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先队友们

张林岚

史海亲历

我的民先队友们

张林岚

毛泽东说民先

对于一代年轻人来说，“民先”这个词已经十分陌生了。“民先”是个名词，是一个革命青年组织的名字，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说到，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注释中还说，民先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成立于1936年2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于1938年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在抗日根据地的民先队后来并入更广泛的团体西北青年救国会。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还讲到，红军长征途中在12月10日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他是把“一二·九”运动看作是为抗日战争作准备的伟大历史事件的。

我晚了一步，没能亲身参加1935年的北平“一二·九”运动，但却被卷入了这个运动的余波。1935年冬天大约是12月11日，消息传到杭州的次日，浙江大学理工农三学院的部分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举行救亡大游行表示声援。他们先到省政府请愿，当官的拒不见面，浙大工科的学生会开火车，队伍转到南星桥火车站，学生们决定自己开火车到南京请愿，但铁路上军警密布，火车动弹不得，游行学生终于被迫各自回校。

在浙江家乡加入民先队

这年我还是个刚上初中的学生，我们的学校是杭州市立中学，校长叶某曾留学日本，是个亲日派，他封锁消息，北平的事情全校师生竟然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第二年我转学到城里的省立杭初，才知道了一些时事，而当局还在“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而剿匪就是进攻苏区，“围剿”工农红军消灭共产党。第三年即1937年7 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我于同年8月加入了民先。1942年，日寇发动浙赣战役，浦江一带三度沦陷敌手，国民党政权流亡。

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其实有其必然性。我的亲友中早已有人先后参加了革命，还有一些人向我传播这方面的思想，我自己也已从书本报刊得到了最初的政治认知。1937年暑假，因“八一三”淞沪全面抗战爆发，学校延期近一个月开学，一位名叫项荒途的杭州艺专旁听生经好友于萍介绍与我相识，项是参加过“一二·九”示威游行的，而且是民先队员。我和于萍接受了项荒途的宣传和教育，振聋发聩，思想豁然开朗，决定走革命道路，投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我和周围的同学好友十人一起宣誓入队。项荒途说，民先就是C.Y.（共青团），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团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共青团已停止活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开始形成，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党为了适应新形势，决定扩大共青团的群众基础，以民先代替共青团，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照旧。你们入队以后暂时不必开展活动，可以学习党的政策和理论为主，以后上级将会派人与你们联络。

左图：民先北京师范大学队部印发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漫画宣传单；右图：1936 年2月1日，民先队在北平成立，图为民先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态度》

不久，中共浙江省临时工委所属金衢特委以新四军丽水办事处的名义派来一位名叫马丁的杭州青年到我们家乡来开辟工作并找东乡青年黄长波。黄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失去组织关系，他家是东乡黄宅镇上的大地主，经营商业，平日蛰居读书。马丁原名孙克辛，抗战初期在山西八路军学员队学习，此次派往浙江的任务是恢复党的地方组织，发展民先，动员民众。马丁寄寓黄家，以同学名义在民众夜校教书。黄长波随即当了黄宅的乡长，建立了乡的抗敌自卫队。这里的夜校男女学员、民兵、妇女的许多青年都加入了民先队，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党员。1938年5月，民先队浦江县大队部在黄长波家成立，推选黄为大队长，马丁为组织部长，我为宣传部长。到1939年春夏间，全县约有民先队员400多名，建立党支部十余个，还成立了县工委。

1939年6月，我的家乡浙江浦江县和毗连的义乌、东阳、兰溪、建德、诸暨和金华等地的民先队组织被国民党“取缔”，但队员还在，他们以各种合法身份潜伏下来。国民党宣布民先队为非法组织，禁止民先队活动，抓捕了黄长波和一批骨干，马丁等撤离浦江。但民先抗日救亡和党的思想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大家不愿接受国民党命令，纷纷转入地下，有些地方甚至准备武力对抗，准备暴动。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由中共中央东南局发出《关于开展青运、转变民先工作问题给各级党的指示信》，要求：一、停止民先活动；二、吸收符合条件的队员入党；三、动员一般队员加入公开合法团体。这段时期的情况我已写在2004年、2012年先后出版和再版的回忆录《腊后春前》一书之中，这里不必多说了。

投奔延安，羁留西安

我的设想是过于幼稚过于简单，不知西天取经是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很多艰难险阻的。这年盛暑天气我从金华出发，跋涉一万四千里，跨越浙赣湘鄂豫陕六省，过秦岭时已是大雪纷飞天气，吃了不少苦头，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关进黑牢两次，拘留一次。

不幸之中也有幸事：我在西安不但见到不少民先同志，也找到了共产党。原来由于胡宗南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作战骁勇，由第一师师长升为第一军军长，在长沙休整补充时，西南联大的前身临时大学也在那里，同学们听说日军在南京屠杀中国军民三十万人的消息，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报仇雪耻。他们听说胡宗南能带兵，是黄埔一期生中最为蒋介石看重的人物，前程无可限量，于是大学生和湘雅医院医护人员联合参军，组成战地服务团。但胡宗南却改“战地”为“随军”，没去抗日前线，而是去了陕甘宁边区，一手把守黄河河防，一手包围边区。胡由军长升为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后改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节制西北五省军事政治大权，人称“西北王”，他自己也以领袖继承人自居。

共产党打进了三青团

蒋介石筹备的三青团以黄埔系亲信为主要骨干，由胡宗南负责陕西省的三青团。组织团部时，自然认为这些大学生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青年，让他们来帮他做青年工作和筹建三青团的陕西各级组织是最合适的。胡宗南不是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思想有些左倾，他不怕，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只要我表示信任他们、重用他们，他们一定会为我所用、效忠于我，公开关系是上司与部下、长官与下属，私下里是家人父子。他自信能掌握这些人的一切命运，因为他有自己的特务和监视系统。随军服务团的大学生们除了少数回校复学和改行，大多当了胡宗南司令部的干部和三青团筹备人员，就这样，由共产党员实际上控制了陕西全省三青团组织并建立了党的情报系统。

在胡宗南帐下卧底的核心情报组代号501、502、503的，有陈忠经、申健和熊向晖三人组成，由周恩来、李克农亲自领导。因此毛泽东也说：西安的三青团不同，这个我知道。1943年蒋介石命令得到美国武器的河防部队准备“闪击”延安。胡宗南5月6日刚刚在洛川开完军事会议，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熊向晖他们就将作战计划报到延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7 月4日刊登了朱德总司令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电报，蒋介石只得草草收兵。

陈忠经解放后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楚图南为主任），申振民（申健）、熊向晖都长期在中央情报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申振民是北师大学生，民先队员，在西安入党，他是西安市三青团分团部书记、省支团部视导室主任，他还以军统特务身份经常列席国民党的党政、军政联席汇报的机要会议，有权调动军警武装。熊向晖是清华大学出身，原名汇荃，其姐汇苓，是我曾学习的战干四团艺术班的女生班长，曾任胡宗南身边工作人员，一度有嫁娶之论，后为戴笠所阻，另由宋美龄作伐以“干女儿”叶霞翟嫁给胡宗南。叶实际是军统出身，由戴笠保送留美镀金后做了胡的女监军。汇苓后与申健结婚。熊本人是在胡宗南身边卧底的中共党员，他也是“一二·九”的民先队员，近二十年来由于媒体曝光，他已是“谍战”电影原型人物，此处不赘。

一二·九运动后杭州学生游行

我是这样成为记者的

三青团办了一张由蒋介石亲自题写报名的《青年日报》，胡宗南拨出经费，从战干四团调人，主持编辑部的是共产党员李恭贻，他是北大经济系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民先队员，我在西安见到的第一个民先同志就是他。我们在反共高潮中的战干四团一次大逮捕中第一次成为难友，出狱后我又由他帮助成了《青年日报》记者。

陕西省三青团的书记兼社长杨尔瑛出身杨虎城的西北军，早年曾与刘志丹、高岗一起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抗战时期当上了胡宗南的俄文翻译和幕僚。在省支团部负责组织工作的陈忠经出身官僚家庭，北大毕业，“一二·九”的骨干，他是胡宗南亲信，后来接替杨尔瑛成为支团部书记，还成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委。

我国建筑耗能巨大，冬季采暖大部分能耗是煤炭，耗能巨大且污染十分严重，国内绝大多数采暖地区围护结构热功能都比气候相近的发达国家差许多，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是发达国家标准的3倍以上[3]，因此发展节能建筑、保护资源、保护环境，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也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必须认真思考的时代课题，建筑节能任重道远。

我在西安羁旅四年，利用记者身份结识了一些中共早期人物和民先队员。据我所知，抗战期间随军服务团的二十余人中十之八九是民先队员。

1941年，我在《青年日报》当记者时，曾与初中时的教师倪祯棠邂逅。他在胡宗南部队的政治部当科长，又在特别党部负责组织人事工作。他是我的浦江同乡，中国大学毕业后回浙江教书，是我的班主任，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西安一见之后不知所终，解放后才知他是中共老党员。他的大学同学中还有我的浦江同乡、后来在上海市委工作多年的石西民。

西安战干四团设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旧址，即现在的西北大学，许多旧建筑仍在。当年一定有许多民先队员混入学员、教官、工作人员队伍，但因机关内部不断搜捕，白色恐怖严重，政治情况也相当复杂，除对少数熟悉的人有所认知之外，其他方面情况不明。

我在《新民报》的日子

1944年我由西安经成都去自贡，知道成都的燕京大学、华西大学和自贡的中学师生中曾有过民先队，后来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是领导人。自贡、内江、威远和荣县有地下党活动，但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分化、合击，青年活动难以开展。

1945年我进入重庆《新民报》，在报社与“一二·九”运动时的老民先队员、燕京大学出身的中共党员陈翰伯共事。《新民报》打的旗号是“超党派的民间报纸”，报社有不成文的“君子协定”：报社不许有党派活动。陈是半公开的中共党员，但自称是民盟盟员。编辑记者中的进步分子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集体，常有茶会、舞会一类文娱生活。陈在“一二·九”运动后的第二年就在上海完整报道过该运动，后又于1937年陪同埃德加·斯诺到访延安。1946年重庆谈判，政协会议期间陈又介绍孙大光（当时化名叶绍南）参加报社工作。孙是安徽寿县人，也是民先、老党员，参加过少共国际活动，公开身份是孙科为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的总干事。毛泽东举行招待会，会见重庆左翼文化人和文化界名流时，他以总提调的身份主持活动全过程，政治色彩太明显，报社不好活动，虽然他在编辑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但不久即辞去，又去了东北充当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建国后孙先后任交通部部长、国家地质总局局长，陈则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后任国家出版局局长。解放前夕他住虹口，他们夫妇二人在四川北路的复兴中学教书。1947年他主持的《联合晚报》与《文汇报》《新民报》三报同日被国民党封门，形势日益紧张，他家的“派对”也还有一些朋友定期参加。

1937年4月，崔嵬（左）、张瑞芳演出抗日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活跃在我的家乡浦江、金华到萧山一带的城乡广大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展开游击战，歼灭日寇，民先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在抗战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流血牺牲：项荒途在从苏北盐城回浙途中被日寇残酷杀害；于萍在胜利前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浦江城南；傅民堡在战斗中牺牲；黄长波在对国民党地方武装做统战工作和争取反正的过程中被敌人谋害而死；金良昆解放前是根据地的县长，建国后是金华和上海政法干部，“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而潜逃浙江临安山中，不知所终……浙江会稽山根据地人民武装主力部队的一个大队两个中队都是金良昆动员浦江青年参军的成果，民先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这个部队后来成为新四军金萧支队。

“队史”不全

因为年代久远，历史资料不全，民先队的成立时间传说纷纭，也有人说是1936年2月。总队部选李昌为总队长，邓力群为宣传部长，其他领导人有姚依林、宋平、蒋南翔等。荣高棠用卖梨膏糖的民间小调编成抗日新词向群众宣传。

据我记忆所及，民先虽无完整的“队史”，但出版物却有几种，其中1938年总队部曾出过小开本的内部刊物《三年来的民先》，1954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运动》等回忆录，陈翰伯曾以王孝风的笔名所写的游行示威全过程。

有关“一二·九”运动的故事渐渐淡出。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文化大革命”革掉了许多不应被遗忘的历史。“一二·九”是怎么回事？许多人都不知道，直到去年才偶尔一见报纸和广播、电视出现“一二·九”的纪念活动，官方报道，语焉不详。据我所知，五十年代是出版过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许多书籍，许多当事人都写过激情燃烧的革命回忆录和战斗的青春之歌。

张瑞芳忆往事

“一二·九”那一代人已经老去，愈来愈少了。我在“文革”后也在上海访问过有限的几位民先老队员，与之欢然道故。与我住得较近的有影剧界著名演员张瑞芳，她在1985年成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我们在一起开会时常常共同回忆民先往事，她说她出身旧军官家庭，幼年丧父，姐姐张楠是中国大学学生，她在北平艺专学绘画戏剧时姐姐带她参加“一二·九”运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在新华门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席宋哲元请愿，由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接见，秦对学生百般敷衍，出动军警马队，挥舞皮鞭、警棍，使用大刀和高压水龙进行镇压，与示威学生发生流血冲突，在混战中有很多学生被抓走。

张瑞芳还记得她第一次在广场上的事，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由崔嵬演父亲；1936年清明节参加黄敬领导的北平学联下乡宣传，去香山演《放下你的鞭子》，一切都是临时赶的：没有服装道具，临时向老乡借，没有剧本，剧情由演员临时编，连前来监视的警察都被瞒过，看得信以为真，陪着流泪。她还记得“一二·九”期间，彭真、姚依林、黄敬、蒋南翔等都来过她家，找张楠一起开会讨论工作。运动开始时，大家喊的口号是：“打倒汉奸卖国贼！”后来刘少奇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局工作，口号改为：“拥护二十九军抗战救国！”

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李昌曾当选民先队总队长，1953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文革”后期他主持中国科学院拨乱反正的工作，1982年任中纪委书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曾任总队部宣传部长的邓力群是党的理论家，长期领导宣传工作，于2015年以高龄病故。

还有一位老队员是曾任副市长的杨士法。他曾任杨浦区委书记，“大跃进”期间市委组织“万人检查团”到各区县督战促上，协助工厂企业农村社队“大放卫星”。在那样的日子我们还记起“一二·九”，他说他那时是北大学生，参加了12月9日、16日两次游行示威，此外也参加过多次北平学联组织的活动，但因年代久远，记忆已很模糊。上海民政工作老干部、华东政法大学创办人曹漫之是山东荣成人，做过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民先领导人，我们曾是近邻。

与我接触最多的老民先队员是我们《新民晚报》的两位老报人：一位是参加过当年游行的高本乐，他是清华毕业生，曾加入中共，后脱党，解放后曾任《新民晚报》经理，是业余的鸟类学者；另一位是蒋文杰，1938年在武汉参加民先，解放前夕入党，是南京社的编辑，他编的各地通讯版大胆揭露国统区的社会黑暗，报道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胜利的真相，终于在“五二〇”学生运动后报社被封门，蒋介石亲批“永久停刊”。建国后调任上海社任总编辑，曾任柯庆施的秘书，后又在中共上海市委、华东局负责新闻、文艺和政策研究工作。他是杂文家，笔名虞丹。

解放前与陈翰伯一起办《联合日报》《晚报》的王元化也是老民先队员。他是党内最负盛誉的文艺理论家之一，许多言论、访谈录和论著都在《新民晚报》发表。他晚年卧病衡山路清园，立雪程门负笈请教之人不绝于途。闲暇散步街头，时常可以见到他，但也只是寒暄而已，如今也已经不在了。

（作者为《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

特约编辑 殷之俊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