概括。由此，他心目中的诗歌是大诗歌，他的诗歌观是大诗歌观，一如他本人所言，“我是一个‘大诗歌观’的主张者与实行者。”*昌耀：《昌耀诗文总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0页。

昌耀一方面问自己诗歌是不是情绪、气质、结构或经验，另一方面也自觉意识到诗歌还有比这些要多得多的内容，于是他又进一步将诗歌当作一种像流体一样的事物来对待，将时空抽象、音乐感觉和多主题的全息诗歌作为一种理想的诗歌，而命名为他的“大诗歌观”。但当我们再次考察现代诗歌时，我们还是发现，昌耀还是忽视了一直以来都作为主要内容而被众多写作者所看重的一个现代诗歌新元素：虚构。这既有现代思想对诗歌的影响，也有小说中的写作技巧等因素对诗歌的入侵。“虚构”在现代诗歌中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虽然“虚构”在现代诗歌中的合理性还有待讨论，但即使如此，在90年代初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中，他们还是共同认可这一点并在他们的写作中实践着，“虚构”在他们双方的写作中都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昌耀的诗歌还是与“民间写作”或“知识分子写作”不尽相同，他的写作中散文化的倾向要大于小说化的倾向，也与穆旦诗歌的戏剧化不同。可以看出来，昌耀诗歌的散文化来自艾青的影响。在当下许多诗歌被诟病为分行散文，是因为少了诗歌的音乐性，而在昌耀这里，因为他的“音乐感觉”，这一弱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克服。比如他的诗歌《百年焦虑》。*昌耀：《昌耀诗文总集》，第626-627页。

昌耀的这首《百年焦虑》，将梦境重新化为诗歌，即诗人的经验、情感与所思所虑等，通过语言、音节的选择与意象、句式的对应，使内心情绪的流动与宣泄得以实现。这内心情绪的流动，就是“音乐感觉”。其中的“当我注意到它的存在，它就变作一只啮食细草的狗。而当我不要注意它的存在时，复成为一只对我无害的公羊”就是诗歌中音节的基准，它的一边是焦虑，另一边是现实与梦境。情绪的“音乐感觉”是让这焦虑与现实和梦境处在同一场域，遵从一个统一的指挥，也就是诗歌实现的途径，这其中控制诗歌的，正是“音乐感觉”。

但是，我们认为，他的这种诗歌写作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据经验、情感而来的写作，它的由此而生成的诗歌的结构和情绪的表现以及气质等的产生，还没有完全脱离诗歌语言的第一场景。因为第一场景中的语言，还受制于语言的所指，即仍然被习俗的惯性所限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诗歌的力量，这也正是语言的惰性的体现。在诗歌的写作中，情感和经验就好像是贝塞尔曲线的两个固定点，曲线的基本特征由之来决定，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构建第二场景，追求诗歌语言的能指，即通过想象的虚构，就像是曲线的虚构的中间点，它的运动使曲线千变万化，从而达到诗歌可能的高度与深度及宽广度。

从对昌耀诗学观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大诗歌观”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写作实践，而我们从以下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大诗歌观”的形成及其诗歌语言特色，是与他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都或隐或显地规范着他写作的局限与自由。

写作的救赎：一个完成的时代与一个未完成的时代

我们以为，昌耀的写作，由于自身生命的结束，他的诗歌写作的一个未完成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但他诗歌写作的开始，却是一个完成的时代。在他的诗歌写作中，关于他的50至70年代，其通过把意识形态写作转化为历史审美，从而赋予了其50至70年代的生活以意义，完成了自身的救赎。这种有效性持续到了90年代。但在90年代当他遭遇“意义空白”之后，也就是另一个时代真正来临之后，他失语了，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未完成的时代。他的抵抗是通过蜕变，从历史的写作进入日常生活的写作，从日常生活中来完成诗歌的写作和自身的救赎。他的历史书写的审美、爱，在这里遭到了诘难，他痛苦地、勉为其难地、艰苦地进行着自身的又一次蜕变。不过，这次他是未完成的，其原因是多重的：首先，这个时代自身也还刚刚开始。其次，个人生命的有限性也使这种完成成为不可能。如果说他以悲剧精神成功地转化和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挤压，那么，当他要以爱来消解物质时，时不假我，他的“爱”遭遇了尴尬，他需要以新的救赎方式来完成自身，但诸多他自认为的和现实的“宿命”，使这第二次的救赎在途中便戛然而止。

在“一个完成的时代”中，许多人采取了逃避或遗忘的方式，“1987年后，作为政治解冻的表面回声，许多人‘归来’和‘复出’后开始了歌唱，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一种适度甚至是恰如其分的热情，命运的沉重之感似乎由于社会外部环境的戏剧性更迭而被取消了，在一片谦卑的感激之情和对社会疾病的声讨中，许多人只不过找到了安度晚年的绝佳方式。像后来的‘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历史虚无、生命虚无和文化态度一样，整个‘新时期’的诗歌成了无关宗旨的自娱式的特殊玩物。昌耀却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异常镇静地宣布：我还活着。”*殷实：《幸存的诗人》，董生龙主编：《昌耀——阵痛的灵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由此看来，这时许多人的写作实质上是一种立场，并非生命的反省和需要，而是一种释放(自以为压迫的)。“说真话”也是这种意义上的，是一种低层次的，而非民族、人生意义上的反省，因为历史的反思并非世俗恩怨的讨还。惟独昌耀将这种政治意义的庸俗救赎转化为爱和审美，从而上升为人类的悲剧。不过，在“一个未完成的时代”中，当他再次不愿接受意义空白之时，一如一些藏民的一生只是为了等身长头到圣地，一如哲和忍耶教徒的一生只是为求一件血衣一样，昌耀的一生也一样，只是为了灵魂的救赎。但不是等身长头，也非血衣，而是诗歌。可是，他的再次救赎这样一个雄心壮志多少碰到了问题。在“表述已经完成和正在发展中的事物方面，进入时代的心脏的正中，进入时代的最内在的生活，遇到时代的种种最内在的困境”*〔德〕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论里尔克》，范剑虹、荷燕译，张全岳校：《国际诗坛》1987年第3期，第245页。。

写作分期与三种身份

昌耀的诗歌写作据燎原的考察，被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由1955年到1957年的这三年，基本是刚刚到青海时，对青海的自然风景的书写；二是1959年到1967年，他被流放之后，对个人心灵的探寻；第三是复出之后的1978年到1986年，他对青海高原的重新造型；第四是由于时代的大变迁，他对自身焦虑与灵魂拷问的书写，这个时间段是由1986年到2000年。当然，燎原的这种“从个人生命处境和精神行程来考察”*燎原：《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代序)》，昌耀：《昌耀诗文总集》，第3页。的对昌耀写作的分期，还是注重其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划分，而非写作心理学意义上的划分。终其一生，昌耀写作分为三部分：一是对理想主义的追寻、转化、完善；二是对命运的探求；三是对于爱的歌颂，而这些都完成于对美的创造之作。其写作之所以可以以一条线，即由意义追寻到意义空白来贯通，就是因为其写作在潮流之外而不在现场，虽有偶尔的追逐，但他很快就能将潮流的影响转化为写作的需要，而非潮流的需要。这在他对西部诗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其明确的认识，他说，“西部对于当代诗人的意义是煅炉与开刃的硎石，是心灵在祭坛前的净化。”*昌耀：《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8页。如《烘烤》，如《意义空白》，如《求索》，莫不如此。

同时，昌耀在三种身份之间转换，他以“百姓”生活，而他作为一个已经觉醒了的人，这“百姓”的生活又让他无法在心理上完全认可，虽然他是“百姓”这一宿命的忠实的实践者和无法改变的承受者。于是，他将其精神化为“行脚僧”，他成为一个“百姓”的“布道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在“百姓”中行走的“化缘者”。这“布道”的，不是“百姓”，而是“百姓”给他的行动的神示。他“布道”之工具是诗，他在俗世布道之身份是“诗人”。这在他的诗歌《僧人》中有着明确的展示与揭示。如他说“在你名片的左上角才有了如许头衔：/……诗人。男子汉。平头百姓。托钵苦行僧”*昌耀：《昌耀诗文总集》，第487-490页。。而且他也乐于此种称谓，感觉到了一种“抽筋的快意”，也乐于行万里路，虽然他“自命逃避残忍”，还是调侃自己是“一个闯荡人世而完全不知深浅的家伙”。

这些在当时的诗歌写作中都多少有些是另类的。当许多人以牢骚和恩怨讨得一个安身立命之由时，昌耀却把这一切完整地保存，不时拿来咀嚼，一次又一次地煎熬着自己，压榨出一首又一首的诗歌，他摘掉了“荆冠”，但同时也拒绝了“桂冠”，他要以自身的抗拒，找到一顶属于自己的“紫金冠”，他不需要授予。他拒绝了授予，也就是拒绝了安逸，拒绝了物质的生活，也让妻子儿女最终绝望、愤怒，失去了依靠。他们无法接受一个这样的丈夫、父亲。苦难对于他们而言，不需要也不必要。他们需要温暖、安全的生活。但他没有给他们，他是生活最终的“败北者”。这让他感到了耻辱，一个精神的“圣者”，生活何以会如此糟糕？他也愤怒了，绝望了，他离家出走。诗人生活上的稚不及孩童与精神上的超拔绝伦之间产生了无法解开的死结。

他似一块铜板，从一个充满危险、苦痛和黑暗的极窄之门进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宽阔、明亮和幸福、温暖的窗口。一面遭受着精神的铁锤的击打和生活的硫酸的侵蚀，一面却将自身锻造为纤细的敏感的铜丝，绘制出精美的图案，让我们诧异，世界对于他是多么残酷啊，但他却以丰富的、痛苦着的凄美的悲壮，回报了这个世界。他太爱这个世界了，以至于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的无意义，他将亵渎也救赎出美来。他的力量来自于生命细节的真实和拒绝后遍体伤痕的无悔。他完成了一个时代，他开始了一个时代。“我所爱的，是那个在渴求不可能的人”，他“把自己的帆置于日落的方向”。*〔德〕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论里尔克》，第252页。但因为这方向已进入我们的内心，从而，也将在另一处的东方升起！这个对世界几乎一无所求的人，他给世界留下了“黄铜茶饮”，他从苦难中救赎出了人类焦渴的雪水，但他至死也未饮到一滴。他怎么会热爱痛苦，他比我们所有的人更热爱幸福！但这个刚刚开始的时代，需要我们来完成。“赞美吧，这就是一切！他是个注定/从事赞美的人，有如矿苗出自岩石/之沉默。他的心，哦，一种为人无尽/流送葡萄源的短暂的压榨器。”*〔德〕里尔克：《里尔克诗选》，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01页。

语言——“词语成了病症的素材，成了生命的构成和人类的磨难。”

昌耀通过感悟、认同的抒情，通过细节真实、构筑自身神话的叙事，通过将荒诞戏剧化，“在对高原历史时空以及叠合于其中的个人命运纵深向度的伸触探究中……承担了为未名事物命名的任务。”*燎原：《高原精神的还原》，董生龙主编：《昌耀——阵痛的灵魂》，第87页。他想“用古语特征造成的醒觉、紧张与撞击效能来体现精神的力道，……”*骆一禾、张玞：《太阳说：来，朝前走——评〈一首长诗和三首短诗〉》，《西藏文学》1988年第5期，第73-74页。但“语言的怪圈正是印证了命运之怪圈”*昌耀：《昌耀诗文总集》，第488页。。昌耀诗作中句号的堆垒，很显然是一种画面剪裁式写作，同时也是其心灵郁结的诗歌表现。诗歌的口吃与精神的障碍，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幼年时与女眷留守城堡的被惊吓的儿童说不清自己处境的身影。

生命是坚强的，也同样是脆弱的。梦想可以使一个人无所畏惧，现实却也使一个人谨小慎微，很难在二者之间寻得平衡。这就造成了昌耀诗中的一种叙述风格：引导、暗示性起语，进入状态后，又滔滔不绝地倾诉，密集的意象使你无法喘息，他想说出他心中的感动，但先试探你是否感兴趣。由此，起始的语句是短促的、提示的，当他以为你感兴趣时，他早已如江河之奔涌，一口气说出了他的感动，然后，他又迟疑于自己的判断，急促地收尾，似一个梦醒的人，怅然。如《筏之客》《内陆高迥》等都是如此。

痛楚、困惑、迷茫、迟疑、倾诉、执着之美，随处充斥于昌耀的作品之中。其诗作一如藏人之奶酪，仔细品味之后有说不尽的甜美，但这种甜美品尝之后却有着悲剧的滋味。同样，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和风格，或许更多地决定于作家个性、心理和现实遭遇以及由此形成的偏好。对昌耀而言，其文风、语言的选择，与他本质上孤独的个性﹑敬畏的心理和“右派”的遭遇有极大的关系。他忧郁、怀疑、多思而敏感的个性造成了其文风的陈述近于祈语，其孤独、敬畏的心理使其选择的语言的繁复无以复加，而其“右派”的遭遇，则使他的写作追求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而在这一点上，更多的诗人导向了直接控诉)，他意识到了单纯的直接的控诉是从“一极”走向了“另一极”。

昌耀诗歌的古语特征，更本质上而言，在于其诗歌句式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相近，这种状况在其中后期的写作中愈来愈鲜明，而非只是简单地运用古奥词汇的问题。只有从句式的古语特征入手，才能合理地解释其精神坚持的缘由和意义。因为句式体现着思维的特征，而思维的特征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昌耀精神的特征。追求地域性写作，正是因为地域文化特质规范了思维，或者说，正是其在与这一地域的关系的展开中，它们相互制约，产生了昌耀的独异的诗歌。而由此，写作的自由和局限，也就孕于其中。

如果口吃是个形而上的问题，*敬文东：《对一个口吃者的精神分析──诗人昌耀论》，《诗家园》2000年第3期，第28页。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生活中的谨小慎微，心理上的软弱已注入了诗歌之中，但他又不甘于诗歌中的自己也一如生活中的自己。因为如果是，他还以什么来抚慰自己呢？所以他以诗歌的结结巴巴，掩饰了自己的庸常生活和心灵的敏感，他以意象的由细节到神话的构造，重塑了自己的形象。“词语成了病症的素材，成了生命的构成和人类的磨难。”*〔英〕达瑞安·里德：《拉康》，黄然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写作的局限与自由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昌耀的“大诗歌观”。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诗歌写作的局限和自由，其实也就是诗歌语言文本结构自身的独特性与人自身的局限与个性的体现。对于昌耀而言，“大诗歌观”一方面在成就着他的写作，另一方面也让他的写作的局限含于其中。他从一种局限走向了一种自由，但同时也由一种自由走向了另一种局限。自由和局限就像一对互相界定的范畴，只不过新的自由的产生是对旧的局限的超越，而新的自由又何尝不是新的局限。这也就可以解释90年代之前的昌耀的写作何以会是一个结束时代而他遭遇“意义空白”之后的2000年及其之后的写作何以是一个未完成的时代；这也能更好地让我们看清，为何昌耀在之前的困境中艰难地活了下来而在之后的最后的人生道路中选择了自我结束。他的人与他的诗歌是如此地一致而又互相印证，以至于连他自己都说“命运是一本书”。他在这局限与自由、新的自由与新的局限之间，心灵一次次碰见质问。我们难免要问，这期间，诗歌的力量在哪里？诗人的力量在哪里？诗歌的自信在哪里？人的自信又在哪里？其实一切都在这个人和他的诗中。我们要问什么呢？一个精神世界无限丰富的昌耀，及“大诗歌观”的昌耀，相对于一个物质和世俗生活极其单调枯燥的昌耀，是自由的，但这其中的局限也是不容忽视的。他让我们看到，精神与物质之间要寻得一个平衡，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最后，他在精神世界的语言符号与物质世界的现实符号之间来回奔命，焦虑就像是挥之不去的魔咒。当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被严重打破而无以修复时，他又一次选择了自己的宿命，不过这次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给予：他选择了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更应当警醒，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不应当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替代关系。进而我们也可以说，对于一个诗歌与人同一与相互印证的人而言，他的诗歌结构的平和与稳定，也是他消解了自身焦虑的一个象征。于我们而言，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局限与自由，他的自信与焦虑，都尽显于他的诗歌中。他之人与他之诗，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警醒，也同样是一种考验。

(责任编辑：毕光明)

Chang Yao: the “Grand Poetry” View and the

收稿日期：2016-05-06

作者简介：何瀚(1973-)，男，甘肃西和人，兰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群文馆员，主要从事文化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6-0068-05

Poet’s Limitations and Freedom in Writing

HE Han

(Cultur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ofLanzhou，Lanzhou730030，China)

Abstract:Chang Yao switches among three kinds of identity, for like a “common person” as he may live, he cannot completely acknowledge such a life psychologically in that he is awakened, even if he is a faithful practitioner and an inevitable recipient of such a fate. Therefore, he has become a “preacher” for “common people”. The “sermon” is not aimed at “common people” but some prophesy for action from them. The instrument for his “sermon” is his poems while his identity is a “poet”.

Key words:Chang Yao; salvation; destiny; identity;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