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对人民解放军的妖魔化
——以《中央日报》为切入点

2016-06-06 02:21★

军事历史 2016年4期

★

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共之争是集战场得失、政局演变、经济竞赛等在内的一体化对抗，国共两党的宣传舆论斗争贯穿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围绕这一时期的国共战局、政局展开“报道”，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为“反国家”的“暴力集团”。人民解放军是代表人民的军队，这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关于人民解放军的妖魔化“报道”频繁出现于此时期的《中央日报》，目前学界对这类“报道”情况的研究较少，本文拟结合相关材料，浅论国民党对人民解放军的妖魔化。

一、奠定“舆情”基调：《中央日报》相关“报道”概况

作为政党宣传工具和大众传播媒介，《中央日报》有关解放区的“报道”一定程度地抹黑了人民解放军的公共舆论形象，体现了国民党的反动意识形态：“共产党的利益已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立于绝对相反的地位，它的目的是造成社会变质”*《我们要解决问题》，载《中央日报》，1946-06-03(2)。；“中共最怕的就是真正的和平，他们所要的和平乃是与国民政府分而治之的割据”*《谈延安广播》，载《中央日报》，1946-08-22(5)。。围绕这一“认识”，该报致力于系统地“报道”解放区的黑消息，人民解放军与解放区土改运动在“报道”中被加以“残暴不仁、为祸国民”式“描写”。

如表1所示，记者、“难民”、解放区“群众”、“投诚”人员是《中央日报》制造反动舆论的工具；所谓解放区“惨象”和人民解放军“暴行”是“报道”内容的主体。据初步统计，通讯稿、采访稿、社论的篇幅占比最大，达74%左右。“报道”从不同层面“刻画”了人民解放军对待人的“残暴”和对于物的“破坏”，解放区在其“叙述”下“惨不忍睹”。“读者来信”、“控诉材料”、“请愿材料”占总篇幅的近25%，侧面渲染了以上两个“报道”主体的“黑形象”。

表1：《中央日报》相关“报道”材料情况(1946—1949)

在“共军给人民予什么？”*《苏北观感》，载《中央日报》，1946-08-21(8)。的“设问”下，大量所谓人民解放军的“罪行”材料见诸于《中央日报》。如表2所示，笔者做了初步整理：“拉丁”的“报道”有168篇，“劫夺”的“报道”有155篇，“迫害”的“报道”有176篇，“破坏”的“报道”有146篇。这些“报道”对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及活动做了极不客观的“评述”，实际上是对征兵、征粮、锄奸反霸等活动的歪曲。

表2：《中央日报》中人民解放军的“罪行”材料情况(1946—1949)

以上材料表明：力陈人民解放军组织的“非法性”、活动的“暴力性”和“破坏性”是《中央日报》的宗旨，相关“报道”具有抹黑手段多样化、内容繁杂、“惨象”叙事的舆论特点。正是通过该报的诬蔑，国民党完成了在宣传舆论领域对人民解放军的妖魔化，以下从表2所列的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诬蔑人民解放军征兵活动

革命队伍的壮大和形势的发展，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为此，《中央日报》大肆污蔑人民解放军的征兵活动。社论《共产党的炮灰战术》一文“指陈”“共产党‘驱人民如猪羊’，以战场为屠场”*《共产党的炮灰战术》，载《中央日报》，1946-04-30(2)。，类似的“报道”将广大群众参军作战谓为“充炮灰”，反复“强调”征兵为“非法”。例如，“蓬莱共军近日强征壮丁一万六千五百人，集结于长山岛，候船运往东北”*《共军包围芦台新塘沽受威胁》，载《中央日报》，1946-06-03(2)。；“由漳河北岸远至冀中整个平原内之壮丁已悉被征调”*《豫北共军蠢动征调豫北至冀中区壮丁》，载《中央日报》，1946-05-25(2)。；“共军晋冀鲁豫边区司令部，最近决定在该军区内强征壮丁十万名，以补充其在山东部队伤亡之损失”*《冀鲁共军征兵十万补充》，载《中央日报》，1946-09-16(2)。等。

借丑化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央日报》在系统述及征兵活动时从三个方面做了歪曲事实的“报道”，旨在深入“论证”人民解放军组织的“非法性”。

首先，关于征兵办法。该报持“暴力拉丁”论调，“阐述”其所谓“要么被强征，不然被残害”*《鲁匪区拉丁参军强迫壮丁登“英雄台”否则上“狗熊台”处死》，载《中央日报》，1948-03-01(2)。的荒谬逻辑。由此，征兵的“对象”被“描述”为“都是一些脑筋简单、心无定向的愚民及无赖”，“为了‘脱离生产’及一时光荣亲身作了前线的炮灰”；征兵的“标准”，据“报道”称：“凡年在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壮丁均强迫其入伍”，“所谓‘汉奸’、‘顽固’一流的，对于‘参军运动’更责无旁贷”，“那些‘翻身’得惠的‘模范’也是‘碍虽照准’”*《延安的真面目是人间地狱！》，载《中央日报》，1947-05-07(2)。。

其次，关于解放区的参军及支前运动，该报将其诬为“拉丁”作“叛乱”。“报道”称：“支前运动就是支持‘前方的运动’，共匪在‘一切为了前线’这一口号下，当然可以在其割据区内尽量搜刮物资和征用民力”*《重重灾难在安徽：共军策略三部曲》，载《中央日报》，1947-11-14(7)。；“近来共军更加猖獗，逼征每保六十人，男女各半，男为担架队，女为慰劳队”*《兴化：共军强征青年男女》，载《中央日报》，1946-06-23(8)。；“中共占领区内有民兵组织，每百户以上村落，强征十五名，每十村成立一‘联防队’，监视群众，草菅人命”*《鲁东共军倒行逆施征丁扩军》，载《中央日报》，1946-00-22(8)。等。

第三，在该报的舆论口径下，解放区群众参军支前的结果被歪曲为“灾难”。“累万壮丁被驱作‘炮灰’，人民苦不堪命”*《请看今日苏北已是人间地狱难胞痛陈共军罪行》，载《中央日报》，1946-06-07(8)。，是其“结论”。例如，“报道”称“壮丁被强拉致使农村生产无人管，于是共匪只好强迫妇女变工下田，因此共匪的区域里青壮男子差不多绝迹，完全是女人的世界了”*《走向绝路的山东共匪》，载《中央日报》，1947-08-28(7)。。

征补兵员是人民解放军战勤保障的重要环节，是合理有效的战争举措。外国学者对国共两军兵力消长的原因做了客观公正的评判：“解放军所到之处，当地的工人和农民就以‘民兵’形式踊跃地参战，大批的青年、学生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逃往解放区，自愿参加解放军”，“内战时期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的差距，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而逐渐缩小，最后解放军的力量超过了国军”*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261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对此，其时的外国记者也有评述：柯鲁克夫妇认为，解放区土改运动“砸烂了农民的精神枷锁，激发了他们对战争与革命的满腔热情，共产党在这过程中获得了同盟军”*[加]伊莎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著，龚厚军译：《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二)》，2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韩丁也指出“人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愿意为了保卫土地而进行战斗”；“人民即使需要组织起来保卫自己，他们也是出于自愿的”*[美]韩丁著，秋莹译：《惊醒的中国大地》，26、29页，香港，万源图书公司，1976。。以上表述给了《中央日报》错误舆论以强有力的回应。毛泽东指出：“由于我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使我党获得了比较抗日时期广大得多的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毛泽东选集》，第4卷，1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事实亦如此，“到1947年上半年，各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柳建辉、周炳钦：《中国共产党史稿》，第5卷，19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据统计，1946年8月至10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农民参军”*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第5卷，422页。；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有160万，华北解放区有100万农民踊跃参军”，“民兵参战者220多万人，战斗11万多次，共歼敌20多万人”*宋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史》，329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显然，《中央日报》一惯宣称人民解放军是“以富人的钱，地主的地，穷人的命，来做造乱的资本”*《共匪为何残酷无情》，载《中央日报》，1948-01-07(3)。，是“迷信武力，以打家劫舍放火杀人为社会革命，拂逆社会进化的巨流”*《共产党军事的颓势》，载《中央日报》，1947-03-27(2)。的论调，是不符于事实的。社论《一年来剿匪军事的总检讨》一文诬称“‘斗争’、‘清算’、‘参军’、暗杀、苦工等办法，致急减了人口约二千多万”，“匪首们在这种无兵可参，无粮可征、无衣可穿的饥寒交迫的情势中，只好喊出‘流窜’、‘反攻’的口号，向政府区域内来‘求农’、‘求食’、‘求兵’，企图扰乱全国，补充叛乱资本”*《一年来剿匪军事的总检讨》，载《中央日报》，1948-02-05(2)。，纯属无中生有的污蔑。

三、丑化人民解放军征粮活动

《中央日报》充斥了人民解放军“非法征粮”的所谓“罪状”，“报道”宣称“中共占领区域内的粮政措施，可以说就是强劫粮食，摧毁农村，苛政所及，民不堪命”*《中共在华北的粮政》，载《中央日报》，1947-05-13(10)。。

首先，在一系列“贫富斗争”的“报道”中，该报使用“抢劫”“封锁”“搜刮”等词“介绍”各地征粮活动，“展现”人民解放军活动的“暴力性”。例如，“共军仍紧密围困张店，并封锁物资，军民粮食将绝”*《共军侵夺民食》，载《中央日报》，1946-04-01(2)。；“绥东各地在共军撤退之际，牲畜种子悉数被劫，以致春耕尽废”*《绥东共军煽惑青年劫掠物资》，载《中央日报》，1946-06-28(2)。；“共军搜讨各殷商富户家藏之财物，事先调查清楚，至时即挨户搜刮，洗劫以去”*《共军劫掠民间物资》，载《中央日报》，1948-01-07(6)。等。此外，“报道”诬称“运绥善救物资，途间被共军两度盗窃，苛扰备至”*《运绥救济物资共军两度盗窃》，载《中央日报》，1946-06-29(2)。，借“救济物资亦所难免”，“强调”人民解放军“为祸至深”。

其次，关于人民解放军“勒派”“强征”民食的“黑消息”频频出现。这些“报道”以“共匪打出他们的‘土地革命’旗帜，土地要公有，人人都有地耕了，耕种出来在‘公粮’、‘借粮’、‘代粮’种种巧妙名词下，人民负担常达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共匪的本来面目——陕北行纪之五》，载《中央日报》，1947-08-18(7)。为舆论核心，夸大解放区群众负担，渲染人民之“苦”。例如，“共区每月征粮一二次……并征款项及柴布等各若干，总以将民家财产搜尽为止”*《冀各县民众之控诉共军灭绝人伦》，载《中央日报》，1946-04-08(2)。；“中原解放区，近又扩大借粮，若干地区内已开始预征三十六年之粮，平均每一保摊六千斤左右”*《共军预征明年粮食》，载《中央日报》，1946-04-12(2)。等。

事实上，作为战争后援地的解放区对群众生产和负担问题始终予以重视。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提出：“各地务必在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并强调“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毛泽东选集》，第4卷，1175页。。由此，各解放区先后采取了减租、分田、促生产相结合的措施，使农民普遍获得了实惠。正如1947年2月延安新华社的报道提到：“解放区6千万贫雇农都分得了土地，晋察冀解放区的100万农民，平均每人分得3至6亩土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约1500万农民，每人平均分到2亩地，晋绥解放区的1500万农民，每人分得3至5亩地，苏皖解放区的1500万贫农也分到了土地，在国统区以外的热河、察哈尔也完成了土改，在靠近北平的冀东平原，占这一地区80%的350万农民，总共分得170万亩土地”*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264页。。对此，外国记者的论述做了有力的旁证。韩丁高度肯定解放区土改运动并指出：“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美]韩丁著，韩倞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解放区对人民的福利给以保护”*[美]韩丁著，秋莹译：《惊醒的中国大地》，26页。。

《中央日报》一再以土改是中共的“造乱”凭藉，是巩固“匪区”的手段，“强调”其“破坏性”。“报道”宣称“中共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巩固匪区，发动叛乱，以民殉地，为其政治的赌本，军力的来源，所以对其是否能解决土地问题的本身，甚至加重其经济上之严重性，则非所计”*《从中共土地政策推算中共之命运》，载《中央日报》，1947-11-03(10)。；“土地分配，没有土地耕种的人应该拥护，但事实上，当佃户租种地主土地的时候，缴纳百分之二十的租粮，分到土地之后，共产党却以各种名目，要去他百分之五十甚至六十的收获物”*《傅长官招待记者会上演说张家口共军怎么会失败？》，载《中央日报》，1946-11-12(9)。。显然，这样的“报道”不具备新闻舆论应有的客观性。

四、抹黑人民解放军锄奸反霸活动

在“暴力”渲染的“报道”宗旨下，人民解放军锄奸反霸活动的开展被彻底抹黑。《中央日报》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疯狂地以武装暴力进行着屠杀人民屠杀国族的罪行”*《后方共党份子底处理》，载《中央日报》，1947-09-18(2)。；“共匪对人民实行清算斗争，烧毁奸淫，极尽残忍，所至各地，受害者不知凡几，百姓叫苦连天，种种暴行，不胜枚举”*《东北共军蹂躏民众》，载《中央日报》，1947-05-04(2)。。利用“受害”群体的多样性，该报进一步造成“共军暴行”使“民不堪命”的“结论”。

首先，“农民”“商民”群体遭“残杀”的“报道”层出不穷。例如，“各商民对中共种种暴行，均直言不讳，乃遭中共忌恨。事后被暗杀者，有赤峰老府村李魁□、严达富、孙杰臣、曲清汉等二十六人”*《共军嗜杀成性赤峰商民向小组陈述苦痛》，载《中央日报》，1946-04-30(2)。等。此类“报道”旨在“刻画”人民解放军的“杀人魔王”*《六合：八百桥镇共军暴行》，载《中央日报》，1946-07-03(8)。形象，事实如何？作为局外人的外国学者给了最直接的答案：“关于人民解放军，我认为仅从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支军队是如何按照严格的纪律而行动的”，“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对敌作战勇敢，同时保卫人民，与人民紧密团结，经受住任何艰难困苦，其原因就在于军队内部这种自觉地纪律和人格上的平等，这是与国民党的雇佣军队不同的地方”*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261页。。

其次，“报道”称“地主”“士绅”“知识分子”，即“有资产、资望和资历的‘三资人员’，有一个资就是死刑，三资俱全就要五牛分尸”*《徐西“解放区”》，载《中央日报》，1946-09-00(8)。。诸如“凡是饱暖之家被以地主名义，实行斗争，老者驱除虐待，幼小绑架，家中所有财物，掳掠一空”*《七争徐镇两窜太湖皖西共匪暴行纪实》，载《中央日报》，1948-01-07(6)。的“消息”频现报端。这些“报道”攻讦人民解放军“乱打乱杀”，破坏了统一战线。然而，诚如毛泽东所言，解放战争爆发后的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变成了“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毛泽东选集》，第4卷，1250页。的民主统一战线。各阶级大联盟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扩大和加强，革命群众陆续团结在人民解放军周围，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该报利用所谓“抗战人员”“抗属”的“惨遇”，“反映”人民解放军的“暴虐”。例如，“共军对于抗战人员及政府官吏的家属，视为眼中钉，认为与其行为有莫大障碍，故要想行动无拘束，必先割除障碍”*《报告“解放区”情形的一封信》，载《中央日报》，1946-04-30(4)。等。这样的“报道”贯穿了“自己人”性命既忧，“其他人”遭“迫害”便“顺理成章”的逻辑。因此，“公职人员”“战俘”的“遭遇”成为该报制造舆论最堪利用的“对象”：“共匪曾四出捉拿公政人员，绑架乡保长”，“凡公务员如不依限归来者，烧毁其房屋，即参加其组织者，亦尚抄没其家，以使无留恋”*《七争徐镇两窜太湖皖西共匪暴行纪实》，载《中央日报》，1948-01-07(6)。；“共匪将我被俘人员，用铁丝穿手腕带往匪区后，每日不给饮食，饥时煮吃我被俘人员之肉，以吃完了事”*《晋匪逼迫人吃人》，载《中央日报》，1947-12-21(4)。等。

以上“报道”从身份、年龄、性别等方面“反映”了群众受“害”范围之广，从“迫害”办法的多样来强调“惨酷”程度之深，察其遣词用句之惨烈，《中央日报》妖魔化人民解放军的用意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解放区存在着一大批敌伪时期遗留下来的汉奸、恶霸，他们威胁和妨害着革命活动与地方治安。人民解放军领导群众在此区域内进行锄奸反霸活动既作为有领导的革命活动，又是群众性的自发运动，它反映了贫雇农受乡村恶势力的迫害之重及二者仇恨之深。恩格斯指出，在研究革命成功和失误的由来时，其原因“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条件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诚然，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阶段，农民受固有观念和教育程度局限，其活动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因此，锄奸反霸活动在具有革命性的同时，也带有破坏性。从辩证的历史逻辑出发，应对这一活动造成的破坏基于合理性因素做实事求是的考察。事实上，1945年中共“七大”即把“加强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军人及退伍军人的工作”纳入党的军事问题决议中*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1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随后，各解放区相继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优待、抚恤条例，对优待抗战人员、抗属，妥善安置战俘及国民党人员的问题作了规定*参见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辑》(1945—1949)，21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方针》中更提出“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保证练兵、供给和作战任务的完成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4卷，1175页。。可见，作为纪律部队，人民解放军始终重视自身建设，保持良好的军民关系是其一贯秉承的传统。

五、诋毁人民解放军“破路决堤”、“破坏经济”

《中央日报》还大量“报道”了“破路决堤”、“焚毁房屋”、“滥发伪币”等“事件”，诋毁人民解放军“保持并扩大其割据地区，使我国陷于分崩离析之局”*《冀省团体代表冀民之呼吁军权呈交政府政权归还人民盼共党放下屠刀受害最深望治最切》，载《中央日报》，1946-01-05(2)。，进一步“强调”其活动的“破坏性”。

首先，该报宣称人民解放军因“深惧国军进取”*《参军劫粮共区民不堪命》，载《中央日报》，1947-02-09(2)。而“破路决堤”、“焚毁房屋”，极力说明“破坏”程度之深。关于“破路”的“报道”有“共产军在鲁仍继续破坏交通，以胶济线最重，该路工务段全体员工虽日夜抢修，但不旋重又遭破坏”*《共军继续破坏交通胶济同蒲平汉各路仍迭被损毁》，载《中央日报》，1946-01-05(2)。；“综计近月以来，共军破坏铁路九六零公里”*《交通恢复难！共军近月以来破坏铁路千里》，载《中央日报》，1946-05-04(2)。等。“决堤”一事，在该报中时有所见。例如，“盘踞安新县城内之中共大队，督率民夫将府河北堤挖决，致使秋禾淹没，房屋倒塌，惨绝人寰”*《冀共军决堤淹没数百村》，载《中央日报》，1946-07-29(2)。；“共军于七月三十一日夜决运河堤，水淹聊城，城内数万生灵有葬于鱼腹之虞”*《共军又施毒手决堤水淹聊城》，载《中央日报》，1946-08-03(8)。等。1946年8月8日的《主席关怀苏北决堤》一文指出，“如谓破堤有所目的，其目的亦为破坏所有中国之农村及工厂，大家无饭无穿，且无立锥之地”*《主席关怀苏北决堤》，载《中央日报》，1946-08-08(2)。。此外，人民解放军“焚毁房屋”的“灭顶之火”造致了“满目疮痍”*《劫后长春渐趋复苏共军洗劫全市》，载《中央日报》，1946-06-03(2)。的谣言遍布该报，“共匪所到之处，无不培植土共，配合枪弹建立伪政权，蹂躏地方，人民出于水深火热之中，实无法形容，地方公私物资，非被抢即被焚毁，社会恐慌”*《豫境共匪遍割青苗数百万人行将饿死》，载《中央日报》，1948-03-31(5)。是此类“报道”的缩影。战争年代，国民党军队据守交通线，战火所致势必造成一定程度的交通和房屋破损。对这一国共两军作战的后果，《中央日报》话执一端地将责任推卸到人民解放军身上，反映了其趋利避害的新闻剪裁手段。

其次，为反映“破坏”面之广，该报罗织了“破坏经济”的“消息”。“报道”污蔑人民解放军“滥发伪币，扩大战乱”，“造市面萧条”*《中共仿印法币企图套取物资》，载《中央日报》，1947-07-17(7)。：“共军最近通用钞票，有所谓‘北海’票，故意提高价格，抵制法币，扰乱金融，破坏经济，不时派人至商铺没收法币，并将存有法币商民，严厉处分”*《共军密围临城民众生活堪虞》，载《中央日报》，1946-06-04(8)。；“发行冀察晋边区纸币”，“商民知其毫无价值，将来必成废纸，均不愿收用，往往因此遭受逮捕拘押，各商店为避免较大损失，纷纷停止营业，故市面极为萧条”*《赤峰商民向小组陈述苦痛》，载《中央日报》，1946-04-30(2)。。

第三，为证实“中共的‘土革’，其目的是使乡村凋敝，趁乱行其叛乱之事，结果造成田地荒芜，物资窘迫”*《毛泽东的路线是什么？》，载《中央日报》，1948-01-06(2)。的“论断”，“报道”以“割麦运动”为“内容”，“指斥”人民解放军“破坏生产”。例如，“共军展开‘割除麦苗运动’，企图破坏农村经济，造成春荒，紊乱社会秩序，以陷人民于饥寒之境而迫使‘参军’”*《淮上残共割除麦苗企图制造饥荒驱民作匪》，载《中央日报》，1948-02-04(6)。等。众所周知，发行边币是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合理措置，真正遭致金融紊乱的是国民政府。而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积极开展更对上述《中央日报》的诋毁做了有力的辩护。正如外国学者所言：“中共……依靠在解放区把每个村庄都动员起来的办法，他们要求农民种植更多粮食，生产更多布匹和简单的军事装备”，“当农民得到土地后，他们便愿意努力生产和战斗”*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269页。。可见，此类“事件”有捏造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