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影响因素及其测度研究*

唐卫宁，徐 剑

(湖州师范学院 商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影响因素及其测度研究*

唐卫宁，徐 剑

(湖州师范学院 商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根据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的内涵和构成，本文提出一个涵盖集群低碳战略支持、集群低碳创新能力、集群环境保护、集群低碳治理等7个因子的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探索区域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获得提升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集群低碳创新能力和集群低碳战略支持两个因子对区域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影响最为显著，集群低碳治理能力对集群低碳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但最不显著。

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随着全球气候暖化以及能源短缺日趋严峻，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谋求新一轮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极具效率的产业组织形式，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这些集群很多也是高碳污染的源头，因此，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快培育和发展低碳产业集群对于提升区域低碳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浙江是产业集群大省，但浙江产业集群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升级缓慢，碳排放高等特征，因此，作为中国集群经济大省，发展低碳产业集群，对于能源资源相对贫乏、环境容量有限的浙江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在此宏观背景下，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出台了《浙江省对应气候变化规划(2013-2020年)》《浙江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施方案》，明确了控制气候变化的任务。目前，浙江省已重点选取汽车、钢铁、石化等十一大产业集群开展转型升级，并通过大力改造高耗能产业，降低高耗能产品产量，减少产品内涵能源，促进传统高碳产业低碳转型，同时，浙江省低碳产业集群的规划发展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嘉兴秀洲工业园区成为首批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为了更好地识别影响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及时修正集群低碳发展路径，本文拟构建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维度结构相关指标体系，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区域产业集群低碳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浙江省乃至中国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提升提供相应的依据。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低碳产业集群以及低碳竞争力的研究正在兴起，学者们已经就低碳产业集群的概念、内涵、发展路径、培育策略、低碳竞争力指标体系、评价以及提升策略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就低碳产业集群的概念来说，目前尚无统一界定。冯奎[1]认为，低碳产业集群是指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实现清洁能源结构和高能源效率的产业集群。秦艳[2]认为，低碳产业集群是指以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为目标，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整合产业集群产品供应链，做到节能、减排、企业效益三方面兼顾，最终实现清洁能源结构和高能源效率的经济体系。吴志强等[3]指出，低碳产业集群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通过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并制定一系列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或引导低碳企业及相关配套企业向该地区集聚的一种产业空间形式。关于低碳产业集群发展路径、培育策略，也有相当学者进行了探讨。冯奎[1]提出四种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的模式：一是将传统制造业改造为低碳产业集群，二是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低碳产业集群，三是将工业园区优化为低碳产业集群，四是将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定位为低碳产业集群。赵广华[4]总结了发达国家建设低碳经济机制方面的成功经验，提出通过组织机制、财政税收激励机制、创新推动机制、市场调节和监管机制建设来推进集群低碳发展。吴晓波[5]指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创新、经济绩效、技术创新、竞争压力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推动集群低碳发展的关键。庄汉[6]指出，应通过加强相关资源、能源和环境领域的立法来推进低碳产业集群的发展。此外，王欢芳[7]、王淑荣[8]、王梁雨生[9]、丁建红[10]等学者分别针对不同区域对低碳产业集群培育策略进行研究。关于低碳竞争力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气候研究所与英国第三代环境主义组织(E3G)[11]最先提出了低碳竞争力的概念，他们认为“低碳竞争力是国家在低碳未来中为其人民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Lee和MacGillivray[12]认为“低碳竞争力是经济体通过低碳技术、产品与服务创造持续经济价值的能力”。诸大建[13]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把低碳竞争力界定为较少的CO2排放获得较好的经济社会福利，提出了以单位CO2排放的国民经济产出来表示经济意义上的低碳竞争力和以碳的福利绩效来表达福利意义上的低碳竞争力。随后，陈晓春[14]认为，国家低碳竞争力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方式与低碳经济的能力集合。徐建中[15]认为，区域低碳竞争力是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创新水平、生产效率、管理方式、区域政策制度、文化理论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诸大建[16]、慈福义[17]、崔建[18]、高超喜，范莉莉[19]等学者分别针对城市低碳竞争力、产业低碳竞争力、企业低碳竞争力开展了相关研究。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已有研究成果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大多还集中在基于国家这一宏观层面来构建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的基本框架，分析产业集群低碳发展问题，在中微观层面分析还不足。其次，有关低碳竞争力的研究文献中，目前大多是从国家、区域、城市、产业、企业视角来开展研究，针对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的研究很少，尤其关于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影响机理及其测度的研究还没受到重视。第三，现有研究大多是定性研究，缺乏对集群低碳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我们试图在明晰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特征及内涵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关键性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区域产业集群低碳发展政策，提升集群低碳竞争力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框架构建及假设

本研究的对象是浙江省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显然内生潜变量应为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其对应的观测变量为集群碳生产力、集群产品市场占有水平、集群销售利润水平。本研究的外生变量应为“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目前关于低碳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政策、科技发展、经济水平、环境保护，资源禀赋等方面。考虑到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具有区别于国家、区域、城市、企业低碳竞争力鲜明特征，量表中加入了体现集群低碳竞争力特征的题项[20]。同时，为了试图验证集群发展水平与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的关系，量表中也加入了表征产业集群竞争力程度的集群发展水平等题项。为了对问卷进行更好的修改和完善，首先用27个题项构成的量表对30位政府相关管理机构的管理者、领域学者以及集群企业管理人员进行了先导测试，并请他们在测试后提出改进意见，最终22个题项被确定作为集群低碳竞争力影响因素的观测变量。

在完成原始量表的数据收集后，首先对数据进行item-to-total相关系数和系数检验。在所有27个题项中，在删除了5个相关系数没有通过0.4标准的题项之后再次进行相关系数检验，发现如再删除任何选项都会降低系数，因此，其余22个选项通过检验。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对象确定为浙江省低碳试点工业园区的典型制造业集群企业以及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本问卷调查的对象是集群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以及政府相关管理机构的管理者。我们共发放400份问卷，回收326份，其中有效问卷281份，回收率为81.5%，问卷有效率为86.19%。

本研究采用SPSS18.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中，KMO=0.792，Bartlett球形检验的值=671.06，自由度261，达到显著水平，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萃取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进行因子提取，并进行斜交旋转(考虑到因子的相关性)，最终得到7个因子。这7个因子累计解释86.268%的方差。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本文将其测量内容归纳为集群低碳战略支持、集群低碳产品市场需求、集群低碳创新能力、集群环境保护、集群低碳治理能力、集群低碳发展基础、集群发展水平7个因子，据此，最终构建了如图1、表1所示的框架模型及其测度指标。

表1 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及影响因素变量表

潜变量观测变量潜变量观测变量集群低碳竞争力(N1)集群低碳生产力(Y1)集群产品市场占有水平(Y2)集群销售利润水平(Y3)集群发展水平(W4)集群年总产值(X41)集群产业关联(X42)集群市场效率(X43)集群低碳战略支持(W1)低碳政策导向(X11)低碳制度创新(X12)低碳调控能力(X13)集群低碳创新能力(W5)集群低碳研发经费(X51)集群科研人员保有水平(X52)集群申请低碳专利数(X53)集群低碳发展基础(W2)集群低碳基础设施(X21)集群低碳金融环境(X22)集群低碳服务网络(X23)集群环境保护(W6)集群单位产值能耗(X61)集群废水排放达标率(X62)集群固体废物利用率(X63)集群单位工业增长值能耗(X64)集群单位产值碳强度(X65)集群低碳产品市场需求(W3)低碳产品潜在市场规模(X31)替代产品市场占有水平(X32)集群低碳治理能力(W7)集群低碳规划能力(X71)集群低碳管理能力(X72)集群低碳共生能力(X73)

三、 结构方程分析

(一)模型整体拟合度分析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之前，首先要检验模型的拟合度。检验模型的整体拟合度主要包括绝对拟合度、简约拟合度和增值拟合度三类指标。本研究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情况见表2。

表2 研究模型整体拟合度结果

由表2中的研究模型整体拟合度结果可以看出，本研究中各项指标的拟合情况比较理想，可见本研究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比较好，表明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二) 模型量表信度分析

信度检验通常采用Cronbachα系数。Cronbachα系数越大，表示该变量各个题项的相关性越大，即内部一致性程度越高。一般认为Cronbachα介于0.7～0.98之间属于高信度，而0.35以下应拒绝使用。但是单纯的α系数无法对个别题项进行信度检验且有会受到题项数目的影响。因此，需通过同时检验其组合信度以及个别题项信度(SqusredMultipleCorrelations,SMC)。SMC越高，表示真实分数所占的比重越大， 信度就越高[21]。因此， 用SMC值表示个别题项信度时，当SMC大于0.5时就表明该题项可以接受，否则需要修订或删除。当大多数观察变项的SMC值大于0.5，则表示本研究整体测量指标的信度良好。信度分析结果表明，量表的信度水平均达到0.7以上，模型通过检验。另外，SMC指标介于0.68-0.81之间，均大于0.5，说明全部题项均通过个别题项信度检验，这表明本研究的模型测量是可靠的(见表3)。

表3 模型信度与效度估计结果

(三)模型量表效度分析

一是收敛效度分析。收敛效度用以检测同一构面内不同题项间的关联性。FornellandLarcker(1981)[22]认为，衡量收敛速度的指标包括标准化因子载荷、组合信度以及平均变异萃取量。一般认为因子载荷的取值大于0.5、组合信度以及平均变异萃取量(AverageVarianceextracted,AVE)的取值分别大于0.6和0.5时，模型的收敛速度达到要求。本研究各衡量指标的因素负荷量均已达显著水平(>0.7)；7个因子的组合信度介于0.73～0.91之间，均大于0.6；7个因子变量的AVE值介于0.63～0.85之间，均大于0.5。由此可以看出，该模型的内在质量较高，7大因素之间各构面题项具有可接受的收敛效度。

二是区别效度分析。对于各构面间是否存在足够的区别效度，本研究采用平均方差抽取法对模型的区别效度进行检验。即当模型中每个潜变量的AVE的取值都大于其他所有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值的平方时，则表示模型有足够的区别效度，反之，则区别效度不够。本研究中的7个因子的AVE值介于0.63～0.85之间，最大值为0.85，因子间相关系数最大平方值为0.6159，小于AVE的最小值0.63。由此可以看出，该测量模型的区别效度很高。

(四)结构模型分析

应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利用LISERL8.7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分析，可以得到各个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及观测变量和潜变量之间的因素负荷，其结果以及各系数的t检验结果见图2。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果讨论

结构方程分析结果显示，负荷系数与路径系数在0.05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表明集群低碳竞争力与集群低碳战略支持等7个因子之间存在结构关系，且所有的观测变量均显示出显著性，这验证了集群低碳竞争力的确是上述7个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集群低碳创新能力对集群低碳竞争力的影响最为明显，这一研究结果与浙江省产业集群低碳发展现状相当吻合。由于浙江是全国最早实施清洁生产示范工程的省份之一，并围绕清洁生产，培育了一批绿色创新示范企业、绿色工业园区，着力突破了一批技术含量高、应用前景广泛的低碳共性关键技术，2013年，浙江省低碳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激增，申请量位居全国前列。目前，浙江省产业集群低碳发展态势迅猛，而这些都与卓越的集群自主低碳创新能力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集群发展水平和集群低碳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非递归关系，这也说明这两个因子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集群低碳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引导集群构建集群低碳价值网络，这对于提高集群发展水平无疑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而集群发展水平的大幅提升，也会提高集群企业加大低碳研发投入的能力，促进集群企业形成提升低碳创新能力的良性循环。

二是集群低碳战略支持、集群低碳发展基础、集群低碳产品市场需求、环境保护等因素也对集群低碳竞争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集群低碳发展的客观环境和外部支撑体系会对集群低碳竞争力产生显著影响。特别的是，集群低碳发展带来的环境效应成为集群低碳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采用的集群单位产值碳强度、集群单位产值能耗以及集群单位工业增长值能耗、集群废水排放达标率、集群固体废物利用率指标均表征了集群的环境外溢效应，而创新能力也对环境状况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技术创新的不断推进有助于推动集群单位产值碳强度、集群单位产值能耗以及集群单位工业增长值能耗降低，从而推进集群低碳竞争力的提升。

三是集群环境保护能力和集群发展水平对集群低碳竞争力起着正向作用，但环境保护力度的影响高于集群经济发展水平，这说明集群的低碳转型需要更多的强制力量的介入。集群环境保护能力反映了政府等外在力量对企业生产过程的强行干预，集群经济发展水平则更多的反映了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主动进行的转型选择。虽然两者对集群低碳竞争力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从当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外在强制力量明显大于主动选择力量，因此，在低碳转型阶段，提升集群低碳竞争力的手段应以外部强制手段为主，辅以市场手段，这样能及早实现集群低碳竞争力的提升，以面对未来日益严峻的碳挑战。

四是集群低碳治理能力对集群低碳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现阶段在浙江省产业集群低碳发展中，集群低碳治理能力的提升对集群低碳竞争力的影响远未体现出来——这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也是引发我们思考的关键所在。这从一个角度证明，浙江省产业集群还处于低碳发展初期，对可能给集群低碳发展带来影响的治理模式的关注和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的提升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优先选择集群产业低碳关键技术领域，大力提升集群低碳创新能力。研究结果显示，增强集群低碳创新能力是培育和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的核心，必须完善以集群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集群低碳技术创新网络，结合实施产业集群低碳发展规划，率性突破集群产业关键核心低碳技术，加快低碳创新成果转化。具体来说：首先，应大力加强对集群发展至关重要的低碳核心技术研究，选择具有引领带动作用，并能够实现突破的重点方向，组织实施若干重大集群低碳创新发展工程，推动集群低碳要素整合和低碳技术集成，努力实现集群低碳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其次，应着力强化集群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在集群企业低碳创新能力培育中，可以依托集群焦点企业，围绕产业低碳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系统集成，结合低碳技术创新工程的实施，发展一批由集群企业主导，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低碳技术创新联盟，从而提升集群整体低碳创新能力。再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碳金融及其衍生品等经济手段调动集群企业实施低碳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激励集群企业的低碳研发意识与创新行为。最后，积极建集群低碳创新服务支撑体系。积极发挥低碳型服务业支撑作用，大力发展低碳研发服务、低碳信息服务、低碳科技服务、低碳技术交易、低碳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等低碳服务业，着力培育低碳服务业新业态，充分促进低碳服务业与低碳产业集群融合共生发展。

二是高度重视集群低碳发展的客观环境，积极创造有力的外部支撑体系。首先，加强政府对产业集群低碳发展的战略支持。培育和发展低碳产业集群是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为低碳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政府应加强对产业集群低碳发展的战略支持，深化包括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碳交易、碳金融在内的重点领域的改革；加强对产业集群低碳发展的引导，进一步制定激励性政策，通过实施各项经济鼓励措施——如建立低碳基金和节能基金、征收能源消费税等，促进集群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其次，着力培育低碳市场需求，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能否创造强劲的低碳消费需求成为浙江乃至我国产业集群低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应当积极引导消费模式转变，培育低碳市场，拉动产业低碳发展；鼓励绿色消费、循环消费、低碳消费，创新消费模式，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支持集群企业大力发展有利于扩大低碳市场需求的专业服务、增值服务等新业务，为产业集群低碳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最后，应强化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引导集群企业构建低碳竞争力。研究表明，环境保护因子对集群低碳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政府应进一步细化绿色标准，在政策法规方面积极推动碳排放量的核算，多角度建立低碳量化指标和评估体系，进行产品生产过程中能耗和排放监测，并尽快颁布专项的产业集群低碳经济法，以促进我国产业集群尽快向低碳转型。

三是正确认识集群低碳发展面临的问题，构建集群低碳共生治理体系。集群低碳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因素对集群低碳发展的潜在影响尚未充分显现，如对影响集群低碳发展的低碳技术的选择和论证不够充分、过度依赖政策支持、自上而下的操作方式等因素引致的多元管理现象。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建立一套有效的以政府为主导、包括国家、企业、社会和公众层面多方共同参与的集群低碳共生治理体系，着力构建包括集群低碳基础设施建设、低碳市场培育、低碳制度安排、低碳商业模式、低碳消费行为在内的要素组合的升级与配套，使集群低碳技术真正实现大规模应用，从而加快构建和形成低碳产业集群，使低碳产业集群真正成为未来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引擎。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应该存在以下可以改进的部分：一是研究中的量表是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吸收的基础上得到的，而目前国内外有关产业集群低碳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很少，我们能够查阅到的文献相当有限。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除了对相关集群企业进行了深入调研，还邀请了多位企业管理者、学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管理者对量表及其题项进行修改，希望能够尽量全面客观地反映模型变量。二是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问卷发放地集中于浙江省，集群样本均来自浙江，这使得样本的代表性存在一定风险，有待进一步推广补充更大容量的样本从而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验证与完善。这也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

[1]冯奎.中国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的战略思考[J].对外经济贸易实务，2009(10):10-12.

[2]秦艳，蒋海勇.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1(6)：24-26.

[3]吴志强，王效俐.低碳产业园区建设策略研究[J].经济论坛，2010(11)：157-159.

[4]赵广华.低碳产业集群的发展机制建设[J].中国国情国力，2010(8)：7-10.

[5]吴晓波.论低碳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8)：15-19.

[6]庄汉.低碳技术产业化的法律促进机制探析——以低碳产业园区建设为视角[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科学版)，2010(4)：23-27.

[7]王欢芳，胡振华.产业集群低碳化升级路径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2(2)：77-81.

[8]王淑荣.大连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的对策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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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eClimateInstituteandE3G.G20LowCarbonCompetitivenessReport[R].200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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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诸大建，陈静.城市低碳竞争力评价模型和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1(7)：10-14.

[17]慈福义.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J].企业经济，2014(8)：5-9.

[18]崔建.日本产业低碳竞争力辨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9)：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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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FornellC，LarckerDF，Evaluatingstructuralequationmodelswithunobservablesandmeasurementerror[J].JournalofMarketingResearch, 1981(19): 39-50．

[责任编辑 杨 敏]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Measurement of Industry Cluster Low Carbon Competitiveness

TANG Weining1, XU Jian2

(1.School of Business,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industry cluster low-carbon competitiveness, we make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covering low carbon strategic support for cluster，low carb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clus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luster, low carbon governance of cluster and other seven factors and put the empirical test to explore the enhancement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regional industry cluster low-carbon competitive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w carb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cluster and low carbon strategic support for cluster are the two significant factors of regional industry cluster low carbon competitiveness，and low carbon governance of cluster is the least significant factor.

industry cluster; low-carbon competitiveness; influence facto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2016-05-15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6@ZH005)； 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12CGL16YB)；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2G03002)。

唐卫宁，教授，管理学博士，从事产业经济学和创新创业管理研究。

F

A

1009-1734(2016)11-002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