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扩红”运动的报道浅析《红色中华》的宣传策略

陈怀志

从“扩红”运动的报道浅析《红色中华》的宣传策略

陈怀志

《红色中华》作为在我国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诞生在中央苏区最艰苦的日子里。面对蒋介石马上到来的第四次“围剿”，在大军压境、敌强我弱、物质匮乏的环境下，《红色中华》在“扩红”运动中充分发挥了组织、宣传、鼓动的作用，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了苏区红军的数量，为苏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红色中华》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业绩？这和它合理的宣传策略是分不开的。

《红色中华》；宣传策略；“扩红”运动

［作者］陈怀志，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红色中华》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是我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作为一份机关报，《红色中华》主要设有要闻、中央苏区文告、专载、苏区建设、突击队等栏目，其报道内容主要包括工农红军运动、苏区建设、苏区人民文化生活、国内国际新闻、时评及社会调查等。诞生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之后、第四次“围剿”之前，《红色中华》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苏区人民加入红军投入革命斗争和苏区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党的重要宣传武器和工具。

“扩红”运动指的是扩大正规红军的运动。虽然红军在国民党的前三次“围剿”中都“突围”成功，可是胜利的同时，红军自身也伤亡惨重，军事力量在慢慢衰减，随着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马上到来，整个苏区所处的战争环境越来越险恶，不断增加红军力量成了当务之急。于是，从1932年春开始，党和苏区政府在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的情况下，先后三次在苏区开展了有计划、大规模的扩大红军运动，快速增长了中央苏区的军队数量。仅赣南地区就组织动员了33万余名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二、《红色中华》的宣传策略

（一）多用宣传标语、口号，重视发挥报纸的鼓动作用

20世纪20年代末期，列宁的报刊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其中一个对报纸的著名论断更是被广泛流传开来，即“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到了1933年，列宁的办报思想已经在赣南苏区十分普及，其对报纸的论断甚至成为苏区红军办好报纸的响亮口号。《红色中华》的办报实践就是在践行报纸的“组织”“宣传”和“鼓动”功能，在“扩红”运动中，报纸中刊登的动员百姓加入红军的标语、口号发挥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从1933年2月起，宣传标语和口号开始成为《红色中华》内容设置和版面安排的一部分。这些标语和口号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面非常广，但都是对报纸主要内容、思想以及中央苏区工作的配合。“扩红”运动时期，《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都是围绕着扩大红军数量这一主题来宣传的。例如：“扩大红军！突击突击再突击！”“努力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迅速全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与大举进攻”“扩大三万红军上前线去！迎接新的决战，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些标语口号大多都是简单明了，易于朗读识记，而且在语句的选择中也注重多使用简短的祈使句和感叹号，在感情上增加了苏区人民对标语口号的认同，加大了宣传。

（二）考虑受众，语言通俗易懂，常用客家话

1949年，美国学者贝雷尔森在其论文《没有报纸意味着什么》中总结了人们对报纸的六种主要利用形态——获得外界消息、日常生活的工具、休憩、获得社会威信、社交和读报本身的目的化。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还十分低，当时又是处于国民党的封锁中，对报纸最主要的利用形态就是获得外界信息。《红色中华》正好满足了苏区人民的这一需求，从苏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和风土人情出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刊发符合苏区人民口味的新闻稿件，提高了苏区群众对红军的认同感。

在中央苏区，不识字、未开化的农民占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十分少，因此即使苏区有了报纸，人们能够接触到媒介，但是因为文化水平低，人们并不能读懂报纸。《红色中华》针对这一问题，决定尽可能多地使用通俗化的、人们看得懂的语言来刊登新闻信息。在“扩红”运动中，口语化、通俗化、形象化的新闻稿件层出不穷，用群众的形式，让群众看了能懂、看了有味，拉近了红军和群众的距离。比如说“白军拖枪来加入红军”就十分生动形象。与此同时，新闻报道的标题也同样浅显醒目、好懂易记。如第195期的报道《勇敢坚决当红军：坚决上前线在，宁愿不要老婆！》，第236期的报道《儿子宣传父亲；父亲带领儿子；叔叔鼓励侄子》。

当时中央苏区所处区域大部分都位于赣南和闽西，这里的群众方言大部分都属于客家方言，为了使人们产生亲切感，《红色中华》的很多稿件都夹杂着当地人民所熟知的客家方言和习语，语言十分朴实、接地气。比如“莫什么”“地主婆”“格是涯妇女子”“人公子”“涯简多年纪”“自我个子”等客家方言都出现在了《红色中华》中。

（三）诉诸感情

根据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的观点，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群体成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利益、文化背景，具有“我们”的意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庞勒曾经说过，群体中成员的感情和思想都会转向同一个方向，群体成员的感情和行动会传染，成员个性会被削弱，群体成员会形成一种群体心理，这种失去了个性的群体心理会造成群体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在群体成员的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却很小。因此，在群体中，诉诸感情的动员比理性动员更佳。

中央苏区是由不同的群体构成，因此也会产生群体的无意识。对于《红色中华》关于“扩红”运动的宣传，相比理性动员，诉诸感情似乎来得更容易、更有效果。如第213期第2版的文章《可恨父母生我们太迟，列宁小学学生慰劳红军优待红属的热忱，请经军指战员不要顾念家庭》，是一封来自赣南苏区兴国县一所小学学生的来信，信中情真意切地写道：“亲爱的同志们！在这种的战斗情况下，可恨我们的年纪太小，体力有限，不能立刻地与你们同在一起消灭共同的敌人，确实在可恨我们的父母生我们太迟。啊，好啊！同志们，我们的年纪虽然小，却要切实将我们应有的职责负担起来……尽量节省粮食来供给你们，团结我们的广大的儿童团来帮助你们家属牧牛呀，看水呀，拔草砍柴呀，拾肥料呀，以小小的劳力来优待你们……同志们赶快啊！多捉几十个白军师长，解到后方来，给我们耍耍吧！我们在此立待你们的胜利捷音啊……”这封信情意浓浓，充分表达了苏区儿童对红军的热爱之情以及希望加入红军抗击敌人的迫切之情。通过情感的释放，感动了苏区无数的百姓，有效地动员了人们加入红军。

（四）做好把关，有选择地发布新闻报道

“把关人”理论告诉我们，新闻媒介的报道活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而是一个对众多的新闻素材进行取舍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媒介形成一道关口，只有那些符合传媒组织立场、方针和利益的新闻或信息才能通过这道关口，和受众“见面”。

《红色中华》在围绕“扩红”这一主题的报道中，对新闻素材的内容、发布时机、排版区域也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和相应的标准来选择的。那些符合中央苏区利益的稿件能够被报道出来，而有损红军形象的稿件要么被过滤掉，要么就被区别对待，从发布时机和编排区域上下功夫，尽量使稿件对红军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比如，在处理一些对苏区战局或政局不利的新闻素材中，《红色中华》常用的方式就是“抵消”，即将一条对苏区不利的消息隐瞒一段时间，待有好消息的时候将其一并发出去，抵消其给群众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时也会通过报道敌方的坏消息来增加己方信心，缓解人们的压力，如《日益动摇的白军士兵》《广昌白军又有一批携械投诚》《福建十九路军散兵纷纷投入红军》等报道。

（五）警钟效果

警钟效果就是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使人们的态度和行动发生变化。“敲警钟”具有双重功效：一是它通过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以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注意，使人们对传播内容特别关注；二是它所造成的紧迫感可以促使人们迅速采取应对行动。《红色中华》通过摆事实的方式揭露了国民党军阀的暴行，让人们知道国民党军阀的残暴，使人们形成一种恐惧心理——害怕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使苏区民不聊生。基于这种心理，很多苏区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纷纷参加红军。

比如，在第67期第4版的通讯《国民党军阀暴行的写真——烧杀政策》中写道：“上次白军进到苏区的时间不过一晚，虽然来不及进行很多的欺骗，以及烧尽房屋，杀尽壮丁，但他的残酷面具，在‘同志！不要紧，不要走’的呼声之后，立即就暴露无遗。如长阪区的社坑、黄沙、开元和潘家渡等地的粮食，被其完全奴掠。社坑的房屋以及洽村，潘家渡、罗防、四金、辽破一带数十里的山林都被烧尽。社坑等地，特别是潘家渡附近，耕牛牲畜都被其掳掠一空。甘竹、罗防、白舍等地被捉去数十百逃不及的群众，惨遭毒打，生死不明。许多逃不及的老年妇女，被其奸淫，这一切完全证明了国民党的残暴，撕破了国民党欺骗民众的假面具。群众说要不是红军来得快，我们的身家性命不知如何结果呢？”——残忍的现实，揭露了国民党军阀的丑恶，给苏区人民敲响警钟——选择了国民党就等于是选择了黑暗，再不反抗我们就要被国民党军阀消灭了，使群众更加死心塌地地跟着红军干革命。

（六）典型报道，发挥榜样的力量

在新闻宣传中，报道中的典型，经过深入的挖掘，既有鲜明个性，又不背离事实，它可以引导事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极具宣传效应。

在《红色中华》中，关于“扩红”的典型报道并不少见。如人物典型报道《扩大红军的模范领导者吴昌海同志》和典型县的报道《扩大红军的模范县》，还有《热情充溢的兴国慰劳队》《扩大红军的模范》《闽省木船工会扩大红军》等各种各样的典型，这种极具宣传力度的典型报道，在《红色中华》中基本上都是在头版头条刊发，而且篇幅大、字号大，用典型动员苏区群众、用典型倡导“扩红”在苏区形成一种社会共识。

（七）意见领袖、权威人物引导舆论

意见领袖指的是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和建议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物。传播学认为，信源的性质能够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意见领袖和权威人物作为公众的信源之一，在引导舆论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红色中华》经常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除了报道领导人的讲话，《红色中华》还经常刊登政治领袖和中央各部负责人撰写的社论，其中为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张闻天的社论最多。除了张闻天，还有陈潭秋、博古、王观澜、李维汉等人都曾为《红色中华》撰写过社论。适时地刊登政治领袖的讲话和社论，可以有效地引导舆论，让苏区群众了解当前形势，了解共产党的“扩红”运动。

三、结语

作为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报的先行者，《红色中华》在宣传策略上的探索为后来者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报纸中醒目的标语口号践行了列宁对报纸功能的阐释；通过了解受众的情况灵活运用各类新闻素材，满足了受众的需求；把握受众情感和心理，以情动人和“敲警钟”并举，增加了报纸动员力；灵活组织新闻信息，做好把关，多用典型报道，保证了报纸的舆论导向；通过意见领袖引导舆论，掌握了苏区的舆论风向。但是，其报道过于宣传化，有时候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只能是在当时苏区所处的特殊环境的一种特殊做法，在当代我们则需引以为戒。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3］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4］程沄.江西苏区新闻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5］刘琳，廖勇勇.中央苏区的第一张报纸：《红色中华》报［J］.军事记者，2008（2）：58-60.

［6］韩云.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报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

［7］林荧章.勒庞《乌合之众》的传播思想初探［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4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