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氏三代与孙中山宋庆龄的情缘

赵丹青

世纪特稿

谭氏三代与孙中山宋庆龄的情缘

赵丹青

秋日的合肥淠河路上，行人们迎着午后的阳光，一如往日的平淡又匆忙。路口站着一位体态瘦削的老人，就是等待我们的谭保罗先生。今年73岁的谭老伯，不久前刚从一场大病中痊愈，步履有些缓慢。在他朴素温馨的家中，谭老伯展开一页页发黄的相片、明信片，思绪回到了他童年居住过的上海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向我们道出了不为人知的家族历史——谭家三代与孙中山、宋庆龄的情缘。

一、祖母林耀梅是孙中山妹妹的女儿，也当过孙府管家人

谭保罗的祖母林耀梅，是孙中山妹妹孙秋绮的长女。孙中山先生有5个兄弟姐妹，成年的只有大哥孙眉、二姐妙茜和妹妹秋绮。孙秋绮约20岁（1889年）时，与在美国旧金山谋生的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林喜智成婚。婚后林喜智重返美国，孙秋绮留在家乡，生下长女林耀梅。林喜智在旧金山经商时期，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并资助过其革命事业。1910年前后，林喜智回到香山，之后次子林镜出生。可惜1912年孙秋绮就因病去世，团聚不久的林家人又陷入了困境。

1917年12月，孙中山大哥孙眉之子孙昌不幸牺牲。正在广州进行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决定，将孙昌的两位遗孤，以及小妹秋绮的孩子们，接到广州大元帅府来亲自抚养和照料。孙秋绮的长女林耀梅生活也并不顺遂。她在大约1908年时，嫁给了香山县南蓢镇（今中山市南蓢镇）人谭某，先后生育了一对儿女。林耀梅跟随着丈夫，为了生计先后去过新加坡和香港。谭某在外学了些手工技能，做过车床工人，林耀梅则居家操持内务。在新加坡时，心灵手巧的林耀梅还学会了配制中、西混合药物给人治疗手癣。［1］但天有不测风云，谭某突然不幸逝世。孤身抚养两个幼子的林耀梅只得黯然返乡，之后又去了广州，靠替人缝补过活。生活的穷困让这位年轻的母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女儿送给了他人。恰在这艰难度日的关口，林耀梅得到了舅父孙中山和舅母宋庆龄的照拂，便领着唯一留下的骨肉谭雅馥，住进了大元帅府。林耀梅平日主管孙府的家务，着重负责的是保证好舅父孙中山的饮食安全。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回到上海，6月与先期回沪的宋庆龄迁入了莫里哀路29号寓所（1943年莫里哀路改名为香山路，现为香山路7号），一同入住的，还有林耀梅母子以及弟弟林镜。［2］谭家三代与香山路7号的深厚缘分由此开始谱写。

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外景

二、父亲谭雅馥久居上海开诊所

林耀梅一直是孙府忠实的“管家人”。1925年孙先生逝世后，她继续留在了舅母宋庆龄身边。1937年底上海沦陷，宋庆龄前往香港，林耀梅仍旧守护着莫里哀路寓所。大约也是在同一年，这位历经坎坷的女性走到了生命尽头。谭保罗没有见过祖母，也未记得内敛平和的父亲提到过多少与祖母相依为命，又在孙中山和宋庆龄身边生活的往事。透过谭老伯的零星回忆，父亲谭雅馥的生平甚至都描述不出一条完整的轨迹。但历史的影影绰绰还是暗含着线索，笔者经过颇费周折的一番查找，渐渐勾勒出了谭雅馥的一生。

谭雅馥（1909年—1972年），曾用名谭洁怀，也被舅婆宋庆龄亲切地称为“阿怀”。成年后他曾从上海返回家乡探望过外祖父，又曾在广州停留，并前往香港找过工作。谭保罗眼中的父亲，一直都是一位谦和善良的医生。虹口区档案馆中尘封泛黄的档案，印证了他的说法。具有高中程度学历的谭雅馥，先是掌握了母亲在新加坡时治疗手癣的方法。1934年至1939年间，他又在上海自学了针灸及中医外科知识，取得了考试院及格证书和卫生部中医师证书。1940年起，谭雅馥开设了自己的“谭雅馥诊所”，渐渐地专注于治疗“灰指甲”与“鹅掌疯”。［3］他的医术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反响。一名被治愈的患者特地在1945年7 月28日的《申报》上刊登声明，“鸣谢鹅掌疯灰甲专家谭雅馥医师”，文中提及他在总结治疗经验基础上著有《灰指甲与鹅掌疯》一书。［4］据谭保罗回忆，自己在安徽工作后，曾有位在上海做过手术的老干部对自己提及，他的灰指甲病也是经人推荐在“谭雅馥诊所”医治好的。

谭雅馥的诊所在上海曾辗转多地，先后在石门二路、瑞金一路、南京东路、四川北路开设。1944年，他还被原思南路123号的佛光疗养院聘为特约外科中医师。1947年10月，谭雅馥将诊所迁到了自家在虹口区嘉兴路59弄10号住宅的一楼，这里也成为了“谭雅馥诊所”停留时间最长也是最后的地点。［5］对于这个早已在城市化改造中荡然无存的家，谭保罗的印象完整又深刻。

谭家的诊所每周二固定休假，其余的日子里，谭雅馥都是朝九晚五在一楼出诊。海宁路开设分所后，他每日下午便改去那里出诊。平均下来，每月有三百余病患来看鹅掌疯与灰指甲症。谭保罗清晰地记得，来治疗的患者们会把手或脚浸泡在药水中坐在楼下。对于慢性病人，谭雅馥都要求每周挂号一次，如果病情开始好转，之后的治疗就会免费。

新中国成立后，谭雅馥申请了中医师临时开业许可证，参加了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1954年还在上海市第九中医院进修班学习。但1964年虹口区卫生局在谭雅馥申请中医外科行医证书时，对其资质提出质疑，令他非常气郁。最终，卫生局以他从学、经历、实际执行业务方面为依据，做出了颁发“对治疗某些疾病有专长的四类人员”适用的“行医证明书”的批复。［6］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谭雅馥诊所”被迫停业，随之谭家又经历了抄家之厄。谭雅馥的身体因此每况愈下，1972年终因肝病辞世。

谭雅馥虽久居上海，却仍旧保持着家乡翠亨的习俗。1939年左右，他与同在上海的香山翠亨人陈艳雄成婚，和翠亨的亲戚也始终有联络，50年代还曾两度回乡探望。这个操着粤语的上海家庭，一共孕育了六个孩子，其中长女和次子夭折，只有保罗、保康和保宁三子长大。令人惋惜的是次女敏清不幸患有先天性脑部疾病，终生都由父母照料。

左图：青年谭雅馥；右图：1945年11月—1947年5月谭保罗在香山路7号

“谭雅馥诊所”的收入，长期维系着一大家人的生计。1955年时，嘉兴路这座二层小楼里，同时还住着谭雅馥的岳母，以及离异后带着女儿的妻妹。平日诊所开业时，由谭雅馥主治，陈艳雄和妹妹做助手，平均下来每月能获得150—200元的收入。［7］谭保罗印象里，虽然家里负担不轻，但日子过得并不特别拮据。直到“谭雅馥诊所”因“文革”开始被迫关闭，失去唯一固定经济来源的谭家人才真正陷入了生存的窘迫。当时，身为长子的谭保罗已经去了安徽工作，为了接济父母和弟妹们，此后长达几十年时间里，他每月都拿出四分之三的工资汇到上海。父母相继去世后也是由谭保罗安葬在了合肥，继续永久的守候。

三、宋庆龄对“阿怀”一家人的关爱

历史总是充满令人惊奇的巧合，谭保罗也未曾料到，3岁的自己也循着祖母和父亲的足迹，住进了香山路7号。确切的往事是，抗战胜利后，在宋庆龄的关怀下，谭雅馥携全家于1945年11月至1947年5月，暂住于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并在这期间放弃行医，当起了故居的保管员。［8］此时，宋庆龄居住在上海靖江路45号。

重回儿时的居所，一景一物仍旧那般熟悉，却再没有了母亲林耀梅的叮咛，不知当时的谭雅馥心中曾反复过怎样的波澜。年过古稀的谭保罗幸运地保留着四张在香山路7号嬉戏的留影，这些经历过几多历史跌宕的珍贵影像，是他童年欢乐的真实写照。在更加努力的回忆后，他记得大宅院里还住着“何伯”（曾任宋庆龄寓所厨师的何元光）一家人。［9］因为4岁的小保罗没有同龄玩伴，有时候他就骑着大白狗在院子里玩，或者逗一逗妈妈养的几只小鸡。很可惜他心爱的小鸡们还是被像鹰一样的大鸟捉走了好几只。

习惯对往事沉默的父亲从不主动向儿女们提及孙中山、宋庆龄与自己的关系，他们保持着通信，或是自己前去探望的事情也少有人知，［10］唯有谭保罗在偶然的几次机会中见证了这段沉静厚重的情谊。为新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宋庆龄，打心底里喜爱小朋友。谭保罗也记不清是在几岁，他由爸爸带领着，前往淮海路宋宅参加了宋庆龄为孩子们举办的联欢活动。后来，爸爸又几次吩咐他把东西送到淮海路寓所。有一次他还专门去“凯司令”买了宋庆龄喜爱的蛋糕。一般情况下，谭保罗都是在门卫允许后，直接把东西放在接待室。偶尔，宋庆龄也叫谭保罗进屋，跟这个已长成大人的小伙子聊上几句，让他转达对家人的问候。谭保罗到安徽工作后有次回家探亲，还听妈妈讲起，有一天正下着雨，“夫人”宋庆龄还乘车来到嘉兴路看望他们一家。

在合肥谭保罗的家中，珍藏着宋庆龄写给谭家的一些书信与明信片，经笔者整理，这批资料可分为6封完整的书信、2张便笺、4张明信片和5张贺卡。谭保罗从历次抄家和拆迁的劫难中“抢救”下来的珍稀资料，传承着家族历史中的情谊，也铭记了宋庆龄对谭家的关心与爱护。

谭雅馥、陈艳雄夫妇与长子谭保罗

这些亲切、生动、质朴的文字，流露出的是一个伟大女性对至亲家人的爱意，他们相伴多年，彼此是那样的熟悉。最早的两张明信片是1936年宋庆龄分别于庐山牯岭和杭州寄出的，嘱咐谭雅馥转交给母亲林耀梅，因此使用了中文。如果单独致信谭雅馥，宋庆龄多数就依自己的习惯写英文，用“Ah Wai（阿怀）”或者“Alfred”称呼他。

这些资料中很突出的一类是节日祝福。1964-1966年宋庆龄寄给谭雅馥一家的新年贺卡被幸运地完整保留了下来。1957年宋庆龄在苏联访问时恰逢“十月革命节”，还特意从莫斯科寄给谭雅馥一套纪念信封。每逢新年或节日，通过贺卡给亲友们送去诚挚的祝福，应该是宋庆龄长期保持的习惯。

左图：1936年宋庆龄自杭州西湖寄给林耀梅的明信片；右图：宋庆龄1936年自庐山牯岭寄给林耀梅的明信片背面笔迹

另外，从交流日常生活的信件中可以体味到，宋庆龄对于长期共同生活的晚辈林耀梅和谭雅馥，是了解和疼爱的。像无数个家庭一样，他们也分享着属于三代人之间的生活琐碎和默契，蕴含淡淡的温馨。其中最年幼又懂英文的谭雅馥，经常担任宋庆龄与母亲之间的“信息传递员”。在1936年的一封英文信中宋庆龄这样写道：

亲爱的阿怀：

请告诉你的母亲在8月31日前将家中收拾停当。我将在不久后回去，于8月31日或者9月1日到家。乘车还是坐船，不论怎样，我随后会告诉她的。

这里的天气是不错，但我有工作要完成，非常期待早点回家。

希望你们都好！

致以我最诚挚的祝福！

你的

罗莎蒙德

1936-8-24

渐渐地“阿怀”长成了大人，虽然工作繁忙，宋庆龄仍旧惦念着谭雅馥生活和工作的动向。在他回翠亨探亲，并打算在广东和香港谋职的时候，宋庆龄很关切他在外的生活，予以了物资的支援，也为他的未来做着盘算。展读这份泛黄的信纸，一个慈爱长辈的形象立刻跃然纸上。

亲爱的阿怀：

随信附400美元。其中的100美元，你在广州时，可以给外祖父，或者替我买些礼物送给家里人。剩余的钱作为我给你的礼物，资助你这次出行，以及在香港工作安居。

如果在这期间内我找到适合你做的，并且比你香港的工作更好，我会写信告知。

记得回信告诉我你何时到达，收到了多少钱，有些什么计划。

祝你旅行愉快！

罗莎蒙德

（此信日期不详——笔者注）

于宋庆龄而言，“阿怀”不仅是被叮嘱的晚辈，也是可以分享乐趣的朋友。她欣赏了有意思的美国电影，［11］也会想到让“阿怀”去看看。

亲爱的阿怀：

南京正上映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叫做“旧金山”，讲述的是1906年大地震的故事。今天是最后的观赏机会了，去看看吧。电影在3点或5点30分开始。

罗莎蒙德

（此信日期不详）

谭保罗还记得家里有“夫人”送来的东西。从信件来看，宋庆龄先后给谭家寄过奶粉、糖果、衣物和苹果等营养品。1966年得知阿怀生病了，年事已高的宋庆龄心里也很焦急。

亲爱的Alfred：

获悉你生病了我很难过，希望你能试着更加冷静看待，这样能够快些痊愈。

向你及全家致以深切的爱意。

宋庆龄

1966年是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宋庆龄特意将两枚珍贵的纪念章，以及精装版和平装版两套《孙中山文集》送给了阿怀。这是亲人间难以言传的情感和思念。

亲爱的阿怀：

随信寄去我送你的纪念徽章，望你家妥善收藏。这个徽章来之不易，是非常难得的。尽管北京天气很寒冷，还是要保证清扫卫生。我真希望自己是在上海。

向你家人表达我的爱意。

宋庆龄

1966年1月23日

附：收信后要告诉我，记得使用信封上的名字，不要写我的本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许是宋庆龄出于保护亲友的目的没有通信，也许是谭家不慎遗失，这期间宋庆龄想对阿怀说的话已不存世间。1972年谭雅馥病逝的消息传来，这位看他长大的老人，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当时，宋庆龄没有亲笔回复，只在秘书拟就的文字上签下了自己晚年的别名“林泰”。这封送到嘉兴路59号的唁电，就是宋庆龄寄给谭家的最后一封信。

陈艳雄同志：

接到八月廿五日来信，得悉阿怀同志病重逝世，深为哀悼。现请人送上伍拾圆，表示悼意并向你们慰问，望节哀和保重。祝

好。

林泰

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七日

世间熙攘聚散无定，当年那个攀爬过香山路7号屋顶的天真孩童谭保罗，如今也步入古稀之年。在16岁离开上海，为江淮地区的化工事业奉献了大半生后，他和家人在合肥安稳恬淡地生活。虽然半生与父母聚少离多，祖辈的往事只遗留在脑海中星星点点，但是谭保罗仍旧不忘朴实正直、自强自立的家传信念。这份最珍贵的家产源自生活在孙中山身边的祖母林耀梅，传自受教于母亲林耀梅，又被宋庆龄关怀指导的父亲谭雅馥。当我们问到为什么父亲会选择做一名医师，谭保罗坚定地回答：“祖母林耀梅在孙中山、宋庆龄身边看过各类政治人物，厌恶官场黑暗、国民党的腐败，就要求儿子远离政治，做正直善良的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孙中山悬壶济世的初心就这样影响着这个家庭，余缕不断。

（本文在2015年10月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朱玖琳、赵丹青对谭保罗采访的基础上完成。）

（作者单位为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1］［3］［6］上海市虹口区档案馆藏《本局关于开业医务人员的登记、鉴定、管理工作的计划、总结情况（1963 年1月12日—1963年11月8日）》00177《关于本区开业中医谭雅馥的审查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2］参见林莲芳口述、孙娟娟整理：《回忆孙中山宋庆龄对我家的关怀》，《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四辑，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30—133页。

［4］《郭顺鸣谢鹅掌疯灰甲专家谭雅馥医师》，《申报》1945年7月28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387册，第513页。

［5］［7］［8］上海市虹口区档案馆藏《上海市医师情况调查表（1955年6月）》038“谭雅馥”页。上海市虹口区档案馆藏《1960年中医师情况调查表》0011“谭雅馥”页。

［9］参见周和康：《我所知道的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

［10］实际上宋庆龄和谭雅馥关系非常亲密。参见周和康：《我所知道的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72页。

［11］笔者推测该片为1936年公映的美国电影《火烧旧金山》，因此该信时间也在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