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主义与印尼国家整合——以苏加诺、苏哈托时期为例

付海梅



世俗主义与印尼国家整合
——以苏加诺、苏哈托时期为例

付海梅①

摘要：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并没有立伊斯兰教为国教,而是选择成为了一个世俗国家。社会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决定了印尼不可能走上信奉单一宗教的伊斯兰国家;温和的印尼伊斯兰教、分裂的伊斯兰教派及世俗民族主义的领导地位，使世俗印尼成为可能。印尼独立后，确立“潘查希拉”(又称“建国五基”，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为建国基础，并在对伊斯兰教政治有一定限制的基础上，实现了精英重组;苏哈托政府上台后，大力发展经济，加强中央集权，极大地促进了印尼国家整合。印尼的国家整合对于后发多民族国家有诸多启示作用，如正确选择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政府政策对民族关系的互动以及威权主义对国家整合的重要作用等。

关键词：世俗主义；国家整合；“潘查希拉”；伊斯兰教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穆斯林人口约两亿，占 本 国 总 人 口 的 88.2%、世界穆斯林人口的12.9%。*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A Report of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Muslim Population, Washington, DC: the New For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2009, p.28.然而，印尼的建国者们并没有立伊斯兰教为国教，尽管大多数建国者都是穆斯林。那么，为什么印尼没有选择伊斯兰教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多元、异质的印尼又是怎样实现国家整合的？本文就苏加诺、苏哈托时期的印尼世俗国家整合进行相关分析。

一、世俗主义概念厘定

世俗主义(secularism)亦称现世主义或非宗教主义，是一种与神权统治或教权统治相对立的政治学说。*杨灏城：《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霍利约克(George Jacob Holyoake)首次使用了世俗主义一词，用以指代一种功利主义的社会伦理，强调科学和理性的作用，认为人应该追求今世的幸福与权利，不必隐忍等待来世补偿。基于此，霍利约克认为，国家应在宗教事务上消除偏私，容忍所有的宗教和哲学教条。*Mahmood Monshipouri, Islamism, Secularism,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p.10～11.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特别是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

政治领域中的世俗主义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政权还俗主义(laicism),它源于法语中的政教分离(laicité)概念，认为宗教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已经失去了其政治意义，处于政治竞争的门槛之下。*刘义：《全球化、公共宗教及世俗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页。宗教与政治相混合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和危险的。若要实现现代化，政教就必须分开；民主化的推行等同于世俗化。另一是犹太—基督教的世俗主义，这种世俗主义并不主张完全将宗教排除公共领域，因为它认为，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界限不可能是十分清晰的、完全绝对的。基于此，这一派的观点认为世俗主义就是社会脱离了宗教制度和神权象征的统治。

教俗不分、二世并重的伊斯兰世界，原无世俗主义的说法，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阿拉伯世界才逐渐出现世俗主义思潮。在伊斯兰世界中，主张政教合一、坚持以伊斯兰教经典治国的思潮被称为“伊斯兰主义”；推崇西方政治模式，主张政教分开，淡化伊斯兰宗教对政治影响的思潮被视为“世俗主义”。因此,对于现代伊斯兰民族国家来说，世俗主义指的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化以及西方国家制度，认为民主化即世俗化，要求宗教与政治分开，宗教不得干涉政治事务。与原始意义上的世俗主义相比，伊斯兰世界的世俗主义隐含更多政治含义和西化倾向。

印尼虽然没有像土耳其那样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政教分离，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印尼禁止宗教干预政治，属于事实上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印尼穆斯林尽管占人口的绝对多数，但伊斯兰教并没被立为国教。印尼宪法第11章第2款规定：国家保证每一居民有信仰各自宗教的自由以及根据宗教和信仰举行其宗教仪式的自由。此外，印尼宪法明确规定“潘查希拉” (又称“建国五基”，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为立国基础。 “潘查希拉”规定“信仰神道”，但没有具体规定必须信仰哪个神，印尼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共产主义、无神论除外)，这一规定更加明确了印尼世俗国家的性质。独立后的印尼一直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苏加诺和苏哈托都认为，伊斯兰教如果被政治化，就可能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因而严厉压制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虽然苏哈托执政后期放宽了伊斯兰教政策，加强了宗教教育力度，提高了伊斯兰教法庭地位，允许穆斯林女生戴面纱等，但是这些政策都没有超出伊斯兰教作为个人事务的范围，并没有违背“世俗主义”原则。

二、印尼世俗国家形成的原因

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印尼走上世俗国家的道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印尼的传统文化、彼时的国内情势以及所处的国际背景时，这种貌似偶然的世俗之路就不禁显现出其背后的必然性来。

(一)印尼政治文化因素

首先，东南亚素来以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著称，作为东南亚典型代表的印尼更是多种文化的大熔炉，各种文化在这里沟通、交融、升华，形成了印尼社会别样的文化特质。伊斯兰教虽是印尼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但也只是众多宗教中的一元。在伊斯兰教传入印尼之前，该地区已经在原始宗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之下了。因此，伊斯兰教传播到印尼后，融合了大量原始宗教和印度教思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浓厚的印尼地方色彩。其次，伊斯兰教传入印尼不像传入西亚地区那样依靠圣战，而是经过商人、通婚、学术交流等和平方式进行的。伊斯兰教传播方式的和平性与多样性，决定了印尼的伊斯兰教没有那么强势与激进，“不像中东的伊斯兰教兄弟国家那样具有典型的伊斯兰特征”。*[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2卷，陈明华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2页。再次,从时间跨度上看，从伊斯兰教传入苏门答腊至印尼主要岛屿，伊斯兰化的完成历经了几个世纪。在这漫长的传教过程中，伊斯兰教与各地传统宗教文化融合程度不一，渗透强度不同，对当地影响有深有浅。在苏门答腊北部、马来半岛等地，伊斯兰教的影响更大些，但是在内地，伊斯兰教的影响则比较有限。所以，即便同是穆斯林，其信仰程度也不一样——有虔诚穆斯林“桑特里”(santri)，亦有名义穆斯林“阿班甘”(abangan)。“桑特里”是虔诚认真地履行伊斯兰教义务的穆斯林，“阿班甘”对伊斯兰教教义较为冷漠，不严格遵循“五功”，甚至有多重信仰。名义穆斯林的多数优势使印尼全国上下弥漫着温和、宽容的宗教气息。最后，作为印尼文化主体的爪哇文化，主张对各种宗教的容忍与宽容，强调人的自身和谐，倡导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注重内心的宁静、和谐与平衡。和谐的爪哇文化连同多元的宗教部族文化、温和包容的东南亚伊斯兰文化，构成了印尼推行世俗化的文化根基。

(二)印尼政治现实因素

印尼社会的世俗化始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殖民统治。荷兰在印尼实行间接统治，其二元结构的政府使印尼人开始有机会接触西方管理体制。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对爪哇进行了短时间的控制，斯坦福·莱佛士朝着经济自由主义和更直接、理性的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任晓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页。印尼重归荷兰后，荷兰人保留了莱佛士的许多改革内容,这使印尼人对理性化的行政经验、世俗化和规范化的法律制度与自由经济政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殖民后期，随着世俗化教育的逐步兴起、农村和城市的不断变迁，人们对传统权威的认识逐渐模糊，宗教在印尼人生活中的地位开始衰落。

如前所述，印尼的民族成分与宗教成分相当复杂，因此印尼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宗教斗争：不仅有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印尼土著人和华人的冲突，而且穆斯林内部派别、不同民族也有很多冲突，如爪哇印尼人和外岛印尼人的冲突。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复杂交织，使印尼的国家建构异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强调和谐、宽容、平衡、融合的精神才能保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突出某一民族或某一宗教必然导致印尼社会的分裂。

如果说印尼温和的政治文化为世俗化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可能性，那么世俗民族主义取得领导地位，则为印尼世俗化带来了现实性的保障。在印尼，能否建立世俗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当时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两大派系的实力对比决定的。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是印尼抗荷斗争中的两股主导力量，前者受西方民族主义和中东世俗民族主义影响比较大，后者虽然也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启蒙，但是受中东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影响更深一些。在反殖斗争中，二者既冲突又合作，最终世俗民族主义者取得领导地位。世俗民族主义的领导者苏加诺曾说：“我们的国家是全体印尼人民的国家，如果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基础，一些非伊斯兰教的地区，如巴厘岛、弗洛勒斯岛、卡伊群岛和苏拉威西将退出。西伊里安也不会成为印尼国土的一部分。”*Herbert Feith, The Decline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Indone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81.因此世俗民族主义者不主张立伊斯兰教为国教，而是主张在印尼推行世俗化，实行政教分离和自由民主制。

(三)国际背景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尼一直是荷兰的殖民地，称荷属东印度。二战后，印尼人民要求摆脱殖民枷锁，而荷、英、美3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却在印尼展开角逐。*黎家勇：《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南昌：江西出版集团,2008年,第112页。印尼像所有后殖民国家一样内外交困——外有强敌，各帝国势力围攻环伺；内有民族国家建构重任，族群、宗教、边界等敏感问题不断涌现。如何摆脱内忧外患，走上发展之路，是摆在印尼建国者面前的严峻课题。印尼建国者们对西方国家有着矛盾的情结：一方面，西方长期的殖民统治给印尼带来了巨大创伤；另一方面，西方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又不断驱使印尼向西方学习。一边是“世俗化的西方民主国家”及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一边是“宗教化的东方穆斯林国家”和其停滞、落后的经济文化，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让印尼建国者不由自主地倾向于世俗化、贬低宗教的政权。加之周边国家及中国民族革命如火如荼的开展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功，都给印尼民族以启示和鼓舞，尤其是土耳其世俗国家的建立和凯末尔主义的成功，更是让印尼找到了模仿的榜样。“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自由思想是这一时期整个世界的主导思想，所以印尼人民更多地接受了这类主张，更加认同民族的、世俗的印尼，而不是伊斯兰教的印尼。”*范若兰：《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三、世俗主义基础上的国家整合

“比起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区域，殖民者在印尼并没有遗留下一套完整制度作为国家统治的规则，没有有效的规范制度，族群政治造成国家无法整合的现象反而进一步呈现出‘想象共同体’的困境。”*R.William Liddle, Ethinicity. Par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An Indonesian Case Stud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98.印尼 的 国 家 整 合——把各地处于分散、分离、分裂的多元利益群体和社会政治力量统合进统一的政治体系,实现政治系统良性有序运转，这的确是比较棘手的难题。国家整合涉及范围极广，因篇幅有限，下文主要从政教分离角度分析阐述印尼的国家整合措施。

(一)增加认同，确立“潘查希拉”为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是由国家建构并推行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原则，是凝聚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强有力的粘合剂。“潘查希拉”是印尼统合各民族、各宗教的有力粘合剂，其基本内容包括：(1)信仰神道：主张宗教平等，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2)人道主义：主张人人平等，不分民族、种族、肤色、信仰、性别及社会地位。国内及国际各民族之间应互爱，尊重，和平共处。(3)民族主义：所有居住在印尼的各民族应团结起来，为建立统一的印尼民族国家而奋斗。(4)民主政治：主张实行以代议制及协商思想为主导的民主政治。(5)社会公正：实现全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以社会正义为理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创造经济上的富足平等。*[美]鲁恂·W. 派伊：《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体系论》，李伟成译，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1年。

苏加诺把“潘查希拉” 视为“独立印尼的哲学基础。……可以在那上面建立起永恒的独立的印尼大厦”。*[印尼]苏加诺：《苏加诺演讲集》， 世界知识社编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7～21页。苏哈托取得国家政权后，对“潘查希拉”进行了新的解释，把“潘查希拉”定位为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个人哲学。*[印尼]苏哈托：《苏哈托自传——我的思绪、言论和行动》，居三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30～375页。苏哈托不仅告诉人们什么是“潘查希拉”的“惟一正确解释”，而且还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强制人们按照“惟一正确解释”的精神和要求去做。通过对“潘查希拉”的重新解释，地方政府对中央集权的严重抱怨，基督徒对过度伊斯兰化的不满，本土印尼人对日益拉大的经济差距的牢骚，都不可能公然地表达出来。因为一旦表达出来，他们有可能会因为超越了所允许的讨论范围而遭到官方的指控。根据国家宣传，军队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力来镇压它所认为与“潘查希拉”民主相违背的个体或群体行为。*[英]米歇尔·E.布朗：《亚太地区政府政策和民族关系》，张红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第290页。苏哈托对“潘查希拉” 的重新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尼的稳定与发展，同时也因为过度压制社会声音而为自己的下台埋下了伏笔。

(二)政党整合，培育新的精英集团

独立之初的印尼实行议会民主制，复杂的政党构成与多元利益诉求导致内阁频繁更迭，国家无法正常运转。1956年，苏加诺中止了议会制，开始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民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虚弱了印尼国内的右派势力，团结了左派共产党，增强了印尼共产党的实力。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印尼陆军和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两股尖锐对立的力量。当苏加诺无力平衡这两股力量的时候，一场空前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九三零”事件后,苏哈托在残酷镇压印尼共产党的同时，采取以发展经济为重点的一系列措施，转移社会注意力，整合力量，弥合分歧，逐步稳定了局势，开始了“新秩序时期”。 为了缓和旧秩序时期意识形态间的尖锐对立，苏哈托取缔了印尼共产党，并促使伊斯兰教非政治化，严格控制其对政治的影响。1973年，苏哈托政府推行“简化政党”政策，将印尼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尼穆斯林党等伊斯兰政党合并为建设团结党，并利用其中派系之争，削弱了伊斯兰组织的政治势力。同时，苏哈托将印尼民族党、印尼基督教党等民族主义政党合并为印尼民主党。*房宁等：《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5页。这次合并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政治党派的动员能力，进一步牵制并控制政党实力的做大。苏哈托通过精简政党运动，使由军人和职业团体组织构成的专业集团党成为印尼第一大党。通过专业集团党和军队两大支柱，苏哈托牢牢控制了印尼的政治经济大权。稳定的党政军联盟增强了印尼政府的能力，为印尼国家整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分离势力

印尼的地方分离主义运动既有地方利益背景，也有深厚的思想渊源，特别是与印尼两大思潮密切相关。一是伊斯兰建国思潮。一些保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试图在印尼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国家。二是联邦制建国思潮。1950年印尼政府赶走荷兰殖民者后，宣布废除联邦制，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改联邦制为单一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印尼的中央政权，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地方势力的不满。

面对各地政府的分离运动，除了暴力镇压外，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各省的控制和管理。在军事方面，印尼中央政府通过军队异地调动和更换指挥官等措施进行军队重组，逐渐实现军队的统一化和非地方化。*Hasan Saleh,Mengapa Aceh Bergolak, Jakasta: Pustaka Utama Grafiti,1992,p.136.在行政机构改革方面，印尼政府通过军队的“双重职能”(军队不仅是军事力量，也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力量)，实现了对印尼各级政府的全方位控制。军人合法地出现在政党和国家机构当中，专业集团的核心成员便是以军人为主。该集团对应各级政府组织有一整套组织机构，处于最上层的是监督委员会，由军人和部分文官组成；在省县设有执行委员会和评估委员会，委员会由驻军指挥官控制。*唐慧等：《印度尼西亚概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294～295页。此外，政府公务员只允许加入专业集团而不能成为其他政党党员。这样，印尼政府通过控制军队和专业集团，进而达到了控制各级政府的目的。在经济方面，印尼中央政府取消了地方特权，将外岛地区的贸易税收权归为国有，进行统一分配管理。*张洁：《民族分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7页。印尼政府通过上述措施，改变了建国初期印尼各地分散、分离、各自为政的地方局面和政治态势，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把印尼各地方紧密地联合在了国家共同体内。

客观地说，苏加诺、苏哈托时期的世俗国家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潘查希拉”的确立统合了各宗教、各民族的力量，缓解了可能因宗教矛盾而导致的分裂与纷争；市场经济政策统一了海岛印尼地理分散、彼此隔离的国家大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印尼语的推行与世俗化教育的普及，极大地增强了印尼人的国家认同感。尽管苏哈托政权在经济危机的风暴中倒塌了，但是几十年的国家整合成果为印尼的民主化转型期及后续的制度整合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并奠定了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四、印尼国家整合的启示

纵观苏加诺、苏哈托时期印尼国家整合的全过程，有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亦有愈拉愈大的贫富差距鸿沟；有民族融合的甜蜜时期，亦有流血不断的民族冲突；有短命的自由民主时期，亦有长期的威权统治……宗教与世俗、民主与专制、分化与聚合、集权与自治，各种矛盾在这里碰撞、升华，谱写了印尼国家建构的宏大史书。掩卷长思，印尼国家整合带给后发多民族国家很多思考与启示。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选择

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为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具有建构价值认同、论证政治合法性、约束社会成员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重要功能。*张文彦，魏建国：《国家意识形态认同探析》，《理论月刊》2010年第12期。因此，选择何种国家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尤其是新生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尼的国家意识形态“潘查希拉”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潘查希拉”的五项原则是“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必须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公正”“人道”“法治”等原则都是所有公民同等需要的，国家只有依靠这些普遍性的口号与原则才能凝聚国民的忠诚，才能代表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文化的人民。“潘查希拉”很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正如格尔茨所说 ：“潘查希拉利用传统的印度尼西亚的调和理论，其目的是要把印尼内部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绅士与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商业与农业、爪哇人的与印尼外岛集团的政治利益包容起来”；“在这个模式中，不同的趋势强调原则的不同方面，这就必须在行政与政党斗争的每一个层面找到暂时妥协……对五项原则的崇拜的确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意识形态背景。”*[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

(二)政府政策与民族关系

分析民族矛盾、民族问题的时候，多数学者倾向于从历史记忆、经济发展、群体间仇恨、现代化发展等因素中找原因，*Michael E. Brown,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Internal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pp.12～26.很少有学者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分析问题。但实际上，政府政策在解决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政策可以推动国家走向暴力冲突或者稳定之路。而在民族问题能否得到公正的处理方面，政府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国家的总体政策和具体政策对民族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总体政策包括国家基本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英]米歇尔·E.布朗：《亚太地区政府政策和民族关系》，张红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第290页。前者如联邦制和单一制的建制之争，印尼在建国初期，就因为改联邦制为集权的单一制引发了民族地区的不满和骚乱；后者如财政、税收政策导致的爪哇和外岛资源分配不公，更是持续地引爆了地方叛乱，亚齐是典型之例。具体政策包括旨在改变某一群体命运的公民政策、公民权利、宗教政策等，如苏哈托政府对印尼华人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强行剥夺其平等的公民权，使印尼华人沦为二等公民。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和经济上的强者身份，使穆斯林对华人态度越发排斥和歧视。可以说，正是苏哈托的强制同化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最终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印尼五月骚乱”。当然，政府政策并不是决定民族关系的所有因素，但是其重要性在现实政治中确实被严重低估，不同的政策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民族关系，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三)威权主义在国家整合中的作用

从1968年正式就任总统到1998年被迫下台，苏哈托在位的这30年间，印尼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地位稳步提高。这一切成果的取得与新秩序时期的威权统治密不可分。一些学者不赞成威权统治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断，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威权国家都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韩国、新加坡、智利等国，其经济高速发展确实发生在威权主义时期。应该说，在某些特殊情势下，高度集权确实有可能加快国家整合、促进国家发展。比如，当一个国家在经过长期的分裂之后，或在发展的目标上存在严重冲突时，又或者精英集团对社会的终极目标缺乏统一认识时，专断的决策对国家发展很有可能是有利的。*[美]鲁恂·W. 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在多民族的后发国家，过早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可能会带来政局动荡，如印尼苏加诺的议会民主制时期。在社会矛盾尖锐频发的背景下，为了防止内战而导致国家分裂，脆弱新生政权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来保护，以免被内部的政治冲突所颠覆。威权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尤其是在国家建构的前期是非常有利于国家整合的。但是这种强制整合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多数威权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经济发展，一旦经济发展停滞，绩效合法性消失，威权统治就会岌岌可危，国家就会处于动荡混乱之中。所以，威权主义对于国家整合是把双刃剑，如想趋利避害，必须把握好政治转型的时机，克服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的干扰。

(责任编辑廖国强)

作者简介：付海梅，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天津，300387)。

基金项目：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选择研究”阶段性成果(13AMZ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子课题“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 阶段性成果(15ZDA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