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化生活方式的婚姻家庭形式分析

王冬冬，李芊芊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201804)



节点化生活方式的婚姻家庭形式分析

王冬冬，李芊芊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201804)

摘 要：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节点化生活成为这种文明形态的典型特征。个体作为网络社会实践中的节点，基于“生成”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这种生活方式使人类社会实践场中的每个个体不再依赖其他个体而更为自主地生活，更接近于自由的精神，使在工业文明及以往的数个文明形态中的社会组成基本单位——家庭日趋小型化，并逐渐解体。作为维系家庭的纽带的婚姻形式也会发生改变，两性之间的固定伙伴关系将越来越不稳固。

关键词：节点化生活；婚姻家庭形式；社会基本单元

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引导了一场人的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这使得社会形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将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网络社会的节点化生活方式重塑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交网站等传播媒介深刻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的重要平台。每个个体的生活行为同时处于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之中。这两个空间的边界是不相同的,一个人肉身栖居的场所可能与其从事的生产、消费、休闲娱乐以及政治参与活动的信息传递空间不发生联系,个体生活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1］。网络社会颠覆了现实社会中传统主体由社会职务、经济收入等形成的社会秩序结构,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型层级制社会结构被瓦解,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基于需求生成的去中心化的网状社会结构［2］。这种社会结构中的每个节点所生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动态的、不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提升了个体的独立社会生活能力,从而使个人从具体的实体空间解放出来,逐渐摆脱了社会关系的束缚。因此,节点化的社会结构也会直接影响到作为社会最基本组成细胞的家庭的存在形式。

婚姻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同时受社会形态变更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社交空间的形式和范围。生活重心移居至虚拟空间致使家庭内部的个体主体性增强,信息的高度对称使情感的指向性变得复杂和无限延伸,加之当下社会生产资料的充盈和婚姻附加值的提升,婚姻结构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婚姻制度出现瓦解的征兆,不婚独身、未婚同居、早婚早离、大龄未婚、对爱情坚贞度和忠诚度下降等成为常见现象,网络社会中婚姻家庭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节点化的生活方式中,家庭空间和公共领域的边界逐渐模糊并且向社区敞开,使人们在家庭空间内的意识与行为延伸到公共空间。节点化社会对时空概念的压缩和对人际交往身份的模糊,使人不断成为连接的主体,加速了家庭生活方式的变迁。网络社会的高流动性和现代社会家庭规模的减小,降低了婚姻的约束效力,解构着现有的婚姻关系。

生产力决定着社会关系,也决定了社会关系中的家庭关系。我们试图通过梳理家庭演变的过程,总结家庭演变的规律,并分析这个社会基本组成单位发生改变时的内在动力因素,将变量根据节点化社会理论中的各个特点加以调整,同时考虑家庭形态对社会型构的反向作用,从家庭结构、职能、婚姻关系及空间等方面预估未来社会基本单位的存在形式及其对于社会的反馈和影响。

一、婚姻及家庭演变的路径描述及其动因分析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社会的缩影,也是社会的组成细胞。社会型构是个体基于需求生成的连接关系的表现形式,在个体与外界产生紧密关系的需求中,关于生存与繁衍是最重要的,它与社会生产力有关。因此,作为社会最基本细胞的家庭,其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原始文明的生产水平决定了人类个体的生存能力十分有限,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以群体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劳动能力和自卫能力的不足,所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必须在一定数量人口保证下才能进行,才能使人类个体生存和自卫的需要得到满足。在母系社会之前,人类社群类似狮群,以小群体为单位,交配繁衍围绕男性争夺群体交配权为核心。这个时期是没有婚姻概念的,完全是强者竞赛,社群地位较高的男性获取在社群内的绝大多数交配权［3］。生存的压力是社群凝聚的唯一动力,社群可以看作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个不稳定的小群体,不存在家庭的形态,这也与当时的逐猎和采拾为主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根据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人类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需要群的联合和集体行动的力量。一方面以群的联合力量从事着物质生产；另一方面以群的范围为限度从事着人口生产,随后氏群的范围逐步缩小。群的范围的缩小意味着婚姻集团从杂乱的性交状态缩小到按辈数划分的状态,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家庭形态——血缘家庭产生了。

埃什尔曼在《家庭导论》中探讨家庭理论的结构功能框架时,解释了“结构”和“功能”这两个概念的关系:社会结构是社会的单位,它表现着一种或者多种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功能也阐释并影响着社会结构［4］。结构往往是要素的构成,而要素之间的构成方式所导致的结构即是功能的实现,家庭结构也是如此。家庭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肩负着两项历史任务:作为人的生产单位,为自己也为社会生产着日益增多的人口；作为物的生产单位,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着日益增多的财富。家庭的功能即指家庭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它主要有三类:一是固有的功能,如生育功能,这是家庭始终具有的功能；二是基本功能,如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这是保障人类生活基本需要的功能；三是派生功能,如教育功能、保护功能、娱乐功能、宗教功能等等,这类功能主要是保障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家庭的这三种功能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并非是同时出现的,前两种功能要早于第三种。考察家庭形态的演变以及婚姻在结构家庭过程中的地位变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具有什么样的互构关系,可以结合家庭的功能在历时态维度上观照其结构变化,同时对照结构个体之间相互连接的信息传递及命令关系进行梳理。历史上出现了五种类型的家庭:

一是血缘家庭。又称“血缘家族”,是建立在血缘婚姻基础上的家庭形式,存在于人类由原始群向氏族公社过渡的整个时期。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是在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姐妹,也互为夫妻。所生子女都是“知母不知父”,为母系所共有,血统世系从母系确定［5］。血缘家庭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出现,标志着原始群的解体和人类社会的产生。从此,人类就真正跨进了人类社会的门槛。

二是普那路亚家庭。恩格斯指出,经济条件制约着原始家庭的规模。如果经济条件发生的变化超出限度范围,原始家庭就要分裂出新的家庭,而这种分裂就为普那路亚婚（集团外婚)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认识大自然的能力和经验与日俱增,人们逐步发现和认识到近亲婚姻对于后代的体质和智力发育有着很大的危害性。于是,同胞和旁系的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便逐渐被限制和禁绝。在普那路亚家庭中,所生子女“知母不知父”,为母系所有,世系按母系确定。在这种族外婚制下,出自于同一个女祖母的若干代女性后裔,在母系血缘的基础上逐渐组织成一个确定的、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而日益巩固起来”的血缘亲属集团,氏族也就从普那路亚群婚中发展出来。

三是对偶家庭。对偶家庭是从群婚制过渡到一夫一妻制的原始家庭形式。母系氏族形成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和家畜饲养出现并不断发展,人们的生产活动开始由流动的采集和狩猎逐渐向定居的原始锄耕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过渡,氏族人口逐渐增殖,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随之有了提高,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然选择的作用。于是,氏族在禁止兄弟姊妹之间的血亲配婚的类别、等级越来越多,禁例日益错综复杂,并逐步地巩固下来,因而禁婚范围不断扩大,通婚范围不断缩小,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形成一男一女在“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在对偶家庭里,夫妻的结合还不甚牢固,也并非独占同居。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配偶双方也无独立经济,依附于进行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制家庭公社,遵循氏族外婚,个人及其物品均属于各自的母系氏族。

四是家长制家庭。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的过程中,其家庭形式并未直接进入一夫一妻制家庭,而是家长制家庭。对偶家庭的后期也就是野蛮时代的中期,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驯养畜群成了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这些新的财产最初归氏族所有,后来逐渐归家庭所有。按照当时的社会习惯,男子是这种新的财产的所有者。在母系氏族制度下,子女仍属母系氏族,男子死后要回到原来的母亲氏族,而他的子女无权继承自己的财产。随着男子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为了使自己的子女能够继承其财产,便废除了按女系计算的世系的办法和父亲的继承权,与此相适应的家庭形式便产生了。家长制家庭是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夫一妻制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成长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6］其非家庭发展的主要形式,而是从母系氏族的对偶家庭向个体家庭演进的过渡阶段。

五是父系氏族时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在距今大约四千年左右,随着冶炼青铜技术和青铜器的发明和使用,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的经济生活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和提高。男子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人类数量激增导致有限环境资源紧张,人类定居点之间矛盾加剧,开始以部落为单位互相抢夺地盘,此时男性的斗争天性显现出优势。由于此时单位人类社群的人口多到部落首领不可能同时占有全部女性,加上之前母系社会的发展产生的女权使得遗传竞争不再仅限于男性之间,一种以垄断资源分配为主要目的的婚姻制度在少数有权有势者身上产生了,继而族群内部产生了家族。大量的财富集中于男子之手,男子为了确认对子女的亲权和保证亲生子女直接继承自己的财产的利益,就要求改变家庭形式,确立坚固的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父权制家庭逐渐分离为个体小家庭,成为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这个时期的婚姻制度更多地关心如何在大部落内形成较为稳定的小群体,如何更有利于生产生活的进行。这使得以家族为单位的利益集团高度稳固和团结。于是,现代婚姻制度的第一个雏形——一夫一妻制出现了。

综上所述,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和对偶家庭的组成形式是由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共产制所决定的,导致了男子必须“出嫁”到女方氏族而“从妻居”、世系和财产继承权均从母系确定的情况；父权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以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私有制为基础,因而决定了男子在家庭中和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妇女则下降到次要地位,婚居形式由“从妻居”转变为“从夫居”,世系和财产继承权由母系改按父系。表1（见下页)展示了家庭演变过程中各个影响因素的状态。

从人类学视角分析,原始家庭不断演进的动力最初应归结于大自然的选择。但从社会学角度观照,社会制度及生产力的变化才是家庭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恩格斯认为,“人类由实行内婚制到外婚制,自然选择起了较大的作用,但后来主要由社会制度所决定。”血缘家庭建立在群婚制的基础之上,氏族制度又衍生了对偶制家庭,而私有制的产生与确定相对应地产生了家长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由此可见,婚姻家庭的建立首先要基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条件,初步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其次在婚姻家庭建立后,建立合适的家庭等级观念和财产分配制度来规范并且保障婚姻,进而深层次地满足婚姻单元的思想和精神需求,维持家庭婚姻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使得家庭可以形成一个整体并作为一个基本单元融入社会之中,与其他婚姻整体共同影响社会的发展。

表1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家庭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二、节点化生活方式中婚姻家庭形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网络社会到来,人们将线下生活移居到线上,呈现出二维空间相互交织的节点化生活方式。社会传播就像是一张大网,这张大网由无数的点以及点对点之间的连线组成,每个人在这张网上都是很微小却是很关键的节点,随着网络科技的日益发达,这种节点化的生活俨然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形态。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无疑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塑造着社会关系,最终也重构着人们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具体表现在:

第一,自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人际交往变得简单、自由和丰富。大众媒体使用主体及使用方式的高度自由促使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摆脱了身份、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现代的社交方式则可以通过纷繁多样的媒介方式来轻松地建立、解除、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导致人们作为单个主体而非家庭构成体的人际交往半径的扩大化。城市的多样性、异质性、匿名性催生出复杂多变的婚姻家庭选择形式,包括单身和未婚同居等。这对婚姻家庭的稳定无疑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第二,基于人类本能的猎奇心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的客观条件下,感情的指向性变得复杂发散和无限延伸。过去的熟人社会渐渐解体,以往熟悉的情感交往日益减少,网络引发整个世界聚合为一个全新并陌生、包含着丰富信息流动的“微缩社区”。居住在这样充斥着未知和新鲜的“社区”之中,好奇心理将得到更大程度的激发,人们对爱情的坚贞程度将下降,追求新奇、见异思迁的现象会增加,这是婚姻产生缝隙的诱因之一。

第三,家庭内部个体主体性增强,生活重心从实际生活移至虚拟空间。传统家庭是封闭的,社会的主要功能都集中在家庭之中,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性强,很少对外交往,排外、排他性强。而时下家庭状态为开放、松散的特点,家庭内部个体独立性强,自我主体意识高涨,成员间依赖性减弱,依托自媒体与外界的交流日益增强。同时现代家庭生活方式不再局限于现实世界,人际交往、休闲娱乐、旅游购物、商务往来等生活各个方面的重心都已然偏离到虚拟网络之上,打破了传统家庭生活方式。

第四,生产资料的充盈及生产需求的无缝对接使得男女不需要为现实利益而委身于一段婚姻关系中,婚姻使得人更加紧密地捆绑到社会人际的利益网络上。数百年来,年轻人都是利用婚姻来继承父辈的社会财富,建立独立的社会地位,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更重要的,婚姻让社会财富稳定地通过家庭遗传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了大量资源。人们不需要再为生存而结婚,这导致婚姻关系的建立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纯建立婚姻的动力已然不再。由于物质生活的充实使人们增加了对婚姻的期望,要求其所实现的功能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了这个“多功能”婚姻关系无法被制造出来。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也使家庭的派生功能中的教育和养老保护等方面的作用不再明显。早婚早离、大龄未婚、不婚独身,现代婚姻制度出现了瓦解的征兆。

第五,伴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而导致的血缘与地缘关系根基的松弛,生活区域人际关系的相关性变弱,婚姻关系的变动所受阻力变小。由于人际关系保持着弱连接,婚姻家庭生活的变动将不受生产生活的支配和影响。同时由于婚姻构成时经济因素的牵制日益消失,离婚成本也愈来愈小,保证了婚姻在物质等方面较少受到由于关系而衍生的关联,自由的重新选择将变得简单。所以当他们在处理婚姻家庭的相关事宜时,将更多的从自身角度考虑,以自己满足感的最大化为准绳,不用再去顾忌其他因素,这将减弱人们对婚姻关系的依附性,甚至完全不再需要。

三、节点化生活方式的婚姻及家庭形式的变化

（一)婚姻家庭关系及形式的变化趋势

关于未来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趋向,国内外学者曾做过多种预测。其中,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利比特认为,未来是高技术和高情感相平衡的时代［7］。科学技术越发展,人越进入高智慧状态,越需要高情感的充实。未来家庭作为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和人际交往的中心,不仅会带有高技术,高文化特色,也会带有高情感特色。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未来家庭将是独立人格的联合体,未来婚姻将更注重质量。与传统家庭、现代家庭相比,未来家庭将更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独立人格和个性的兼容与并进［8］。社会学家沙尔·费涅克在《家族进化论》一书中,转引格斯德的话说,在未来社会“家庭将成为不必要的,它将在空间里缩减为母亲和小孩的地位,在时间里缩减为哺乳的时间［9］。由此可见,基于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人们进入了高智慧且愈发拥有独立人格的时代,未来婚姻家庭形式和结构会多种多样。现代家庭将摆脱传统家庭所受的束缚,其功能将转变,空间也会发生缩减。与此同时,婚姻因为家庭形态的不固定而变得不再重要,新的家庭形式似乎不需要有某种契约束缚,人们回到对自由精神的依赖,更多地是凭借自主性的需求,结成具有生成性的生活伴侣关系。

（二)婚姻家庭的结构、职能及空间变化

基于对未来婚姻家庭关系及形式的判断,本文主要从家庭结构、职能及空间着眼,通过婚姻家庭基本要素之变化来推测未来家庭之走向。

第一,家庭结构的变化。通过调查发现,小家庭和主干家庭是我们城乡家庭结构的主要类型。家庭的小型化可以说是社会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许多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近些年的家庭婚姻新特点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家庭规模持续缩小,结婚年龄不断延后,生育期望逐渐降低。新家庭结构的产生给家庭赋予了新的含义,同时也将新的风险置于新型家庭之中。由于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更加注重对婚姻质量的关注,这本是利好结果。但是由于每个个体对于婚姻质量的追求程度和手段不同,导致夫妻双方可能对对方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种不切实际难以实现的要求会逐渐侵蚀家庭根基,慢慢地给双方带来信任危机进而给家庭和谐带来威胁。加上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导致两性关系高度不稳定,双方基于自身更高体验和享受,婚姻对双方的约束效力逐渐变小,逐渐会导致婚姻的易碎性。

第二,从家庭的发展史来看,家庭本身所具有的职能在生产不断社会化的趋势下受到相应的削弱,其具有的“派生职能”、“基本职能”、“固有职能”正在有序地逐渐向社会转移。在派生职能的转移方面,教育职能中的幼儿教育已然从家庭转向社会；就其娱乐职能而言,家庭的娱乐已经由曾经内向的“琴、棋、书、画”发展为外展而多样的电影、音乐会、聚会、旅游乃至世界性质的文艺表演和体育竞赛；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典型的自给自足家庭经济模式早已荡然无存,家庭的生产职能也正在向社会范围转移。同时,家庭的生活职能也在转向社会,人们对衣食住行的需要都可以通过社会得到满足,日益完善的孤儿院、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直接承担本该由家庭承担的义务；家庭固有的生育职能也正面临着被社会剥夺的威胁。从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后,生殖生物学、生殖医学和遗传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对人类无性繁殖的研究正在撞击着“生育工厂化的大门”。一旦遗传工程得以实现,家庭最基础的职能最终也将向社会转移。这一切重新定义了家庭的基本职能。

第三,单一的家庭行动空间在向多层次的社会空间转化,且这种扩展是无限的,家庭空间和公共领域的边界将会越来越模糊,这种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在家庭空间内的意识与行为延伸到公共空间［10］34。家庭空间可以被定义为家庭活动中涉及的空间范围和位置,即家庭成员的活动涉及的与情感互动相关的各种实在物构成的地理场域以及想象空间,包括家庭物理空间、家庭心理空间、家庭行动空间等［10］32。随着节点化生活中网络技术的普及,工作空间愈发不受固定场所的限制,工作地点由传统聚集型场地转变为灵活独立的个体空间,而家庭往往成为个体空间的优先选择。家庭办公使得家庭空间变成一个对外联络沟通的平台,它也为家庭物理空间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可能性。家庭物理空间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是公共空间的特殊部分。尽管人们在家庭空间的具体层面上边界清楚,但又常常把家庭空间的交往模式延伸到公共领域。

（三)社会基本单元变化趋势

以互联网通讯技术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节点化社会,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使生产关系重组,它压缩了时空概念,模糊了人际交往中的身份特征,同时将人作为连接的主体这一特性无限扩大。伴随着家庭规模持续缩小,家庭结构不断重构甚至解体。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导致两性关系高度不稳定,婚姻约束效力逐渐变小,两性不再基于生产生存而选择具有契约关系的固定伴侣,而自由的关系必然会松散,再加之不再有任何结合或分离的压力,未来可能将完全没有组成婚姻的必要性。家庭功能减少直至没有履行有效职能,家庭空间界限的模糊甚至完全向社区敞开。我们认为婚姻家庭的形态将发生根本性的革命,在这里我们也可根据职能及空间的变动推测:在将来,人们会觉得社会（社区)比家庭更温暖、更方便、更能充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家庭的历史使命也将在那一天完结,社区将取代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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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魁玉］

The Analysi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Form in the Node Life

WANG Dong-dong, LI Qian-qian
（School of Art and Media,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China)

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the node way of life has become a typical feature of this kind of civilization. As the nodes in the social network, individual constructs the network based on his/ her demand. This way of life makes every individual no longer depend on other individuals and live more independent life in the social practice field, closer to the spirit of freedom, so that the family as the basic social unit in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other civilizations in the past is becoming smaller and smaller, and will gradually disintegrate. Marriage as a link of the family can also chang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xes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unstable.

Key words:the node life；marriage and family form；basic social unit

作者简介：王冬冬（1971—),男,江苏扬州人,副院长,教授,博士,从事传播社会学研究；李芊芊（1991—)女,辽宁沈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传播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20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6)01-0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