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至明清时期的米仓道交通及作用

李 久 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研究中心， 河南 三门峡 472000)



唐宋至明清时期的米仓道交通及作用

李 久 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研究中心， 河南 三门峡 472000)

唐宋时期是米仓道发展史上的繁盛阶段，米仓道上升为国家驿道，中央政府以强化行政隶属关系来保障道路的畅通，加强驿传体系和栈道建设。大量官宦文人经米仓道入蜀，促进了巴中一带经济、文化的繁荣；米仓道还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和商道。元明清时期，米仓道逐步转化为官民并用和民间行旅通商道路，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商贸经济的发展。

唐宋； 元明清; 米仓道； 官道； 民间道路； 作用

米仓道是诸蜀道中的一条重要的南北向入蜀道路。以往学界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线路走向、历史地位等问题上[1-12]，对米仓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作用等问题，尚缺乏专门的讨论。笔者拟对唐宋至明清时期的米仓道交通及作用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唐宋时期米仓道的修治及作用

唐宋时期米仓道进入繁盛阶段。唐以前，从北方入蜀的主要道路是经广元之金牛道。从初唐开始，荔枝道、米仓道渐渐兴起，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荔枝道渐衰，而米仓道交通地位大大提升，成为金牛道之外唯一的辅助备选线路，若金牛道被阻断，官员商旅即取米仓道往返长安、汉中和成都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都和汉中在唐宋政治经济区域结构地位上升决定的，也与五代两宋以前中国政治中心长期在离这一带不远的关中相关。

入唐以来，巴蜀地区社会经济普遍发展，成为唐王朝经济上的主要依赖。“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13]安史之乱后更是如此。汉中乃关中通往巴蜀的交通咽喉。“汉水上游，梁山东险，控巴岷之道路，作成镐之藩屏。”[14]“惟梁州会险形束，襟带皇都，南开蜀国，西控戎落，地宜用武。”[15]有唐一代，每当中原板荡、关中动乱，京畿受到威胁时，皇帝总是在汉中和成都一带避难。巴蜀与汉中一体，成为关中政治的大后方。安史之乱玄宗幸蜀，泾原兵变德宗幸汉中后，分别改蜀郡为成都府，梁州为兴元府，大幅提高了两地政治地位。这就迫切需要加强长安-兴元-成都的道路。

从唐高宗武后时始，吐蕃屡犯剑南，唐王朝备受其患，安史之乱后形势更加严峻，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起，相继攻占了嶲、松、维、保等州。南诏也趁火打劫，进攻剑南地区。经利州的金牛道因此变得不太安全，并常受到当地少数族山民的破坏。在内乱和外患交织下，唐王朝加紧了对剑南政策的调整。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即划天下为十道，以益州置剑南道，梁州置山南道，唐玄宗时重新划定全国为十五道，分山南为东、西二道。经过开元年间的调整，山南西道领有梁、洋、利、凤、兴、成、文、扶、集、壁、巴、蓬、通、开、阆、果、渠诸州，包括陕南东部和今川东北、川东大片地区，政治中心在汉中。此种行政隶属关系，必以畅达的交通为基础。米仓道即位于这一范围内。至德二年(757)又将剑南道分为东、西二川，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和剑南东川节度使管辖。唐代宗时经过短暂合并后，大历二年(767)再分为东西两川。东川治梓州(今四川三台)，其经济军事实力虽不及西川，但控扼着关中、山南、荆南、黔中入蜀要道，西川与这些地区的交通都要经过东川。而巴中与兴元间交通便利，巴中往南，陆路上阆州(今阆中)-梓州(今三台，唐东川节度使治所)-益州(今成都，唐西川节度使治所)又在一条直线上，故经米仓道入东、西川最方便。从巴中顺江而下还可达重庆，进入长江，北上可分道入河西。这样就促使了长安-兴元-成都或长安-兴元-东川-西川间往来的频繁，为米仓道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这一时期米仓道最大的变化便是上升为国家驿道，具有了官道性质。为控制这条官道，中央王朝加强了在这一区域的郡县建置和治所选择，以强化行政隶属关系来保障道路的畅通。这在这一区域州、郡、县建置日益增多中可以找到佐证。有研究表明，“自东汉巴中开始设为汉昌县以后，到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通、南、巴一带州、郡、县的建置日益增多，隋唐时期达到十多个县。……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米仓山两侧一些县及其治所增设很快，并且引人注目地向后世川陕分界线推进”。如“唐朝天宝以前，洋州治所为西乡县城，与今县同。天宝以后，州治北迁兴道县，南距西乡县一百里，洋源县亦于大历元年北移于距西乡县二十里的白湍村，宝历元年(825)废。是其北迁六十里权置行县于白湍村之前，洋源县故城一直在洋水之源，离西乡县八十里，已近巴岭，从这里越岭沿巴江河谷，即可到白石故县，进而抵达今通江县城”。[8]又如，北魏延昌中置，梁大同中省，宋代复置的廉水故城，也比南郑更贴近米仓山麓。在古代中国，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州郡县城之间都有要道与官道相通。作为政区治所，州郡县城要对其辖境实施有效的统治、征调贡赋徭役,也必须建立起基本畅通的内部道路体系。因控制交通道路而设置的这些州郡县城，兼有交通中继站的功能。而连接这些州郡县城的交通道路，自然是政府人员往还、政令文书递送之正式通道，具有官道性质。关于这条道路的官道性质，在唐宋史籍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如杜佑《通典》卷一七五《州郡部》集州符阳郡：“去西京取郡北巴(岭)路，至汉中郡郭下，过县，取斜谷路，一千四百二十里。”巴(岭)路即米仓道。《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山南道三》兴元府：“西取巴岭路至集州二百八十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山南西道一》兴元府：“南取巴岭路至集州三百里。”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集州云：“东北取巴岭路至长安一千四百里。”《通典》又载符阳郡“东至始宁郡三百六十里。南至清化郡二百里。西至益昌郡三百里。北至汉中郡三百里。东南到始宁郡五百里。西南到清化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益昌郡界二百五十里。东北到洋川郡四百里。”说明从符阳郡(今通江县涪阳镇)到上述郡都有官道可通。这既是米仓道在唐宋两代繁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米仓道在这一时期重要交通地位的体现。

作为官道，唐宋时期米仓道沿途设有驿站。严耕望据《太平广记》卷一五五引《定命录》“兴元之西四十里有驿曰鹄鸣，滨汉江，前倚巴山。韦处厚出开州刺史……泊到鹄鸣，先访之”，考定鹄鸣驿“当为兴元府西南入巴岭道之第一驿”。又指出“巴州为巴岭以南之重要州府，宜其有驿也”。又据《舆地纪胜》卷一八七《巴州》碑目：“唐韦苏州送令狐岫宰恩阳县诗，刻石于县之驿亭”，提出“是宋时，恩阳已见驿，想唐时已有之”。又说：“按《寰宇记》，义阳即恩阳，是新旧城夹河而治，其地居化城、仪陇间，盖道经其地，故有驿亭欤？”[2]对此，蓝勇有不同意见，以为鹄鸣驿在今汉中西四十里汉江边，恩阳驿在恩阳河之恩阳旧县地，与南江河谷相去甚远，不可能为米仓道上的驿站。[3]认识较一致的是，巴州治所化成县南有清水驿。《舆地纪胜》卷一八七《巴州》录有杜甫《九日奉寄严大夫》诗：“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小驿香醪嫩，重岩细菊斑。”《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八《巴州》引《旧志》：“又清水驿，旧在州南三里，唐置，今废。”蓝勇推断杜诗所云小驿即唐巴州清水驿，为出入米仓道的要站，在化成县南三里，今巴中市巴州区巴州镇城守办事处。《舆地纪胜》还录有宋人姚彦游《冰清驿》诗云：“见说巴南一小州，孤城寂莫字江头”和《题冰清驿》诗：“闻说巴南无一事，助人清思有江山”。似宋时此地亦设驿，驿名疑已改称“冰清驿”。限于文献阙载，唐宋米仓道是否还有其他驿站已无迹可索。但揆之情理，唐宋时期米仓道沿线必设有一定数目的驿站。

米仓道在离开米仓山后，非常依赖水路运输。王子今认为“水运条件得以开发的‘巴江’，因此也可以归于米仓道交通系统之中。很可能米仓道的南段，利用巴江航道以水运为主要交通方式”。[16]唐代行旅诗中，多记录有巴江驿亭风景。从杜甫《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二首》、王勃《江亭夜月送别二首》、李远《送人入蜀》、罗邺《巴南旅舍言怀》、孙逊《送靳十五侍御使蜀》等诗中，可看出巴江驿传体系已颇为完备，交通设施有秩序的分布，交通管理亦较规范。诗中所说“驿亭”、“江亭”、“旅舍”，应是米仓道驿传建筑不同形制的反映。

米仓道栈道秦汉时已存在，在南江桃园一线韩河溪等处，已发现战国秦汉时期的栈道、桥梁和砅石等遗存。唐宋时期，栈道主要沿河谷地带建设、维修。南江县东榆镇战斗村南江河西岸、皇柏古道起点的东榆铺路旁崖壁上存有唐符阳郡太守郑子信造阁题记摩崖石刻，云：“天宝四载，太守郑子信修此南北路，移险造阁记”。石刻中“阁”即“阁道”、“栈阁”的省称，即栈道。石刻旁至今仍可见唐宋时期的栈道桥梁桩孔和下接南江河边的石阶，说明当时建有阁道和桥梁。南江县上两至桃园一段百余米的河道上，有连续的栈道孔和明显属栈道组成部分的唐宋时期多座桥梁、多种规格的古桥桩孔。通江县诺水河镇小通江上游阎王碥有栈道、栈道孔遗迹1000余米。栈道依山依河而建，主要由石阶构成，一些石阶为石板砌筑，但大多数为岩壁上开凿。南江县南江镇元山村琉璃关遗址一低山南麓陡壁上有宋嘉泰三年(1203)“侯南基修路记”石刻，记载了以侯南基为首的道教信众任用道士何永德修栈道事：“古道边江，夏水暴涨，则不便往来。命道人何永德凿崖栽石以取道焉。庶为千古不朽之迹。谨题流离关。大宋癸亥嘉泰三年秋。纠首侯南基洎当境信士。石匠赵忠顺记。张刚书。”[17]“凿崖栽石以取道”应指修治石栈道。蓝勇将石栈道分为凹槽、无柱、标准和堆砌四种形式，其中标准式和无柱式需“凿崖栽石”，即凿孔安装石制梁、柱。[18]古代栈道工程艰巨且易腐坏，须长期维护，成本高昂，通常非国家或政府之力莫能承担。以上石刻和遗迹表明，唐宋时期米仓道栈道建筑维修通常为国家或曰官府工程，当地民众、道士也参与其中。

米仓道地位的提升和修治，极大便利了各类行旅交通。初唐伊始，巴州即已成为入蜀官宦文人停留、寓居之地。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德宗、僖宗先后奔蜀(德宗停留在中途汉中)，王室皇戚、文臣武将、商贾、文人纷纷涌入巴蜀。彭州刺史高适称：“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路相系。”[19]司马光也说：“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20]他们有的沿金牛道直接进入成都平原，有的则沿米仓道在巴州作短暂停留，而后进入四川腹地。郑畋《壁州新建山寺记》称：“于时行朝卿士，或寄寓诸州。”[21]即指僖宗仓惶入蜀，许多朝士不及随行，只好自行前往，有些即由米仓道到集、巴、壁诸州暂驻。《壁州新建山寺记》提到的就有“给事中孙君储、秋曹正郎郑君损，皆抳车此地”。巴中南龛第101窟中和三年(883)巴州刺史张祎题记，记述其扈从僖宗入蜀经过：“圣上西巡之辰，余自金门飞骑追扈大驾，中途隔烟尘，遁迹，及中秋方达行在。”[22]据张祎所记行程，其在与僖宗走散后，当是经南江入蜀的。自广明元年(880)僖宗奔蜀至文德元年(888)还长安，君臣奔波于秦蜀道上。米仓山南麓巴中石窟中，现存题记以扈从僖宗官员的数量居多，反映了当时从米仓道入蜀者不在少数。亦有入成都后，又沿米仓道进入巴州一带者。严武从玄宗入蜀，擢谏议大夫，后坐房琯事，乾元元年(894)贬任巴州刺史。中和二年(882)王何自成都经利州赴任巴州化城县令。中和三年郑畋以检校司徒、东宫太保致仕后，即被时任壁州(今通江)长史的儿子凝绩接迎侍养于州，并在县南修建壁州山寺。张祎在中和二年抵成都后，次年以尚书右丞判户部身份至巴州。中和四年，僖宗欲回銮返京，张祎“奉命先銮辂之神都，俾缉旧纲”。因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兵变，阻于巴州。“行次亦遇军变，乃间道俟通于兹郡”。[22]经过南江时，在放生潭造七佛龛。凡此足以证明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米仓道交通之发达。

大量官宦文人经米仓道入蜀，促进了巴中一带经济、文化的繁荣。巴中石窟之兴盛，即与官宦文人经米仓道入蜀有关。据调查，巴中现存石窟59处，500余窟(龛)，8000多躯，其中隋唐佛教造像最多，共有18处，400余窟(龛)，7000多躯。这些龛像多凿于与米仓道相联的古道旁。如城周的南龛、北龛、西龛，水宁镇的水宁寺，化城镇的石门寺，兴文镇的沙溪和三江乡的龙门村等。[23]巴中石窟始于隋，多数龛窟刻于盛唐前后，宋后有所续镌。其兴衰与米仓道在唐宋时期的发展几乎同步。巴中石窟有的堪与龙门云冈比肩，有的仅在路边巨石上简陋开凿，如此愈显其曾是全民性活动，亦和米仓道的延伸关系密切。巴中石窟盛于唐，其造像艺术从题材到组合受长安、洛阳影响，同时又有从京城传到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佛教中心和四川其它地方后再反传辐射于此的，这与唐王朝把这里作为流放皇族和贬官的重地，唐代许多重要人物曾在巴中驻足有直接关系。伴随唐玄宗、僖宗入蜀，大批皇族、官吏、文人、高僧汇集，带来了两京造像题材和式样，推动了巴中石窟的兴盛。位于南江县城东的菖蒲涧太子洞，传说因唐章怀太子曾在此居留得名。洞内石壁现有唐大和丁未，宋政和、绍兴甲午、淳熙甲辰、嘉定壬申等题记，述探古寻幽、饮酒咏诗之事。巴中石窟和太子洞题记的兴盛，为我们提供了唐宋米仓道繁盛的确证。

米仓道还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据统计，米仓道用兵事件见于史载较重要者有十多次，以五代和南宋时期为多，蓝勇统计有8次重大取用[3]，除五代有2次外，其余皆在南宋。

南宋建立后，“倚雍之强，资蜀之富”[24]，在川陕一带与金、蒙元长期对峙，米仓道为川东出兵汉中之要道，军事地位大幅提升。对此宋人文献中有较多记载。南宋乾道八年(1172)陆游任职川陕宣抚署，“匹马戍梁州”时，曾经米仓道南下至巴州。其《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诗写道：“孤云两角不可行，望云九井不可渡。”《西路口山店》诗有：“店当古路三叉处，山似孤云两角边。”陆游自注：“孤云、两角在汉中。”[25]是米仓道上著名的高峻险绝之地，诗人以此指代米仓道，又与金牛道并举，说明由汉中南行除取金牛道外，即以米仓道为要。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八《巴州》形胜条称巴州“控扼南郑，掎角利阆”。前句注文引《绍兴张忠献奏疏》说：“巴州控扼南郑要路，乃命知州兼管内安抚。”后句注文引王子明《高士瑰画像记》云：“巴蜀扼梁洋，吾蜀孔道，形势绝剑关之险，飞磴踰栈道之危，掎角利阆，连衡绵剑，遮蔽东西川，最为襟喉要地。”又引李石《与太守郭郊书》：“三巴吾蜀要地。”《巴州》山川条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年云：“巴之北境即米仓山，下视兴元，出兵之孔道。”从这些记载，可见南宋米仓道重要军事意义。

这一时期米仓道上的战事之多，是米仓道交通史上前所未有的。如南江县琉璃关遗址“任荣记事题记”：“绍兴三年二月十五日，金贼范(犯)兴元府。弓级任荣记。”[17]此战宋军失利，金军进犯汉中。任荣可能此时担负着守卫琉璃关的职责。开禧二年(1206)，四川宣抚副使兼兴元都统制吴曦据兴州(略阳)叛降，受金伪封为“蜀王”。驻守兴元的四川宣抚使程松闻讯，急忙越过米仓山逃至阆中，又沿嘉陵江至重庆，兼程出峡离川。士大夫多从米仓道取峡路至荆楚。《舆地纪胜》卷一八七《巴中》景物下载：“近者开禧逆曦之变，士大夫之逃难者，亦多由米仓以东归，此正趋荆楚之路。”嘉定十一年(1218)，金人南下，陷兴元，破洋州和大安军，横扫汉中，宋军退守米仓山。蒙古崛起后，于绍定四年(1231)派拖雷率兵强行借道汉中伐金，攻入大散关，破凤州后，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由莫哥自洋州趋米仓道侵蜀。知兴元府郭正孙扼米仓道相防遇害。嘉熙元年(1237)塔海指挥蒙古军出凤州，取金州，沿大巴山小道，进逼瞿塘(今奉节东)；嘉熙二年(1238)蒙古军取米仓道攻兴元。淳祐十二年(1252年)，蒙珲从米仓道经巴州、渠州三会，入渠州。宝祐六年(1258)蒙哥汗自六盘山领兵亲征四川。《元史》卷三《宪宗纪》载：“军四万，号十万，分三道而进：帝由陇州入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入米仓关，孛里叉万户由渔关入沔州。”《元史》卷一五四《李进传》载元军入米仓关情形：“是年秋九月，道由陈仓入兴元，度米仓关，其地荒塞不通，进伐木开道七百余里。”伐木开道七百余里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堪称米仓道交通史的大事件。从蒙古军“入米仓关”、“度米仓关”，沿米仓道南下，顺渠江攻定远(武胜)七十关至钓鱼城的史实，可知米仓道是蒙古大军南下和宋军抵抗的主要通道之一。

米仓道在南宋重要的军事价值还可从“巴州三城”中得到体现。淳祐九年(1249)，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视察通江得汉山，命都统制张实率将士因险形垒，储粮建邑，筑垒得汉城。又在今巴中市巴州区平梁乡炮台村和平昌县江口镇杨柳村筑平梁、小宁二城。三城位于嘉陵江东北渠江上游，是东路防线抗击蒙军的重要据点，被宋人称为川中“八柱”之一。“柱”者，意即群城之中，其城为“中流砥柱”。《蜀中名胜记》卷二五记其形势：“东北百里，万山中崛起堑岩，四面峭绝，独西、南二径，凌险转折而上，诚一夫当关之势”，是北出诺水古道、翻越米仓山进汉中、南下巴(江)渠(江)的水陆要塞。平昌小宁城三面临河，凭险抗元，崖壁上的南宋题刻留下了抗元军事部署、与合川钓鱼城驻军配合抗元的资料。“巴州三城”互相呼应，共同扼守米仓道，为保宋王朝半壁河山，延长“国祚”起到了功不可泯的作用。

军事从来都是以经济为后盾的。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米仓道的经济功用也随之发展，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商道。五代时，民间商人即多取米仓道往来秦蜀行商。《玉堂闲话》云：“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南宋时，秦岭以北为金人所占，汉中处于南宋西北前线，川东各府路支援前线的物资多由米仓道输送。当时，贩运大竹县土特产品的商贩，络绎于途，常年不绝，以至后人以为五代后期出现的“大竹路”一名，与大竹县为大巴山区的一个山货特产集散地有关。米仓道上的廉水县也是为“便民输纳”而设置。《舆地纪胜》卷一八四《兴元府》廉水县载：“绍熙四年安抚使宇文价奏，于南郑南路石幢置廉水县，以便民输纳，省南郑县丞，改县令就南尉兼主薄之职，析治诸事焉。”通江是川茶重要产区。熙宁七年(1074)，南宋在通江设茶马司，通江茶叶行销甘陕，以茶易马，年销售茶叶600担。在南宋茶、盐专卖形势下，米仓道成为私贩茶、盐的重要通道。今勉县金泉乡贾村坝南侧的石梯坡，有一南宋绍熙五年(1194)禁止私运食盐告示摩崖石刻：“一应盐榷不得从此去。如有违戾，许地抓人。把捉赴所属送衙根勘问罪，追赏五十贯给告人。”此石刻位于米仓道北端“西路”旁，说明盐商越过米仓山后是沿濂水向西县、褒城县方向行走，以避开兴元府关卡检查。

《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记载熙宁十年(1077)前利州路所辖州、府、县商税场务情况，见下表：

州、府、县名兴元府利州洋州阆州剑州巴州文州兴州蓬州龙州三泉县集州壁州商税场务数3381756212271

彭邦本据此指出，集州商税场务数量与金牛道上剑州同为7个，仅次于隔巴岭相对的洋州，说明熙宁十年前米仓道商业活动非常繁荣，似乎并不输于金牛道。[8]其实这一情况在熙宁十年后也大体如是。因为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熙宁十年集州商税场务数虽维持不变，而同期的巴州则增至8个，与同期的剑州数量相同。这或许反映了当时米仓道有宜于商运的交通条件，也是米仓道商业繁盛的见证。

二、 元明清时期米仓道交通形势的变化及作用

元明清时期，国家政治中心南迁北移，远离关中，川陕地位呈被边缘化趋势，米仓道交通形势因此发生改变，主要特征是其道路性质由之前的官道逐步转化为官民并用和民间行旅通商道路，米仓道交通形势及作用，呈现新的发展特点。

元代，米仓道继续得到重视和整修。元前期在行省建设上，继续以关中平原为依托，行使对四川的统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川陕往往合为秦蜀行省或陕西四川行省。行省治地也在京兆路(今西安)、兴元、利州(今广元)等地变动，至元二十七年(1290)三月，四川行省治地才稳定在成都。米仓山南北巴、汉之间的情形也是如此。如元初将南江县并入保宁府巴州化成县，属四川行中书省广元路，治所仍在汉中沔县东。川陕屡次分合，治地屡变，必以畅达的交通为基础，证明当时米仓道交通提供了便利行政管理的可靠条件，表明米仓道仍然具有官道性质。元朝不仅在米仓道上建立米仓关，而且对沿线栈道等设施进行了一些兴修维护。

明朝以降，元中期以米仓山、大巴山为界划分川陕两大行省制度进一步巩固，陕南与巴蜀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已完全脱钩，原来以行政隶属关系等因素形成和强化的米仓道官道性质因之开始逐渐向民间通道转化。这一转化过程相当漫长。其间明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它的管理。

清道光《南江县志》记载南江县铺递设置情况：“旧设二十一铺。今旧七铺递运往来文檄，皆在县城西南通府之道，东、北二处俱系山径险阻，不通大道，并无邮递。”彭邦本分析说：“从县志可知，清以前南江全县本有‘二十一铺’，及至道光年间，已经只剩下‘旧七铺’，可见亦为旧时所设，惟仍在负责递送往来于巴州、保宁等地上级行政机关的公文。南江诸铺递多‘旧设今废”，应是因为明清尤其清朝时期南江已与汉中无行政隶属关系，北向无须设置铺递。但在元朝以米仓山、大巴山为界划分川陕两大行省以前，通、南、巴一带长期或多次与陕南汉中存在直接行政从属关系，铺递邮驿之设，可谓势所必然，这应当就是道光《县志》‘旧设二十一铺’之说的由来。”他又以巴中市境内的栈道遗迹，说明米仓道上的栈道在当时仍然得到了维护，则“至少在明朝或其以前，米仓道北向主线上亦曾长期设有铺递，应具有官道性质”。[8]

但与前代相比，明政府对米仓道的管理，主要关注点似已在地方治安和商贸经济利益上。明嘉靖年间(1507-1566)廉访使杨舜在今南江县南江镇北的米仓山上修建巴峪关。嘉靖八年(1529)，又重修了米仓关。在大巴山关隘要冲处，设置巡检司，掌缉盘诘，维持地方治安。其中，大巴山南麓四川境内有嘉靖八年在米仓关置的巴州米仓关巡检司，万历十年(1582)改置在今南江县光雾山镇槐树乡大坝村，称大坝巡检司(大坝关巡检司)。成化十七年(1481)在川陕边境的通江县两河口乡设蒙坝巡检司，嘉靖二十七年(1548)于今通江县北新潮乡箱子坪村罗家湾置羊圈山巡检司。在大巴山北麓陕西西乡县则设有大巴山、盐场关巡检司。《肇域志》载：“大巴山巡检司，在县西南三百里，盐场关巡检司在县东南二百里。二司与子午镇巡检司分方巡警，于茶法为重云。”[26]则大巴山、盐场关二巡检司的职能是与子午镇巡检司互相配合，分片巡逻，侧重于稽查私茶方面，以维护当时盛行的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确保明政府的经济利益。

米仓道由官道向民间通道的转化，至清代基本完成。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记载其时米仓道北段交通状况，说“孤云、两角山，及截贤岭，俱在栈道”，而到了清代，乾隆《南江县志》则谓:“(截贤岭)与孤云两角俱修栈道，今则榛莽已辟，半成坦途。”从“俱修栈道”到“榛莽已辟”，显见米仓道北段栈道已长期失修而残毁严重，清政府似已放弃了对栈道的修缮恢复，并裁撤了米仓关等巡检司。前引清道光《南江县志》已见“县城西南通府之道，东、北二处俱系山径险阻，不通大道，并无邮递”之说，清道光《巴州志》卷二《建置》铺递条亦称：“巴州在万山之中，不当孔道，无驿站马匹。”古代道路上设置驿站、铺递，是官道的重要标志。所谓“无邮递”“无驿站”，说明清代米仓道已经主要转为民间通道。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二○《汉中府·名山·石门山》记述“汉中入蜀之道”的走向与功用，其中写道：“考汉中入蜀之道有二：其一即金牛；其一谓之米仓。自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之巴州。曹操击张鲁，鲁奔南山入巴中，乃米仓道也。今驿路所趣，盖金牛道，而米仓为僻径焉。”毕沅在乾隆年间任陕西巡抚多年，他的说法，可视为官方的认识。清人张邦伸《云栈记程》卷四亦称：“今驿路由沔入蜀，故米仓道由之者鲜矣。”这当是清代米仓道交通实际状况的记录。

伴随米仓道转化为民间通道，在道路交通建设上，清政府投入力度越来越小，地方官员与民间合力维护的成分越来越多。米仓道上诸多题刻即反映了这一状况。如位于通江县文胜乡碑坡古道上的光绪三十年(1904)题刻，左为“古白石县”四大字，右为“修碑坡路赞”，内容大意：诺水东北百里垣上连沙溪古道，相沿羊肠屈曲，壁峭石危，势若登天，践履心悸，负载尤艰，行旅若堪，便掷金钱集丁男锄曲为直，补高划低，填坡斩棘。结果“自昔崎岖称鸟道，于今坦荡便人行”。由落款“本邑熊复礼炳如，同里囹(廪)膳生谢文兴顿首拜”，可推知这一段古道的修缮组织者是当地乡贤。通江县草池乡嘉禾寨村小新场不仅有同治年间(1862-1874)乡绅佘凤林发财后捐资独立修建的独善桥(未竣工即家道中落)，还有反映道光十年(1830)河北的草石坝和河南的马家坪游、李两姓发起重修墩子桥和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民间合资修桥史实的《补修佛头河跳蹬碑志》，其中提到该路“虽非通府大道，实为往来要津，上通秦省，下及巴达、营山”。小新场蹬子桥旁还有道光十年(1830年)罗姓石匠张罗修筑蹬子桥而欠钱四千文的题记。在南江县沙河镇红光村石板河两岸分布有清乾隆、道光等时期的修路碑刻，记载了当时修路事宜和捐资者姓名。因夏季石板河暴涨毁桥，屡建屡毁，石板河中段有多个修桥碑刻或摩崖题刻，年代涉及乾隆四十四年(1779)、道光二十二年(1842)、咸丰四年(1854)、咸丰五年(1855)、咸丰八年(1858)等。[27]上述题刻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清代米仓道已主要为民间通道的史实。

清政府对米仓道的管理也趋向经济和安全考虑。咸丰十年(1860)在原巴峪关或曰卡门修复两道关隘，即著名的官仓坪，由川陕巡司交叉把关，既据之课收往来商旅之契税，亦兼收维持治安之效。通江县杨柏乡渡水溪古道旁的光绪六年(1881)四川总督、巴州县衙告示的“渡水溪古道碑刻”，记载了四川督抚告示百姓要交一定的税收，用以维护道路之规定。

如前所述，南宋时通江茶曾通过米仓道外运。及至明清，依然如此。通江和巴中、南江皆属川北茶叶产区，称“巴茶”。明洪武年间(1368-1398)，设茶仓于通江县署左侧，由茶仓御使，专事茶事督察、茶叶征购。当时运往陕、甘的通江茶，主要通过洋壁道和汉壁道。明代通江人向阁《呈茶课》写道：通江茶“径运徽州，直抵甘州易马，岁编殷实十名、派夫三千名陆运，肩背七十余斤及竹包竹蔑三万有余，伐桑蒸杵万余，诸臣所费不可胜纪，中间死于道路、毙于官刑者不少。”[28]清代在通江县设盐茶道，专事盐茶税的征收。道光《通江县志》卷七《选举志》载：通江茶“岁输所入，佥民运本色，解陕边易马，应役者倾家，且多毙命”。清嘉庆《四川通志》：“清雍正八年，四川全省发行腹引共4992张，其中，保宁府通江县1680张占全省细茶产销量的三分之一。”所谓“1680张”即1680担。清雍正九年(1731)，复增通江引额，合计四属边、腹二引共1010张。茶引一张为100斤，另可附带12斤，合计年销量11.3万斤，可见通江茶外运数量之巨。而米仓道也成为这些地区不可或缺的经济命脉。虽然历史上米仓道网络沿线没有大型经济都会，但那些因米仓道而生、而荣的星罗棋布的古乡场市镇，如通江县毛浴古镇、永安镇、板桥镇，南江县上两镇、下两镇，平昌县白衣古镇及码头、岳家镇，巴州区灵山古街、枣林镇、恩阳古镇等，虽然形成时间不同，繁荣程度不一，但皆是米仓道上繁荣的一个个节点，支持着米仓道道路系统的运转，也成为明清米仓道经济商贸历史的见证。

明清时期，随着边事平靖，历史上米仓道奇兵用险的军事功能大为减弱，作为军事上的取用数量不多。明正德五年至八年(1510-1513)保宁府(今阆中)鄢本恕、蓝廷瑞拥众十万，两次攻陷通江，迫使通江县迁得汉城达四年之久。义军入通江，走巴中、汉中，皆经由米仓道。明崇祯十年(1637)李自成农民军自陕西攻入四川，连克南江、通江等县，也曾取用此道。张献忠农民军也曾在通江、南江、巴州的川北一带往返出没。崇祯十三年(1641)闰正月，张献忠从剑州将入汉中，因阳平关、百丈关有清军把守不得过，乃改走米仓道。平昌是白莲教巴州白号的举旗地，又是川、渝、陕、甘、豫、楚六省白莲教的会师地，其往来当是利用了米仓道交通条件。嘉庆元年(1796)平昌人罗其清、苟文明居米仓山余脉南支铁船山南麓的巴州方山坪(今平昌岩口乡境)起义，次年湖北起义部众入川，与其汇合，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运动战，活动至于米仓道沿线。嘉庆二年(1797)十月，白莲教义军攻陷南江县城。裘良骏迁邑于县治西北一百二十里的李家寨(惠民寨，今南江县红四乡惠民村)。至嘉庆五年(1800)白莲教蓝号义军袭扰南江之时，县邑仍置于李家寨。得汉城在明代更名为安辑寨，清嘉庆三年(1798)，为避白莲教，通江县迁治于此，至十三年(1808)始还。今安辑寨遗有多处涉及白莲教众北上的战史资料，其中即涉及有米仓道交通信息。《安辑寨五言古》诗，说白莲教活动于米仓道沿线，使“邑人骇妖氛，□风神色变”，一时“仓皇”“惊颤”。诗的作者为海州赣榆举人，“以知县用”，至通江分管麻巴里团练事务，“堵剿”白莲教众。在白莲教起义和官府镇压中，米仓道曾经被双方频繁利用。

及至民国，米仓道交通道路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在以米仓山和大巴山区为中心的川陕苏维埃时期，巴中是川陕苏区的首脑机关所在地，通江得汉城成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后勤保障基地，米仓道是当时重要的“红色交通线”。1985年大体沿米仓道的走向，建设了陕西省道211线南郑到南江的二南公路，米仓道使命业已完成，日渐荒废。然斯路虽圯，其功犹存。米仓道的某些路段，如通江县文胜乡碑坡古道、草池乡独善桥等至今仍在沿用，留给后人以无限的遐想和追忆。

[1]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J].地理学报，1957(4)：419-435.

[2]严耕望.山南境内巴山诸谷道[M]//唐代交通图考：卷四·山剑滇黔区·篇贰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007-1017，1011，1014.

[3]蓝勇.米仓道的踏察与考证[M]//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63，64.

[4]王开.米仓道·大竹路·二南公路[J].陕西交通史志通讯，1985(6)：43.

[5]陈显远.“米仓道”考略[J].文博，1988(1)：40-43.

[6]李烨，余忠平.米仓道考察记[J].文博，1994(2)：61-64.

[7]梁廷保.古米仓道考[J].四川文物，2001(3)：22-23.

[8]彭邦本.米仓道路线与性质初探[J].四川文物，2013(1)：63-71.

[9]王子今.汉末米仓道与“米贼”“巴汉”割据[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5.

[10]王子今，王遂川.米仓道“韩溪”考论[J].四川文物，2013(1)：72-78.

[11]郭声波.论米仓道的系统问题及其历史地位[J].四川文物，2012(6)：80-81.

[12]江玉祥.萧何追韩信路线考——兼论萧何追韩信的历史传说及米仓道诸问题[J].四川文物，2013(2)：87-94.

[13]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并序[M]//全唐诗(增订本)：卷三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99：3563-3564.

[14]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二〇·选将[M].周勋初，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310.

[15]元稹.授乌重胤山南西道节度使制[M]//元稹集(外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670.

[16]王子今.唐人米仓道巴江行旅咏唱[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8.

[1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巴中市文物管理所，南江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南江米仓道调查简报[J].文物，2013(9)：37-38.

[18]蓝勇.中国古代栈道的类型及其兴废[M]//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147.

[19]欧阳修.新唐书：卷一四三·高适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4680.

[2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一·太祖开平元年条[M].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8685.

[21]郑畋.壁州新建山寺记[M]//龙显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成都：巴蜀书社，2004：74.

[22]张祎.唐张祎南龛题名记[M]//龙显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成都：巴蜀书社，2004：75.

[23]巴中文管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巴中石窟调查简报[M]//成都考古发现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288-323.

[2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建炎四年三月乙丑[M].北京：中华书局，2000：625.

[25]陆游.剑南诗稿[M].钱仲联，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8：340，420.

[26]顾炎武.肇域志[M].谭其骧，王文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640.

[2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巴中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巴中市文物局.险行米仓道[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21，128，136，206，207，245，269.

[28]文史资料编辑组.通江历史人物选[G].政协通江县委员会.1984：13-14.

[责任编辑：朱 飞]

2016-05-05

李久昌(1960-)，男，山东菏泽人，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和文化遗产研究。

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2008BLS001)

K203

A

1673-2936(2016)03-00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