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危机：相信我，有多难



社会信任危机：相信我，有多难

你是不是在骗我

老人摔倒敲诈扶人者、伪装残疾行乞者被揭穿、货车侧翻遭周边群众哄抢……这样的新闻一遍又一遍地刷新人们的眼球。真正的信任，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以至于当遇到陌生人求助时，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在骗我？”难道中国真的已经陷入了信任危机？

中国式讹人，谁还敢扶老人

2013年12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通报了“外籍男子无证骑摩托车撞倒中年女子”一事，证实了外籍男子无证驾驶摩托车撞倒正在经过人行横道的中年女子，并依法暂扣了肇事摩托车，对其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当时有评论文章称，事情发展到如此复杂的份上，真相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无论是之前爆出的假新闻，还是外国小伙逆向无牌行驶，或者是中国大妈的确有纠缠人的情节上，人们已经没有兴趣研究，更多的是探讨该不该远离是非。在这过程中，很多人选择放弃了良知，放弃信任，避而远之，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中国人慢慢变得冷漠了，而导致冷漠的原因就是缺失信任！

发生在同一年的类似事件还有一则，就是四川3名儿童扶老太反被诬陷，讹人老太被拘7日。

当年11月22日，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南外派出所对“三小孩扶起摔倒老太婆，反被诬陷索赔”帖文内容进行了全面调查。后查明，伤者蒋某某系自己摔倒，并非由三个小孩推倒（有3名目击证人证实），且伤者蒋某某的伤情系事发日形成，与网上流传的伤者在几日前洗澡摔倒致使骨折不符（有医院病历证实）。

综合调查相关情况，蒋某某、龚某某（蒋某某的儿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行为。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对蒋某某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因违法人员蒋某某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同时对龚某某给予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

有了上述的案例，一位八旬老人摔倒，路人围成一圈等救护车不敢扶的事件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据报道，当时正是早高峰，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很多。看见老人摔倒，有些人径直走开，也有不少人停了下来。可是，停下来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上前扶起老人。

老人大概有80岁，挺瘦弱。摔倒之后，他曾试图自己爬起来，但勉强把上半身撑住，下半身怎么也动不了，只好又趴在了地上。

后来，孙女士恰好骑电瓶车经过，看到老人趴在地上，马上把车停在一边。“大家都不敢去扶，看老人家摔成那样，我心里急啊。”孙女士说，最近又出了“扶老人被讹”的新闻，老实讲，自己也心有余悸。可遇到这样的事，总要做点什么。

一问，还没有人叫救护车，她就拿出手机拨打了120。放下电话，孙女士又挡在了老人前面，指挥过往的电瓶车和自行车绕道，以免撞到老人。其他守在边上的市民，也很有默契地围成一个圈，将老人护在中央。

默默守护中，有人跑到街头，叫来了协警。了解情况后，协警将在地上躺了五六分钟的老人，慢慢搀了起来。这时，救护车也到了路口。

看着救护车开远，大家才渐渐散去。两个原本不相识的好心人边走边聊，传来一声叹息：“真心是不敢去扶啊……”

中国式乞讨，谁还敢献爱心

男子装残疾行乞被揭穿“跑路”你中过招吗？最近，在西安含光北路与大学南路交汇路口，有网友“阅微草堂”看到有一个男子趴在地上行乞，但后来被一个路人给揭穿了。两人僵持了10分钟后，路人称要报警，于是这个假装残疾的男子终于站起来并离开现场。

近日，有记者拍下了一男子伪装残疾行乞全过程。这是一位四川成都男子，他伪装成双腿残障人士在大街上乞讨，待乞讨够一定钱数后，这名“残疾”乞讨者会爬到人少处站起来换上干净的服装戴起“保安帽子”，将乞讨来的零钱到附近超市换成整钱后一走了之。记者对这位乞讨者进行了连日跟拍，用相机记录了伪装乞讨全程。

据报料人李先生和目击者纱帽北街路口交通协管员王大姐称，那几天，这位乞讨者都出现在蜀都大道和书院街一带，每天上午10点过，这名“看起来残疾”的中年男子就会到路边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离开。

记者注意到，该男子走进大丰汽车站旁的一家超市，将150元钱的零钱兑换成整钞后回到了住处。据超市店主张女士介绍，该名男子说自己是保安，1个多月来平均两三天到她这里来换零钱，每次100- 200元不等。

他为何要“换装”乞讨？究竟有何困难？后来，记者和一名志愿者在其出租房内找到了他。屋子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简陋的沙发上放着牛仔包，里面是他乞讨时穿的衣服。乞讨者自称叫吴俊（化名），今年44岁，来自南充。一个人在外漂流多年，前几年在犀浦一个小区做过保安。当志愿者询问其双腿是否健康时，他表示没问题，“但我有肺炎”。

此后，吴俊还时常出现在人民南路附近。不时有城管人员来制止，但他仍旧进行着换装乞讨。对于为何要趴在地上给人造成双腿残疾错觉的方式来进行乞讨，吴俊告诉记者：“这样更让人同情，更方便要钱一些。”

中国式哄抢，国人素质何在

另外，货车发生侧翻，货物遭周边群众哄抢也屡见不鲜，这不仅是国人素质的问题，更是信任危机的表现。

2013年11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一辆大货车在转弯过程中发生侧翻，车上装载的35吨桔子瞬间倾泻而出，散落的桔子遭到民众哄抢。除了一部分橘子被低价销售出去和哄抢走了以外，大部分橘子都被来哄抢的民众踩烂了。

还有钱被哄抢的。2013年2月3日下午近1时，发生在上海长宁区北翟路协和路路口附近的一幕激起众议，安徽籍农民工秦小亮拿着打工赚来的1.76万元到银行汇款，途经长宁区北翟路协和路路口时，不慎将钱款掉落在地上。一阵大风吹过，将钱款吹散了一地，遭遇路人哄抢。小秦自己仅仅捡回了3000元，剩下的也只有几名路人将捡拾到的700元交还给他。一年的辛苦钱，转眼只剩3000多元，这样的结果不仅让民工兄弟感到绝望，也让所有人感到寒心。路人在疯狂捡钱跑路的同时，也让良心洒落一地。从路口的监控中，看到了不顾交通法随意停车冲出来抢钱的人，扔下电动车跑过来的市民，还有在路旁熟视无睹的路人。网上顿时铺天盖地地刊登了小秦在现场失声痛哭的照片。

这是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真实故事。从一开始众人对小秦的熟视无睹、下车哄抢；到陆续归还、主动捐献；有人选择了不帮也不管，有人选择了利己，更有人选择了利他去铸就大爱。这里夹杂着小的善，也并存了平庸的恶。如果身在其中，一念之间，你会选择哪个角色？

2013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2到3成信任陌生人。

信任在个人讲就是一种内在的心理诉求，是一种渴望。通过信任别人，从而得到别人的信任。得到了别人的信任，从某些角度也可以证明个人的存在价值。从社会层面讲，个体间合作是社会活动的必然趋势。信任就是紧密联系个体间的纽带，是社会活动的前提，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我们为什么不敢“相信”

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对他人缺乏信任感，信任危机也日益突出。这种危机带来的社会心理恐慌也成为当代国人最深刻的“中国体验”之一。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敢“相信”了？这种信任的缺失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信任危机的“中国体验”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当下中国社会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仅仅是现代性的危机，更是由独特的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治理危机，在社会心理层面产生的无依无靠、不能掌控、人人自危的心理危机。信任危机带来的社会心理恐慌是中国人幸福感与安全感丧失的根源之一，也是当代国人最深刻的“中国体验”之一。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形成以血缘、地缘为主要特征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以当面的、在场的熟悉和了解为依据，以熟人社会所共有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为制约，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和保证，从而形成了一种“亲而信”的信任模式。在中国人的眼里，亲近自然就产生信任，自己人最可靠，而陌生人都是可疑的。建立在人际关系规范下的信任不但是熟人社会的秩序基础，也是人们本体安全感的所在。

熟人社会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唯一不同的是：在传统农耕时代，熟人社会是通过土地及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安土重迁”的习俗形成的；而在毛泽东时代，熟人社会则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户口、单位”等社会控制机制得以建立和巩固的。熟人社会结构的松弛与瓦解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高考、“返城”、下海经商、进城打工、下岗再就业等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孔雀东南飞”式的地理迁徙，迅速改变了静态化的社会结构，人们的社会活动从封闭性的地域中抽离，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于是，以关系规范为约束力量的人际信任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中国人开始体验到社会信任方面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邻里关系的冷漠、“杀熟”现象的出现，动摇了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那么对家庭成员信任关系的质疑则让中国人彻底丧失了本体安全感。婚姻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家庭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最倚重的生活共同体，家人最可信不但是一种社会态度，简直就是一种人生信仰；“养儿防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角色规范，是不容质疑的信任关系。但是今天，父母已经不能指望养儿防老，于是出现了新的养老模式“养房防老”；面对婚姻关系的脆弱，“婚前财产公证”很快成为规避婚姻风险的一把利器，这于保护个人财产的同时，却在婚姻关系缔结之初就刺伤了彼此的信任与情感，让婚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广而言之，父子、夫妻、朋友、同事、熟人邻里间似乎都需要设防，陌生人之间更是人人自危。一项调查证实：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搀扶在街头摔倒的老人。“愿不愿意搀扶”测量的是社会冷漠程度，而“敢不敢搀扶”反映的则是人际信任水平。

人际信任危机重创了中国人以“关系”、“人伦”为行为规范的日常生活秩序，人们陷入了不知如何与人交往的困境之中。拿商品消费来说，中国人对购买之物充满狐疑。从汽车、房地产等大宗耐用家庭消费品，到药品、食品、衣物等日常用品无一能让人放心，尤其是苏丹红、三聚氰胺、塑化剂、黑心棉、地沟油等一系列假冒伪劣食品所带来的生命安全问题，已成为今天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失范的中国市场引发了全面的消费信任危机：商品价格虚高混乱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虚假的广告信息扰乱人们的消费认知与消费决策；低劣的产品质量，尤其是食品安全构成了健康威胁，凡此种种，导致普遍的社会恐慌，引发了危机情绪的蔓延。

今天，人们早已告别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社会，消费活动已成为现代人最频繁发生、最日常参与的社会活动，消费信任已成为人们切身体验和观察社会信任的窗口。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者对商家和厂家的不信任会传导为对整个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的不信任，最终成为指向对政府的不信任。

信任危机如此严重的背后

实际上，中国的信任危机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有分析总结出了以下四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意识形态原因。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有段名言：“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正方形的两直角之和’这一说法和任何人的统治权或具有统治权的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的话，这一说法即使不受到争议，也会由于有关的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把所有几何学书籍通通烧掉的办法，而受到镇压。”

目前，全国每年发生几万起群聚事件，很多都是因为权力部门（政府、警方调查结果）缺乏公信力。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如果政府的调查结果有公信力，就不会酿成暴乱事件。正如德裔哲学家阿伦特所说：“人们常常发现，长期洗脑造成的最确定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玩世不恭：对任何真理都绝对拒绝相信，不管这个真理有多么可靠的依据。”

正因为我们的社会经历过一个人们不能了解基本事实的时期，人们对公权力就丧失了基本的信任，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其次是法律机制问题。社会对于人们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外部规范力量，对于造假欺骗行为惩罚不力，惩罚机制不完善，使得造假行为的成本比较低，由此导致毒牛奶、地沟油、盗版书泛滥成灾。在法律机制健全的社会，人们的造假行为会带来倾家荡产的结果，诚信与造假两相比较，人们才会选择诚信。反之，在蝇头小利的利益驱动之下，人们也会去造假，从而彻底丧失了职业操守，也毁掉了社会的信任。

第三是文化习俗问题。由于中国盛行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的区别对待，对于欺骗外人、生人的行为就缺乏内在的规范力量。这个习俗就是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就像在水中投入一颗石子，水面上泛开一圈一圈的水纹。在中国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核心，血亲，姻亲，朋友，熟人，一圈一圈延伸开去，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信任只在熟人圈里，对陌生人世界是完全不信任的，并且由此也认为，对陌生人的欺骗行为并不违反行为规范。差序格局揭示的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价值观：只是在熟人圈子里才有信任，对于陌生人是完全没有信任的。

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还有一个著名理论：西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中国是家庭本位的社会（家族本位的社会），跟差序格局的意思差不多。个人本位的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家族本位社会是熟人社会。前者人的交往运作一定要靠法制，而后者就要靠关系，是人治。法制就要求信任，就会产生相应的制度来保障信任；人治就不会有信任，也没有制度能够有效地保障信任。

第四是宗教信仰问题。这也是中国人在信任问题上缺乏内在规范力量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是一个无神论（或泛神论）的社会。当中国人撒谎或造假时是没有内心痛苦的，因为他知道除了被抓到之外，不会有惩罚，不会下地狱，所以什么都可以做。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了上帝，岂不什么事都可以做了？”社会上诈骗事件大量发生，新的诈骗形式层出不穷。当很多人做坏事欺骗人时，当受骗上当大量发生时，社会就彻底丧失了信任。

不信任了，生活困扰多了

多方面的原因让我们除了自己谁也不敢轻易相信，然而这种信任的缺失却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扰。

换个零钱不容易。“能不能帮我换一下零钱？”在延吉市西市场附近的公交车站点，有二三十位等候乘车的市民，记者拿出一张50元的人民币来，分别向他们换零钱，但均被告知没有零钱可换。记者只好走进一家超市，询问是否可以换零钱，店主告诉记者，零钱都是要做生意的，没有零钱可换。当记者提出购买一瓶饮料时，店员不再说什么，找给记者47元。在店主找零钱时，记者观察到，店主并非真的没有足够的零钱，而是不愿意白白兑换出去。

想给钱又怕被骗。近日，记者在延吉街头，看到一个穿着破烂的乞丐，年龄将近60岁。他瘫坐在地上，面前摆着一个铁腕，碗中放了几枚硬币和几张一元钱。记者观察半小时，发现经过的40人中，仅有10人给他钱，都是一元、五角的。其中一位路人对记者说：“每天走到街上，都能看到很多乞丐，有的是老人，有的是小孩，却不知道该不该给钱，如果给，我怕他们是利用人们的爱心来行骗，如果不给，又怕他们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可怜人。”

陌生电话不敢回。陌生的电话号码，响一声就挂断，你肯定不会打过去。久经考验的机主们太清楚这种伎俩了，不是敲诈电话，就是骗电话费的。“那些骗子太厉害了，我告诉我妈，不熟悉的号码不要接！要是对方真有急事，肯定会再打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给父母买了手机以方便联系，可是用手机推销、诈骗的电话数不胜数，烦不胜烦，父母经常接到“您中大奖”的短信通知，或者有人打一下就挂了，老人怕有人找，一回拨就上了对方的当。

结婚、借钱也得立字据。对爱情的不信任使得一些人开始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万一离婚了，对我以后的生活还是有个保证的。”市民刘女士说。

“不仅结婚需要公证，现在连亲戚、朋友借钱也得立个字据。”和龙市民王先生说，现在人与人彼此的信任度越来越低，有时连亲戚朋友也不太信任，“互相借个钱怕不还是常有的事”，王先生坦言，这样立字据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拯救信任危机，守住三条底线

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社会道德沦丧、社会信任缺失，整个社会的底线逐渐“失守”，我们也迎来了必须要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刻”——如何守住信任的底线？

个人底线：道德、信仰、价值观

1916年，梁启超在《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中写道：“盖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令人尴尬的是，近百年以后，我们又进入了历史的轮回：我们的道德再次到了崩溃边缘。从武汉老人摔倒无人敢上前扶一把，到台州女小偷被人扒光衣服裸游街头无人过问，到郑州一产妇手术室被麻醉后等不到医生婴儿胎死腹中，到佛山路人看到小女孩多次被汽车碾压倒在马路边无人上前救冶……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人性呢？这一次又一次的事故让冷漠在社会中扩散开来，形成了“审恶疲劳症”。

其实深究道德底线失落的历史原因，当属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运动。国人的道德素质并没有在这一次次的运动中得到提高，反而变得更加脆弱，各种道德崩坏的事实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当市场经济来临的时候，人们还没有从阴影里走出来，心理上、道德上还没有做好迎接物质、金钱冲击的准备，所以导致社会道德底线的每况愈下。

所以说，要想重建社会信任，首要的就是要让每个人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人作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其行为也会影响到社会。每个人都要让道德诚信观念切实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把道德诚信内化到人的意识里、内化到骨子里，培养一种诚信至上的意识和公德。在现在这个时代，社会越来越复杂，我们没法一蹴而就解决一个大问题、改善一个大环境，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以及周围的小环境，对周围的事情多关注一些，从自己做起。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是会慢慢改变的，所以每个人都能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的话，那整个社会也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个声音：如今的中国人没有了信仰。所谓信仰就是我们心中信奉并尊崇某种精神，并愿意为这种精神而献身。当前社会上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跟人们精神信仰的缺失不无关系，现在国人的信仰更多地依附在物质和金钱上，以个人功利为目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钱本来不应该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然而在扭曲的现实面前，人们的价值观也扭曲了，物质已经成为行为的目的本身，只贪图物质、肉欲的享受，精神空虚，只剩了行尸走肉般的空壳。而没有信仰就没有敬畏心，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如果没了信仰，没了这种对人性、对刑律、对因果报应、对未来的敬畏，人就没了顾忌，人的那种以自私为本性的邪恶就会暴露无遗，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干，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怪象便层出不穷。

所以我们应该从社会信仰和价值观上，扭转社会风气，要更加注重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思想的教育和学习。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很多的道德观念至今都不过时，所以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会让人们找到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让人们找到精神信仰和方向，不至于变成没有根基的浮萍和精神漂泊者。

政府底线：法治、清廉、公正

政府是社会成员中最具有权威性的组织，也是社会规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整个社会生活起着重要的规制和引导作用。所以政府诚信不仅是社会诚信的基础，而且是社会诚信的圭臬。民以吏为师，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如果政府不讲诚信，必然会引起个人、社会的效仿，引发社会信任缺失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那社会也就不可能长治久安。

所以，作为社会信任体系之首的政府，必须要牢牢把控住自己的底线，首先就是要完善法制，实现法治，尤其是在如今道德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约束作用的时候，更需要发挥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展很大，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法规制度尚不完善，还存在很多漏洞，在法律法规的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很多时候，法规制度难以落实，使之成为一纸空文，让民众对于法规制度存在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西方的实践已经证明，法律制度越是完善有效，就越能震慑不守信的行为，社会的信任程度就会越高，所以对我们来讲，加强法制的建设就成了当下中国重构社会信任的最有效的制度路径。一个尊崇宪法和法律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作为社会公权力的行使机构，党的政府必须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履行对社会的承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引导社会信任的走向。

腐败问题是党和政府面临的“四大危险”之一，所以要构建一个诚信的政府，必须要有能力约束权力和治理腐败，能够打造一个清明廉洁的环境，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政府的违法行为和官员的腐败肯定会直接影响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也会诱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所以说党和政府一定要做好廉政工作，党员干部的作风一定要清廉。

重建社会信任，每个人须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

另外，政府要守住的底线还有一个就是公开公正。合理的政府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政府，只有政府工作透明，民众才会真正了解政府、信任政府。然而目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做的还不到位，很多地方还存在暗箱操作的现象，尤其是在公务人员录用、政府公务采购、土地买卖、工程招投标等方面尤为严重，也大大地损害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所以党和政府一定要保持公开公正的底线，政府的运作机制和公共政策应当能够体现服务社会的诺言，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并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决策的时候要充分尊重人民的意愿，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让民众公开参与，使人民真正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同时我们领导干部也一定要摆正自己的立场，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立场一错位就很容易导致腐败。

社会底线：责任、良心、公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让人深思的问题：公信力下降、信仰缺失、价值观扭曲、社会不公等等，而除了政府之外，社会组织、企业等的失信于民，更是让老百姓变成了“老不信”。社会的底线是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最低标准，使最起码的规则，如果社会的底线被突破了，那我们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要守护好社会的底线。

俗话说“家国之外还有一个江湖”，人的主要活动就集中在这个“江湖”中。现代社会从熟人社会进入到了陌生人社会，广泛而多元的社会组织就成了承载人们活动的主要载体，它是个体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中介，是连接家庭与社会的桥梁，对于延伸人际关系、拓展信任边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增强社会普遍信任的主要途径。然而近年来我们发现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得不尽人意，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慈善类的组织并没有尽职尽责地行使其职能，在慈善捐助资金的使用上往往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同时由于这些社会组织工作往往不透明，资金使用混乱，民众无法真实了解情况，这也是导致“郭美美炫富”引发慈善组织信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必须要增强其责任意识，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尽可能的让民众参与其中，从而充分有效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其实企业也是广义上的一种社会组织，但因其逐利性而与上述社会组织分开讲述。可以说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道德诚信也是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的底线，然而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很多企业道德已经沦丧到了没有底线。应该说，企业因其本性，必然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应当鼓励的，但是区别在于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是否遵循道德良心的标准，是否公平合理的竞争。

很多企业为了牟利而置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于不顾，毒奶粉、毒火腿、毒馒头、毒豆芽等等，让广大民众看到了一些企业甚至是一些知名大企业所谓的良心和社会责任被他们自己踩在了脚下，这是彻底的道德沦丧。所以必须要加大监管和惩罚力度，让无良行为“一次性死亡”，让企业主动捡起他们的良心和责任。

另外，目前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分配不公和机会不均等，更是加重了民众对于社会的不信任心理。公平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当前社会上社会矛盾不断深化、社会冲突频发，包括很多群体性事件，大都源于社会不公平。所以政府现在要做的不仅是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在以往提出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基础上，还要严格控制高房价，切实提高民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同时，要建立顺畅的流动渠道，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发展，严格控制特权阶层，防止特权阶层垄断公共资源、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公平、民主的氛围。

（《博客日报》2016.04.03、《延边广播电视报》2011.12.15、《文化纵横》2011.05.1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