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缺失与祥子的悲剧形象分析

吴　霞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济南 250014)



父权缺失与祥子的悲剧形象分析

吴霞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济南 250014)

摘要：祥子悲剧的产生是建立在父权缺失的基础之上的。从祥子对“钱”、“身体”以及拉车行当的价值判断的角度研究祥子的精神流变，能够挖掘出其精神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在城乡文明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在祥子由一个“入城农民”到城市底层市民的转变过程中，父权缺失让祥子失去了正确价值观的引导。这与他对钱、权的依靠一起促成了祥子在市民化过程中个人奋斗的生存悲剧和精神悲剧。另一方面，父权的缺失为祥子提供了建构自我的自由空间，祥子最终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接受城市底层群体文化的影响。祥子的失败也揭示了当时社会革命艰难的现实。

关键词：《骆驼祥子》；祥子；父权缺失；市民化；精神悲剧

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骆驼祥子》描写了祥子这一典型底层人物的悲剧形象，祥子的悲剧蕴含着深层原因。祥子进城以后的不幸遭遇，可以说是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农民正在遭遇或将长期面临的困境。随着本世纪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骆驼祥子被翻新成一个“农民工进程的故事”，并由此谈及与城乡二元结构相关的现代性话语，诸如体制问题、伦理问题、经济问题等。较早以城乡视角来探讨祥子作为城市他者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是赵园先生。在《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中，她揭示了以祥子为代表的破产农民在城市中由农民走向市民化的悲剧。邵宁宁在《<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中，以祥子“进城农民的身份”在祥子的拉车、婚姻等方面的经历中具体阐述了祥子的精神悲剧。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以大文化视野来研究《骆驼祥子》，探讨了城市文明与人性之间的冲突，将《骆驼祥子》的悲剧内涵延伸到人性和城市现代化形成的深度。然而，祥子的悲剧不仅仅是外在体制方面影响下的悲剧，我们还应看到这起悲剧形成背后的精神因素，即父权的缺失对市民化过程中祥子个人奋斗的生存悲剧和精神悲剧的影响。

一

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战争灾害的侵蚀，都使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近代中国的城乡发展中，城市最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进行了突破原有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文化再建构。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城市和农村在一段时期内处于两个独立的发展空间中。农村文化本身的传统性与封闭保守性，致使其对新观念的接受滞后于城市文化。祥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影响的深入，祥子家乡自给自足的传统农民生存结构遭到破坏，农民种地入不敷出，城乡之间的空间平衡被打破，大量农民破产后入城谋生。战争、城乡冲突构成了当时北平城的社会状态和文化状态。祥子由农村入城拉车，经历了丢车、兵灾、敲诈的“三起三落”，祥子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困境，实际上是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冲突的产物。祥子带着固有的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走进城市，不仅在生存环境上面临困境，在精神层面上也遭受打击，此时，如果缺乏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和严格的自制力，就很容易走向精神的迷茫。

祥子由积极向上的奋斗青年转变为自我堕落的失败者的事实说明：在当时社会大转折大变迁的背景下，农村人进入城市，要想适应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需要建立能够独立生存于异文化环境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既能使人在新环境生活中接受新文化，实现自我的转变，又能使人在新环境中遇到心理冲击时，提高内心的耐受力，不感到迷茫和彷徨。而这种文化心理的建构需要强有力的精神力量的引导。

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父亲为权威代表的家庭文化，父亲在子女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父权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纲常名教的理性规范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子’在耳濡目染中，把外在的理性规范自觉与不自觉地植根于自我的思想与情感中；其二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把外在规范强行地镶嵌到‘子’的思想和情感中。”[1]换言之，儿女在实现社会化之前，父辈通过一种强制性的观念统辖或无意识观念渗透的方式，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传递给儿女；与此同时，在儿女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权对儿女可以起到引导作用。《骆驼祥子》展现了一个在城乡文明冲突背景下精神无依的悲剧形象。祥子“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2]。他只身一人来到城市，没有父亲的言传身教，只能通过自己的生存探索实现城市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父权的缺失在赋予祥子主体性自我建构的自由的同时，也造成了祥子精神上无所依靠的彷徨。在祥子的社会化转型阶段，与祥子相关的两个家庭的父权均处于缺失的状态。这也间接地增加了祥子的生活负重和精神负重。当个体的自我判断力不足以支撑自我完成精神建构时，父权精神会成为他们的心理依托。而家庭父权的缺失让祥子不得不寻找其他可以替代父权的精神力量，其中老马对其精神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在祥子脱离自我封闭的生活逐步融入到城市底层车夫的生活环境中，家庭父权的缺失促使其向社会群体文化的靠拢，车夫底层文化也影响了祥子的精神悲剧。由此可见，祥子的精神悲剧是以父权的缺失为基础的。

二

在祥子从破产农民争取市民化的过程中，父权缺失对其影响是逐步显露的，不同语境下的父权缺失状态对祥子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有着不同的影响。父权缺失对祥子的影响也与其在由破产农民到城市市民的社会化转变状态以及其在追求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发展状态相契合的。

首先，祥子的发展受自己家庭中父权缺席的影响。祥子深受农村传统观念的影响，其思想观念是农村狭隘风气影响下的产物。祥子入城后的社会化首先从从事“拉车”行业开始的，遭兵灾、买车、失车等一系列遭遇让祥子原有的个人价值观逐渐被瓦解。面对新的生活环境，祥子需要重建自我价值观念。祥子等待三年成为“自由的洋车夫”后，在现实羁绊面前，祥子由于缺乏家庭父权道德精神的引导，其道德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钱”逐渐成为影响祥子主观判断的强大因素。有钱便“和气”、“顺心”，赔钱便“焦躁”。兵灾的经历更加重了他对钱的重视，“逃命是要紧的，可是赤裸裸的一条命有什么用呢？”[3]受挫后的祥子缺乏精神抚慰，继而产生了钱比命重要的急功近利金钱观，从此他“只看见钱，多一个是一个”[4]。经侦探的敲诈失钱之后，他觉得“老实，规矩，要强，既然都没用，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5]。与虎妞的结婚也逃脱不开他内心对虎妞家庭钱财的觊觎心理。到后来，他纵酒花钱、借钱、骗钱，甚至为赚钱而出卖他人的生命，一种逐渐走向畸形的金钱观逐渐占据其思想。钱原是作为实现志愿的一种手段，但在祥子这里，钱逐渐超越于其志愿之上；而祥子偏执传统的狭隘的性格，又进一步促其建立了一种偏执的金钱观。

在中国父权制的家庭文化的中，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思想上，子女在自我内化的观念中有对父权有着强烈的心理依赖，尤其是在子女未完成社会化的成长阶段。祥子十八岁从乡间进入城市，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陌生环境，在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精神导向的牵引。祥子独自一人的家庭状况，说明在祥子的精神境域内，既没有强大父权的引领，也缺乏足以替代父权的母亲或其他亲属的存在，祥子只能在个人世界中凭借自我感知完成自我的构建。这种缺乏理性规划的构建方式隐藏着潜在忧患。一方面对现实状况认识的不清晰影响他对自我的合理定位，另一方面，自我期待和实现方式之间的差距有可能造成目标实现的偏离。祥子便是一个在自我判断中逐步偏离正轨的不幸个体。祥子之所以选择拉车正因为自己处于青壮年时期，他没有认识到拉车本身是个没有出路的行业。传统的封闭思想、对现代城市文明的认识不到位以及他曾经有过的洋车夫的身份带给他的满足感共同促成了他对车夫行业的片面理解。异化金钱观则传递了一种无序的、非逻辑性的、投机取巧的生活信息。祥子在社会化之初，便在父权缺失的状态下走入了实现理想的误区，也引发了之后他在理想的偏执与实现的挣扎中产生的一系列盲目的悲剧。

其次，在祥子的发展道路上，以虎妞和小福子为线索分别引带出两个与其相关的家庭。这两个家庭中父亲的缺失，也加重了祥子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一方面，祥子的悲剧离不开虎妞与刘四爷的关系破裂造成的父权缺失的影响。尽管祥子对刘四爷所代表的权势进行反叛，但他的报复心理使他并不拒绝虎妞的“优待”。她既能够弥补祥子失钱的痛苦，又能帮助他实现再次买车的愿望，按照当时的社会等级划分，虎妞的家庭属剥削家庭；在由祥子、虎妞、刘四爷组成的家庭里，祥子可以通过继承刘四爷的车厂过上体面的生活。但由于虎妞与祥子身份的悬殊，他们的结合遭到刘四爷的反对，没有刘四爷的物质支持，祥子不得不承担独立养家的重担。在拉车艰辛和虎妞压榨的双层压力下，祥子的身体状况恶化，进一步造成了祥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毁灭。“身体”是支持祥子心理自信的重要依据。二十多岁的他“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6]他窃喜身体的“高大”，身体上的优越感带给祥子极大的自信。他秉持从乡下带来的勤劳、诚实的好品行，他爱护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嗜好”。然而，祥子与虎妞的肉体关系，让他觉得混身都沾着些不洁净，他开始厌恶自己的身体。再后来，“象有什么邪气催着自己似的”[7]，虎妞俨然成为了一种生理符号，直到他害了病，他认为身体便也不算什么了。随着祥子身体自信的降低，祥子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也愈来愈严重。另一方面，祥子的悲剧也离不开祥子对小福子家庭中由于父权缺失所造成的沉重的生活负重的逃避。祥子所秉持的淳朴、善良的观念在种种不幸中逐渐减少。而小福子在命运压迫下体现出的真善美的性格特点，为历经苦难绝望无助的祥子提供了精神依托。即祥子的“自我典范”[8]无法实现在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化，小幅子成为祥子“自我典范”的替代。正当“两个地狱中的人将要抹去泪珠而含着笑携手前进”[9]时，祥子因“负不起养着她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10]选择了逃避。在这个家庭中，小福子之所以背负如此的生活重担，与其家庭父权的缺失有关。二强子因酗酒、打骂妻子儿女的不正生活作风使其在家庭中丧失了作为父亲的道德威严。他在家庭中的威严来自于暴力施打，而小福子对父亲的顺从并非对父权威严的妥协，而是源于其内心深处的父女情分。二强子借助被社会赋予的传统家庭道德意义上的“父亲”名义对小幅子进行剥削，靠女儿养活自己，其父权便失了本质。二强子的存在反而对祥子造成一种牵绊，也成为割断祥子和小福子爱情的重要阻力。

在与祥子产生牵绊的三个家庭中，父权的缺失间接造成了祥子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祥子原有的自信不足以支撑其理想的实现时，他在新环境中刚完成的自我建构就会出现裂痕，随之而来的便是自我怀疑。祥子在孤立中又接连受到其他不幸的打击，其本人已无力帮助自己用清醒的理性判断完善自我的构建，在精神极度迷茫的状态下，他不得不寻找与父权相近的精神存在，尤其是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经历能够提供经验之谈的老者的观点，以提供精神规约与指引。老马儿的拉车经历成为其找寻答案的参考依据：第一次遇到老马儿，“在小马儿身上，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在老马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11]他意识到买上自己的车也不行，他的志向受到打击，穷人逃不出“枣核儿两头尖”的命运；第二次遇到老马儿，他的人格受到打击，他认为独自要强没用，身子骨好、心眼好都没用——从此祥子不再为自己而活。祥子的重新定位本需要一个向上精神的指引，然而老马儿一家人的遭遇，进一步加深了祥子的失望感。

三

祥子的悲剧是以父权缺失为前提的, 社会转型下父权的缺失,为祥子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小说最终以祥子人性丧失的精神悲剧揭示了民众意识觉醒的复杂性和革命的艰辛性。祥子三起三落的遭遇和他不断的精神流变，是和他作为入城农民在实现城市社会化过程中的境况发展相一致的。在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中，与祥子有关的家庭父权均处于缺失的状态，而父权的缺失使祥子个人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城市“拉车”行业的出现，打破了农村那种以独立的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可以进行广泛接触交流，形成以车夫为基本成员的城市底层新群体，并衍生出新的群体文化。自进入拉车行当以来，祥子长期秉持着原有的小农观念，祥子选择与外在的文化保持一个距离：一方面出于自信。另一方面缘于保护自己的意图。随着自信的减少，祥子最终从自我坚守中走出，融入到车夫群体文化之中。然而，社会底层文化环境没有为祥子提供良好的发展楷模，生活在这一群体环境中的人“心中没有好歹，不懂得善恶，辨不清是非，他们死攥着一些礼教，愿被称为文明人；他们却爱看千刀万剐他们的同类，像小儿割宰一只小狗那么残忍与痛快。”[12]底层环境中人性麻木的劣根性，最终影响着祥子走向了失了心、失了灵魂的悲剧中。在父权的缺失下，祥子在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中，走向人性的低谷，其个人的奋斗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老舍说：“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以观赏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有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13]面对现实，祥子走不出车夫“弱-强-弱”式的命运怪圈，逃不掉的底层穷人的悲剧。由农村进入城市，从农民到市民，现实否定了他“驴拉磨”式的努力方式，祥子的理想是靠自己的勤劳，拉自己的车，等生活有了起色，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祥子在理想的自我构建不得实现中自我否定，父权的缺失造成的精神引导力的缺乏，难以实现祥子传统农民思维方式的转变；没有父亲的权威性监督，祥子最终“自我”放纵。祥子在自我精神困惑的时候得不到有效的规诫，而祥子身边也缺乏可以代替父亲的能够对其精神思想起到有力说服作用的人物或力量存在。祥子在承受了自己的精神困顿的压力之余，还要承受其他车夫冷言冷语的压力。为融入到社会中，他的思维无法突破麻木的国民性的樊笼，由坚守到放任自我，最终由“进城农民”变为了“城市游民”[14]。祥子是在父权缺失的状况下没有实现自我转变和自我文化心理重塑的。

祥子的悲剧是一种时代现象。在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战乱年代里，祥子是被社会、被时代遗弃了的边缘化人物，他的事业、婚姻的选择是在城乡夹缝中生存的无奈之举。祥子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他的不幸带有偶然性，偶然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即人作为渺小的存在，无法抗拒强大的社会变动的悲剧。“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可能成为的一切。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描绘出存在的图形。”[15]《骆驼祥子》在展现一个农民争取市民化过程中的不幸遭遇的同时，也探讨了一个缺乏强有力的价值观念引导下个人存在可能性的问题，还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艰巨性和人性改良的艰难性，在探讨人物悲剧的同时也赋予了其深层的社会内涵。

参考文献：

[1]李宗刚.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J].文史哲，2014，(6).

[2][3][4][5][6][7][9][10][11][12]老舍选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6，21，43，135，58，7，222，198，98，237．

[8]【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作品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66.

[13]吴怀斌,曾广灿．老舍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608.

[14]邵宁宁.《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15]【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44-45.

(责任编辑：孙书平)

The Absence of Paternity and the Analysis of Tragic Image of Xiangzi

WU Xia

(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

Abstract：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culture, the generation of Xiangzi's tragedy is based on the lacking of paternity. To observe the spirit changes on Xiangzi's image from his value judgment about "money", "body" and the profession of pulling a cart, we can excavate the deep reasons behind his spirit tragedy. From one hand, in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conflict between countryside and ci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 farmer to a bottom citizen, the lacking of paternity makes Xiangzi lose the guidance of correct values. This reason, alongside with the dependence on the money and power contributes to individual survival tragedy and spiritual tragedy for Xiangzi's citize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cking of paternity provides a free space for his self-construction, therefore Xiangzi went out of self closure and accep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ity underclass culture, and his final failure also reveals the difficult reality for social revolution at that time.

Key words：The Rickshaw Boy; Xiangzi; Lacking of Paternity; Citizenization; Spiritual Tragedy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6)02-0137-04

作者简介：吴霞(1990- )，女，山东莱芜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