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费定价与资助的四种模式研究

毛建青,杨斌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23)



高等教育学费定价与资助的四种模式研究

毛建青,杨斌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学费定价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其变动需资助政策的配套跟进，以确保效率和公平。根据生均学费占人均GDP和生均资助额占生均学费两个指标，可以归纳出学费定价与资助的四种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高学费/高资助模式、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低学费/高资助模式、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高学费/低资助模式和以印度为典型代表的低学费/低资助模式。四种模式有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性，其效率和公平的取向不尽相同。我们应根据国情特征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进行恰当模式的合理选择。

[关键词]学费定价资助模式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3.001

近年来，财政紧缩、学费攀升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2007年，我国曾出台高等教育学费的5年“限涨令”，而“限涨”期限过后，各地高校学费“涨”声一片，浙江、江苏、山东、宁夏、福建、湖北等十几个省份高校纷纷掀起了学费的“报复性上涨”。公众质疑并担心：目前的学费定价是否有科学依据和合理标准，是否会将寒门学子拒之门外，是否会引发新的教育机会不公？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了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学费定价基本模式，并从中优选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学费定价模式。

一、学费定价与资助的基本模式

学界普遍认同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由政府、个人和社会共同分担。萨卡罗普洛斯发现，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明显高于社会收益率。因此，收取一定的学费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同时，学费作为高等教育产品价格的外在表现形式，其高低可以调节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合理设置学费水平有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使教育资源达到高效率状态。然而，学费不仅关乎学生经济利益，而且关乎教育公平以及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Mc Pherson & Schapiro(1998)实证研究发现：学费每增加100美元,高等教育入学率减少2.2%；学生资助每增加100美元,学生入学率就会增加2.2%。可见,学费上涨有可能损害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但学生资助的增加则可能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因此，合理的学费定价及与其配套的资助政策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的效率和公平。

学界单独研究学费定价和学生资助的成果很丰富，但将二者结合研究的相对较少。国内，张民选(1997)从资助角度划分了“免费+助学金模式”、“收费+混合资助模式”和“收费+贷学金模式”；张伟(2007)列举了学费和资助的四种关系，即低学费—高资助、低学费—低资助、高学费—低资助和高学费—高资助；伍海泉(2011)根据部分国家的学费定价和资助特点，总结出“高定价高资助”、“低定价低资助”、“免费与资助”等模式。国外有学者则提出并详细论述了高学费/高资助模式 (Mumper，1998；McPherson，1998)。这些研究虽提出了学费定价和资助的几种模式，但要么未展开详细论述，要么缺少系统定量分析。其实要判断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学费定价和资助到底属于什么模式，是需要有合理指标和一定标准的。借鉴有关学费定价和学生资助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生均学费占人均GDP和生均资助额占生均学费这两个相对指标可以作为衡量各国学费定价和资助模式的指标。前者反映了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学费负担程度，后者反映了受教育者分担教育成本所获补偿的程度，这是既能体现效率、又能体现公平的两个重要指标。从世界整体而言，生均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1]。因此，低于20%则为低学费，高于20%则为高学费。学界普遍认同美国是高资助国家，而美国的生均资助额占生均学费的比例一般都在40%以上。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生均资助额占生均学费的比例在40%以上即为高资助，40%以下则为低资助。学费定价与资助的四种模式见下表，具体阐述如下。

表1　学费定价与资助的四种基本模式

二、高学费/高资助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

美国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其高等教育学费政策充分以市场为导向，各高校拥有较大的学费定价自主权。1980-2005年间，美国公立高校名义学费的年均增长率高达7.5%，远高于通货膨胀率，大大超过了美国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幅度；同时，美国高校全日制在校生生均获得的资助金额和资助比例也在不断增长，是一种典型的“高学费高资助”政策。从表2我们发现：公私立高校的平均生均学费由2003年的9607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3806美元，涨幅高达43.7%；生均资助额由4931美元提高到7270美元，增长了47.4%。

表2　2003-2012年美国生均学费和生均资助额(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 )、美国大学委员会(http://trends.collegeboard.org/college-pricing/figures)、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2013menu_table.asp)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图1显示：美国生均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徘徊在25%左右，生均资助额占生均学费的比例在50%左右徘徊，均呈现水平上升趋势。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美国高等教育确实是“高学费/高资助”的财政模式。

图1　2003-2012年美国高校生均学费占人均GDP和生均资助额占生均学费的比例

从理论上来说，高学费/高资助模式通过扩大受教育者的私人补贴，在不同收入学生间实现收入再分配，以提高效率、保证公平。“效率”主要表现为：其一，公立大学通过招收更多全额付费生，资助更多低收入家庭的优秀生完成大学教育；其二，低收入家庭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竞争高学位工作，以提高其经济地位，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Becker,1964)[2]。“公平”首先反映学生入学机会上，不因贫富差距而丧失受教育的权利；其次，由于获得更多社会流动和工作选择的机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能够在毕业后缩小与高收入家庭学生在工作收入上的差距，使其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Kuznets,1955)[3]。美国高校一方面通过“高学费”拓宽多元化的筹资渠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高资助”保障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机会，保证机会公平。

然而实际上，高学费/高资助模式在执行过程中似乎偏离了初始方向，异化为某一部分人的特权。雷斯利等(1987)认为，提高高校学费水平会导致居民对教育需求的下降。Heller(2002)则认为：较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获得的就学资助确实比较高收入家庭子女多，但没有比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得到更多的资助。因此，弗里德曼(2013)认为该模式非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加剧了大学内部的不平等现象。

三、低学费/高资助模式：以德国为典型代表

德国长期以来实施免费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是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在财政紧缩的国际趋势下，出现了要求改革学费制度的呼声。2005年，德国最高法院裁决：《高等教育法案》规定禁收学费是违背宪法的[4]。2006年冬季学期开始，下萨克森州、巴伐利亚州、汉堡市、黑森州或萨尔州等7个联邦州或市陆续开始向公立高校的学生收取学费，标准多数为500欧元/年[5]。此外，各高校均收取50-80欧元/学期的注册费。2007年德国人均GDP约为29520欧元，生均学费仅占人均GDP的2%，可以说只是象征性地向学生收取部分学费。后来，由于各州执政政府的更迭，收费政策又逐渐取消。2014年10月中旬，德国下萨克森州正式取消高校学费，成为德国最后一个取消学费的联邦州。自此，德国16个联邦州高校学费全面取消。可见，德国高等教育学费经历了“免费—低收费—免费”的过程，德国是目前唯一引入大学收费制度后又将其废除的国家。

德国高校虽然学费很低，但学生的生活费用较高。为保障低收入家庭能平等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德国政府确立以国家助学金形式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该助学金由国家津贴(50%)和无息贷款(50%)两部分构成。若大学生申请到国家助学金，可免费获得国家津贴[6]。教育研究数据中心统计，2008年德国大学生199.6万人，其中约51万名获得国家助学金，人均398欧元/月[7]； 2009年约57万名德国大学生受到该项资助，人均413欧元/月。据此可估算出，生均资助额约为100欧元/月，生均资助额(1200欧元/年)是生均学费的2倍左右。

低学费/高资助模式意在保障公平、兼顾效率,促进了德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德国基本法赋予公民平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社会福利原则要求国家保护社会的弱者，注重公平正义。低学费甚至免学费和高资助政策，维护了教育机会公平。然而,该政策意味着政府财政的高投入,政府财政主要来自于全民税收，实质是让所有人共同承担受教育者费用。布雷指出：与出生较贫困阶层的同龄人相比，出生较富裕阶层的年轻人更有可能进入高校，高教补贴有可能主要为富人造福。德国基尼系数一直在0.3左右，收入分配差距较小。即使如此，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0年、2011年和2014年分别为61.7%、 56.5%和57.3%,仍有近4成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未享受到低收费甚至免费和高资助的好处，损害了这部分人的公平和利益。

该模式导致德国高等教育过于依赖政府投入，而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又导致了高校经费严重不足。同时，该模式导致大学生学习年限延长、毕业率偏低。据联邦统计局统计：2001年德国20.8万名大学毕业生获取第一学位平均年龄是28.1岁，学业年限大概为5.3年，综合性大学的平均专业学习年限(5.9年)明显高于应用技术大学(4.8年)。2010年德国高校大学生数量为255.56万，本科生毕业率仅为25.5%[8]。学业年限延长、毕业率偏低导致生师比提高，高校超负荷运转，阻碍了教育资源效率的提高。因此，该模式“既不能保证有效又不能保证平等”。

四、高学费/低资助模式：以中国大陆为典型代表

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大致经历了免费、双轨制和全面收费三个阶段。1997年普通公立高校收费“并轨”后，学费大致经历了“快速上涨——基本不变”两个时期。2014年9月，江苏、贵州、宁夏等十几个省份掀起了新一轮的学费涨价潮，涨幅多在20~35%之间。同时，政府完善并形成了以“奖学金、助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等为主的大学生资助体系，加大了资助的广度和力度。如表3显示，生均学费由2004年的4855元上升到2013年的8652元，涨幅高达78%；生均资助额由2004年的686元提高到2326元，涨幅达到了239%。

表3　2004-2013年中国大陆公立高校生均学费和生均资助额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教育部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全国高校学生资助信息平台http://xszz.chsi.com.cn/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从相对数据来看，生均学费占人均GDP的比重则由2004年的39.3%降至2013年的20.64%；生均资助额占生均学费的比重由2004年的14.13%上升到2013年的26.9%。若加入私立高校，高学费/低资助模式更加凸显。高学费/低资助模式意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新自由经济观认为，学费是高等教育的价格，收取一定学费不仅可以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使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入到社会边际产出更高的地方，而且加速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教育规模扩张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收取一定的学费还有利于缓解教育规模扩张同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的矛盾，有利于培养消费者的成本意识及供给者的责任意识。这种模式如图2所示。

图2　2004-2013年普通高校生均学费占人均GDP和生均资助额占生均学费变化曲线

然而，学费的快速上涨可能对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产生负面影响。陈晓宇、闵维方(1999)认为：中国近年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分布倾向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学生占高校学生总体比重呈下降趋势[9]。丁小浩(2010)研究发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更倾向于经济背景好和社会地位高的群体的趋势[10]。黄四林等(2014)研究发现：2007到2012年，完全处于劣势地位的底层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一直处于极度匮乏的边缘状态，且无明显变化；中层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优势地位家庭进一步占有了更多的高等教育资源和机会[11]。华南师范大学 (2004)调查报告显示：家庭无法资助学费的情况下，约11.5%的学生选择辍学，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家庭和城乡低收入家庭。

资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学费标准动态调整的基石。一旦学费水平超过了大多数家庭的支付能力，而资助额度和比例没有相应地大幅提高，将会引发严重的教育公平。近年，大学生资助力度和广度逐步加大，如：宁夏规定将高校学费收入中用于学生资助的比例从10%提高到15%；福建省规定高校要从学费收入中提取15-25%的资助经费。资助政策的完善将有助于弥补学费过高引发的机会不公，从而真正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

五、低学费/低资助模式：以印度为典型代表

印度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2000年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占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28%，随后有所下降，而2012~2013年度又回升到了4.29%[12]。印度高等教育主要由中央大学、邦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组成。公立高校基本依靠政府财政投入，长期以来实行低学费政策，视高等教育为社会福利事业，收费标准上调幅度很小[13]。孟买大学(邦立大学)学杂费为2226 卢比，人均年收入为17823 卢比，学杂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为1.8%。目前州立大学每年学费在2000~2500 卢比之间。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2013 年印度人均GDP 为1499 美元(折合93463 卢比)，学费仅占人均GDP 的2~2.7%。印度私立大学中，超过90%是公助私立学院，其经费来源中，邦政府的资金占76.6%，而学费占10.4%。因此，总体来看，印度高校学费水平仍然较低。

印度政府为保障贫困生的受教育机会，制定了包括奖学金和助学贷款两部分的资助政策。印度从“十五”计划开始，每年提供27762个国家奖学金名额，奖学金标准为250~750卢比[14]。同时推出印地语奖学金计划，每年设立2500个名额。在非印度语各邦每月助学金额度是50~100卢比，在印度语各邦每月助学金额度是80~125卢比[15]。印度政府实行国家贷学金计划，确定贷款名额为20000个，贷款额度在720卢比/年到1750卢比/年之间[16]。2008年印度政府决定投入226亿卢比作为奖学金，资助优秀的贫困学生及残疾学生，生均资助额大约为800卢比。若以邦立大学为例，其生均资助额度占生均学费的比重未超过40%。因此总体来看，印度高校的资助水平较低。

低学费/低资助模式的显著特点是教育效率和公平同步发展，水平层次较低。印度高等教育的福利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正负效应。首先，该模式为印度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9-2000年度的10%上升至2011-2012 年度的17.9%[17]。其次，印度公立高校实行低收费辅以学生奖学金和贷款政策，扩大了学生资助群体的数量，最大限度保证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然而，该模式造成了高等教育经费的紧缺。近些年来，印度政府将财政经费更多地投向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获得的财政投入占总教育经费投入的比重逐年下降。2008-2012 年分别为24.3%、23.6%、21.3%、19.7%和20.7%；如果加上技术学院，其比重则基本上保持在1/3左右。同时该模式导致效率低下、结构失衡。Wallace 等(1992)认为，公立高等教育的低学费是一种低效率、低效能且不公平的学费制度[18]。印度公立大学收费标准过低，诱发收费结构失衡，出现杂费高于学费的倒挂局面[19]。高度畸形的高等教育体系(一头是精英高校，另一头是有权授予学位的低质量大众化高校)变得更没有效率，无法为不断发展的经济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20]。此外，该模式引发了种姓、部落、地区、城乡间新的不公平。如2007-2008 年全国平均毛入学率为17.2%，最高的德里毛入学率为47.9%，最低的阿萨姆邦仅为9%；一些“其他落后群体”为14.8%，穆斯林群体为9.6%；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毛入学率分别为30%和11.1%。因此，进一步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教育公平度，仍然是印度政府的目标。

学费定价和资助模式作为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一部分，旨在提高教育公平程度和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四种学费定价和资助模式在效率和公平的旨向上略有不同。总体来看，高学费/高资助的效率和公平旨向均较高，低学费/低资助的效率和公平旨向均较低，低学费/高资助的公平旨向可能高于效率旨向，高学费/低资助的效率旨向可能高于公平。不同国家对模式的选择除了与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总体来看，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学费定价和资助模式一般从低学费/低资助过渡到高学费/低资助；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模式选择有可能会是高学费/高资助，也有可能是低学费/高资助。各国应立足于国情，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出发，选择合适的学费定价与资助模式，以便寻找到最佳平衡点，以满足人们对效率与公平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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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建忠.印度：福利制度下的低收费政策[N].中国教育报，2006-9-22(6).

[20]Santosh Mehrotra.印度高等教育：是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J].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Vol.2,No.3，2009(9).

(责任编辑：袁海军)

On Four Kinds of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Tuition Pricing and Financing

MAO Jianqing, YANG Bin

(Zhe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gzhou,Zhejiang310023,China)

Abstract：The tuition pricing involves multi stakeholders, and its changes need policy support to ensure th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Four kinds of modes of Tuition Pricing and financing can be summed up according to tuition accounted for per capita GDP and per student funding for tuition, which are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ypical high tuition and high financing mode, the Germany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w tuition and high financing mode, the China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gh tuition and low funding model and the India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w tuition and low funding model. The four modes have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of the orientation is not the same. We should choose proper mode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tuition pricing; financing; mode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3-0001-06

[作者简介]毛建青(1979-)，女，浙江金华人，管理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杨斌(1988-)，男，湖北孝感人， 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

[基金项目]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中心重大项目“产出型高教财政拨款机制研究”(122001153)。

[收稿日期]201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