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中美关系变化多端，“变”是中美关系的常态，但这并非意味着中美关系不可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不变”的规律与线索。这对奥巴马政府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势具有强烈的昭示意义。

透视中美元首互动高频化

不久前，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其间习近平与奥巴马举行了2016年以来的首次会晤，中美两国发表了第三个《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首个《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在当前中美关系舆论氛围不佳的背景下凸显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能量。

而本次“习奥会”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它所昭示的中美元首互动频率加快的趋势。这是继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事访问以及11月巴黎气候峰会之后的第三次双边会晤，而预期今年9月杭州G20峰会期间两国元首还将举行会晤。

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三次面对面会晤并进行三次深度电话沟通，可以说已经开创了中美元首互动的新纪录；而仅就今年而言，中美两国元首至少也要举行两次会晤，这无疑标志着中美元首互动正朝着高频化方向发展。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此次“习奥会”中美双边合作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双方在比较友好的气氛下就朝鲜核安全问题、南海问题上交换了意见，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对“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目前的态度属于不公开认同，也不公开否认。尽管一开始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的表现来看，美国对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回应比较积极，但因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斯诺登事件、南海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使得美国在中国提出三个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后，有往后退缩的态势。

从目前来看，美国对不冲突、不对抗和中国有比较高度的共识，都认为要避免直接冲突碰撞。但对后面两点，即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美国主流意见还是持保留态度的。美国还是一个霸权守成的国家，对任何的新兴崛起大国都保持高度警惕，担心它们兴起后挑战自己的霸权。而美国目前认为，中国在所有的新兴国家里无论从综合实力、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等来看，都是最有其潜力的国家。

中美可以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等三个层面上展开合作关系，重点在全球层面上双方的合作会不断强化。如在核峰会、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中美有着共同的利益，而在伊朗核协议取得突破性进展上，中美双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气候变暖、非法移民、毒品走私和全球灾难性问题上，中美合作的空间也很大。

中美经济交往密切，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中美关系与旧的大国关系一目了然的不同面貌。两国彼此防范，亦有博弈，但都有克制和保持分寸的意识，一定程度上形成不希望走向彼此战略对抗的信号互动。中美对于对方的战略善意不敢轻信，但认为对方有可能丧失理性做颠覆式的攻击性战略调整，这样的主流判断也很难形成。

那句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的老话在两边都颇有生命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目前大概处于不那么正规的“农贸市场”形态，但它实际业已存在，而且前景广阔。现在的中美领导人是这一历史性格局的奠基者。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难题

同时，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又体现在竞争性显著上升，包括在战略定位、亚太安全、南海问题、规则制定、网络安全等一系列领域上，美国对华防范意识明显加强，施压力度逐步增大。主要包括：

其一，把中国更加明确定位为战略竞争者。

美国2015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将在“海上安全、贸易、人权等一系列议题上坚决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规范，与此同时将基于自身的实力地位管理与中国的竞争”。这一表述说明，强化对华约束已经上升为美国对华战略的突出层面。

其二，加强对华军事威慑。

美国进一步加强亚太军事部署并完善作战理论，包括：继续向韩国推销“萨德”导弹系统，在日本部署X波段雷达，并在菲部署P- 8A反潜巡逻机；针对亚太更新作战理论，把“空海一体作战”升级为“全球公域联合介入与机动作战”，强调诸军兵种以及盟国军事力量的联合使用，通过对敌饱和打击，逼其屈服；提出军事同盟现代化概念，推动盟国承担更多安全义务；准备打大国战争，美国新军事战略报告称“与大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较低，但在增大”。

其三，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走向直接对抗。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偏袒他国的立场日益清晰，甚至公开对华挑衅。针对中国的建岛行动，美国以“捍卫航行自由”为名，推动南海周边地区的“军事化”，包括：以舰机闯入中国岛礁12海里范围或飞越中国岛礁；把航母战斗群和B- 52战略轰炸机驶入南海，公开示威喊话；美国还首度在新加坡部署P- 8“海神”巡逻机加强对南海的监控。其四，在规则制定及秩序规划中严重排斥中国。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初步达成后，奥巴马声称：“由于我们95%的潜在客户都居住在美国以外，我们不能允许中国那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甚至说，“就广义的再平衡而言，TPP的重要性相当于航母。”

可以说，中美两国在上述诸领域的分歧和摩擦，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美竞争，已经对中美正常的交往与合作造成了负面干扰，如果不对这些分歧与摩擦进行及时管控，中美关系有可能会被这些分歧摩擦所绑架，中美关系滑向恶性竞争以及烈度对抗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但正是中美相互依存关系深度发展、世界问题高度关联共生以及中美管控分歧与竞争的现实紧迫性，共同推动了中美元首会晤高频化的发展趋势，而中美元首会晤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不仅发挥了强大的引领作用，而且在处理中美关系难题问题上也体现出无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由于这种趋势具有长期性发展的可能，因此也预示着中美两国元首互动高频化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新常态。

战略互信不增反降

毋庸讳言，目前中美关系存在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两国务实合作增加了，但战略互信并没有随之成比例增加，甚至不增反降。

在美方看来，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防实力的增强，使中国对外行动变得“咄咄逼人”，对美亚太存在和战略影响构成“挑战”、“威胁”；在中方看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包括在南海、东海地区的政策变化体现了对华遏制的一面。

但是，不论发生了多少矛盾和问题，每隔五年十年回看一下，就会发现，两国关系总体上一直在向前、向上发展，两国合作的广度、深度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中美关系的韧性，是双方共同利益使然。因此，中美关系取得的进展值得高兴，给人以信心；同时，中美关系发生的问题，值得重视，但不必沮丧。中美合作与互疑并存，这种状态仍将延续很长时间，在全球化的今天和未来中美谁也离不开谁，同样是不会改变的。

努力沟通彼此战略意图，积极推进合作共赢，妥善有效管控分歧，这样就能把握好复杂的中美关系。要确保在增加合作的同时，不让分歧失控，避免双边关系脱轨，实现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中美元首会晤最关键的意义正在于此。

中美南海军事交锋的“冷思考”

尽管双方元首交流频繁，但两国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仍然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4月2日报道称，习近平说，中方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是中国坚定维护它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但是习近平也表示，在基于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基础上，双方应该通过对话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日本《读卖新闻》4月2日报道认为，这反证了中国今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向美方妥协。

在中美军队密集过招之际，两国军方的交流始终保持热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月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中方准备好参加美国主导的2016年“环太平洋”演习；曾就南海问题对华“呛声”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也强调，中美军方有诸多沟通渠道，尤其双方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等防护性措施，并对两军关系前景保持乐观。反差巨大的举动，让看似热闹的中美南海军事交锋必须加上一道“冷思考”的“清醒剂”。

CUES协定的本质

CUES协定本质是“信心建立措施”的产物，追溯类似“信心建立措施”概念的诞生，一个是1958年北约与华约组织在“预防突袭会议”架构下讨论大型军事演习互换观察员等事务，再就是美国与苏联之间为了防止“擦枪走火”而设计的各种预防冲突措施，从热线、避免核武器意外协定到防止海上意外协定，不一而足。不管效果如何，在有规范的克制下，世界未再发生大战。

如今国际间研究“信心建立措施”的概念，普遍以1973年在召开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注：后改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开始。当年比利时、意大利代表联袂提出议案，提出“信心建立措施”名词及其概念。试图跨越北约、华约两大敌对组织的欧安会议协定要达成“信心建立措施”，主角还得看美国和苏联。换言之，措施的建立更在于防范美国与苏联因误判而大动干戈，尤其是避免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再度发生。

1962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让美苏领导人意识到沟通不良导致情况误判，近乎引爆核战争。有鉴于此，1963年6月20日，美苏代表团在日内瓦签订《建立热线机制备忘录》。当然，仅凭一条热线不足以预防冲突，所以双方于1970年9月在美国华盛顿签署《避免核意外协定》，避免预期的失控可能。

除了预防核冲突外，美苏在预防冲突方面的另一项措施是1972 年5月25日签署的《防止海上意外协定》，目的是针对公海上航行的海军舰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拟定规范，避免局部事件导致全面大战。当时的这套规则汲取了以往美苏为预防双方军舰在公海上航行不预期遭遇时应对准则的经验教训，这套精神与设计内涵无疑也成为今天中美类似规则的“参照物”。

协定的达成始末

放到当下的中美两军关系中，CUES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当属南海。不过几番惊险过招后，双方都能“控局有方”、全身而退，这同样要关注中美在军事安全制度建设方面“相向而行”的价值。

2014年4月22日，中国作为东道主在青岛举办第十四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外界最关心的问题是，随着中国海军积极“走出去”，如何与老牌的“帝国海军”打交道，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的“竞合博弈”情况。尽管2001年发生过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9年又有美国海军测量船“无暇”号与中国船只在南海交锋，但中美双方真正考虑CUES规则并探讨实践机会，还是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公告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

另一个未能尽早获得共识的原因，在于“美国规则”镶入了字里行间。由于美国及其盟友早有这类经验，因而试图利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这样的多边机制尽早推出自己炮制的协定模式。据美国《连线》杂志称，早在2012年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美国就集合一帮盟友打算集体通过其主导的CUES协定，但当时中国投了弃权票。两年后，在2014年的论坛中，中国海军利用东道主的机会，加之已有与美国海军进行危机管控的经验，索性推动论坛通过了CUES协定，这也标志着中国在成员国中具备了一定影响力。

当各国通过CUES协定后，日本也开始试图与中国恢复停滞不前的“中日海上联络机制”。2015年1月双方展开首次复谈，同意尽快启动海上联络机制，目的是希望尽快完成这具备防止偶发冲突机制的共识，建立“海空联络机制”，方便双方交流磋商海上和空中安全问题。

游戏规则下的“挑衅”

除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通过CUES规则外，中美双方又于2014年8月签署内容更为详尽的双边《海空相遇行为准则》。正是在这一谈判前后，中美海军分别在亚丁湾与南海进行了基于CUES规则的通信验证，此后中美机舰只要发生“性质敏感”的“相遇”，两国军事学者纷纷拿出CUES，认为它起到“防撞垫”的作用，推测美军不断测试中国海军是否遵守相关规范，同时试图以此为由，让美军舰船在各个海域“自由进出”，维持军事存在。

不过，当上述规则推出后，中美机舰“敏感接近”反倒有增多趋势（尤其在南海）。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詹姆斯·霍姆斯在2014年4月为《外交官》杂志撰文《亚太海事法则的局限：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不会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和平》，点出这样的规则只是复制现有规则，而非新的海上安全规范。在他看来，这样的协议本质上所代表的只是外交承诺，缺乏足够的保证机制。

至于“防撞垫”能不能避免故意招惹对方的情况，霍姆斯同事、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彼得·达顿在美国《国家利益》撰文称，无论CUES一类互信机制还是中美之前签订的一系列单项合作备忘录，均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中美关系中的危险因素，“这些规则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现行规则在具体实施方案上存在空白，特别是对可能违反国际法规的一方该承担的责任，利益受损一方是否仍然能够遵守约定等等，均未做界定”。

在他看来，美军对中国军队有多少诚意遵守规范感到怀疑，加上中国加紧建设南海岛礁，美国只得借口“维持海空航行自由”，派遣舰机深入南海，穿越几座被“加工中”的岛礁附近海域。

2015年5月11日，驻新加坡的美国濒海战斗舰“沃斯堡”号在驶近南沙南威岛时，中国“盐城”号（舷号546）尾随在数海里外紧密监控，这则新闻被媒体报道得形势紧张，但在新加坡国际海事防务展上，“沃斯堡”号舰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答，当时他们的舰船行动、施放MQ- 8B无人机与MH- 60R直升机起降，均按照中美海军CUES规则进行通报，实情并不像外界描述的那样剑拔弩张。从这些事态来看，美军舰机巡弋南海，中国海军舰艇进行监控，结合CUES协定，早已为这种带有挑衅、却符合新型大国关系中常态化的“竞合博弈”提供了生动“教材”。

可以预期，美军将会更多地“不预期”与中国海军进行验证，凸显现实情况下中国海空军的做法到底有无改变、是否真的遵守游戏规则。

其背后含义是美国面对崛起的中国，双方在亚太长远利益上有着巨大分歧，在某些领域甚至无法取得共识，即使能相互理解，也不代表不存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中国超越”非常刺激美国精英

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始终存在一份戒备与焦虑。就在中美南海摩擦升温、中美两国元首互动高频化的同时，美国大选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分析过，美国历次大选时都会拿有关中国的话题做文章，因此越是接近大选，美国舆论越是会抛出“中国威胁论”等说法。不过这一次总统大选，美国精英层对华的纠结感是空前的。大量美国智库精英开始反思美国的体制“劣势”，对美国推选不出好的下届领导人以及中国崛起的不可遏制之势显得相当焦虑。

本文通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的调研视角，有利于让我们了解美国方面对华的焦虑感到底来自于何处。

“中国崛起”刺激美国人神经

“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在2016年的美国，对这个预判断没有太大争议，或者说几乎没有人否定这种趋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说，“中国GDP超过美国，那是必然的”。交流中，其他智库学者也有的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在总量上超过相当正常的。然而，美国精英们并不愿意接受“中国是第一”的说法，更对“中国崛起产生撼动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可能性”极为敏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前政要说：“‘国际领导权’‘中国第一’等说法就像刺激美国人神经的‘剑’，为减少刺激美国舆论，营造更为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媒体应少用‘第一’之类词汇去博取眼球！”他还说，“不要以为中国爱面子，美国人也很注重面子”。

谈起一年前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通”沈大伟教授曾说过的“中国崩溃论”，整个华盛顿智库几乎将类似言论视为“玩笑”。包道格说，“美国民众并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也并不认为‘中国崩溃’比‘中国成功’更有价值，‘中国崩溃论’并没有那么多人感兴趣。”他认为，美国真正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应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中应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解决由于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带来的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摩擦。而就此沈大伟本人也澄清说，“那完全是《华尔街日报》标题的误导”。沈大伟透露，目前美国学者急切想知道中国到底怎么样，这种焦虑感远比过去强烈。

美国人十分关注并参与领导人大选

谈到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的焦虑，包道格认为，许多政客的言论加剧了相关社会焦虑感，他们会通过智库、媒体等制造诸如“中国威胁论”等言论，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比如借此增加军费预算、强化本机构的政治团结与政策协调性、引起媒体的关注，等等。对此，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说，市场决定着美国精英对中国崛起的整体看法。只要有国内政治需求所在，美国对华舆论的方向就只能以美国为基轴，而不会顾及中国的感受。

很想知道中国在发生什么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每个美国智库都有学者问这样的话题。解读中国经济高官的讲话，成为当下美国智库的重要任务。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拿出被他标划过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接受中国媒体的专访，不知道其中几段如何解读。甘思德说，这是周行长五个月来第一次讲话，必须中文、英文对照着读。没想到，两天后，甘思德就公开发表了一篇解读周小川访谈的文章。

无论怎么解读，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在美国已呈现严重分歧。一是乐观派，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消费正在增长，目前失业率不高，国民收入在逐渐提高。然而，这一派人数在美国并不多，一些先前的乐观派正在转向。二是悲观派，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将无法避免。中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三是批判派，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内容以及中国政府的话语表达和应对能力。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认为，当下在很多话题上，中国不是没有话语权，事实上，美国许多人都在非常认真地听中国说什么，只是有时不一定都听得懂。甘思德也认为，目前西方人还不太适应和理解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国际市场需要更多地与中国沟通。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戴维·兰普顿的办公室，他桌上有本英文版《求是》杂志。他笑着说：“最近我开始读《求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美国官员说，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既让人兴奋，又让人不安。所有一切的结果，都在于当下中国政府对于经济改革时机的把握。他说，2015年夏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调整，引起了国际市场的强烈反应，美国政府对中国突如其来的政策很不适应。在一场不公开的活动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解释道，美国是一个没有战略思维传统的国家，没有足够多的经验去应对不同类型的大国，但中国历史却是从来就有战略思维，在应对周边各类大国的进程中成长。

纠结应对“不确定的美中关系”

从中国经济到“一带一路”，或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不同看法正在呈现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胶着态度。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特别国家安全顾问何汉理的话说，目前美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即“到底该拿中国怎么办”。

根据何汉理的分类，这大体分为三派：一是保持现状；二是达成交易，主张美国在南海、台湾、阿富汗等议题上与中国达成某种互换协议，以便使美国得到更大的利益；三是强硬对待，这尤其以军方为代表，希望联合美国的盟友，加大军费预算，迫使中国更多地遵从美国的意图。而何汉理的结论则是，中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更多的“战略再保证”。

在美国大选过程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希望一旦当选，应对中国更强硬一些。这些都折射出三派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政客的摇摆与左右迎合。比如，特朗普一会儿说“要以中国为敌”，一会儿又说“要善于与中国做生意”；希拉里一边把中国视为强劲对手，一边又反对以遏制中国贸易发展为目标的TPP方案。

没有人会相信，中国与美国未来会有一场巨大冲突，因为那是人类难以承受之重。但是，中国这样的大国，美国人的确没有遇到过。希拉里在回忆录《艰难抉择》中专门用两章来讲述美中关系，认为“美中关系正在驶进未知水域”，美中两个大国的关系的确超越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里的想象。可能所有美国精英希望能有一个确定的美中关系未来，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呢？

在美国期间，一位退役将军表示，中国是在向正确的方向推进，而美国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中国与很多国家在商讨如何进一步放开市场，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以促进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自信表现。相比之下，美国却在关闭大门，甚至连一位合格的领导人都选不出来。时间正在错过，美国变得无法像过去那样强大。

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近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莫斯科。专家分析这表示俄与西方即将走向全面缓和，并由此引发世界大国关系的重大调整——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内俄中位置可能对调，中国可能成为下一阶段美主要遏阻对象，而俄则处于更有利的平衡者位置，中国未来的战略承压将持续加大。这不得不让我们更加注意观照当前与历史上的中美关系，从中把握好分歧，避免双边关系脱轨。哪怕大选后新的政府上台，我们也能以此对美国日后的对华战略有所预料。

当年奥巴马上任之时恰逢中美关系而立之年，日渐成熟的中美关系本应更有所作为，然而近8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继续演绎着传统的“变与不变”的主题。因此，总的来说要透视中美关系我们可以从奥巴马的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调整入手，通过考察这三个方面因素的发展线索，来梳理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

对华政策：从“巧实力”到TPP和“南海航行自由”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始终是“两面下注”，既希望强大的中国有所作为，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又担心强大的中国抢了美国的风头，成了美国霸权的“掘墓人”。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在合作（接触）与对抗（遏制）之间摇摆。2009年1月初入主白宫的奥巴马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其对华政策的节奏不同于以往的美国总统。以往新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比如小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里根总统等，他们对华政策调整的节奏往往是先抑后扬，即从对华强硬开始，最后以对华友好终了。而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调整不同于其前任，其节奏是先扬后抑。

2008年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国际影响力，美国的全球主导权面临严峻挑战。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以及国际反恐与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为了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国务卿希拉里代表奥巴马外交团队提出了“巧实力”外交概念，表示美国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奥巴马强调，“美国要充分发挥一切优点——创新、包容、开放、道德——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巧实力”外交可视为奥巴马政府对其前任小布什总统单边外交的修正与改进，希望通过重新调整大国关系，充分发挥多边外交的功用，来维持和提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在此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奥巴马总统希望通过加强中美关系，促使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责任，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为此，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主动访华，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并在会谈后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双方都认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奥巴马表示，中美元首会晤对两国未来至关重要。美中两国有很多重要的共同利益，双方共同点远远超过分歧和差异。通过这次访问，奥巴马成为了第一位在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这足见其对中国的重视，及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期待。

从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习奥会”谱写了诸多中美外交的佳话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被加快”了，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微妙变化，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都在加速缩小。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GDP只有美国的5%，1996年达到10%，2003年达到20%，2010年前后达到40%，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中国崛起似乎不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纸上谈兵”，而是确确实实的国际关系现状。这种状况客观上打破了亚太地区国家实力的对比与国际安全格局的平衡，促使奥巴马政府开始改变对华合作的政策基调。在美国的“中、美二国集团”（G2）建议遭到中国拒绝后，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基调开始转向了以遏制和对抗为主，从“重返亚太”，到“转身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美国亚太战略的防范目标选定了中国，其对华政策也日益强硬。

强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南海“航行自由”（FON）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转向强硬和对抗的两个标志。2015年10月，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12个TPP国终于达成协议。TPP是一个典型的奥巴马式多边外交的产物，意在以集体孤立的形式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TPP的最大“创意”是“另起炉灶”，通过重新制定游戏规则，来维护美国的主导权。用奥巴马的话来说，美国不能让中国拥有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另一个标志是FON，所谓的FON是奥巴马政府欲利用南海争端给中国造成的战略软肋，发挥美国军事优势而施行的一种维护美国霸权的行动。从2015年11月“拉森号”事件到2016年1月的“威尔伯号”事件，美国的FON行动不断升级，大有挑衅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底线的意味。此举对中美关系的伤害与威胁更大，如果双方处理不好，极易酿成国家安全危机，从而危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因此，甚至有美方学者认为，TPP和FON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拐点出现了。

从崇尚多边的“巧实力”外交，到强推TPP和FON，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奥巴马对华政策调整不同于以往美国总统的“先扬后抑”的轨迹特点。

中国期待：构建升级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梳理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状况的第二条线索是中国方面的回应与主张。由于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对中美关系的维护存在某种“时间差”，因此，2009年底至2010年初奥巴马对中美关系的积极主动作为，未能及时获得中国的积极正面回应。时隔一年之后，中国按照其自身政治规律与处理中美关系的惯例，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11年1月在其离任之前对美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国事访问，意在安排其后的中美关系。这次访问是自2006年4月之后，胡锦涛时隔近5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中国国家元首对奥巴马政府的第一次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对奥巴马总统2009年底访华的正式回应，也是中国政府开始正式营造面向未来的中美大国关系的起点。此次访问之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提到要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这可视为后来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雏形。

2012年2月，按照中国的政治惯例，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美，首提中美之间要构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该倡议成为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定音锤。2012年11月，中美两国各自完成最高领导人的更迭，这是1992年以来的中美两国第一次在同一年进行最高领导人的更替。习近平当选中国最高领导人，奥巴马也顺利连任美国总统。中方认为这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展开打下良好基础。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访美。“庄园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逐渐达成共识，其基本内涵明确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利用在北京参加APEC峰会的机会，与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中南海瀛台再次会晤，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深入交流，此次习奥会被学界赞誉为“瀛台夜话”。“瀛台夜话”之后，在中美双方尤其是中方的努力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果。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在国际、地区、全球性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这个阶段可视为基础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期。基础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然属于已往我们所强调的“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传统范畴。

2015年9月，为了进一步加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在白宫与奥巴马进行了正式会见。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还利用参加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机会，提出了许多富有中国创意的大国关系的概念思想，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期以此进一步丰富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分析认为，这是中国方面试图超越原来基础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缺陷，摆脱片面追求因时而异、变化不定的现实国家利益，试图寻找除了现实国家利益之外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的价值观基础。有人把这种中美关系称为改良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尽管中美之间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已进入升级版的时代，国际社会所提倡的价值不仅是西方国家所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而应是超越国界的全球价值观。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都有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事业负有不可推脱的全球责任。未来改良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要强调全球治理升级版时代的价值观认同，即强调“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价值观念。

显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以来中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与战略设计，并已努力诉诸中国的外交实践。然而，由于美国对华崛起认知偏见的问题，以及中美在相互博弈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回避的现实国家利益冲突，都使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多地体现为未来的愿景，而不是现在时。

中美博弈：从“中日关系跌破”到“中英关系突破”

2009年以来大国关系变幻莫测，国际安全局势尤其是亚太安全局势一直动荡不定，它们成为我们考察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三方背景。通过考察中国与第三方大国（日本、英国）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以来中美之间的激烈博弈和复杂互动。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日本在侵华战争历史问题上一直未有认真反省，且日本政府高层频频做出有伤中国人民感情的举措，中日政治关系一直低迷，呈现出所谓的“政冷经热”的现象。这给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与“战略再平衡”找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由与借口。

奥巴马充分利用日本政府欲“借美制华”的心态，积极利用2010年“天安舰事件”、“中日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购岛事件”的契机，大力发展美日关系，使本已冷淡的美日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这使得日本安倍政权有恃无恐，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日关系自然就雪上加霜，已从“政冷经热”跌入“政冷经冷”的低谷。笔者认为，中日关系呈现历史上罕见的“跌破”状态与奥巴马政府的“积极作为”有密切的关系。

对此，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在中英关系上给奥巴马政府回以颜色。我们都知道美英关系是特殊关系，是西方世界的一对领头羊关系。从外交关系史来看，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英多是“统一战线”，较少分歧。然而，中国在回应美国重返与再平衡战略所采取的战略西向策略中，有效地利用了美英不同的国家利益诉求与外交价值取向，用中英关系的突破，打破了美英特殊关系的神话，有效削弱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主导权与影响力。笔者认为，中英关系的突破有三个标志：标志一，2015年5月中国成功争取到英国对“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的支持，打破美国对AIIB的封堵，从而打开了欧洲大门，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铁板。标志二，2015年10月习近平对英国非常成功的国事访问，英国给习近平超高规格的礼遇以及访问期间签署的一系列重要协议，更是中英关系取得突破的重要标志。标志三，2015年11月在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有关“人民币入篮”问题上，英国也做出较大让步，让出将近30%的份额，成为仅次于欧元的第二大份额出让方，从而使得人民币成为IMF特别提款权（SDR）中的第三大国际货币，为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奠定了很好基础。此举进一步削弱了美元货币权力，用英国学者的话来说，英国又一次背叛了美国。

如果说促使中日关系的“跌破”，是奥巴马政府遏制中国崛起的“妙招”，那么，中英关系的突破则是中国回敬美国重返亚太与战略再平衡的生花妙笔。中美两国在这一轮博弈与互动中各有得失，这也从另一个方面看到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复杂性与多变性。

未来走势：中美将迎来竞争显著加剧的战略磨合期

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核心根源是对自身霸权旁落的担忧。随着中国国力进一步提升，美国对华焦虑感还将继续上升，对华竞争的强度也会持续增加并呈长期化发展。就此而言，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态势都不会发生大的转变。当前，尤其不能排除的情况是，在美国大选背景下，在共和党候选人及其他国内强硬派的压力下，奥巴马政府有可能在人权、贸易、台海以及涉华海上争端等问题上对华示强，在个别敏感问题上甚至可能奉行边缘对抗的政策。

美国强化对华竞争既面临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捆绑，也基本接受中美交流机制化建设的规范，还有不断扩大和持续深化的合作予以软化、缓冲，再加上“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共识，中美竞争大致可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一方面，在分歧、摩擦、矛盾突出的问题上，双方都应会保持战略审慎和战略克制，尽量避免走极端，以防造成双方都不愿面对的战略摊牌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合作需求的黏合，积极管控竞争，使之总体维持在良性轨道之内，可有效防止两国间的互利合作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尤其重要的是，避免片面地把竞争视为中美关系的主导性因素，防止两国不可控制地滑向全面战略对抗。

美国在秩序层面强化对华竞争，是以捍卫其地区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事务主导权为宗旨的。但对中国而言，探讨亚太秩序问题并非要挑战美国在亚太的正当利益和传统优势地位。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和意愿上升，不堪重负的美国向中国让渡部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空间并与中国分担国际责任将是大势所趋，由此可以推动包容性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在亚太的诞生。以中美围绕亚投行进行的博弈为例，美国最初对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一直持抵制态度，认为中国试图另立炉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随着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加入，美国转变了此前的强硬立场。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达成共识：中方承诺新成立的金融机构，将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专业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原则保持一致，并遵循现有金融机构的环境和治理高标准；美方承诺尽快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支持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美围绕亚投行问题产生的分歧和摩擦由此得到有效管控，两国关于国际金融秩序的竞争最终实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软着陆。

我们不可否认，奥巴马任期内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确实不同于以往，奥巴马有他自己的外交节奏与思路。另外，今年恰逢美国的大选年，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如果特朗普与希拉里侥幸杀进最后的竞技场，那么美国内政有可能进入某种“老人政治”时代，未来美国人也许还会怀念奥巴马的活力和风格。

未来二十年，中美如何博弈

未来的十年和二十年，中美博弈将成为全球的主轴。这不仅决定着全球力量的重新分配和洗牌，更决定着未来人类文明的走向。

“只要不打仗，中国100%掰赢”

自从尼克松访问中国以来，中美关系一向起起伏伏，但今天的波澜已经和过去有了质的不同。因为今天中国已经取代历史上的苏联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

二战以后的历史已经表明，美国对于“第二”这个挑战者向来是格外关照，不管双方的制度是否相同。

所以，今天中美两国已经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不同于过去具体的、局部的摩擦，比如最惠国待遇、人权等等，而是国家最根本的战略利益博弈期：双方争夺谁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双方争夺的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它所赋予的世界领导权，当然这自然也包括谁是最后的世界货币。

客观而言，儒家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内向的、非扩张性的民族，中国也没有挑战任何国家的主观故意。

但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迅速发展，必然导致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比如，过去西方统治世界依靠的是对资本、工业产品、原材料定价权的垄断。

中国崛起后，这三个垄断纷纷打破，这自然动摇了西方的统治基础。站在西方立场来看，中国自然是威胁。所以中美双方在这个级别的博弈不存在双赢。要么中国如同当年的苏联和日本败下阵来，要么美国是第二个英国，交出世界领导权。

因此，在中国进入崛起最后一公里的十到二十年间，将面临美国的全面战略挑战。不仅中国，人类历史也随之进入一个惊心动魄的、难以预测的大时代。

海军少将张召忠认为，中国对外关系最大的决定因素就是美国。美国设置三条岛链“包围”中国，但近年来，我国基本突破了“第一岛链”，还需突破“第二、第三岛链”。“美国到中国周边到处设局、拉拢关系。”张召忠说。

随着中国超日本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现在也承认了中国是世界大国。“这一次APEC会议，奥巴马承认了，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

张召忠认为，作为世界两大国家，未来十年中美都将在掰手腕，只要不打仗，中国100%掰赢。

“空海一体战”针对中国

美国人在考虑用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空海一体战”。空军少将乔良认为，提出“空海一体战”，实际上首先就反映出美军今天正在走弱。美军过去以为，它用空袭可以打击中国，用海军也可以打击中国。

现在美国发现自己的力量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单独使用，都不可能对中国构成优势，必须空海联合才能对中国构成一定的优势，这就是“空海一体战”的来由。美国人认为10年内，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美国人研究中国今天的军力发展后，认为以美军现有能力，不足以确保抵消中国军队已建立的一些对美优势。

如攻击航母的能力和摧毁太空系统的能力，所以，美国必须再拿出10年时间发展更先进的作战系统，以抵消中国的某种优势。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的战争时刻表拨到了10年后。虽然10年后战争也仍可能不会发生，但我们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用“一带一路”来“打太极”

美国人崇尚实力的风格，直来直去，重拳出击，最好KO（击倒获胜）对手，一切都很明确；而中国人则相反，喜欢打太极，以柔克刚。

“一带一路”就反映了这种思路。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每一个崛起的帝国推动的；每一个帝国都有与它相关的一段全球化，在它的上升期到它的鼎盛期，全球化达到一个巅峰。而这个全球化同时会被它自身的力量所限制，这就是它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和它的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最远点，那也就是它全球化的终点。

真正的近现代史上的全球化，是从大英国帝国开始的，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是贸易的全球化。美国秉承了大英帝国的衣钵之后延续了一段贸易全球化，而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全球化，是美元的全球化。这也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的全球化。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一带一路”是跟美国战略东移的一次背向对冲。中国往西走，既不是避让美国，也不是畏惧美国，而是非常巧妙地化解“你由东向我压来”的这种压力。

要比的是“谁先迈入新的时代”

乔良将军认为，美国没有意识到，一个大时代正在到来，这个时代将会把它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推到最高阶段之际，让美国从巅峰跌落，因为一方面，美国通过虚拟经济，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红利吃尽了。

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它引以为傲的领先全球的科技创新、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推到了极致，而这些工具最终将成为埋葬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推手。

阿里巴巴在去年“双11”这天，其淘宝网、天猫网的网购销售额一天达到507亿人民币，而在相隔不久的感恩节三天的假期里，美国网上销售和地面上的商场销售总额才相当于407亿人民币，不及阿里巴巴一家。而中国还没有算上网易、腾讯、京东，更没有算其他商场的营业额。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悄到来，而美国人面对这个时代仍然迟钝。阿里巴巴的交易，全是用支付宝的方式完成的，支付宝意味什么？意味着货币已经退出交易舞台，而美国人的霸权是建立在美元货币基础上的。

未来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不再使用货币结算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就将成为无用的东西。当货币成为无用的东西时，建立在货币之上的帝国还会存在吗？这才是美国人要考虑的问题。

3D打印机同样将使人类社会今天的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生产方式在改变，交易方式在改变，世界就必然要发生根本性变化。

西方拿破仑携法国大革命的雄风横扫欧洲，把一顶顶王冠扫落在地，但等到滑铁卢一仗失败，拿破仑下台，欧洲的帝王们一个个复辟，立刻重回封建社会。直到英国的蒸汽机来了，工业革命来了，使人类的产能大大的提升，大量剩余产品出现，有了剩余产品才会有剩余价值，然后才有资本，然后才有资本家，然后资本主义社会就到来了。

那么今天当资本有可能随着货币的消失而消失，当生产的方式也将随着3D打印机的出现而改变时，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社会门槛，这时的中国和美国都站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起跑线上。那么这时我们要比的就是谁先迈入这个时代，而不是谁把谁打压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真正的对手是它自己，是这个时代。而美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惊人的迟钝。因为它太渴望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从未想过与别的国家分享权力。

（《瞭望》2016年14期、《环球时报》2016.4.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