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方法阐释与启示

程广丽

(1.湖州师范学院 政治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2.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23)

“四个全面”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方法阐释与启示

程广丽1,2

(1.湖州师范学院 政治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2.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23)

摘要：作为当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部署和实践纲领，“四个全面”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充分运用和完整体现。“四个全面”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客观性、联系性、发展性以及全面性的特点。“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到战略决策层面的一个典范。

关键词：“四个全面”；辩证思维方法；唯物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载体和主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是我们科学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它既不是形而上学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坚持在思维中强调分析客观对象的客观性、联系性、发展性以及全面性，反对用主观、孤立、静止以及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来看待事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充分运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表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四个全面”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至关重要。

一、“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是一种与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唯心辩证法相异质的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作为唯一能够科学地解释事物本质的认识方法，它坚持强调事物的客观性、联系性、发展性和全面性。而“四个全面”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充分运用的典范。

(一)“四个全面”的客观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式的客观性的强调，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有明确的论述。例如，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思维的实践——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在马克思看来， 要想科学地解释事物的本质，必须在实践中而不是脱离实践的领域来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才能获得，实践中的思维方法才具有真理性，如果脱离了社会实践，单纯从思维本身出发的方法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也就是说，事物自身的客观性并不是作为主体的人强加给的，而是事物自身所固有的。如果把客观对象理解为一种感性存在而不是感性活动，就会犯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常犯的错误，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呈现出唯心主义的特性，自然也就看不到客观事物的联系的和发展的特征。在“四个全面”中，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例，我们发现全面深化改革理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客观性的贯彻和运用。如在谈及如何深化改革的认识问题时，习近平明确指出：“现在党内外对深化改革思想认识有较大差异，但越是思想认识不统一就越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坚持改革这个重大问题上全党全社会是有广泛认知的。主要加强思想引导，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是完全可以形成共识的。”[2]在习近平看来，人们之所以在深化改革问题上存在思想认识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存在客观的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结构变动的问题和由客观的利益格局调整与社会结构的变动而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问题。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习近平才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形成改革共识持有信心。只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就能够形成改革的合力，也就在现实中解决那些因为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所带来的思想认识不一致的问题，在实践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从辩证思维方式来看，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不断形成改革共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求我们把形成的改革共识转化为改革的合力，也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凝聚共识”：“凝聚共识，就是要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合力。人心齐，泰山移。没有广泛共识，改革难以顺利推进，推进了也难以取得全面成功。”[3]同时，还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导向，重点解决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在发现重大现实问题中思考解决问题的路径，一步一步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入。

(二)“四个全面”的联系性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联系当中，不存在孤立的、不与其他事物发生联系的东西。相互联系是事物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特征，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发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不管它自身处于什么样的特定的具体实践语境当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仅把资本当作物质形式来认识，而忽视了资本的社会形式，他们看不到资本的社会形式才是资本最为根本的构成要素。如果抽掉了资本的社会形式，资本就不会被理解为关系的存在，就不再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存在，而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了。马克思进一步说：“如果这样抽掉了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4]资本不被理解为关系，便成了与纯粹的物质形式了，资本就不是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剥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就不是与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仅是承载着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容，而且也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5]习近平在谈到中国的改革问题时，非常注重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他总是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把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视为联系的问题来看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具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6]“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在习近平看来，当下中国的诸多现实问题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需要我们将这些问题置于中国具体的现实语境来思考。他明确指出：“现在，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尤为重要。”[7]这是习近平对于当下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的准确把握。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既存在着机遇，也存在着矛盾，我们决不能把这二者割裂开来，而且机遇与矛盾是处于联系当中的，这是我们在思考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问题时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不仅如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各种事物和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能孤立地谈论改革。习近平对此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要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稳定措施的协调性，把握好当前利益隔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既要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又要着力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8]在习近平看来，如果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的可承受度割裂开来，就不能准备把握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在当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中国，我们在思考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时，必须紧紧把握住这三个“度”，否则改革就不会真正取得实效。

(三)“四个全面”的发展性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不仅是联系的，而且是发展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资本所承载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的生产关系，其根本在于资本是一个矛盾性的存在，资本始终处于发展之中。社会联系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处于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和相互联系中的事物也是不断发展的。剥离了资本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语境，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就成为一个天然的、合理的和永恒的社会形态。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9]显然，习近平运用唯物辩证法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改革过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决不是抽象的理论层面的展开，它是中国人民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的过程，即便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在不断探索规律的过程中认真总结规律，我们的改革就会不断取得进步。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摸着石头过河，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符合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10]但是，强调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改革的规律，并不是对于顶层设计的否定，相反，是坚持探索规律与加强顶层设计的统一：“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11]因此，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并不冲突，而是一对处于辩证关系中的矛盾，它要求我们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决不能期待改革一蹴而就地完成：“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12]正是立足于这一点，习近平又明确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3]

(四)“四个全面”的全面性

因为任何事物都处于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之中，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必须将事物置于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视野当中，对那些与事物相互联系的各个要素与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考察，并且对于处于不断发展的事物的各个要素和各个构成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即以全面的观点来看待任务事物，否则，抛弃了事物的各种关联性要素，就很容易一叶障目，就会犯片面地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的错误。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让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调配合。”[14]因此，“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推进到现在，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抽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15]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只谋一域而需要“谋全局”？习近平解释说，中国的改革决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层面的改革，而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多个领域的改革，这就需要我们站在全面的角度来看待改革，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改革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在统筹推进、协调推进中完成改革的重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着社会性质和基本结构，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只有把这两对矛盾结合起来考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16]否则，缺失了全面的观点，不能把社会基本矛盾当作整体来思考，就很容易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自然也就不会取得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效果。因为从根本上说，“重大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协调推进。……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下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对涉及面广泛的改革，要同时推进配套改革，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对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取得突破的改革，可以先推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在实践中开创新路，取得经验后再推开。”[17]正因为此，我们的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18]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式上看，作为一种战略措施和战略布局，“四个全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客观性、联系性、发展性与全面性的特点，是唯物辩证法在治国理政理念上具体运用的典范。

二、“四个全面”辩证思维方法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作为科学阐释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法将事物当作客观的、联系的、全面的和发展的来看待，坚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是反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主观主义唯心论的坚实武器。列宁曾明确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区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9]从这个意义上看，“四个全面”正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对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的积极应对和现实回答，有利于更好地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认识，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有品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战略意义。

(一)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时，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20]“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其基本特性深刻地规定了“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征程中，虽然遇到了不少问题，但是中国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并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了巨大正能量。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四个全面”无疑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特征与价值旨归。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22]只要我们不断坚持深化改革，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就会越发显示出这条道路的优越性，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没有完成的事业。如上所述，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时，习近平指出，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同时作为一个连我们的老祖宗都没有干过、更不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经验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实现过程决不是一帆风顺的理想化过程，它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更是一个“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

(二)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作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运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独特性和优越性是明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改革开放也是在不断探索中寻求规律的过程，而“四个全面”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发展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中的现实运用，它的获得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不断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中获得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习近平明确指出说，“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思想“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23]也就是说，“四个全面”作为一个理论，它来源并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其价值旨归都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可以说，“四个全面”作为一种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论精髓。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之前所没有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暂时还无法准确判断新情况新事物的具体特性，但是只要我们在困难面前不气馁，不妥协，认真仔细地研究“石头”和“河水”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就会逐渐摸索出一条新路出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在困难面前不妥协的精神，始终不放弃对中国自身改革开放规律的摸索和探索，始终坚信我们完全能够在不断的摸索和探索实践中获得对中国改革开放自身规律的把握，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够得以不断向前推进。因为“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们才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赢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24]

(三)有利于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果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25]“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不是脱离中国的具体实践而凭空谈论的，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而提出来的，它是紧密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而思考的结果。尤其在谈及当前中国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时，习近平强调，我们需要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在整体的视野中思考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决不能割裂这些基本矛盾。由此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发现，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制度，它自身的不完善其实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同时，在承认这个制度还需要不断完善的观点下，需要我们拥有足够的理论空间来思考，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其他方面有没有联系，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究竟是由什么原因所引起的。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四个全面”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有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思考改革开放过程中各个利益群体自身的诉求，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不断驾驭复杂问题、处理复杂问题、不断协调各种关系和矛盾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四个全面”对当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结语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6]作为一项治国理政的“总纲”性的重大战略布局与战略蓝图，“四个全面”充分贯彻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指向时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7]从根本上看，“四个全面”“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28]这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并深刻领会“四个全面”的丰富内涵，深入把握其精神实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只有“以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29]我们的事业才不会遭受挫折，才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参考文献：

[1][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11，360.

[2][3][4][7][8][9][10][11][15][16][17]习近平关于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6,31,214,36,36,31,34,35,35,32,175-17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6]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动全党全社会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人民日报，2015-02-03(1).

[12][13][14][18][21][24][25]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4,71,35-36,90,21,7,9,9.

[19]列宁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

[20]习近平.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N].人民日报，2013-06-27.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92.

[23]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15-02-13(1).

[28]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4-29(2).

(责任编辑：孙书平)

The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Method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for"Four Comprehensiv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CHENG Guang-li

(School of Politics, Huzhou Normal College，Huzhou 313000，China )

Abstract：As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plan and the practical program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is the full use of Marx's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shows the objectivity, connection, expansibility 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Marx's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 It is a model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lso a model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develop Marx'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into th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level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Key words："Four Comprehensives"; Dialectical Thinking; Materialist Dialectic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2015-1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逻辑谱系、方法论特点与现实价值研究”(14BZX010)；湖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预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及其现实价值研究”(2014SKYY03)

作者简介：程广丽(1977-)，女，副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6)03-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