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与现实主义潮流

翟文铖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70后”作家与现实主义潮流

翟文铖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70后”作家的大部分创作可以划归现实主义范畴。同以往的中国现实主义作品相比，他们的创作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题材空前丰富，“经验”相对薄弱；缺乏整体性历史观，着力还原历史碎片；有意疏远政治意识形态，有节制地表现底层苦难；精神世界相对模糊，人物形象不够丰满。

关键词：“70后”作家；现实主义；经验；历史观念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勃兴的形式探索热情逐渐平稳之后，现实主义逐渐重回文坛的聚焦区。“70后”作家就是在这样两股潮流的交汇、更迭的文学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的身体中同时承载着二者的基因。尽管从来不乏叙事自觉，也不乏娱乐性的追求，但就整体而论，他们更加重视文学的及物性，大部分作品可以划归现实主义范畴；而且从创作趋势来看,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对现实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那么，与以往的中国现实主义作品相较，“70后”作家的创作表现出哪些特点呢？本文结合他们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做初步总结。

题材空前丰富 “经验”相对薄弱

就题材而言，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个作家群像“70后”作家这样题材广泛。占主导地位的有如下八类：成长小说、城市小说、乡土小说、类通俗小说、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历史题材小说、校园小说、军旅小说等。前面的四类小说我都有专文论述，下面就后四类略做检点：朝鲜族的金仁顺、东乡族的了一容、土家族的田耳、藏族的格央、纳西族的和晓梅、仡佬族的肖勤等，写出了不少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作品。就历史题材小说而言，革命历史近期成为创作的热点，海飞的长篇小说《向延安》，于晓威的《抗联壮士考》、《一个好汉》、《陶琼小姐的1944年夏》、肖勤的《好红花》、李浩的《将军的部队》、《寻找一个失踪的人》、张锐强的《怀念一条短暂的河流》等，都是不错的作品，这是一个重要的创作趋势，非常值得研究；另外，也星星点点地出现了像李师江的《像曹操一样活着》、李修文的《心都碎了》那样的古代题材小说。校园题材作品也渐渐形成规模，如李师江的长篇《中文系》、付秀莹的长篇《我是女硕士》、徐则臣的《夜火车》等“校园系列”，杨遥、杨帆也有较多的此类作品。关于军旅小说，王棵(王进康)无疑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他的《海戒》、《守礁关键词》、《飞鱼》、《暗自芬芳》、《海空情正常》、《对鱼说话》、《寂寞如此之猛》等构成的“守礁”系列，极具艺术冲击力。在题材而论，“70后”作家可以说百无禁忌，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活内容，他们都愿意纳入到作品中尝试一下。

与题材的广泛形成对照的是，“经验”相对不足。“70后”作家生活经历一般都比较简单，造成了他们社会经验缺乏的问题，这种不足严重影响到他们对社会生活反映的深度和广度。在农村经验表达方面，“70后”作家的部分作品表现基层权力的专制，部分作品表现农民的疾病、贫困和民工生活，而这些也是其他作家群体乐于涉足的内容，因此他们几乎未能提供新鲜的乡土经验。就城市小说而言，大量的作品惯于编织各类“情色冒险”故事，在狭小的格局内反复书写两性关系，因此所能提供的都市生活经验也就相当有限了。

但是，如果说“70后”作家未能传达出当代人的生命感受，则是严重夸张，有些作品还是记录了“民族共同经验”乃至“人类共同经验”。在乡土小说中，李师江的《福寿春》就是一部杰作，此书对东南沿海农民的劳作、交往、信仰、民俗、文化等大量本土经验进行了描述，而且把老一代农民的文化心理、新一代农民对农村的背弃以及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萧条的过程都表现了出来，很有历史感，可惜这样的作品数量太少。在整体上，“70后”的乡土小说中诗化小说的艺术价值远远高于再现当下农村现实的作品。肖勤的《丹砂的味道》与和晓梅的《情人跳》、《女人是“蜜”》等，浪漫、神秘、唯美，带有强烈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鲁敏最近写的“东坝”系列(《纸醉》、《思无邪》、《离歌》等)则蕴涵着“思无邪”的人生境界和“游于艺”的人格理想，体现了儒家文化理想。徐则臣的“花街”系列则凝聚着传统文人的“秦淮”情结和“人境”记忆。这些“世外桃源”式的境界蕴涵着对“天人合一”的生存之境和诗意人生的美好寄托，传达给我们的主要是传统文化经验，而不是乡村的现实生活记忆。部分都市小说也传达出了以往的小说鲜能表现的现代都市精神困惑：自由与失重的悖反、“客观精神”对个性价值的挤压、新的感性经验追求与安全的需要之间的游移、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搏击等等，有的作品则表现了当代都市特有的孤独感，如魏微抒写日常生活的囚笼对人的禁锢，鲁敏批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导致归属感的丧失等。在挪威哲学家史文德森看来，恐惧和无聊是当代人最为典型的生命体验——而弋舟的作品就集中表现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感和无聊感。总的讲，“70后”有大量的庸常之作，特别是很多长篇小说，格局狭小，内容空洞，经验匮乏，但还有部分优秀之作提供了新鲜的民族共同经验乃至人类共通经验。

缺乏整体性历史观念 着力还原历史碎片

奥尔巴赫认为，现代现实主义“严肃地处理日常现实，一方面使广大的社会底层民众上升为表现生存问题的对象，另一方面将任意的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置于时代历史进程这一运动着的历史背景之中，这就是现代现实主义基础。”[1]“70后”作家作品，包括都市文学作品，尽管有时不免流露出“中产阶级趣味”，但很少表现中产阶级的生活，聚焦的对象几乎全是下层民众，这一点上确实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批评家多认为“70后”是历史意识匮乏的一代，是没有历史的一代，甚至作家本人也坦率承认。徐则臣就曾说：“1970年出生的作家，‘文革’结束时也才六岁，刚刚开始有所记忆，而1976年以后出生的作家，根本连‘文革’的边都没沾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思潮’他们又没能赶上，平白错过了两个重大的历史和文学事件。我们从小要做好孩子，念了差不多二十年的书，然后一头扎进文学里，所以和60后相比，70后是没有‘故事’和‘历史’的一代人。60后还有革命的废墟，还有政治和灵魂的阴影，还有一个可以策动精神反叛的八十年代，所以他们与生俱来就有颠覆和反叛的目标和冲动，70后只能远远地看，啥都没有，感不能同于身受，他们血液中缺少这样的基因。”[2]当下社会生活还在进行，它就是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为何存在没有“历史”的问题？所谓“历史匮乏”的实质，不过是意识形态一度提供的历史观在逐渐失去阐释历史的有效性以后，这一代作家还没有建立起自己阐释历史和现实的历史观，缺乏把“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置于时代历史进程这一运动着的历史背景之中”的能力。没有历史感做导向，恐怕也很难具有良好的现实感。因此，对于大部分作家而言，他们只能表现生活中的“碎片”，这些“碎片”难以获得整合。

但是，部分“70后”作家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在做重塑历史的尝试。有的作家开始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或写青年人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或写东北抗联的英雄生活，或写地下工作者的智慧与牺牲；有的作家则对建国后“极左”政治统治时期的特定生活进行还原。《人间烟火》(徐则臣)描摹了农田水利建设的“会战”，《如梦令》(徐则臣)、《饥饿的精神症》(了一容)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大饥饿，《民兵连长的鹞子》(了一容)写“备战备荒”时的民兵训练，《种戒指》(鲁敏)写“文革”补划富农事件，《那支长枪》(李浩)涉及“文革”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些作品无意构建完整的历史，却都在试着还原某个历史“碎片”中的真实。这和新历史主义观念完全不同，并不一味消解或戏说，而是着力还原、呈现特定历史环境中个体命运和生存状态。它们不仅表现出对高度政治化社会生活的批判，而且不少作品流露出对革命英雄人物的崇敬。有些作家如魏微等在表现某段历史状况的时候，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历史感，这种历史不是政治重大事件的更迭，而是文化的演进——她特意写某一特定年份的社会文化状态，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状态。可以说，用文化史取代政治史，是“70后”作家比较自觉的一种历史意识。

有的作家目标更为宏大，要写出历史的“流动性”。黄孝阳的《人间世》无论如何在“70后”作品中都是一个特例，该作品把中国50年代至改革开放以后的若干年重要历史事件作为背景逐年罗列，而那些重大事件一度是整个国家生活的精神背景。作家就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讲述主人公的成长历程。黄孝阳并不寻找所谓的历史本质和规律，也并不提供历史的内在逻辑，他关心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文化氛围和精神状态。从这一点上讲，张学东的《西北往事》与之有相似之处。在“70后”的成长小说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历史时间，而是传记时间，传记时间是一种私人化的时间，只对个人有意义。但是，张学东试图让政治史时间、文化史时间不时地侵入传记时间——前半部写政治大事偶然影响到家庭生活，后半部写社会文化风尚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什么时间社会上流行什么歌曲，什么时间开始流行电子表，什么时间开始穿喇叭裤，这种社会文化风尚对年青一代的成长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张学东着力表现的重要内容，这样，特定时代的历史感就呈现了出来。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奥尔巴赫所说的“将任意的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置于时代历史进程这一运动着的历史背景之中”的审美要求。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在“70后”作家的创作中所占比例甚少。

总体而言，“70后”作家未能建立起整体性的历史感，但很多作家表现出还原历史的愿望，他们感兴趣的历史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延伸到新时期。他们一般是取一个特定历史片段还原其政治、文化状态，描摹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心理，历史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张学东、黄孝阳等少数作家目标更为宏阔，刻意描摹历史的流动性，表现个体命运在社会文化中的演进。这些历史性书写都以还原为目标，而不是以消解为目标，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趣味。

疏远政治意识形态 有节制地表现底层苦难

当前评论界正在讨论有关现实主义问题，无论如何讨论，他们骨子里就是要恢复文学干预现实的政治功能。特别是所谓的“底层写作”，有的评论家把创作源头追索到“左翼”文学中去，问题意识越来越强，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烈。就整体而言，“70后”作家干预现实的动机并不十分强烈。我们不妨罗列一下以底层写作闻名的作家：贾平凹、阎连科、刘庆邦、王祥夫、孙惠芬、熊正良、鬼子、胡学文、陈应松、罗伟章、曹征路……这一长串名单还可以列下去，我们会发现其中很少有“70后”作家的影子，甚至就连他们的上一代“新生代”作家也很少。新生代作家对政治有天然的疏远情绪，“70后”作家更是如此。

“70后”作家不是不从事底层写作，而是他们的写作不能以揭示苦难的惨烈性和表现社会矛盾的尖锐性赢得大家的瞩目。就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原始的现实主义理论就是反映论，一个是反映现实、反映历史、反映社会，再一个是反映人的心情。……西方是一种客观的反映论，中国是一种伦理的反映论，道德的反映论，文以载道嘛，乐通论理，文以载道。其实都是现实主义的。”[3]中国的革命现实主义之类的创作方法，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根基上发展而来的。后来现实主义发展了，发展到我们所熟悉的典型论，恩格斯说的一段话被封为圭臬：“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4]此后，“现实主义从外在的社会历史的现实主义走向心理现实主义”[5]。我们现在过分强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有时甚至回到最原始的现实主义中去，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典型论，忽视了心理探索——忽视典型论恐怕就要动摇人物形象的塑造，忽视心理探索就要遗忘人物的精神世界。已经有论者指出“反映论”是美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他们(指某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人：笔者注)简单地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在哲学认识论方面强调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那么在美学和文艺学方面也必然主张现实主义的反映论或再现论。但他们没有注意到，事情在这里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当艺术所反映或再现的已不再只是外部细节或历史真实，而是人物内心的真实时，反映论和同情论(移情论)、再现论和表现论就是一回事。这绝不说明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破产，而是说明把认识论原则直接搬用于美学中是没有理论根据的。”[6]远离强烈干预现实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机械的反映论的质疑，这说明“70后”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比目前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目光更加深远。“底层写作”的人间关怀精神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但文学不同于新闻报道，它必须受自身的艺术规律制约。朱光潜先生说得明白：“极端的写实派的错误在只求历史的或现象的真实，而忽视诗的真实。艺术作品不能不有几分历史的真实，因为它多少要有实际经验上的根据；它却也不能只有历史的真实……最重要的真实是诗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因为世间一切已然现象都有历史的真实，而诗的真实只有在艺术作品中才有，一件作品在具有诗的真实时才能成其为艺术。”[7]那么什么是诗的真实呢？“在一个作品以内，所有的人物内心生活与外表行动都写得尽情尽理，首尾融贯整一，成为一种独立自足的世界，一种生命与形体谐和一致的有机体，那个作品和它里面所包括的一切就有‘诗的真实’。”[8]我感到部分“70后”作家对“底层”的表现是非常清醒的，外在的苦难可以表现，更重要的是看一看这些苦难如何演化成人的精神痛苦，寻找“诗的真实”。比如表现都市下岗市民艰难生活的《天上的眼睛》(弋舟)，最打动人心的不是主人公“我”被社会排挤导致的苦难，而是“我”灵魂不断被扭曲的坚硬现实：从抓小偷到被迫和小偷同流合污，正义感被强行扭曲；追离家的妻子却被她的情夫暴打，丧尽了尊严；对家庭失望女儿辍学并和小混混同居，又让他伦理感崩塌——当你认为“我”的人性之光被苦难耗尽，从人逐渐变成了非人的时候，为了挽救女儿，安慰妻子，“我”自愿承担杀人的罪责，那种深埋心底的“爱”像忽然打出的一束令人炫目的人性光辉——人性如此美好的一个人却在承受社会的遗弃，我们不能不对社会的正义性提出质疑。社会层面的苦难被转化为对人性的扭曲表现了出来，而又通过人性之中顽强地散发出的光映照出了社会的黑暗面。这个作品不是单纯从外部演示人物在社会的巨大齿轮中被碾压的过程，而是从内部写这个过程中美好的人性是如何被摧残、扭曲的，悲剧感就出来了。再如乔叶的《叶小灵病史》，这个作品主要是写城乡差距的，由于城乡的天壤之别，成为城里人成了叶小灵的宗教：她多次复读试图通过高考进城，失败了；她希望通过婚姻进城，因不忍心嫁给瘸子又失败了；后来嫁给了给她订了一份报纸的男友，因为一份报纸代表了一座城市；她卖肉也要在黑板上搞卫生知识，因为那意味着都市文明；最后她支持丈夫竞选村主任，又通过权力架路灯，修公路，办图书室，把村子改造成附近城市的“山寨版”。把外部的冲突变成了灵魂内部的冲突，这才是文学。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文学也许有其他使命，但是，伟大的文学的根本使命却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文学是探究个体生命的，而个体生命天生是属灵的。如果不探究个体生命，文学就不能透彻，就有‘隔’。”[9]这些小说不是一味写外在的挤压，写世界赋予他的苦难，而是强调艰难处境中人物的特定行动，人物的精神困境，因此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当然，这也是“70后”作家底层写作范围内写得最好的作品，大量的作品显然没有达到这一高度。那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强烈的现实干预意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重视形象塑造，没有重视精神世界的书写。

精神世界相对模糊 人物形象不够丰满

“70后”作家成长小说的创作状况，着实让人震惊。本来，就成长小说而言，成长不仅是身体的成长，最重要的是精神的成长，可以说，艺术创造是否成功，主要要看能否描述出人物精神成长的过程。但是，在大量的成长小说中，主导性的时间都是传记时间，作品或许描述了身体的发育、初潮、遗精、恋爱，但精神上如何逐步获得独立性，价值观如何逐步形成，灵魂如何挣扎、撕裂、升华，这些却常常是缺席的。比如冯唐“万物生长”三部曲，作者能在三言两语之间就描绘出一个生动的场面，具有惊人的语言才华，甚至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个扁型人物，比如孔建国、王大师兄，可是，读完厚厚的三大本小说，若问一问“我”(秋水)这个核心人物的灵魂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的，那回答只能是不知道。

几乎所有的成长小说都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核心的人物，形象越模糊，某些次要人物反倒比较生动。原因大致是这样的：成长小说多以第一人称书写，或者即便用第三人称书写，主人公也往往具有第一人称的某些功能。主人公“我”一般就是视点人物，次要人物都是通过“我”的眼睛塑造出来的，次要人物一般都是扁形人物，扁形人物只需要不断强化某个性格特征就可以了，不需要展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因为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我”是视点人物，所以没有人来看“我”，并通过这种“观感”来赋予“我”形象，“我”的形象要完全依靠自己个性化的行动和丰富而独特的心灵世界来塑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的形象就不能立起来，这就会造成了“灯下黑”现象——越是希望集中表现的核心人物，越是不能很好地塑造。而作家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我”通常缺乏复杂的心理活动，更缺乏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难以立起来。比如张学东，他对西北农村生活无疑是熟悉的，他还有着一般作家不具备的想象力和永久的创作激情，而且不走“邪僻”的路子，仿佛一支主力野战军，一切都从正面摧城拔寨，具备“雅正”的风格。但是他的长篇小说《西北往事》，读后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哥哥”的狡诈、钻营，蓝丫的放任、懵懂，刘庆福的颓唐，四孬的痞性，这些人物都各有特点，独独“我”这个张学东最想表现的人物没有写好，细想来也是因为缺乏丰盈的精神世界，未能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就个人才华而言，冯唐和张学东都是“7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更不要说其他人了。“70后”作家采用心理现实主义写法的很少，差不多只有盛可以一人。盛可以具有洞察人物心理的才华，无论是《水乳》，还是《道德颂》，那些人物的心理随故事流转，合情合理，都符合世俗的逻辑，但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往往在现实功利的层面上逡巡，缺乏足够的精神独特性，境界上缺乏提升。其他众多的长篇小说，无论是何种题材，大都缺乏心理描写，没有内在隐秘的呈现，没有灵魂的搏斗，没有存在意义的叩问，现实世界就是平面的现实世界，缺乏涨破与超越。这也是“70后”作家长篇小说创作成就不高的重要原因。

中短篇小说中却有一些精品，因为这些作品不需要完整的心灵史，它需要的只是生活或心理的片段。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小说用了大量的细节，反复强化奶奶博大母爱、重男轻女、极度节俭等性格特点，同时，奶奶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脆弱与顽强，朴厚与智慧，保守与开放……这些特点是她自己的，也是传统文化的，她是一个原型性人物，承载着丰富的中国经验，每个人几乎在她的身上找到自己属于老一代的奶奶、母亲形象，因此她活了起来，打动了读者。《送一个人上路》(张学东)中的无赖，《大姐》(了一容)中的大姐，《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了一容)中尤素福的妈妈，等等，这些独特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作品的成功也告诉我们，现实主义离不开独特的人物形象，离不开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内涵的挖掘。

目前，“70后”作家的大部分作品都带有写实倾向，除了弋舟的《跛足之年》、陈家桥的《南京爱情》、李浩的《夏冈的发明》等少数作品，基本上都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实际上，作家完全可以冲破现实主义的局限，开拓更宽广的艺术天地。王棵在长篇小说《间歇性ED》封三上赫然写道：“现实主义正被一股强大的合力过高托举，过度吹捧、供奉，使中国文学不断窄化，这是有文学良知的中国作家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无奈。那些我们精神生活中永恒存在的孤独、焦虑、忧伤，那些心灵挣扎、对爱与被爱的思索，之所以常常被漠视，被忽略不计，主因并非是作家智商不够，而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很懂得审时度势。”有评论家已经看到，现实主义的局限性：“‘现实主义’本身当然没有罪过，但这些年‘现实主义’风行的结果是，文学的‘现实性’增强了，而文学的‘精神性’含量则衰减了。……我们为什么如此乐于降低文学的精神与艺术难度，乐于夸耀文学中通俗而琐碎的趋向？固然文学不能总是坚持哲学或思想的高度，不能夸大形式的意义，但如今文学的浅白和无力，其高度和难度的丧失，对历史和现实的妥协，对于市场与流俗的迎合和献媚，多数是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下获得了合法外衣。”[10]普遍的写实倾向，是艺术上保守性的表现，这种保守性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先锋意识匮乏。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作为一个整体，“70后”作家的创作成就还不算高，表现出种种艺术上的幼稚与缺憾。但是，少数佼佼者那迷人的艺术特质又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代作家的希望。文学永远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业，文坛上很少会出现遍地英雄的盛况，只要有少数超拔者不时显现灵光，就足够了。

参考文献：

[1]【德】奥尔巴赫.模仿论[M].吴麟绶，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551.

[2]徐则臣. 70后的写作及可能性之一——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演讲(节录)[J].山花,2009 ,(05): 140-141.

[3][5]残雪，邓晓芒.于天上看见深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206，206.

[4]【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462.

[6]邓晓芒.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402-403.

[7][8]朱光潜.谈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120，119-120.

[9]刘再复.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J].学术月刊,2004,(08):16.

[10]王尧，张清华等.繁盛时代的精神衰变——“新世纪文学反思录”之二[J].上海文学,2011,(02):110.

(责任编辑：翟瑞青)

The 1970's Writers and Realism Trend

ZHAI Wen-cheng

( Confucius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

Abstract：Most of the works of 1970's writers belong to realism. Comparing with previous Chinese realism works, their works show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theme is very rich, while "experience" is relatively weak; Lack of complete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y made effort to restore historical fragments; They consciously escape political ideology and abstemiously describe the miserable lives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characters are vague and images are not fully presented.

Key words：the 1970's Writers; Realism; Experience; Historical Idea

收稿日期：2016-03-12

基金项目：孔子与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儒家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翟文铖(1970-)，男，山东曲阜市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6)03-0001-06

特别策划·“70后”作家研究

主持人语

张丽军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批评家。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持续发展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坛数代作家、批评家共处的拥挤格局。作为“中间代”的中国70后作家处于50、60后作家与80、90后作家的历史夹缝中，处于市场经济与互联网文化的多种挤压之中。但从文学创作实力来看，70后作家是当下创作最为旺盛、创作成绩最为突出、作品质量最好与最多的一代作家群体。近几届的鲁迅文学奖，几乎是70后作家包揽了中篇、短篇小说奖，显现出巨大的创作实力和影响力。然而，现有的文学评价机制和学术研究机制，对这一最重要作家群体的关注度依然是不够的。青年是一个民族的未来，青年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学的未来。关注中国70后文学就是关注新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与艺术的未来。事实上，中国70后作家经历了从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等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是对当代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心理结构、时代经验与精神气象有着最深刻体验的一代人。时代已经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生活给养和艺术土壤，真如恩格斯所言，“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我们期待这个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文学。(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