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在黄州期间书法创作的情感精神
——以《前赤壁赋》和《黄州寒食帖》为例进行分析

■胡玉敏

理论研究

论苏轼在黄州期间书法创作的情感精神
——以《前赤壁赋》和《黄州寒食帖》为例进行分析

■胡玉敏

北宋时期，由于受到少数民族的入侵，政治腐败，小人专权。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受到迫害，无法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转而投向艺术的创作。这时期艺术理论也融合了儒释道的精神。苏轼作为宋四家之首，开启了宋代艺术尚意的新风尚。

苏轼由于“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在黄州期间，由于受到老庄“无为”哲学思想和禅宗“超越于本体自觉”意识的影响，他通过心性、心理、情感、认识、观念等方面的思考和透悟，摆脱自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境。通过社会与生活、自然和宇宙来感受艺术的审美精神。在这种情境下，苏轼书法和诗歌的创作较以前更加洒脱和率真，逐渐走向了豪放派诗风的创作，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苏轼提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强调艺术的创作要有自然性和平淡性和丰富性。根据现实生活的形态来描绘外形的同时，体现事物的本质、内在精神及对生命的体悟。

在他的《书论》中，苏轼强调：“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书法不仅表现创作者的艺术思想，而且要像人一样，包含人的气质和品格。艺术既能表达自我的情绪特征，又能够抒发人崇高的情感。通过艺术的形象与符号反映出艺术家的情怀和气质、社会和伦理、历史与当下的思想深度，把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孕育在书法的创作里。下面笔者试从诗歌文本、书法作品和情感精神来试析《黄州寒食贴》和《前赤壁赋》的艺术特点。

一、从文本分析苏轼的情感特征

《前赤壁赋》是一篇典型的文赋，它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二年所作。在黄州初期，他带着不忠于朝廷的罪名而艰难地生活，不仅经历了物质上的清贫和艰难，更在精神上遭受折磨。作为一代文学才子，苏轼意识到，人生有限，在不能实现政治抱负的情况下，逐渐倾向老庄哲学和禅学，追求主体内心的一种超越与解放。在苏轼创作的《前赤壁赋》中，表达出面对自然与宇宙时个体的有限性和精神追求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当苏轼和友人泛舟赤鼻矶时，他以坚定洞达世事的眼光，抒发而创作了千古长篇《前赤壁赋》。苏轼先以自然的美景来叙述：“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自然的美在于人的发现，在于培养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把视觉的美景内化为自我情感的一部分。面对山间溪湖，无声无息的滋养人类，自然的包容是无怨无悔。苏轼转而感叹，人和自然比起来，是多么的渺小。欲望的满足与失落总在身边徘徊，如果能卸掉身上的欲望，岂不是身心轻松？文本中思辨的内容由客人和苏轼的对话引起，但是客人的话简单，而在文中苏轼的语言别有一番寓意，“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他先用水和月比较，江水无声无息地向东海流去，一路波折，最终汇聚成海。无论是人生还是自然现象，都有一个最终指向，永恒而广阔的目标，让我们感受事物的有限和无限。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个体崇高的精神是无限的，苏轼把这种精神汇聚成民族的思考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储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

在苏轼的笔下，天地和人生的终极意义，追求的是更广泛的意境之美。在这片主客对话的文赋中，更平添一丝丝艺术的氛围和意境的营造，给观者无限的遐想。面对生命来说，它是一种认识和经历。人的理性情感，就是思考看待来自外物对自身事物的束缚，自我以什么方法和视角感受外界的压力，用什么情感再现未来的人生。苏轼的这种情感通过在黄州时期的不断学习，勤于思考，不断地从历史的角度和社会发展的视角反观自身，克服生活清苦和社会地位的转变，使苏轼能够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到眼前的境遇，并继续投入极大的热情创造属于时代的艺术作品。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到黄州的第三年清明节所做，主要以描述个人生活为主。诗中“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作者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现实生活，用小屋比作渔舟，比喻生活的动荡与不稳定，象征自己生活的遭遇和艰辛。“濛濛水云里”，象征南方湿冷的环境，对一个习惯生活在北方的苏轼来说，显现难以适应南方湿冷的环境。同时南方这么美的自然，人的心情被感化，自然的伟大和包容，人又有什么不能克服的？“泥污胭支雪”“病少年”的类比、“春江欲入户”等比喻，把一个普通恬静的日常景象勾画出来，使得生活气息很足。其“空庖”“湿苇”“死灰”等营造氛围的意象，凸显出现实的处境，同时又反映了苏轼在黄州的清淡、凄苦的生活状态，也反映出苏轼对生活和艺术的自然随性以及率气真实的性情。就像傅雷所说：“艺术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认识，还不能限于理性认识，必须要进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这首诗歌体现苏轼在黄州期间对生活的感悟，仕途的坎坷并没有磨灭他对国家和朝廷的一片赤子之心。这种对社会的爱是赤胆忠心的，它不是个体的私有感情，而是真诚的、高尚的、积极的、无私的爱。而“一切伟大的艺术家必然兼有独特的个性与普遍的人间性。我们只要能发掘自己心中的人间性，就找到了与艺术家沟通的桥梁。”[1]这也正是苏轼在他的文艺论中提倡的艺术创作的自然性和平淡性，也是艺术在与他者的沟通中，寻找到艺术的共鸣。

二、两部作品创作的艺术性

《前赤壁赋》和《黄州寒食帖》均为苏轼中年时期著名的书法作品。《前赤壁赋》的艺术形式为行楷书，是苏轼在黄州的第二年创作，这幅作品以楷写行，楷书的笔画和技法构成全篇的章法特点。而《黄州寒食帖》是苏轼在黄州的第三年创作，以行书的笔法和技法表现出作者当时的状态。黄庭坚评曰：苏轼书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青年时期，书法俏丽；第二阶段在中年时期的黄州，书法圆劲；第三阶段，老年时期，书法具有沉郁之美的精神。通过三个阶段的创作特点，可以窥视苏轼的艺术观。苏轼强调艺术创作要自然而然，这种自然是与自然神化，把自然的姿态应用到书法的创作中。在他的书法创作中，他说：“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秘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大凡世人所贵，必贵其难。楷书难以飘洒生动，草书难以严肃持重，大字难以紧密不散，小字难以宽绰疏朗。苏轼从书法字体、字形和结构所处的空间位置来阐述书法中字的形象变化。《前赤壁赋》采用苏体的扁平字体，丰润的外形、饱和的浓墨，使书法的笔法和笔势形成巧丽厚重的姿态，韵律平和柔美，气魄雄伟，彰显一阴一阳之为道的二元精神。

《前赤壁赋》的创作不是一挥而就，而是进行了理性的艺术分析。他的书法形式以楷写行，字与字的链接稳定而行笔较慢，具有较强的书卷气，形成了端庄稳重的形式之美。当时是苏轼到黄州的第二年，心中还有实现政治抱负的梦想，过去儒家的思想观念在其心中留下非常深的印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还在心中。这时期创作的艺术作品体现了一种职业的精神，就是心中怀有一种责任感和道德感。责任心是人在社会中做事的前提，对国家对社会怀有的一种使命感，是个人对国家安危的一种忠诚，一种境界，是对自我生命的尊重和承诺，也是建构个体一种信誉与品格的塑造。

《黄州寒食帖》是行书，上下相连，故行笔较快。它是在书写过程中创作的，一边书写一边创作。苏轼将潇洒和自由的气质倾注到《黄州寒食帖》中，这幅作品已经没有楷书的影子，从行笔的运动中更多体现了苏轼的解脱和性情的奔放。也许对清苦生活的透悟让他感到生命的可贵，不再斤斤计较于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转而思考在艺术的创作中一样能实现生命的价值。而《黄州寒食贴》的文本和艺术创作，并没有像黄州时期创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文本那样达到人生的大道理大境界。通过描述生活细节，表现他当时的生活状态。情绪性更突出，感性的成分多于理性，创作的时候带着一挥而就的情绪性。它以现场书写的状态，一边创作，一边书写，诗文和书法创作同时进行。通过字形的大小变化、结构变化、笔画变化，使得字形相互联系、相互呼应，连绵成起伏的群山，形成艺术的崇高感性和雄壮美。通过欣赏《黄州寒食贴》字体中线条的粗细、顿挫、缓急、轻重，能够感受到苏轼艺术创作的情绪特征。整幅画面像一首激荡的交响曲，悠扬的旋律和富有节奏的韵律，使得艺术与情感相互碰撞，使观者既感受和想象到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美感，又感受到人生的真谛在于抒发艺术的本真，即生命的活力和热情。

三、两部作品的情感精神

《黄州寒食帖》的诗歌内容是苏轼在黄州清明节时期体验的私人情感，体现出一种生活的情趣和个人情感的表现。私人情感随着情景发展而发展，带有极大的情境性、机动性和暂时性。该作品字的节奏和大小的变化、线条的粗细、作品的章法传达出作者的情绪信息的激动性，也传达出苏轼稳定的情感特征。在创作的过程中，艺术把主体的行动体验通过创作手段外化为物，引起鉴赏者的情感共鸣。

文本正是苏轼的情感生活和环境的真实体验，表达作者对生活的期待和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它既有真实生活和现实环境的描绘，又有文本中情绪状态的书写，整幅作品体现苏轼对生活的感悟，仕途的坎坷、生活的艰难，让苏轼更加领会人生的真谛。

《前赤壁赋》的文本是一种歌颂自然、社会和个人的国家感情，带有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性。在鉴赏者的心中，具有书卷气，文本不仅仅给人一种理性之感，该书法作品比《黄州寒食贴》更稳定，理性的情感更多，感性的表达更少。在艺术创作中，需要引起他人的情感共鸣，把自我的情怀升华到一种人生境界，这种境界具有一种大我的人生境界，引起他人的思考并反思个体的人生处境。

这两幅作品的艺术特色共同表达了苏轼对生活、社会和审美的追求，反映了他心中的政治抱负和对社会人民疾苦的关心，反映了他一脉相承的社会理想和艺术精神。

古往今来，艺术作品反映出创作者的个人性。苏轼说“文如其人”“书如其人”。人的字画有工拙，其实是人追求的兴趣，而真正重要的是心性的流露。这是强调书法字形的生命力，它像人一样，有形态神貌。他在（《书唐氏六家书后》）讲道：“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走，未有能行立而能走也。”书法如人，人的外在行为又如其字一样，就像人一样先学会站立，再学会走跑，哪有不会站，就会跑的。书法就如人生命的律动，在流动的过程中彰显人的神态。而字与字的神态就像人的性情，有喜、怒、哀、乐的情绪特征。又像人的气质，在相互回响游荡的世界中。

苏轼认为艺术作品要形神兼备才是辩证统一的，形就是作品表达的内容，神就是作者的真实情感。这种情感需要艺术家对文化、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洞达。如果没有人生的哲理思想，不足以打动他人。没有外形的展现和内在的气质，作品就是空有外物。如果没有神，作品没有丰富的情感和性格，不会和鉴赏者产生一定的共鸣。

苏轼强调人品与书品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他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这是苏轼阐述人品与书品的关系。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心性的流露，只有养心，对心的感悟丰富了，艺术的体会才会更有深度和广度。书法在社会中的情感意义对他人的影响，不仅仅在于艺术性，更多的带给社会一种道德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道：“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从书法作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所形成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看，书品如人品，就是体现一个人的仁义、忠信。当我们站在社会的高度引领时代精神时，须以身作则。心正则行正，行正则艺正。因为当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感受到作品中的崇高感和高贵性，也受到作者精神的感染。因为“高贵性不仅是艺术本身的一种品格，也是鉴赏者的一种品格。艺术与鉴赏都需要通过高贵性来肯定自己，——没有高贵性，艺术只是粗鄙的艺术，鉴赏只是庸俗的鉴赏。而粗鄙的艺术就等于艺术的毁灭，庸俗的鉴赏就如同鉴赏的丧失。”[2]书法作品不仅反映内容和技法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创作者和鉴赏者之间的关系。苏轼提出的艺术创作要自然而然地表现外物的形象，崇尚天真，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表现，不做刻意雕琢。这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作品中，而且体现在生活里。把这种情感，贯穿在艺术作品中才可体现生命的价值和社会的意义。

[1]《傅雷家书》傅雷著。

[2]《古希腊罗马美学》阎国忠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38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