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运动发展倒逼中国社会全面改革意义探析

郑 萌

足球运动发展倒逼中国社会全面改革意义探析

郑 萌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为深入发掘足球运动多元社会功能，争取更多社会共识支持，服务社会发展进步，助力中央足球发展改革战略，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根据综合国力构成要素，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科技6个角度分析足球运动发展倒逼中国社会全面改革的价值意义，认为：1）足球运动可以代替战争这一人类社会竞争最高形式，为社会发展提供变革动力，通过变革促进社会资源整合利用效率提高，在建设、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大对外友好交流同时，培养奋发向上的民族意志和凝聚力，服务综合国力整体提升；2）从成功所需因素角度，在相同地缘、社会文化和外交联盟背景下，奥运象征核战力，足球象征常规战力，奥运和足球两种“和平年代的战争”，对社会发展具有不同促进作用，奥运激励精英先富，足球要求全民共富。美国常规战力要由其美式足球运动和女子足球所获6个世界冠军体现。

足球；中国社会；全面改革

2015年2月27日，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发展振兴足球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1］结合国务院“把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全面实现足球的社会价值”［2］要求和《人民日报》“深挖足球的社会功能”［3］倡议，我们有必要从全新时代背景出发，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深入解读足球运动发展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意义，尤其针对体制机制弊端的社会改革意义。足球运动发展要赢得举国上下共识支持，也必须上升为社会改革，促使全社会共同获益。

1 足球运动发展倒逼中国社会全面改革作用理论分析

根据综合国力构成要素及其对足球运动发展的支撑作用，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和中国社会改革历史事实，由战争与足球相通点出发，从理论上论证足球运动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全面改革的功能和作用。

1.1 战争对社会全面改革推动作用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宣告戊戌变法在慈禧为首封建顽固派镇压下以失败告终。然而，仅仅两年零4个月之后，1901年1月30日，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却以光绪帝名义颁布诏书，推行变法，史称清末新政［4］。最终，这场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不仅实现了戊戌维新派大部分变法主张，甚至在改革内容广度和深度上大有过之而无不及［5］。

短时间内，慈禧何以发生180度态度转变？究其根源，在于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被迫以“西狩”名义逃往西安，直至赔偿条件达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方得返京［5］，狼狈颠沛逃亡经历，终于刺激慈禧，痛下决心，改革国家积弱积贫局面。慈禧新政为求富国强兵，在行政、律法、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组织和机构改革。其中，清政府投入巨大力气的军事改革，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举措是由袁世凯督练新式陆军，并围绕新军建设需要，推行一整套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建设武备学堂、引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6］。慈禧死后，正是这支引进西方军制和思想的新式陆军，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机，联合革命党力量，逼迫清帝退位［7］，推翻了封建帝制。

此前，李鸿章在军事权力方面虽然掌握了甲午战前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海军，但却并不能凭借这支力量直接逼宫对洋务改革诸多掣肘的满清皇权，因为能够真正威胁到清王朝统治的力量，还是在于离皇城更近的陆上军队。甲午海战最后败于清朝陆军退缩溃逃，让日军占领海岸炮台，海陆两面夹击，全歼北洋海军［8］，此后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又从陆上侵入北京，最终促使清廷放松对军队尾大不掉戒备之心，下决心深化陆军改革。袁世凯作为李鸿章死后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职的汉人官员，能够掌握编练新式陆军并围绕新军建设需要制定及推行一整套军务、政务、社会改革措施的重权于一身，实是出于清政府在内部八旗兵腐化和外部战争胁迫下的被逼无奈。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兵加速腐化，则是由长期享有特权优待，缺乏竞争激励和生存挑战所致。

达尔文“物竞天择”理论认为，竞争和竞争淘汰下的自然选择是生物物种生存进化和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和推动力量。战争是人类社会竞争的最高形式［9］，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综合国力构成要素［10］进行综合检验和全面反馈，帮助国家认识自身的问题，推动一系列社会发展变革，促进社会资源分配、利用的公平合理，激发民族奋斗意志和凝聚力量。战争对晚清时局的影响验证了这一规律。

1.2 和平年代足球替代战争推动社会全面改革功能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中国均大量赔款，仅《马关条约》赔偿数额就达3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约合7支北洋海军［11］，《辛丑条约》赔款数额更达到12年清政府财政收入［12］，重创了大清帝国元气。由于权力不受制约，曾挪用大笔北洋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的慈禧，在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才意识到改革之必须，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在现代，由于核武器、生化武器、地球物理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问世和传播，当代战争的特点是：一、大规模战争较难打起来；二、大规模战争不打则以，一打则极易酿成毁灭性灾难。这提示我们：在大规模战争爆发前，能否找到一种战争模拟替代手段，作为预警机制，检验国家存在的问题，促进国家适时、及时发展变革，适应不断变动的内外环境。

奥运和世界杯足球赛两大以国家为参与单位的全球性竞技体育赛事，与战争具有两方面相似性：1）具有激烈竞争对抗性；2）都是以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为影响因素和发展基础，可以对综合国力进行比较和检验。所以，奥运和世界杯足球赛两大全球性竞技体育赛事，可以视为和平年代的战争。

奥运第一集团的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正好处于世界综合国力第一集团。至今曾夺得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所有8个国家中，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均是常居欧盟综合国力排名前5位国家。从作为综合国力基础的经济水平看［13］，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也是南美人均GDP常居前3位国家，人均GDP值均接近中国2倍或以上［14］。资源×策略＝硬件实力×软件实力，是包括战争和竞技体育在内人类一切竞争行为制胜通用公式。奥运和足球不仅从心理上象征战争对垒，而且从制胜因素上也与战争相同，需要强大的国家人、财、物力硬件实力，技术、战术、管理软件实力，以及人员动员、人心凝聚、思想协同、意志激励等方面综合实力。

战争包括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两种基本形态，通过表1、表2表内比较及表间比较可见，从取得成功所需因素角度，奥运象征核战力、足球象征常规战力，尤其在相同地缘、社会文化和外交联盟背景下，这种对应更为准确。

表1 奥运与核战力对应比较

表2 足球与常规战力对应比较

表1表明，奥运倾向于由政府、行政力量决定其发展，与核战力发展主要决定因素一致。表2表明，足球由政府、社会协同力量决定其发展，与常规战力发展主要决定因素一致。

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等奥运第一集团也是世界核战力第一集团（欧盟核战略上加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盟）。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足球发展与其常规战力发展也基本对应：美国表面足球运动水平一般，实则美国男人第一运动是上场人数同为11人而对抗更激烈的美式足球，美国女人则已夺得4个奥运会和2个世界杯女足赛冠军。美国人热衷因装备太昂贵和对抗太激烈而无法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的美式足球，体现出美国“脱离群众”的霸国心态。

欧盟在综合国力各要素发展上是一个紧密共同体，在军事和足球发展上也都呈现紧密合作。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5大欧盟核心成员国（欧洲议会议员最多国家［16］），既通过军事联盟形成欧洲最强常规战力联合体，也通过欧洲5大联赛德甲、英超、法甲、西甲、意甲紧密交流合作，取得欧洲最高足球发展成就，成为仅有的5个曾夺得世界杯足球赛冠军的欧洲国家（注：欧洲五大联赛均限制非欧盟国家外援名额）。

俄罗斯、中国均具有强大奥运实力与核战力，但在足球和常规战力方面都落后于美国和欧盟。2006至2014年连续3届未能入围世界杯决赛圈的俄罗斯足球水平不仅不及英、法、德、西、意等欧盟强国，近年在世界杯成绩和国际足联排位上也落后于入围了1990至2014年所有世界杯决赛圈的美国，相应的，俄罗斯在前苏联以外地区军事影响力也不及美国和欧盟。中国发展常规战力主要目的是自卫而非主动进攻，并且常常受到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周边非军事大国挑衅，相应的，中国足球在亚洲也仅有把握取胜越南、菲律宾、印度或更弱国家。综合国力是军事和足球发展基础，外交是综合国力外援助涨放大因素，日本在军事上向美国寻求合作支持，足球上同巴西开展交流学习，其常规战力有可能和足球一样，通过外交手段达到亚洲领先，中国相对日本可以形成明显优势之处，体育上只在于奥运，军事上也只在于核武。

南美国家由于地缘、文化和外交原因，基本未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在世界范围内，其常规军战力和足球水平似乎不很一致，但在拉美这一共同地缘和社会文化圈内，也有着较为一致对应：

拉美国家普遍狂热喜爱足球，常年参加足球运动人口最符合常规战争对体力要求，比足球更快的短跑缺乏长距离耐力，比足球距离更长的马拉松缺乏爆发和灵敏，比足球更协调的体操和跳水缺乏身体对抗，比足球更具对抗性的格斗缺乏大范围移动，一旦战事发生，南美足球强国可以动员大量适合参战人口。南美各国顶尖足球俱乐部间联赛，并不像欧洲、亚洲、非洲、中北美洲、大洋洲一样称“冠军联赛”，而以“南美解放者杯”命名，以纪念摆脱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拉美独立战争。

南美仅有3个国家曾获世界杯足球赛冠军，巴西、阿根廷是无可争议的南美综合国力和常规战力最强国家，只有乌拉圭情况稍微特殊。要解释乌拉圭作为国土、人口和GDP总量小国，能夺得1930年、1950年两届世界杯冠军现象，需要用到“民族性”概念，它包含了综合国力构成要素中的文化、民族意志和凝聚力等因素，组合成民族的性格，对综合国力中物质实体性成分可以产生倍增放大（或倍减缩小）作用。乌拉圭南、北、西3面处于巴西、阿根廷两个南美“超级大国”包夹之下，东面极易受西班牙、葡萄牙海军攻击，能够以弹丸之地成为独立国家，与民族精神密不可分。乌拉圭素来被视为世界足坛球风最凶残、肮脏球队，从正面角度理解，是顽强民族意志和凝聚力的体现。任何对手虽然实力可以高于乌拉圭，也有能力战胜乌拉圭，但都必须付出极大取胜成本。今有苏亚雷斯屡屡咬人，近有1986年世界杯冠军阿根廷1－0小胜乌拉圭过关1／8决赛后，名帅比拉尔多心有余悸的“万岁！我们没有人受伤”［17］；远有1930年世界杯决赛，幼年因车祸失去一条手臂的乌拉圭“独臂将军”卡斯特罗攻入阿根廷队锁定胜局1球［18］。

与乌拉圭顽强民族性格相似的小国，还有亚洲足球强国日本和2007年亚洲杯足球赛冠军伊拉克，皆曾以自杀袭击让军事上战胜的美军头痛不已。反观人口过亿［19］且政治、经济、文教、科技、军队数量远远超前发展于清后金的明末汉人（注：清承明制并习汉人文教科技［20］59－61），由于缺乏凝聚的水性民族性格，易于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甚至自令倒戈，被清后金数十至百余万人［20］46－55屠戮征服。也是这种水性性格的缺乏，使当今中国足球难以凝聚社会共识与合作支持，13亿人口大国屡被数百万人口小国挡于世界杯外。

综上，在和平年代，足球运动可以代替战争，检验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以及资源、外交关系、民族意志、凝聚力等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方面总体实力，发现潜藏的问题，探寻发展变革的方向，推动整个国家形成像一个人一样具有协同性和战斗力的整体（图1）。

图1 足球运动关联因素与人类社会进化动力

与生物进化论可以相互映证的，还有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动力理论。根据社会进化动力理论，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进化动力可以划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内在价值需求动机、内外矛盾斗争阻力、外部目标牵引动力等3大力量。达尔文物竞天择理论所揭示的生物和人类社会竞争，包括战争这一人类社会竞争的最高形式，都可以归属于其中的矛盾斗争阻力。如图1所示，足球是一种由个人、团队、社会协同参与的整体运动，包含了推动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3大动力：1）获得胜利、荣誉、尊重的内在价值需求动机；2）攻守对抗中的内外矛盾斗争阻力；3）球门的外部目标牵引动力。由此可再次证明，足球运动发展可以向支撑并制约足球运动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提出全面发展变革要求，并提供内部驱动、外部牵引、内外矛盾斗争3种发展变革动力，它既是一种推动社会改革，促进社会协同，提高社会资源整合利用效率的手段，也是一种对外友好交流、传播国际影响的工具，还是一种培养奋发向上民族意志和万众一心社会凝聚力的方式。

2 足球运动发展倒逼中国社会全面改革作用实例分析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实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足球运动发展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全面改革的功能和作用，这一系列改革的必然结果，是促进社会资源整合利用效率的提升和文化、制度软实力的增强，带来外交影响力的提升和民族自信、意志、凝聚力的增强，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

2.1 政治改革实例：理顺政府社会关系［21］

中国奥运成就为世人瞩目。然而中国奥运夺金大项中，多数项目是国外竞争对手没有广泛关注、参与，因而也缺乏市场的冷门项目，如乒乓、举重、体操、羽毛球、跳水等［22］。中国在这些国际社会普遍不玩或者没有全力玩的项目中，采用行政手段形成人、财、物力资源集中投入保障，才换来奥运金牌榜成功，主要依靠的还是政府力量。

在事关国家整体利益而民众自发关注、投入力度不足，或者通过民众自愿参与、投入很难保证秩序和效率的重要事务上，运用强大政府的强有力行政手段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过去“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优势。然而，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管理体制也有其严重弊端，如行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失去制约，形成对法规制度的破坏和对民间社会权益的倾轧，或者容易因政府大包大揽导致外行、低效决策，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和桎梏。

足球是一种既关系国家利益又具有高度社会化特征的运动项目，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协同参与，既不能单纯强调“大政府小社会”，也不能单纯强调“小政府大社会”。过分强调“大政府小社会”，会造成行政过当干预和外行不专业管理，轻则降低经营绩效和分配合理性，损害社会参与方利益，压抑社会投入参与热情，重则导致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下的吹官哨、黑哨现象，形成管办不分、监管失效、立法不公、有法不依，引发假黑泛滥，促使投资人、后备人才、球迷等社会参与力量彻底抛弃足球。过分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则又会失去政府对社会资本和商业力量的管控，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失。英超联赛由于过分保护投资人商业利益，导致外援过度引进，一些豪门球队甚至出现首发11人全部为外籍球员的情况，本土球员发展受到压制，国家队队员为保证个人和所效力俱乐部利益，拒绝国家队征召或在国家队训练比赛中出工不出力等。

所以，在政府和社会关系处理中，“大政府小社会”和“小政府大社会”并不是绝对和一成不变的。足球运动的发展，必然要求理顺政府与社会之间复杂、微妙动态关系，促使政府做到科学用权、合理授权。根据事项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不同，弹性管理，刚柔相济，当强势时能决断，当纳言时能屈尊，该介入之事不犹疑，该放权之事不恋权，当规范处有原则，该引导处有办法。足球运动在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参与下，必然面临政府与社会之间突出的责、权、利矛盾问题，需要政府探索改革，提高执政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

2.2 经济改革实例：少数人先富到全民共富

中国奥运的金牌成绩，向世界展示了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为中国赢得了更多国际尊重和民族自信，营造了更有利的内外发展环境，不辱国家、社会赋予的历史使命。然而，中国奥运成就的取得，是举国体制保障下全国资源集中投入于少数运动精英的结果，它很大程度上剥夺了更多普通人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并无助于全民健康素质的提升，因而奥运象征了少数人先富。邓小平改革开放发展战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先富起来的人摸索所得致富经验和致富成果，带动全民走向最终共同富裕。我们在接下来的体育发展改革中，还需要善加引导，将奥运的成功榜样转化为对全民健身的引导示范和传播推动。

相对于中国赖以实现奥运争光计划的各种个人项目、双人项目、团体个人积分项目，足球这一同场团队配合人数最多的整体运动中，精英识别难度成倍加大，集中保障成本成倍提高，单靠政府财政力量很难支撑，这决定了足球水平的提高不能再依靠中国在其他奥运项目上取得成功所采用的精英集中保障模式，而必须转向于依靠全民的普及，这就从客观上对全民共同富裕提出必然的要求。若没有全民共同的富裕，包括饮食营养条件的改善、休闲娱乐时间的增加、健康生活方式教育引导的加强、高水平教练师资的配备、训练比赛经费的保障、场地器材设施的供给、后备人才出路的拓宽，足球运动的普及不可能实现。

少数人先富之后不能向多数人共富转化的经济，是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历史周期律”的本质，就是社会资源和生产成果如滚雪球般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达到多数人无法忍受的临界点时，引发暴力革命和战争，将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打破重来。由于封建王朝弱民富国、穷多数人富少数人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新的朝代又进入社会资源和生产成果不断集中，最后走向暴力斗争的死循环中。当代中国选择先国富后民强发展路径的同时必须明白，国富之后不能及时向民强转化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国富只能保证少数奥运精英的强大，形成少数人先富，民强才能推动全民普及和普及基础上成熟市场化带来的竞技足球水平提升，形成多数人共富。足球运动发展必须改变人均GDP低下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推进经济发展方式改革转型。

2.3 军事改革实例：总体国家安全战略

如图2所示，2014年9月23日，在中国青岛举行的涉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中日海洋事务高级磋商”会议上，主管教育、体育、文化、科技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到场参会，而中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科技部、文化部等部门均未出席。在中国一方，国防与教育、体育、科技、文化被割裂开来，只有直接负责海上开采、运输、作业的国家能源局、海洋局、交通运输部、农业部等部门到会。

图2 中日海洋事务高级磋商参与部门

自1988年中越南沙海战以来，中国军队已27年没有实战，仅有的国际对抗性实战只有奥运和足球。如前“1.2”所论述，奥运与核战力、足球与常规战力各具相似因素和对应关联，中国足球的低迷提示中国常规战力可能存在问题。一点事实可以佐证中国足球和常规战备间面临同一个瓶颈，即中国学生体质连续25年下滑［23］，这既严重影响到足球后备人才选拔、培养和输送，也严重制约了国防后备兵源身体和文化素质提升。在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日本既不拥有核武器，又有核大国美国撑腰背景下，中日之间领土争端若升级为战争冲突，有很大可能为常规战争，中国相对日本的核武优势并不足令高枕无忧。

中国近年来征兵改革将征兵主体从农村青年、城镇待业青年转向高中、大学以上应届毕业生，优先征集高学历青年［24］，说明军队迫切需要兼具合格身体素质与高文化素质的官兵，官兵身心综合素质可以影响到高技术装备操作与功能发挥。1989至1992年，北京、复旦两所名牌高校大学生必须接受为期一年的军训，这一规定同学生学业矛盾，一度影响两校招生，最终被取消。足球运动对速度、力量、耐力、灵敏、柔韧、协调等身体素质和团队纪律、竞争合作意识、奉献精神、责任与抗压能力等心理素质进行最均衡发展［25］，可以作为一种比短期军训更有效、比长期军训更容易为社会接受的准军事化训练。

中国足球通过反复失败证明了一个道理，足球不是体育总局一家的事情，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系统工程。同理，国防也绝不是国防部一家的事情，而是需要教育、体育、科技、文化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没有强大国防的保驾护航，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国家能源局、国家海洋局都不可能在自己的边疆国土上正常开展工作，外交部也将陷入弱国无外交的困局。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学校将足球推广向全社会背景下，中国需要认真领会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26］，认识除国土安全之外的国民安全、文化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

2.4 文化改革实例：推广“三个代表”先进文化

党的“三个代表”要求发展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服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分析三个代表间系统关系可以看到，要满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关键在于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首先要发展先进的社会文化。

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荼毒，为中国社会文化遗留下一些严重的弊端，既影响到许多普通民众，也感染到不少官员、干部、企业主和社会精英，比如：缺乏合作精神的内向型博弈、重权术轻技术的封建专制思维、讲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

先进的生产力来自先进的科技，先进的科技来自深化的社会分工，深化的社会分工来自紧密的社会合作。中国封建时代分而治之的治理模式，使中国人缺乏合作的精神，习惯于损害合作的内向型博弈，喜欢在“窝里斗”的零和与负和博弈中谋求局部的胜利。只有破除这种落后的思维，建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间、行业部门间、阶层圈子间分工合作的文化，才形成科学技术发展的先决条件，足球运动作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整体运动，精髓即在于培养这种文化。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专制，推行官本位文化，把工商业打入社会的底层，将基层生产者从事的技术性工作贬为“奇技淫巧”，为社会遗留下重权术轻技术的传统。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行，给予资本和商人史无前例的话语权，然而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地位还是和“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一样，没有被社会所重视［27］。代表资源的“权”和“钱”，始终排位于代表资源整合利用效率的技术前，一些掌握“钱”的企业家也模仿起古代帝王管理哲学，迷信权术的运用，缺乏对专业技术的尊重。足球运动是以技战术能力为直接制胜因素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在奥运分流大量社会资源国情下发展足球，要求在技术、战术、管理、社会等多重层次上达到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缺乏对专业技术人员行业地位和话语权充分尊重的社会文化，足球及相关社会领域发展方式的系统化和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将无从谈起。

中国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文化，也与古代封建统治密不可分。封建时代集权专制的社会治理模式，催生傍权大于讲理的人身依附社会关系，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在社会内部制造出一个个以权力磁场和关系亲疏为距离圈层的帮派山头，公理让位于权力和关系，导致社会分裂割据，不仅不适应足球要求全社会通力协作、系统整合的整体运动项目特征，还容易因足球牵涉方面众多、法律规制困难的项目特点，导致权大于法、情大于法，进而利大于法的足坛违法违规乱象。所以，足球运动发展，必然挑战中国社会文化诸多积弊，可以作为推广“三个代表”先进文化的手段。

2.5 教育改革实例：清理教育积弊

目前举国上下已经认识到，中国足球的发展，必须以学校足球为基础，接下来，中国社会很快将认识到，学校足球是教育的一部分，中国教育整体存在的各种弊端，不可避免会制约学校足球发展，中国学校足球要生长为参天大树，必须首先扫清中国教育中种种根深蒂固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典型积弊，如重书本教育轻技能教育、抓应试教育放素质教育、有精英教育无大众教育、教育与社会发展需要脱节、教育与个人发展完善脱节，以及缺乏开放化、社会化、终身化教育理念等问题，都会直接、间接阻碍学校足球的发展。

重书本教育轻技能教育，造成了中国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不仅使教育脱离了实践，也使体力消耗较大的足球运动被看作“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遭轻视弃置。

抓应试教育放素质教育、教育与个人发展完善相脱节，使中小学足球训练班乏人参与，小部分注重下一代团队精神和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开明家长即使给予支持，到了高年级阶段也不得不选择让孩子退出。

教育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脱节，使得中国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出大批缺少专业深度的“万金油”式体育教师，许多体育教师只会一般体育项目通用的队列队形、动作口令等应付各级督导走马观花课堂检查的“教学常规”，竟很少有学校拥有能真正胜任足球专项化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终生快乐足球技能的高水平持证教练师资。

“学校一年功，不抵社会十分钟”，开放化、社会化、终身化教育理念的缺失，使得学校和社会难以真正意识到，足球运动其实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能够从时间上、空间上突破学校围墙限制，由教育对象自发坚持和传播，教人有组织、有纪律、懂合作、肯奉献、守公理、讲责任的现代社会公民教育。

管理学理论认为，决定木桶容量的不是长板是短板。中国教育界没有认识到社会文化是精英成长的土壤，一心追求精英教育的长板，忘记了补强大众教育的短板，没有注意到足球这种看似不够“高大上”的体育运动，实际可以成为一种能够提高市井街镇普通民众素质，改善社会文化风气的大众化教育手段。唯精英教育理念输出的精英人才，即使在消毒温室保护中被养成，进入社会的酱缸，也会很快被不良社会精神文化风气所染黑。如果大众在业余休闲、情感娱乐、联络沟通中充斥吃喝享受、声色黄赌，精英也不得不很快融入这样的圈子。所以，足球运动的发展，必然要求清理现行教育的积弊。

2.6 科技改革实例：推进跨学科交叉渗透

当今世界发展进步、成果创新，越来越呈现跨行业、跨学科的大交叉、大融合趋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也都不是相互孤立，科技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交织、相互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必须交互渗透。发展足球运动可以从多个方面倒逼、推动不同学科间交叉联系、互动渗透。

从科研行政管理视角考察，目前中国只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种国家科学基金，在此之外缺乏一种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科研项目基金，如系统科学基金、交叉科学基金等。这使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相互割裂脱节，许多复杂性问题如雾霾、沙尘、环境污染等，很难得到系统有效解决。足球运动发展，既需要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思维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严密高效的社会运转体制机制，也需要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运用到技战术打法和训练设计中，使足球打法、竞训体系适应本国文化、社会和国情。迄今为止，夺得世界杯足球赛冠军的球队，均是由本国教练执教，根源在于足球技术、战术和社会文化、国情是一个整体，只有透彻研究、系统匹配，才能达到最大发挥。所以，发展足球运动，解决目前中国足球理论与实践脱节，缺乏符合本国实际的自主创新打法体系、竞训理念、管理机制、运作模式问题，必然要求改革现行科研行政管理，调整科技基金设置方式，推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间交流联系和融汇贯通。

从经济军事视角考察，众所周知，发达国家成熟的风险投融资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强大驱动力量，然而风险投资在对科技研发进行投入过程中受制于诸多复杂因素。从直接相关的经济角度考虑，科学技术发展需要与文化、品牌、世界影响力等社会、人文因素相结合，才能获得最大市场占有率和最高产业附加值，反哺科技创新的巨大研发风险成本。从间接相关的军事角度考虑，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在领土和资源安全，海外原料、产地、市场安全，金融、投资、交易安全（如货币结算汇率稳定性）等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并以此助力国家品牌信誉和世界影响力提升，进而确保科技创新成本投入安全回收和超值回报。从经济角度，足球运动发展可以促进文化传播输出、国家品牌塑造和世界影响力提升。从军事角度，足球运动发展可以带动全民健身，遏制学生体质持续下滑，完善总体国防安全体系。所以，发展足球运动是一种突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思维，从系统联系角度，以社会工程学方法推动科技发展的举措。

从文化教育视角考察，足球运动已经超越单纯身体运动范畴，与不同学科和社会领域形成紧密联系与互动，构成一门综合拓展性科学。利用足球运动广泛关注传播特性所决定的大众教育功能和学科交叉特性所决定的探究式教育功能，可以面向社会和学校推广不同学科技术门类间分工合作的观念，形成包括力学、运动学、概率统计、医学、生理学、生物化学、教育学、训练学、心理学、管理学、运筹学、法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外交学、军事学、哲学、逻辑学、博弈论、系统论等诸多领域在内的跨学科通识教育，提升社会民众和学校学生全面文化素质与综合科学素养。

3 结语

20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提示足球不是体育总局一家的事情。足球运动发展所需要的，不仅是体育体制和机制改革，而是整个社会的配套改革。战争这一人类社会竞争最高形式，具有对综合国力的检验作用和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足球运动作为“和平年代的战争”，具有倒逼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全面改革的社会功能，可以通过推动改革促进社会资源整合利用效率提高，在建设、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大对外友好交流同时，培养奋发向上的民族意志和凝聚力，服务于综合国力整体提升。

从取得成功所需因素分析，在奥运和足球两大世界性竞技体育赛事中，奥运象征政府、行政力量和核战力，足球象征政府、社会协同力量和常规战力，尤其在相同地缘、社会文化和外交联盟背景下，这种对应更为准确。所以，奥运和足球这两种“和平年代的战争”，对社会发展具有不同促进作用，奥运激励精英先富，足球要求全民共富。容易被人们忽视，因而有必要提示的是，美国的常规战力要由其美式足球运动和女子足球所获6个世界冠军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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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乔艳春

M eaning of Propelling China Society’s Com prehensive Reforms by Developing Football

ZHENG Meng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Chengdu University，Chengdu 610106，Sichuan，China）

In order to deeply excavate football’s multiple social functions，getmore common supports from society，serve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assist central government’s football developing and reform ing strategy，using literatures reviews and logical analysis，according to the com posing factors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 er，the study analyzed football’s value and meaning of propelling China Society’s comprehensive reforms，points out that：1）football can replace wars，which are the highest pattern of human society competitions，providemotivating power for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s，and increase social resources’integrate utilizing efficiencies by these transforms，as well as found and spread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exp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while cultivating up rising nationalw illing and cohesive powers，which can serve the enhancement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2）from the angle of factors needed for success，under sim ilar geographic，social，cultural and diplomatic alliance，Olympic represents nuclear war capacity，football represents conventionalwar capacity.As“war in peace eras”，Olympic and football can provide different propelling forces to society development.Olym pic encourages elites to get rich first while football requires common rich.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USA’s conventional war capacity should be represented by its American football and 6 w orld champions of women football.

football；China society；comprehensive reforms

G80－053

A

1004－0560（2016）01－0036－08

2015-09-08；

2015-11-09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课题（XXTYCY2015B01）。

郑 萌（1977—），男，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足球教学训练与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