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

杜卫东

我们去凭吊一位先贤。

时值残冬，面包车驶入遵义近郊的沙滩村，眼前仍为之一亮：一亩亩池塘碧水盈盈；一洼洼菜田绿色正浓。远方，山色如黛，檞树成荫；近处，野菊未凋，桂树飘香。山坡上，一幢幢白墙红格的双层农舍错落有致、形状各异；碧波粼粼的乐安江绕村而过，如一条绿色飘带，把这一方水土勾勒得钟灵毓秀。遵义的朋友说，现在不是最美的时候，如果夏天来，才真是“人间仙境”呢。我听了暗自感叹：如此山水，必有大贤。人杰地灵，此之谓也！

朋友，你猜对了，此行，我们是来拜访黎庶昌。

车在路旁停下。庭院两进，门楼一座；前带清流，后枕山峦。正房屋檐下有一黑漆竖匾，“钦使第”三个字灵动飘逸，像三只穿越了百年风雨的火凤凰，为这座古旧的宅邸衔来了几片沧桑。庭院中有水池，金鲤摇尾；宅檐下长杂花，叠红吐绿。

这里，就是一代先贤的人生起点，也是这位贵州好汉的人生归宿。

1

秋风已至，落叶渐稠。京城一间民宅里，一位身着青布长衫的后生推开面前的窗户。已近午时，蓝天高远、白云惨淡，院中槐树上有几只夏蝉，正低一声、高一声嘶鸣，似乎是叹息生命的短促。后生凝望片刻，头一甩，脑后的长辫画出一道弧线，啪一声缠在脖子上。他已踌躇多日，终于下决心回到案前，咬住嘴唇，饱蘸浓墨，在案头的宣纸上写下了第一句话：臣愚伏读七月二十八日星变诏书……而后，眉头微蹙、奋笔疾书，洋洋七千余言一挥而就。

他就是黎庶昌，时年26岁。两次乡试不中，一贫如洗，滞留京师已走投无路。

这是1862年10月的一天。太平天国正与清廷激战，英法联军不久前攻陷了北京。近来又天呈异象：正月太阳三晕，二月流星南奔；春夏之交，阴云遮日，旱蝗四起。西北有洪水暴发，东南现台风肆虐，七月间更有陨石雨和彗星划破苍茫天际。刚刚通过“辛酉政变”掌控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慈禧，认为这是“危亡倾覆”的征兆，为消灾弥变，以皇帝名义“下诏求言”：申谕中外大小臣工，务各齐心悉虑，于朝廷政治得失大且要者，谠言无隐。

在黎庶昌这封被后人与贾谊的《上疏陈政事》、诸葛亮的《隆中对》和范仲淹的《上宰相书》相提并论的《上皇帝书》中，自号黔男子的一介山野书生，以心雄万夫的气概，要“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根本，为生人振气节，上以回天变，下以尽人事”。笔锋所至，直指清廷种种弊端，陈述兴利除弊的方略大计。行文犀利，雄视千古。

黔地，古有“鬼州”之谓。飞鸟不通、荒蛮贫瘠，在世人眼中乃瘴气弥漫，非人所居之城，故李白曾放逐夜郎，刘禹锡被谪贬播州。这样的闭塞之地，为何走出了一个才高七步、腹隐珠玑，敢蔑视天颜、顾盼自雄的黎庶昌？

此时，我就伫立在黎庶昌沙滩故居的老屋中。

青砖铺地，横木成梁；一张圆桌，两把座椅；靠墙有六尺卧榻，四周挂着白纱帷幔。黎庶昌别妻辞子，束衣整冠，就是跨出这间房子，一路翻山越岭，走州过府，千里迢迢赴京城应考。满腹才华、一腔抱负，却不被认可。犹龙困浅滩、虎落平阳，我能想象他当时的愤懑与无奈。生他养他的沙滩村，乃黔北一朵文化奇葩。方圆不过数里，渔樵耕读、学风鼎盛，自清乾隆年至清末已延绵百余年。其间，出了几十位名人贤士，著书上百种，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科技、金石、书画等诸多领域。代表人物之一的郑珍有“西南大儒”之称，曾国藩仰其名几欲相见，都被淡泊名利的郑珍婉言相拒。郑珍是黎庶昌的表兄，曾教授过这位志向宏大，才学卓然的表弟。黎庶昌自幼读古人之书，即思慕古人之为。十七八岁时便立下志向：“以瑰伟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他留心时政，探寻强国富民之道，对种种时弊洞察入微。两次乡试落第，更使他对八股文取士的陈规不屑一顾，直言批评皇帝：“乐于求才而疏于识才，急于用才而略于培才。”

黎庶昌上书清廷，认为吏治腐败、人心敝坏，光是“危道”就列出十二种。消息传到沙滩，连郑珍都吓了一跳，言其惹下杀身大祸。出人意料的是，清廷并未加罪于黎庶昌，反而恩赏了他一个“候补知县”，差遣到曾国藩江南大营听候调用。是清廷确有剜病除脓、改革图强的勇气吗？事实是，黎庶昌上书所列种种弊端，凡涉及权贵利益和更改旧章，均因“事多窒碍之处”存而不问，只是对诸如“荐举贤才”一类的建议，谕令有关衙门“遵照办理”。窃以为，黎庶昌因祸得福获得清廷破格提拔，一下子由贡生官至“正处”，虽是非正式领导职务，但毕竟有了晋升仕途的平台，盖因其时局——咸丰皇帝驾崩，他钦定的顾命八大臣被捕入狱，其中两位亲王还掉了脑袋，朝野上下无不噤若寒蝉，皇帝下诏求言，一个多月竟无一人应答。本来清廷此举是为排遣内心纠结作的一次自我按摩，如果尴尬收场，心何以安？

黎庶昌的上书不啻帮清廷找到了一个台阶。该贡生言辞激烈、话锋犀利，“朕”还降旨恩用，岂不更显“皇恩浩荡”？其实，黎庶昌后来投身江南大营只委了一个“稽查保甲”的小差事，若不是一个偶然机遇，他以小吏之身终老南山也未可知。有一日，曾国藩早起查看诸营，夜色未退，只远处一点星火露帷。他循星火挑帷而入，见一年轻人正习文练字，环顾案头收藏不俗，一番攀谈有感其才，遂把这个叫黎庶昌的年轻人调到身边，进了秘书班子。这之后，未见黎庶昌在军事上有过什么建树，但曾国潘为桐城派晚期领袖，其诗文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他身边又聚集着一群富有真才实学的文人骚客，黎庶昌与他们诗文唱和，文学上倒是日有精进。

清以小说名世，诗词成就并不为世人称道，但非乏善可陈。今人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一说，推尊郑珍为清代诗国第一人。甚至有论者认为，历代诗人中，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与之比肩者。黎庶昌自幼受郑珍指点，其诗词奇绝恣意，应有资格分沾这一盛誉。至于散文，他年轻时熟读司马迁与班固，尊尚儒术，兼收诸子百家。入仕后又师承曾国藩，其文简练缜密、风格奇伟、意境开阔、雄恣华瞻，确是一代文章高手。后来黄遵宪与他作竟日谈时，说他是“一世倜傥之才，抗时希世，海内外驰名”，绝非虚与委蛇。

黎庶昌仕途蹇滞，一度想彻底投笔从戎，为此他曾写信向已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求教，并希望他推荐自己到李鸿章的淮军，在镇压陕西的回民起义中建立军功。曾国藩回信认为不妥，理由是，太平天国剿灭，中原初定，建立军功已殊为不易。况且，“李相西征，部下尚多，必不能舍其屡立战功之旧人，更用未习军旅之文士。阁下杖策相从”，充其量混个助理、秘书罢了，何必呢！曾国藩让他稍等数月，说正在为他活动差事。清朝晚期，候补干部多如牛毛，想得一实职殊为不易。

黎庶昌对曾国藩是敬重的。他以“曾门弟子”为荣，在曾国藩死后对其一生梳理总结，撰成《曾国藩年谱》十二卷，后又为其作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传记文章。曾国藩位高权重，但礼贤下士，对黎庶昌有提携奖掖之恩。他曾明奏密奏清廷几次，希望为黎庶昌谋一实职，并在黎庶昌落魄时多方为其奔走。不过，这一瓢冷水浇得正逢其时。如果黎庶昌随李鸿章部去“剿匪”，手上就会沾染起义农民的鲜血，笔下则少了意蕴丰沛的华章。这当然并非曾国藩初衷，历史在这里愣了一下神儿。于是，清廷失去一条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中国近代史多了一位引火种于华夏的先贤。

2

站在黎庶昌的老屋前，眺望微波荡漾的乐安江，我的眼前曾出现一幅幻境：江水千回百转、一波三折，终于奔流入海。湛蓝的大海欢迎她远道而来，绽放开一簇簇晶莹的浪花。无垠的海面上，一艘轮船正准备启航，从乐安江走出来的黎庶昌站在船首，迎风而立。

乐安江是乌江的支流。它动静交织，流经处，有两岸峭壁林立、水势湍急的险滩；也有水面滞缓宽阔、鱼翔浅底的平湖。我在想，黎庶昌的人生多像他的母亲河，如同一曲扣人心弦的古筝，有激越的抒情也有无奈的低吟。1876年10月17日，当他随公使郭嵩焘出任大清国驻英参赞，登上英轮“塔拉万阔”号从上海吴淞口起锚出海时，可曾想到，这一天注定要被写进中国的近代史，而他的荣辱进退也将构成祖国母亲脸上的细微表情？

记述这次行程的散文《奉旨伦敦记》，就安放在黎庶昌故居的展柜中。隔着玻璃，那斑驳的字迹依稀可辨，沿途的见闻亦在字里行间呈现。历时50余天，航程31000里，这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跋涉，更是一次观念和思想的跨越。

可以想见黎庶昌当年的情景——多少次日出，多少个月落，他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极目远眺，但见烟波浩渺、水天一色，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低头，海浪击打船舷，有如碎玉乱溅；抬首，一行海鸥正掠过天际，引发了他内心一腔豪情。说来令人惊诧，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固守“华夷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即便是娘肚里的双胞胎，西人也是“其足向天，其头向地”，咱们“则自生民以来，男女项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辩，即有先天人禽之分”。故光绪二年，清廷开始向外派遣使节，凡出使外邦者皆为人不屑。郭嵩焘奉旨首任英国公使，竟被乡党耻笑和辱骂，他原拟檄调的参赞也有人囿于偏见托词不就。黎庶昌则不然，他卓然而立，清廉自守，在颓靡的晚清官场仕途不顺；更重要的是，他受林则徐、魏源影响，企盼能有机会走出国门学来富民强国之道。尽管行前娇妾爱子百般不舍，他还是毅然奉调，成了贵州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一旦踏上西方诸国，开明的黎庶昌还是有些“蒙圈儿”。

出使西欧五年，他历任英、法、德和西班牙四国参赞。在《曾侯两次呈递法国国书情形》一文中，他曾这样描述递交国书的过程：宫门外陈兵一队，奏乐迎宾。至门前下车后，他以参赞身份手捧国书，紧随公使曾纪泽身后，“以次鱼贯入其便殿，三鞠躬而前”，法国总统则“向门立待，亦免冠鞠躬”。双方互致诵答后，鞠个躬就齐活了。

黎庶昌觉得很新鲜。不妨对比一下他日后回国被召见的情景——半夜两点半来到军机房候着，早上八点半才应招进殿。“太后御座上遮一黄纱幔，制如屏风，皇帝则坐于幔前”。黎庶昌进门即跪，高呼“跪请圣安”；复摘冠于地，再呼：“叩谢天恩！”随即一个头要在地上磕出响儿来。其后，所有的回话都要跪在地上。慈禧先和他扯了几句闲篇儿，突然问：“见他们的国君是怎么样？”黎庶昌据实而奏：“见面不过是点点头，仪文甚简。”这位中年妇女产生了好奇心：“是站立么？”“是。”老佛爷很是自得：“他们也还恭顺。”听话音儿，仿佛鸦片战争一败再败后，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不是腐朽的清廷，倒是以两万余众便长驱直入北京，令慈禧仓皇出逃的西方列强。而一个外表显赫，实则已腐朽到只能靠可悲的精神胜利法来支撑的王朝，焉有不倾倒塌陷之理？

出使西方递交国书，只是履行一般的外交程序。作为参赞，黎庶昌还被邀参观了法国议院开会的场面，这让素有师夷之长以自强的黎庶昌眼界大开。在一个可容纳200人左右的会议厅里，议长居中而坐，手边放着一个铃铛，与会者可自由发言，议长“不欲其议”，摇铃铛制止也没人理会。有一个绅士，“君党也，发一议，令众举手以观从违，举右手者不过10人，余皆民党”，或嘲讽讥笑，或拍手起哄。法国总统马克蒙因为在议院中得不到多数支持，只好下台。“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的老百姓生活如常，好像不曾听说一样。而且开会时，“人声嘈杂，几欲交斗”，如此“家丑”不但不刻意遮掩，还令外国使节当场观看。

黎庶昌没有嘲笑“蛮夷之地”的不臣之举，反省清廷决策施政过程，认为这才是民政之效也。感叹中国乃君主专制之国，皇帝独揽大权，既不让朝臣分担责任，也不把权力放置于类似西方议院那样的机构予以制衡，怎么能保证决策的正确与科学？

黎庶昌参观了军工厂、印刷厂、纺织厂、造船厂、瓷器厂，看到了火车、轮船、电器和各种机器生产确是强国富民之要术，见证了顶层政治设计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仅举一例，中国以农业立国，却连一座专门的农务学堂都没有，还停留在牛耕人拉、靠天吃饭的水准。而在西班牙的一所普通农业技校里，他看到了配有各种精密仪器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植物标本陈列馆、教具陈列馆以及各种先进的农业机械。他与社会广泛接触，认真体察各种民俗，感到西洋民众的文化艺术修养确实高于国人，他们观看戏剧、参观画展、举办舞会，被封建卫道士斥为桑间濮上的所谓“淫靡”之风，较之大清国的“男女授受不亲”，亦不过是社会风气开化的表现罢了。资本家“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但有钱后却能捐资办学，赞助慈善。由于法制相对完善，为官者较之清廷也廉洁得多。耶稣蒙难日那一天，西班牙王室举办纪念活动，国王和王后竟亲自给平民洗脚。在大清王朝，有这想法就触犯天条，说出来那还得了？纯属作死！

黎庶昌变法的思想愈加清晰。中国地广人稠，但如果妄自尊大，一味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必为世界潮流所淘汰，他将这些见闻详尽记录了下来。按说，黎庶昌游览西方诸国，事事皆动于心，文章应该声情并茂、色彩斑斓。可是，在他这些文章的结集《西洋杂志》中，却没有文接千载的议论和思飘万里的描绘，都是纯客观记述，用现在的话说，属于零度叙事。这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年应召上书，就因为黎庶昌出语无忌、直抒胸臆，受到了朝中保守势力弹劾，如果不是特定的历史背景，被“递解还乡”甚至杀头也未可知。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儿女亲家，作为首任中国驻外使节，他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每每谈及，欣赏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结果被朝中保守势力抓住了小辫儿，斥之为“汉奸”。堂堂二品大员被一撸到底，成了一介平民，死后还险被开棺鞭尸。不过，倘据此认为黎庶昌是因为官场颓风熏染而变得圆滑了，则不然。入仕后，他清廉自守，以学问立身，如求自保，他可以尸位素餐，一言不发。作为一个窃火者，黎庶昌其实是想尽量不被保守势力纠缠，多运些薪火于暗夜沉沉的晚清，让更多的国人感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沾溉。

雄鹰收翮栖息于枝头，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更远的飞翔。

3

1884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绿色还在路上。一匹快马疾奔而来，扬起一路黄尘。在位于东堂子胡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佩戴腰刀的折差一挽缰绳，烈马前蹄腾空，发出一声长鸣，路旁古柏上几只宿鸟被惊醒了，呼扇呼扇翅膀，慵懒地飞向天空。

日本成功实行“明治维新”的第16个年头，驻日公使黎庶昌再次上书清廷求变。历史把一个重要的变革机遇，假黎庶昌之手推给了宫禁森严的紫禁城。

使欧归国后，黎庶昌升任日本公使，时年45岁。官帽上的顶珠已由青金石换成了珊瑚，穿上了绣有锦鸡的清廷二品高干制服。那时的他对未来一定踌躇满志，“斯游应比封侯壮，莫道书生骨相穷”，或许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不然，展室墙上的黎庶昌怎么会怡然而笑？只是他肯定不知道，这笑容会在那张已被岁月雕刻过的脸上持续多久。

日本的发展曾很落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时，日本还处于原始社会。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日本以中国为师，改革其氏族奴隶制国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渐显赶超之势。特别是1868年由中下层武士发动的明治维新，开始拜西方文明为师，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发为目标，推翻了封建幕府长达300年的统治。实行内阁、建立国会、颁布宪法，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发展，国力大增。不但废除了和西方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还俨然与其平起平坐，把曾经的老师中国甩在了身后。

黎庶昌有充分的理由微笑。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1868年宣布改元明治开始的明治维新，“明治”的年号就是取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下，向明而治。”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已实行“脱亚入欧”，但文化界仰慕华风的余温犹存，朝野中许多学士大夫对中华文化颇有造诣，不少人可以用汉文成诗。黎庶昌家学渊远，学识超群，上任甫始，便经常与日本友人吟诗唱和，风骚独领。一时间，在日本的文人骚客当中，如果与黎庶昌没有过从竟成了一件很没面子的事。黎庶昌和他们之间的吟诗唱和并非官场客套，而是加深中日民间友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力之举。比如，西学渐兴，旧版秘籍已不为日本书肆所重视，其中竟有不少国内早已亡佚的古籍，有的还是极为珍贵的孤本。黎庶昌如获至宝，通过日本友人以重金四方收访。“耗三年薪俸积余，举银一万八千两”，刊刻出了精美的《古逸丛书》200卷。

此刻，这套丛书像劫后余生的勇士，成军一列，立于黎庶昌故居的展柜之中。文字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文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开端的历史。作为鲜活的历史符号，先哲们著书立说，记述了对社会发展与自然进程的独特认知。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用黑字印在白纸上的灵魂，一个个睿智的灵魂聚集，便成就了光耀千秋的炎黄文化火炬。古老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聚而不散，靠的就是其文化的巨大向心力。如果古籍珍本不断亡逸，便如同江河断流，中华民族的血脉何以延续？仅此一事，黎庶昌即居功甚伟，值得我们脱帽致敬。

在沙滩黎庶昌的故居里，还保存着一块前些年出土的石碑。长一米，宽半米，碑文典雅畅达、凄婉动人，书法遒美健秀，颇具二王之风。如果不是遵义友人提示，我真不敢想象，碑文和书法皆出自一位叫贞子的日本姑娘。她的父亲海南先生是日本学有所成的汉学家，与黎庶昌相识后，情谊日浓。黎庶昌再使日本后，海南先生正在外地养病，不日后去世。黎庶昌特赶去送葬，写下了情真意切的墓志铭，并从此对海南先生的遗孤多有关照。《海南文集》出版，先生的女儿贞子请黎庶昌为之作序，还不时来署探访求教，与黎庶昌随行日本的夫人赵氏情同母女。后来赵氏归国后病逝，贞子闻讯，“悲恸不能言”，为赵氏写的墓志铭感人肺腑，黎庶昌令工匠按手迹勒石镌刻，藏于地下。我望着石碑感叹不已，当年，一位日本小姑娘竟有如此的汉学功力和书法造诣。遵义的朋友告诉我，黄苗子先生曾参观黎庶昌故居，面对其碑文也十分惊诧，拓了两幅，一幅送与日本友人，一幅自己收藏。昔日的文化外交成就斐然，留存于今的这一佳话似可佐证了。

遗憾的是，黎庶昌脸上的笑容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他以文化为纽带的外交特色时被世人称赞，应该得益于其文人本色。“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本质上他还是一介书生，对本国及所在国文化的掌控能力是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除此之外，黎庶昌也有难以言说的苦衷。初任日本公使时，黎庶昌很欣赏前任大使的参赞黄遵宪，想留其共事，却被黄遵宪一口拒绝了，理由是，“非不为公佐，实弱国无外交可言。”那时中日尚未开战，日本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知，即便是中国的知识界也自以为：“即便放眼五大洲，中国也堪称强国。与东海区区一岛国相较，之其渺乎不足比数亦，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富，何啻十倍于倭、百倍于倭而已？”

黎庶昌上任后不久，即感到黄遵宪言之不虚。在许多外交场合，他所受到的礼遇颇为疏阔，远不如西方诸国使节受到尊重。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更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比如，他任日本公使时，中国的属国琉球已被日本强行设县。黎庶昌赴任后，曾试图通过交涉有所转圜，终因国力衰微，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日本将其彻底吞并，算是切身体会到了“天朝上国”怎样被“东海区区一岛国”所轻慢。他还经手过一起人命官司，长崎巡捕以查巡鸦片为名殴伤华侨数人，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日本外相井上馨对黎庶昌惩办凶手的要求根本不予理会，咬定是误杀，不应抵罪。黎庶昌性格刚健，与日本外相“文书往复辩论至两月之久”，日方最后才将凶犯判了五年监禁，赔了家属几千块银洋。这件事在华人中争相传颂，因为能有这样的结果已实属意外了。而黎庶昌的自尊心仍然受到了伤害，日本所以敢轻慢“天朝上国”，实为其国力已超过清廷。他出使欧洲六年，足迹遍及西方诸国，再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反观清廷的因循守旧、国力日衰，更加痛切感受到了变法求新的迫切性。

使日第三年，黎庶昌经过深思熟虑，写成了《敬陈管见折》递交总理衙门，请求转奏朝廷。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提出了七条富国强兵的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强海军实力，认为现在的水师“战舰未备，魄力未雄”，“实难责与西人匹敌”，要练足一百号兵船，分成南北两个水师，专做攻敌之用，而且每个水师应有铁甲巨舰四五艘。可惜，这道奏折老佛爷连看都没有看到。总理事务衙门认为“情事不合，且有忌讳处”，竟然“寝而不奏，将原折退回”。曾纪泽知晓奏折的内容后，认为“大疏条陈时务，切中机宜”，“弟怀之已久而未敢发”；掌管总理衙门的亲贵大臣认为这道奏折有涉忌讳处，也不是纯属的推诿之词。天朝威武，一派祥和，慈禧觉得有水军撑一下门面就可以了，花更多的银子去添船置炮纯属多余，如果当时看了黎庶昌的折子，难保不甩脸子。至于朝廷那些守旧的大臣，因“循袭旧之见牢不可破”，仇视“火车轮船”，对黎庶昌的相关奏请更会横加指责。

清廷又错失了一次历史性机遇。如果黎庶昌的奏折当时能被采纳，后来的甲午之战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中国近代史也是另外一种走向了。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4

余晖下的沙滩村别有一番景致。

远方的山峦被镶上了金边，近处的水面泛起满目碎银，江畔的垂钓者持竿未动，仿佛镀上金辉的雕塑。有几只叫不上名的飞鸟在空中盘旋，例行归巢前的最后一轮搜巡。如果来得巧，据说还能听到江边古寺的悠远梵钟和渔家女子的清亮歌喉呢！

遵义的朋友问：“黎庶昌墓离此不远，可否有兴致凭吊？”

我来到庭院中，端详着他的半身雕像不愿移步。真是感叹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居然把一位一百多年前的先贤塑造得如此栩栩如生：瓜皮帽、长布衫，剑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目光如两道利剑，脱鞘而出，正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向远方眺望。

我站在他的对面，我们的目光在瞬间对接。

哦，他的目光中为什么会有难以排遣的忧怨？是的，比起他使日归国，“饯别宴会无虚日，惜别祝颂之词数以百计。启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港，情谊涤笃者竟追饯至数百里外”的盛况，黎庶昌的晚景可谓凄凉。十米卧室、两进庭院，覆盖了他生命的全部空间。“君看缥缈綦江路，百马如龙出贵州”，他本来应该有一个更为壮丽的人生舞台。更何况，他忧郁成疾，孑然独处，生命最后的时光终日以泪洗面，一介翩翩名士已成了一个疯癫孤寂的山间老叟。世事弄人，殊荣与失落的变幻在晚清官场已近常态，他的恩师曾国藩接受直隶总督关防时，曾被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气势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慕。其后一年，即因天津教案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几近身败名裂。黎庶昌非恋枥老骥，视荣华如浮云，自然明白官场荣枯无常的道理。

他的忧怨是因为他对大清国的失望。甲午开战之前，时任四川川东道员的黎庶昌曾请命去日本斡旋，以避战端。因为两任使日经历，他明白战端一开断难取胜。不是因为兵单力薄，那时，仅北洋水师已有各种舰船70余艘，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军力对比。政治腐败，贪腐盛行，李鸿章已把北洋水师当成自己在官场谋身立命的私产，上下不能一心，将士难以用命，水师成军后装备从未更新，指挥、训练、现代海战理念、日常管理以及火力配备，已在日本海军之下，一旦交手，胜算能有几何？清廷没有“恩准”他的这一请求。翁同龢主战，光绪皇帝主战，慈禧亦主战，他们已被表面上的强大所迷惑。深知北洋水师实力的李鸿章则有口难言，因为他以操练水师有功揽权邀宠，已获得了清廷太多的褒奖。战败后他曾自嘲，貌似强大的北洋水师不过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小小风雨尚可支吾应对，一旦有大的风浪袭来，露馅儿是必须的。黎庶昌也是自作多情，虽然他出使日本时以道德文章在日本文化界享有很高威望，但以他的游说想使日本休兵罢战，则天真得有些迂腐。日本不满岛国之境久矣，对外扩张是既定国策。黎庶昌早就明白，国之是非皆以实力强弱而论，没有道理好讲，他不过是心存侥幸罢了。但是一旦开战，作为爱国者的黎庶昌则从主和派变成了坚定的主战派。双方已然交手，再提后撤无异投降。甲午之战从1894年7月始，至1895年4月终，每闻战败消息，黎庶昌即忧愤至极，终日不食。

焉能不怨？当他听说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定远号，在海战的关键时刻竟只剩三发炮弹，前后主炮各一发后，剩下的一发竟要划拳而定；当他听说黄海一战，邓世昌驾驶着航速只有18节且已受伤的致远号，去撞击航速22.5节的日本旗舰吉野号中弹而沉，邓世昌壮烈牺牲；当他听说李鸿章命丁汝昌避而不战，躲进威海卫，水师苦撑待援，终陷绝境，总兵刘步蟾下令自沉定远号“以免资敌”，并与提督丁汝昌先后自裁殉国；北洋水师被日军海陆夹击，“包了饺子”；可以想见黎庶昌心肝俱裂、痛不欲生的情状。十年前就上书清廷需厉兵秣马的黎庶昌，曾在战事中要捐白银万两以襄军费，并奏请朝廷令各级官员出钱助战，也被清廷置之不理。就在黎庶昌每闻败耗便失声痛哭时，慈禧却正在筹措巨资，一门心思为自己举办60大寿庆典，准备接受百官朝贺，大宴群臣呢！眼看败绩连连却无能为力，黎庶昌的眼泪仅仅是流给阵亡的将士吗？作为一介儒生，黎庶昌的内心是矛盾的。清廷的专制与腐败他洞若观火，而忠君的历史局限又让他不愿看到大厦将倾。这和他的恩师何其相似乃尔，曾国藩深知清兵腐朽无能，弹压内乱尚可，抵御外敌堪忧，曾提出裁撤绿营编练新军。清廷拒绝了他的军改方案，曾国藩就心知肚明了，作为异族统治者，原来清廷惧内乱较外患更甚，由此对清廷绝望至极。但听幕僚预言清廷将在50年内灭亡，却唯愿速死。曾国藩救得了清王朝，清王朝却救不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是一代效忠清廷知识分子的悲哀，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之幸事呢？“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况且，凤非凤台非台。情系华夏，当为奔流不息的江水而歌；心念苍生，何必因沉舟病树哀伤？

我的目光和黎庶昌的目光对视。我发现，他目光中的忧怨似乎有些退隐，代之一束穿透历史风云的睿智。莫非，九天之上的先生痛定思痛，与我心有戚戚焉？

我们知道，自汉以降，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主要靠陆上的丝绸之路。18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也开辟出了一条抵达中国的海路。更直接、更舒适、更安全的海上交通工具使中西交流变得更具规模。晚清一大批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几乎无一不是通过海路抵达西方的。

黎庶昌是其中优秀的一员，他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胸襟开阔，目光深邃而明澈。

较之洋务派，黎庶昌固然也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并为此考察了西方诸国的各类工厂。游历巴黎万国博览会时，他随众人坐上腾空而起的热气球，并不是为了欣赏巴黎美丽的景致，而是记录下了热气球的各种数据。但是，他更关注民俗民风所反映出的国民心理，更重视议院政治对权力的约束与监控，这在他记述外交活动和日常民俗的多篇散文中可以看到。国民心理，折射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民主政治，反映的是一种施政理念。这或许比坚船利炮更能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强盛。

黎庶昌多次记述了递交国书的情形，包括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也是“相视一笑，礼仪甚简”。反观清廷，仅一个“拜折”仪式就令人惊诧——地方官员向朝廷呈报奏折前，先要在衙门大堂内设香案，供奉用黄缎包裹的小木箱。僚属们则按等级排列庭中，主衔上奏官员穿戴齐整立于庭院中间，面对香案，门外放礼炮三响，鼓乐齐鸣，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捧起木箱恭敬地交给站立一旁的折差武弁。折差接住，将木箱双手捧过头顶，疾步下堂走出辕门，再鸣炮三响，以示恭送。且看，专制之国与民政之国的分野何其巨大？而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时处颓势的清廷，仍坚持西方使节面见大清皇帝必须行跪拜大礼，而且，王八咬手指——死不松口。谈崩后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囚于圆明园。在朝为官，黎庶昌不能僭越官场规则，但是他却在文章中曲隐地表达了对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的不以为然，希望以此唤醒国人对民主与自由的向往。

不过，与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者不同，黎庶昌对开放有着独立见解，主张“酌用西法”。他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糟糕透顶，反而认为西方列强的“美善之风”亦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觅到珍贵的思想资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不是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了吗？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我们的经史子集中不是也一再倡导吗？至于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更是美轮美奂了。西方一位使节曾断言绝不会向大清皇帝下跪行礼，可是他刚刚走到太和殿便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因为，伟大的中国建筑太令他震撼了！黎庶昌与李鸿章均为曾国藩幕属，后来李鸿章权倾朝野，但黎庶昌对他的一味媚外很不赞同，曾婉言提示，或许李鸿章不以为然。黎庶昌无奈叹曰：“两大之间难为小，然子产相郑，郑已立。国朝（指清朝）的子产安在乎？”郭嵩焘在引欧风美雨启迪民智上功不可没，但他认为大英帝国拥有大量殖民地，也是因为“仁爱兼至”，赢得了“环海归心”，就有点走火入魔了。在汲取与接纳西方文明时，黎庶昌没有忘记托承传统文化之精义，难能可贵。

黎庶昌的目光犀利而智慧，还表现在能与时俱进。他也曾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也曾盲目憎恨洋人。岂止他，即便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不是也相信过“米利坚国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相信英国兵“腿脚僵直，不善陆战”吗？可贵的是，黎庶昌经过实地考察，很快纠正了偏见，既有文化自信，又能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洞悉中国之种种不足。行文著书，引火种于华夏；不惧刀斧，发宏论于庙堂。他的见解不为清廷所采纳，不是由于他缺少洞察时事的目光，而是因为清廷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睿智与腐朽的种种细节，已经在历史的底片上纤毫毕现。

1897年冬，黎庶昌在沙滩老屋郁郁而终，时年61岁。

据说那一天，天降细雨，雨带西风。黎庶昌咽气时，院中古槐有一大鸟，灰羽白喙，开翮腾空飞起，绕树三匝，悲鸣数声。然后，消失在灰蒙蒙的天之尽头。

黎庶昌死后第二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其实，谭嗣同等人的改革主张大都在黎庶昌的历次上书中涉及。一腔热血谁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中国社会彻底变革之先声，谁能否认，菜市口刑场上空那血染的风采中，没有黎庶昌的一腔热血呢？

要离开这座百年老宅了。一代先贤在这里出生，一个甲子后又逝于斯处。这是一次简单的人生轮回吗？不，它标刻着中国近代史一次螺旋式的上升。积铢累寸，历史总是在坎坷中前行。我精心从庭院的角落采来几朵野菊，恭恭敬敬地置于黎庶昌塑像前。遵义的朋友见到了，说，我们正在征集反映沙滩文化精髓的词句，二十个字以内。黎庶昌是沙滩文化的重要代表，可否有兴趣撰一佳句，也算是献给前辈的一束馨香？

我略一沉吟，想了两句话。这应该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可惜，黎庶昌们积薪引火、不惜驱命，转头之间，已在历史的天空中化作了一缕青烟。而现在，吾生有幸，正由我们这一代人努力践行，虽然筚路蓝缕，却矢志不渝。但愿先生在天之灵能够期许：

——渔樵耕读，固文化之本；经世致用，圆强国之梦。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