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辞章”为核心的文言文阅读教学

摘 要：“载道”“明道”是古人写作的基本出发点，“文道统一”也就成为古文自觉的追求。今人阅读文言文，目的是欣赏领略文言文的艺术魅力（“文”），把握文言文中所寓含的“道”。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文”的欣赏与“道”的把握，两者绝非并行的两驾马车。因为，在文言文中，“文”与“道”本来就是内在地统一于每一文本之“一体”内的。古人对于“文辞”的追求，也正是源于“载道”的需要。古代文论“辞章”的概念，就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文”与“道”的会合点，正是“辞章”。阅读文言文，必须坚持以“辞章”为核心；所谓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才真正有了具体实在的“落点”。

关键词：文言文；辞章；阅读；教学

为载道、明道而写作，是古代文人的自觉追求。而阅读文言文，从文字当中把握其“所言志”“所载道”，也是文言文阅读的必然要求，亦是达成目标的根本路径。如何由文字抵达“志”与“道”，经由什么途径到达这些“志”与“道”，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如《剑桥中国文学史》所提出的，欧阳修等人，依循“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这一人文主义原则来解读正典，打造了别具一格的北宋中期精神特质：他们认为“圣人，人也”，圣人之言，因人而发，推进共通的人性，即可复原六经的基本用心。在欧阳修看来，判断一种诠释恰当与否的核心条件在于，它能否正确领会六经所载的人对外在环境的常态反应模式。这些反应包括“志”（即行动意向）与“情”。因此，有相当多的正典文本诠释工作，是从文本回溯，将文本视为记载了圣人对激发自己写作的内心状态的固有的恰当反应。所以，正典文本的修辞与美学特征是领悟圣人反应逻辑的重要指南。对苏轼而言，世界的深层纹路终究不可知：他坚信人类有能力将其接物模式翻译为书写结构，但同时又认为这一翻译过程终究是难以理喻的。黄庭坚诗论的直接冲击，便是鼓励下一代作家——不同于苏轼——相信作诗有“法”，发现诗法之道，则在勤读并点化前人名作。[1]531-533这也正是《文心雕龙》所说的：“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千百年前的古圣先贤，他们所留传下来的文章作品，就是我们与之进行跨越时空交流的通道。其中蕴含着古人的“志”与“情”，要想达到目的，我们就必须重视“正典文本的修辞与美学特征”，它们正是“领悟圣人反应逻辑的重要指南”。这些“修辞与美学特征”，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文言文的“辞章”。

一、注重文辞是古文“载道”之必需

在我国，先秦时期，以“文”来泛指一般文字或文章。后来出现了“文章”与“文学”的指称，多“以‘文学名学术文，而另以‘文章名文学文”。在孔、墨、孟、荀的时代，只有文献之文和学术之文，到了秦、汉才有了文章之文。[2]81-82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批评历来有“文本于经”的观念，其含义有二：一是文应本于经，这是出于对“文以载道”的期待；二是经为文之本，即文体原于“五经”。晚清王棻说：“文章之用三：明道也，经世也，纪事也。明道之文本于《易》，经世之文本于三《礼》，纪事之文本于《春秋》，而《诗》《书》兼之。故《易》《书》《诗》者，又六经之源也。”[3]

此处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关于“文”的“实用”传统。文学的“实用理论”，“是基于文学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这种概念；由于得到儒家的赞许，它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是最有影响力的”。章培恒、骆玉明《中国古代文学史》也认为：在先秦留存下来的文学著作中，只有一部分诗歌的文学性质比较明确，“诗歌以外的著作，就其本来的性质而言，均非文学作品”。不过，这些“非文学作品”的文字，却又都包含有明显的“文学因素”：“就本来的意义说，诸子散文是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论说文，不是文学作品。但同历史散文一样，多少不等地包含着文学因素，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价值。”[4]陈晓芬认为，中国古代散文最显著也是最基本的性能即“明道”致用。在古代文人看来，这是无可取代的认识前提，其他文体固然在原则上也有此要求，但都不像散文体现得那样直接。[5]钱穆甚至认为，西汉“许多散文其实只是应用文，甚至诗和韵文也都有应用气味”。[6]68

论及古代文学观念的“实用”传统，一般都会追溯到孔子。如罗根泽所言，孔子究竟是志切救民的哲学家，不是抒写性情的文学家；他虽然知道诗是抒写性情的，却要加上“正”“邪”的限制，这是因为“他是以功用的观点而重视诗，不是以文学的观点而重视诗的缘故”。[2]39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孔子只有“重道轻艺”的观念。郭绍虞指出，孔子之文学观，最重要者有两点：一是“尚文”，一是“尚用”。此两点虽似矛盾，而孔子却能善为调剂，盖其“尚文”的观点本于其论“诗”的主张，而“尚用”的观点本于其论“文”的主张而来。孔子论“文”，本偏于“学术”的意义，其主“应用”固宜；至其论“诗”，是就纯文学而言者，宜乎超于实用了（当然依旧不离“应用”的主张）。[7]150-151对于我们所谓的“文学”，孔子有“情欲信，辞欲巧”之说，亦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说，都明显可以看出其“尚文”立场。当然，其“尚文”主张，是立足于“尚用”这一前提的。如同刘若愚先生所言，在孔子的观念里，“文学的情感效果和审美特质”还是“次于文学的道德和社会功用的”。[8]不过，就算是为了“文学的道德和社会功用”之目的，古代文学“尚文”的传统是早就确立下来了的。

有学者认为，“比起《论语》的哲学影响来，孔子这个人物对后世文学传统的诸多方面都更具意义”；“孔子认为能够在‘文‘质之间保持平衡的人才可称为‘君子，自西汉末年对赋的批评以来，这就成为了中国文学话语中的一个重要修辞方式”。[1]530 ——从作者而言，要想“明道”，则离不开“文辞”；从读者来说，意欲“致道”，也须从“文辞”下手。下面两段论述刚好成为一体：

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偏废。

（章学诚《与朱少白论文》）

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

（曾国藩《致刘孟蓉书》）

道，借助“文辞”而获得“宣”“达”；后人经由“文辞”（字句），从而获得“考”“究”圣贤用心、古圣之行。清代阮元（《文言说》）之论可作概括：“为文章者，不务谐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非言之有文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章之“文辞”者，表现为“谐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其旨在于易诵易记，可以流传久远。难怪钱穆这样说：中国古代文学，乃就于社会某种需要，某种应用，而特加以文辞之一番修饰。[6]36换句话说，“尚用”与“尚文”的统一，本来就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传统。

既然中国文化精神传统、作家个人内心修养与情感锻炼及文学作品之文学技巧、题材选择如此紧密地“统一”于古代文章当中，那么，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毫无疑问应该有意识地一体视之，而不可割裂对待。

二、文言文之“文”“道”会合于“辞章”

（一）“文学性”体现于作品的语言

古代无论是道学家、政治家抑或古文家，都强调“道”之于文章的重要。当然，“道”亦离不了“文”，经由“文”（辞）方可“明道”“贯道”“载道”。不过，相比较而言，在道学家、政治家那里，“文”往往只是达成“道”的工具手段；至“古文家”对于“文”本身才加以高度的重视，尤其是到了“三苏”，才开始“大胆地宣言为文而文”。郭绍虞指出，道学家因主“辞达”而无须于“文”，政治家主“辞达”而所须于“文”者，只求其适于功利的“用”，故其所谓“达”，均不过是质言之的“达”。至苏轼古文家的“达”，必须先能体物之妙，了然于心，攫住其要点，捉到其灵魂，然后随笔抒写，自然姿态横生，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而“道”亦自然莫之求而自至的。这才尽文家之能事，这才是文言文之“达”。[7]180

这其实就是古代文章的“文学性”的问题。文学理论家指出，传统文学研究需要做出的调整之一就是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性”研究。当然，关键问题在于，“文学性”如何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雅各布森认为，“文学性”，即是使一部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因素。[9]刘俐俐教授坦承，她本人所做的“文本分析”，就如同茵伽登说的，是在文本中“寻找能够包含着一种可能的审美价值基础的性质贮存”，“找到这个性质贮存”，再进而“探究它作为价值的基础具有什么特征”，其目的是，不仅让读者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优秀之作，而且要让他们知道它为什么会有永久的艺术魅力。[10]

我们现在试图努力达到的目的就是，想办法确定古文作品的“文学性”，也即是从古文作品当中找出其“审美价值基础的性质贮存”来。对此，王运熙曾有过论述：人们谈到作品的“文学性”，总是指形象性、抒情性，即要求具有鲜明的形象和真实动人的感情，进一步则要求典型性。对于中国古代散文，“其文学性除表现于形象和抒情外，常常体现在语言的艺术美上面。特别是一部分论说文，它们不像以叙事、写景为主的文章那样富有形象，也不像以抒情为主的散文那样富有感情，其‘文学性更是往往体现在语言色泽鲜明、音调和谐方面”。[11]所谓“辞采”“文华”“翰藻”，均指富有文采的语言；“事出于沉思”，则是指作者临文时深沉的构思，主要也就是考虑如何选择有文采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富有文采或美丽的语言，大致是指和谐的音韵、工致的对偶、美丽的辞藻、精巧的典故诸项。音韵属声音之美，诉诸听觉；对偶、辞藻、典故属色泽之美，诉诸视觉。[12]

将古文作品的“文学性”聚焦于“语言艺术”，可谓抓住了要害。这一思路，同朱自清当年关于中国文学的“标准与尺度”的论述有相通之处。

中国传统的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大多数出于士大夫之手。……这个集团的传统的文学标准，大概可用“儒雅风流”一语来代表。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有“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13]

“儒雅”强调的是“载道”，“风流”关注的是“抒情”，这是就文学作品之“用”的价值发挥而言的。无论是“儒雅”的标准还是“风流”的标准，其“文”的价值，落点是一样的，都在文学作品的“语言”上。这一观念，与前述王运熙的看法完全一致。

（二）“辞章”体现于字句、章法两个维度

确定了“语言艺术”为文言文作品的“性质贮存”（即“文学性”）之后，我们要进一步探究，从“语言艺术”角度来看，古文作品的“文学性”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自宋代起，随着对科举写作的关注，人们对于文章文辞以至作文技法更趋关注，“辞章”的概念也渐渐流行。当然，“文辞”与“明道”两者仍然是互为表里的。到桐城文论当中，辞章，更与义理、考据成为整体，对此姚鼐（《复秦小岘书》）论述较为详备：“鼐尝谓天下学问文章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涂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呲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 章学诚也提出类似的主张（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夫考订、辞章、义理，虽曰三门，而大要有二，学与文也。理不虚立，则固行乎二者之中矣。学资博览，须兼阅历，文贵发明，亦期用世，斯可与进于道矣。”——可见，在“致道”的三个途径当中，“文”有其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唯有“文辞”才能有效地“发明”义理而“进于道”。

关于“辞章”，张志公认为，古人并没有给“辞章之学”下过定义，传统所谓“辞章之学”这个概念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是写作（作诗和作文）中的语言运用问题，无论是关乎语法修辞的，关乎语音声律的，还是关乎体裁风格的，都属于辞章之学。其中谈得最多、在写作实践中最注意的，是“炼字炼句”的功夫，还有所谓“文章体性”。[14]现代学者谢无量认为，我国“自古有美文与实用文之别”，“美文以六朝为中心，实用文以唐宋为中心”。关于“唐宋以下实用文之体制及其特色”（或曰“体格，容有在今日不必尽合实用者”），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遣词造语与篇章连缀之法”。在具体论述时，除“总论”外，谢氏又分为“文势论”、“字法句法论”、“篇法论”（上、下）、“实用纪事文”和“实用文与词赋杂体”这样六章，实际上也是从“炼字炼句”与“文体章法”两个方面展开的。[15]

张、谢两位先生的话语表述不尽相同，但实际意思差不多：优秀的古文作品，其“文学性”体现在“炼字炼句”与“章法考究”两个维度。这样的思路与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的主张也完全吻合：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宅情曰章”，即谋篇布局、“章法考究”；“位言”即遣词用语、“炼字炼句”。总体而言，为了安排语言（“置言”）以安顿情意（“设情”），其原则是“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文心雕龙·章句》）。这种字句与章法方面的讲究，相当于朱光潜所说的作文运思时的一种“选择与安排”：在作文运思时，最重要而且最艰苦的工作不在搜寻材料，而在有了材料之后，将它们加以选择与安排，这就等于说，给它们一个完整有生命的形式。材料只是生糙的钢铁，选择与安排才显出艺术的锤炼刻画。[16]一个艺术品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必须是一件有生命的东西。唯有经过“选择与安排”，方能使各种器官各归其位，实现“神气”之贯注，方成为鲜活的生命。这样一来，又与清代桐城文论的理论相契合了：“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刘大櫆《论文偶记》）所以刘大櫆也强调：“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句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这分明就是“炼字炼句”方面的讲究了。

综上所述，一篇文言文的内在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我们可以用图1来表示。

文言文在当时有明确的实用功能，如《陈情表》《出师表》《答司马谏议书》等。有些是“载道”，如《劝学》《师说》《病梅馆记》等；有些是“言志”，如《兰亭集序》《〈指南录〉后序》《项脊轩志》等。或言志或载道，即便在游记散文、抒情小品中，也有其“主旋律”。阅读文言文，实质是体认它们所言之志、所载之道。诗歌与散文，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正宗。而古典散文作品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语言的锤炼和章法的考究这两个方面。阅读文言文，研习谋篇布局的章法、体会炼字炼句的艺术，是学习重点，目的是“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17]

文言文的章法考究处、炼字炼句处，即文言文的“辞章”讲究处，往往就是作者言志与载道的关节点、精髓处，“文道统一”。要了解我国传统文化，要想拥有民族文化底蕴，就必须阅读文言文，也就必须抓住这样的关节点、精髓处。当我们紧紧抓住“炼字炼句处”“章法考究处”等文言文辞章精髓处时，不仅文言文阅读、文言文教学有了具体实在的落点；而且，文言文阅读与教学价值的发挥，也因此就有了可靠的基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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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转引自刘俐俐.文学“如何”：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0.

[10]刘俐俐.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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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2-23.

[13]朱自清.标准与尺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4.

[14]张志公.汉语辞章学论集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2-13

[15]谢无量.谢无量文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6.

[16]朱光潜.谈文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4.

[17]王荣生，童志斌.文言文阅读教学设计[J].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2（10）：30.

（责任编辑：陈玉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