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门”与西藏形象
——从美国媒体的涉藏报道谈起

曾凡传，陈　吉，徐万强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第四部门”与西藏形象

——从美国媒体的涉藏报道谈起

曾凡传，陈吉，徐万强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

作为“第四部门”的美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完成一道议题设置，议题一旦得到公众响应，达成共识，就会形成舆论影响政府的政治决策。在此过程中塑造的他者形象，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美国媒体通过叙事建构西藏，加之对西藏的固有印象，加深了美国政府和公众对西藏问题上的认知，然而这种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错位的。

负面报道；西藏形象；美国媒体

“大众传媒”一般是指通过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共进行信息传播的新闻媒体，其中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书籍等。本文所指的“大众传媒”是从狭隘意义上理解的，主要涉及当今美国主流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私有商业媒体。

一、美国媒体的平衡性报道与负面报道

《纽约时报》就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2月于白宫会见达赖一事后发文称，原本2009年就该在白宫接待达赖，但因当时筹备访华而放弃，并因此招致美国国内的批评。于是奥巴马选择在2010年2月会见达赖，并在一年半后又见了一次。

《华尔街日报》则认为，与以往不同，达赖的美国之行呈现出新动向。文章称，“这位精神领袖访美期间将更多谈商业，少谈西藏，他将与企业家讨论资本主义与非暴力，只在私下谈及政治和中国话题。”与奥巴马会面后，达赖先到硅谷与奥多比系统公司创始人格施克谈“慈悲怜悯”，然后去洛杉矶发表“非暴力”演讲，接着去明尼苏达波利斯谈论“幸福的本质”。

美国《本周》杂志把这次白宫招待描述为“奇怪的场景”。文章说，为不过分激怒中国，奥巴马没有让会面发生在椭圆形办公室，而是在颇有历史意义但政治性略低的白宫地图室。会面后，白宫工作人员为达赖打开一道侧门，门外走廊通向连接白宫西翼与主楼的棕榈室，走廊里甚至还摆着几袋垃圾。被认为对美国新闻内容起决定作用的美联社同样把这一举动解读为美方在“试图规避可能出现的争议”。[1]

纽约邮报网在报道中提出质疑：奥巴马真的有必要见达赖吗？中国拥有美国1.4万亿国债，并已经拒绝再购买。奥巴马见达赖可能会让中国这个潜在的国债买家愤怒，如果中国停止购买国债或者开始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利率将会因此大幅度上升，经济增长会放缓并造成大量失业。

《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等各大媒体反应几乎一致，称这是“一场注定引发中国谴责的会面”，“一个令本已紧张的美中关系怨恨陡增的举动”。可以说，美国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那就是此次奥巴马政府的选择是存在争议的，争议将最先来自在一些重要关切问题上与之存在捆绑关系的中国，因此毫无疑问，白宫方面采取低调又有所顾忌的处理方式就显得容易理解了。

可以看到，美国媒体一部分在强调这是一次宗教文化交流而非政治性质的会晤，白宫预计到可能引起的后果并做出了尽可能减少争议的努力。在人权问题和宗教自由问题上，美国坦率表达了与中国的不同和对抗，中美必须接受相互敌对的现实，但冲突不会有什么后续，不至于影响两国的经济关系。而一些媒体则为美国经济发展和中美两国外交关系前景表示担忧，指出奥巴马政府缺乏明智考虑，其背后动机可能是为赢得民意支持，或是通过“外交跷跷板”——时而友好时而敌对的策略来牵制中国。事实上，美国媒体的这种反对声音并不少见，就奥巴马2010年与达赖的会晤来说，当时就有媒体在报道中直接给予了批评，这些例子正好反映了美国媒体“平衡性报道”的传统。

近年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正面、负面和无立场意见广泛散落在各大传媒载体中，其中负面报道占据最大比例。中国形象在美国媒体那里，在白宫眼中是处在动态发展中的形象，赞扬肯定的声音随着中国崛起的事实变得更为频繁。但总体上，冷战后美国媒体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报道仍以负面为主。就社会价值而言，负面新闻能够通过“揭露”“曝光”的手法，传达出身处前沿的文化工作者对生活世界的准确把脉和冷静反思，同时，作为一种营销手段，负面新闻能极大地满足公众的猎奇心理，调动他们内心愤怒、不安的因子，使媒体更容易完成议题设置，方便获得超出想象的声誉和利润，不可避免地，伴随利益和意识形态产生的虚假、不公正和带有偏见的报道常常出现，对此，美国政界也的确有人承认：“对华报道是片面的，不友好的倾向令人担心”。[2](P125)

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对政府产生有效影响是因为媒体首先能够直接影响公众，媒体报道实现其影响的第一种方式是完成议题设置。“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是指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为大众安排讨论话题，引起公众的注意，从而进入公众议题，影响公众的思想和观点。”[3]简而言之，就是媒体报道什么，公众就注意什么。媒体选择的内容往往是受众关注的内容，通过版面、字号、图片、播出时间等安排，使大众获得信息的同时影响他们的看法。当然，其他力量如政府、名人也能实现议题设置，很多时候，政府是媒体重要的信息源，政府出于自身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可以通过法律、经济等手段对媒体进行限制。但在此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媒体的议题设置上，因为当政府需要依靠媒体获得外部信息从而做出决策时，这种功能显得尤其重要。

媒体报道实现其影响的第二种方式是设置讨论框架。议题设置决定想的是什么，而讨论框架决定怎么想。媒体把机械零碎的信息放置在不同情境中加以解释，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前因后果的故事。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陷入疑惑，当他们想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时，就会依赖媒体，媒体怎么想问题，政府和公众就会被带入他们设置的情境之中。因此常见的现象是，对于事件的阐释，媒体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媒体从人权状况、宗教自由、发展程度等角度分析事件起因，就会对中国政府满腹疑虑。媒体讨论框架总是同一国利益、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尤其是当媒体和政府有利益关切时，两者会站在同一个阵营里。例如，通过设置讨论框架，“人权外交”等说法开始被提出。在美国，“国会更多地是从人权保护、宗教自由和民族自决等理想主义价值理念出发，美国总统则更多地从战略角度、中美关系大局、经贸利益等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4]

在制衡和妥协中形成对藏政策。当媒体站在不同立场选择不同角度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然其中不排除恶意中伤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如通过接近藏独势力企图遏制中国。

媒体报道实现其影响的第三种方式是形象塑造。中国在西方媒体和大众心中的固有印象有时会左右他们的判断，同时，媒体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也试图为他者塑造形象，即使没有明确指出，读者也能从一些暗示性的、反复出现的词语中领会某种倾向。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还是具有威胁的呢？当媒体把中国定位为不守规则、不负责任的形象时，就会得出中国企图挑战美国领导权，威胁美国利益的结论。当媒体认定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限制宗教自由的国家时，就会把西藏状况与中国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哪怕是一起受人指使的暴力事件。

在美国，某事件一经大众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报道，就会形成议题，一旦得到公众响应，达成共识，就会形成舆论影响政府的政治决策。

二、美国媒体对西藏的认知错位

大众传媒作为特殊的国家权力部门和系统承担着收集社会消息的职责，但这些媒体本身就处在一个充满复杂现象的世界中，即使再神通广大的媒体也不可能穷尽所有信息。在许多如历史、信仰、国家政策问题上的错位认知，使美国媒体在对待西藏问题上表达出与事实相左的赞美和批评。

(一)浪漫情怀的宗教想像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掀起了西藏热，有关西藏的图书、电影、学术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不小影响。即使没有去过西藏甚至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提到西藏也会心向往之，能对他所知道的西藏描述一二。这种冲动同样存在于当今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心中，从而引发去西藏“朝圣”的念头。然而，这种对西藏的精神崇拜往往是基于一种浪漫情怀的宗教想象。位于世界屋脊的西藏具有独特的地理人文风貌，人们把它视为一方神圣、纯粹的净土，从而逃离尘世浮华，追求精神的慰藉与安宁。在许多西方人眼中，它是神秘的“香格里拉”。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藏文文献资料中就有关于“香格里拉”一词的记载。原来，“香格里拉”一词的含义与藏语地名“尼旺宗”“独克宗”一致，意为“建在石头上的城堡”和“月光城”，该地在行政划分上属现在的西藏中甸县。

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借用地名“香格里拉”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架美国飞机被迫降落在虎跳峡北面，金沙江支流的一个被雪山环绕的小山谷中，面对眼前美妙奇异的自然景色，飞行员完全忘记了对死亡的惊恐，脱口说出“香格里拉”，赞叹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方。“那里是世界末日来临时人类的避难所，聚合了西方发达的技术和东方最炫耀的奢华，汇聚了世界各地的圣贤，他们过着富足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享受着人间的一切美好东西，长生不老。”[5](P127)此后“香格里拉”不胫而走，成为西方世界“世外桃源”的代名词。

有学者分析指出，越战后，很多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基督教失去信心，而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制度和灵修体验让他们找到了新鲜感。其实，美国支持奥巴马与达赖对话的舆论中，不乏被这种感情左右的声音，他们在宗教中习得的“慈悲”“怜悯”此时发挥作用，宗教哲学讲求“顿悟”而非不假思索的身体力行，反之则容易引发不辨是非的同情。真实的西藏不是想象也不是幻想中的西藏，大众在媒体影响下形成的认知有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认知，通过舆论继而在媒体的叙事中影响政治。

(二)不同的民族政策

没有比美国公民更深谙他们民族政策的人了。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无“民族”划分而坚持“民族大熔炉”的模式。美国人口统计局从社会意义和社会贡献角度来区分，而不是从生物物种、基因或人类学角度定义“种族”。美国的“种族”最少可以划分为五大类别：白人、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亚裔、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此外还包括其他外来移民和族裔。[6]可见，美国与中国不同，它的民族概念被“种族”“族群”概念替代，种族中包含了民族。在政策安排上，美国强调个人的公民身份和国族身份，主张不对种族进行法律、政治等实体方面的认可和标识，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同时为促进公平竞争与团结，主张避免把公民的财富、权力、声望、职业、教育等个人差距与族群身份、族群集体联系起来。通过三代大熔炉政策的推进，美国正在试图构建一个“不分来源、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的统一的美利坚民族，

与之不同，中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项根基性的政治制度，它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待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实施起在保持民族特色，维护多元文化方面毫不夸张地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们其中有很多甚至在影响着当今的中国主流文化，有时作为时尚元素而存在。同时宪法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鼓励他们参与国家事务，在发展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民族政策也同样给予支持，尊重其独立性。

美国媒体对两国民族政策很少有详细地分析，尽管在大萧条中走热的“解释性报道”即注重前因后果分析早已成为美国媒体报道的叙事传统，但美国人并没有因此了解到更多有关中国或中国西藏的事实。

(三)达赖形象与西藏人权状况

1905年1月，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目睹藏人生活写就的《拉萨真面目》一书正式出版。他写道：“自从达赖喇嘛十七世纪中叶掌管政权以来，西藏的僧侣统治历史就是一部血迹斑斑的阴谋史，……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维持他们的影响和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的手中……他们那些愚昧无知的农奴将逐渐接触到生活的真实面貌，将会开始怀疑若干世纪以来存在于他们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公正。但是目前，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

另一位少有的，被认为最能读懂西藏的西方人是法国的一位女士，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从1918-1945年间，她多次冒险深入西藏腹地考察，著作丰富，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一书中，妮尔这样描述道：“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分苛刻的头人。”“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坎德勒和妮尔都看到了西藏贫穷落后的一面，但显然两人作品的感情基调完全不同，坎德勒把西藏的一切不堪归结于达赖和追随在他身后的奴隶主们，否定了包括所有作为精神领袖的历代达赖。而奇怪的是，妮尔并没有提及奴隶主这样一个在西藏当时随处可见的群体，在情感上，她赞扬西藏人的朴素、虔诚，崇拜达赖和佛教哲学。妮尔回到欧洲，立即掀起了一股“西藏热”，当时《费加罗报》声称：“所有人都想作一名西藏人，因为喇嘛们用心灵感应来取代无线电，用心灵修持来生火取暖，用自动失去知觉而代替麻醉剂。”[7]

坎德勒作品发表的时间与妮尔相比至少早二十年，但并没有像后者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也因此，包括媒体在内的西方公众，对达赖和西藏人权问题的认识停留或者更贴近于妮尔所描述的西藏状况，显然，这是对西藏历史和中国现状的不了解。实际上，建国以后，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做了不少努力，解放西藏，废除农奴制，建立民主自治区，尊重藏人的宗教信仰，……在备受争议的人权方面，只要阅读历史或有过亲身体会的人，都会肯定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坚定政策。

美国大众传媒业十分发达，在世界遍布耳目，许多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基本都能客观评价，消息来源可靠且非常注重时间性。但是，这一部门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可以独善其身。美国媒体是美国垄断资本的舞台，而政府是这些集团利益的集中代表，因此媒体必然支持政府对内对外的一些根本性政策，维护当中不能言说的利益企图。媒体依靠广告，因此常常不得不屈从大广告商，成为垄断资本的宣传工具。为了扩大发行量，媒体习惯利用夸张手法的博人眼球，有时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这也正是西方媒体视野下，西藏形象得以确立的其中因素。

[1]奥巴马执意会见达赖美方被指“试图避免争议”[EB/OL].环球网.

[2]乔木.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与中美关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3]刘坤.传媒议程设置下的美国总统竞选运动[J].国际新闻界，2000，(3).

[4]张旗.美国外交决策的政治与西藏政策——分析框架与案例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1).

[5]刘立华.《纽约时报》——对话舆论研究话语分析视角[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6]楚树龙，李扬.美国的民族/种族政策及其启示[J].现代国际关系，2012，(6).

[7]耿异.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传[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2).

责任编辑：思动

“The Fourth Branch” and the Image of Tibet——Based on U.S. Media Reports of Tibet

Zeng Fan-chuan，CHEN Ji，Xu Wan-qiang

(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4，China)

American mass media，as the “fourth branch”，can affect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by setting a topic and winning the public support. The image of “other” is develop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American mass media created a Tibet narration and strengthen government an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ibet. Thi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must be wrong to some extent due to the guiding nature of the mass media and stereotype.

negative reports；the image of Tibet；American mass media

2015-05-23

曾凡传(1987-)，男，江西吉安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思想史研究；

陈吉(1991-)，女，湖北黄冈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家形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

徐万强(1991-)，男，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政治思想史研究。

1004—5856(2016)09—0047—04

D801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6.09.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