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清中共“一大”密探之谜（下）

叶永烈

查清中共“一大”密探之谜（下）

叶永烈

日本学者的质疑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的《补记》，理所当然引起中共党史专家们的注意。

我最初听到的质疑：薛畊莘所说的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是程子卿，充其量只是“口述历史”而已。薛畊莘本人并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仅仅凭借薛畊莘回忆其上司几十年前的一次谈话，依据不足。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的《补记》，还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了袁广泉所译的中译本：

在中国，对中共一大的研究细致入微，甚至有人查找寻致搜查会场的“侦探”的名字，还有人按照据说曾参与搜查的人物的回忆写出“传奇”，意在进一步搞清搜查时的实际情形。如果有租界当局的原始材料则另当别论，否则，连亲自参加了大会的当事人都记不清，不用说自称参加过搜查的人的回忆，更不可靠。这些都只能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中共一大被赋予了多么特殊的地位。

石川祯浩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在下。

值得注意的是，《百年潮》2006年第4期以《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之谜》为题，摘载了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关于中共一大会场遭到搜查的一段内容，其中就包括以上这段文字。《百年潮》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党史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时政、文史月刊。《百年潮》刊登石川祯浩的质疑，似乎也代表着中共党史界的一些专家的观点。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关于程子卿其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

两度逮捕陈独秀的就是程子卿

我从1921年、1922年的上海报纸上，查阅陈独秀在上海两度被捕的报道，发现执行逮捕陈独秀这一任务者，就是程子卿！

1921年10月6日《申报》第14版报道：

住居法新租界地方之陈独秀，迩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以其有过激性质，于前日偕同西探至该处，抄出是项书籍甚夥，当即将陈及其妻林氏并牵涉人褚辅成、牟有德、杨一生、胡树人等，一并带入捕房。

也就是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是因为“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这时，距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不过两个多月。此处所谓“特别机关”，是指法租界巡捕房的特别机关。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陈独秀在广州，并未出席中共“一大”。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离沪，乘船前往广州。他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即总书记）。

中共“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而设在上海的中央局群龙无首——代理书记周佛海不仅正忙于恋爱，而且他当时的声望担当不起代理书记之职。于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坚决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为了动员陈独秀返沪，马林派出了包惠僧去广州 。

包惠僧在广州向陈独秀陈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那时，陈独秀在广州的处境亦不甚好。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9月9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为陈独秀饯行。

陈独秀和包惠僧一起回到了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渔阳里2号。

陈独秀回到上海才20多天，就“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于10月4日下午2时被捕。当时报道中所称“褚辅成、牟有德、杨一生、胡树人”，除了褚辅成系真名之外，后面三人乃中共党员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在被捕时所报的假姓名。

也就是说，在中共“一大”之后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包探程子卿”就伙同“探目黄金荣”抓捕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及几位中共党员。

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出钱出力营救，陈独秀等在10月26日获释。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陈独秀在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1号）主持召开中共“二大”。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即总书记）。

就在中共“二大”结束之后十多天——1922年8月9日上午11时，陈独秀在住所——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又遭逮捕。

据1922年8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

陈独秀氏寓居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昨（九日）被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西探目长西戴纳，会同监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义卿等捕获，带入芦家湾（引者注：即卢家湾）总巡捕房，候请公堂讯核。

哦，又是程子卿，两度逮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而这两次逮捕发生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的一年时间里。

1951年2月18日程子卿自述

档案勾勒密探程子卿面目

我的最初的破解中共“一大”密探的发现和研究，引起了争议，也引起史学界进行深入研究。

除了1921年、1922年报纸上关于程子卿两度亲手逮捕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报道之外，从档案中查阅相关资料，也是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查阅了公安部门保存的薛畊莘档案。从事上海史研究多年的许洪新先生从上海法租界档案等相关档案中查找了程子卿相关的资料。这样，借助于档案，对于程子卿身世的研究，逐步深入。

除了薛畊莘口述回忆程子卿身世之外，档案材料逐渐勾勒出程子卿的真实面目。

关于程子卿身世的档案，内中以程子卿在1951年2月18日写给上海市卢湾区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处的自述，最为翔实（内中程子卿自称“市民”，用小字写）：

敬呈者市民程子卿字则周镇江人现年七十岁于一九一一年入上海旧法租界巡捕房任警士之职旋升警探至一九二四年调充该捕房政事部为雇用督察办理调查新进职员资历及调查新申请成立之商业公会团体等事务一九三一年升任华人督察长迄租界被日伪接收为止租界接收后被迫留任督察长职市民本应即……

敬祈

鉴察是否毋须登记之处尚乞指示 无任感祷

谨上

上海市卢湾区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处

市民程子卿敬具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住址建国中路一三七弄四号

这里程子卿所说“现年七十岁”是虚岁，而且是按农历计算。由于他出生于农历正月，按照公历应是生于1882年。

此外，还从档案中查到程子卿的诸多证件：

1942年8月17日上海法租界警务处发出的程子卿特别身份证（第2号），写明程子卿的法文名字为Zeng Cse King，职务为“法捕房督察长”。这张特别身份证上盖有“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督察处”印章。当时汪伪政权统治上海，设上海为“特别市”（直辖市），直属南京汪伪中央政府（国民党政府则自1927年7月7日起设上海为“上海特别市”）。

1943年3月1日上海法租界领事警察署所发职员证（编号为631号）程子卿证件，写着职务是“侦探督察长”（侦探警部主任），警号为501。证件上程子卿的法文名字为Zeng Cse King，同样盖有“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督察处”印章。1943年7月30日、8月1日，汪伪政府宣布“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程子卿的这一上海法租界领事警察署职员证是在汪伪政府收回上海法租界之前5个月发的。

1946年程子卿填写的“荣社入社申请书”文字第138号。荣社是上海青帮之下的三大社之一，即黄金荣的荣社，杜月笙的恒社，张仁奎的仁社。荣社原名忠信社，取名于蒋介石为上海黄金荣私宅黄家花园的题词“文行忠信”。忠信社一度萧条，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又重新活跃，改名荣社，这荣字来自黄金荣的名字。程子卿虽然是黄金荣的把兄弟，但是没有参加荣社，于是在1946年填写了“荣社入社申请书”，介绍人为杭石君、陈培德。杭石君为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经理，陈培德为上海英美烟厂工会主席，两人均为黄金荣心腹。程子卿在申请书上的“学历”一栏中写：“镇江高功书院肄业”。在“经历”一栏中写：“前法捕房政治部任督察长卅四年”，也就是说，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达34年（按照他1951年2月18日写给上海市卢湾区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处的自述则应是35年），曾任政事部督察长。在“现职”一栏中写：“淞沪警备总司令部上校督察。”

程子卿加入荣社的申请书

根据程子卿的档案，大致上可以查明以下履历：

程子卿，字则周，又作泽周，光绪八年（壬午）正月十四日（1882 年3月3日）出生。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家庭贫困。在镇江私塾高功书院三年肄业之后，到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

1900年前后，从镇江来到上海，当时他的姐姐在上海福州路当妓女，由姐姐出资，程子卿在上海广东路满庭芳开了一家小栈房。由于生意萧条而关门。他不得不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程子卿由于在米店工作时，练就双臂夹两袋米奔走如飞的功夫，1905年被公共租界新闸巡捕房看中，认为超强的臂力可用于捕捉罪犯。这样，公共租界新闸巡捕房录用程子卿为警士。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是由原英租界与美租界于1863年9月合并而成。公共租界在上海市区北部，而法租界则在上海市区南部。初入警界的程子卿因不懂“行规”而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除名。

1911年，程子卿经黄金荣介绍进入巡捕房当警士。当时，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即探目，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警士升为侦探，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

1921年10月6日《申报》报道逮捕陈独秀时，称“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所谓“包探”，俗名“包打听”，亦即侦探，而“探目”则是包探之头目。程子卿在其自述中则称是“警探”。这表明1921年7月30日程子卿闯进中共“一大”会场，他当时的身份是上海法租界的“包探”“警探”。

1924年，程子卿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事部，如其自述负责“调查新进职员资历及调查新申请成立之商业公会团体等事务”。

1930年，程子卿与杨景德结婚。程子卿原本信佛。大约是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受到法国人的影响，程子卿夫妇皈依了天主教。他们育有两女一子。

1931年，程子卿升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督察长，直至1943年8月1日汪伪政府取消法租界。

据程子卿自述，他是在“租界接收后被迫留任督察长”。这“被迫”两字，似乎他是迫不得已担任伪职。在汪伪上海市政府，程子卿自1944年4月2日起任三等警监；8月17日起，在伪上海市政府督察处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12月1日，在第六督察区担任主任督察员，上海蓬莱分局督察长。程子卿知道汪伪大势已去，于1945年2月12日以年老为由退休。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同年9月钱大钧随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抵达上海，正式行使职权。善于钻营的程子卿，如同1946年程子卿在“荣社入社申请书”上所写，他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淞沪警备总司令部上校督察！不过，这时候的程子卿，毕竟没有当年担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督察长那么风光。他从1946年起，还挂名担任上海斜徐路平阴桥头华美烟草公司外务，这是一份闲职，但为他多得一份收入。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上海城，红旗在这里飘扬。程子卿窝居在家。

1951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上海市委员会对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勒令本市或旅居本市之反动党、团、特务组织人员，即国民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区分部以上委员、三青团分队长以上，国民党军连长以上，原军统、中统、南京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及其所属各组织等，均“应即遵照实施办法之规定，于一月十一日起迅速亲赴指定之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凡迅速登记真诚坦白者，均给予宽大处理。倘有怠忽隐瞒，抗拒登记，破坏阻挠，或登记后仍然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一经查明，定即依法严惩”。程子卿家住上海建国中路137弄4号，属于卢湾区。他在1951年2月18日写给上海市卢湾区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处的自述，强调自己长期担任法租界巡捕房华人督察长，似乎不在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之列，而在汪伪时期“留任督察长”之职乃是“被迫”，所以他“是否毋须登记”？！

1968年薛畊莘所写关于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材料

其实，就凭他担任国民党淞沪警备总司令部上校督察这一点，也应在登记之列，而他隐瞒了这一职务。

最初，由于前来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众多，上海市公安局还顾不上程子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上海市公安局逐步清理残留在上海的反动党团骨干，注意到程子卿。1954年，程子卿被捕，受到审讯。程子卿求助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使他免于入狱，安然回家。到了1955年2月，上海市公安局欲再度逮捕程子卿，但有关部门以程子卿“无罪行，无活动，年老多病，无活动能力”为由，使程子卿免于法办。

宋庆龄为什么替程子卿说话呢？

程子卿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作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督察长，既抓捕过许多共产党人（虽说当时还不知道他是闯进中共“一大”的密探），但是他也并不想把事情做绝，总是给自己留条后路。正因为这样，当共产党人、左翼人士通过宋庆龄请他帮忙时，他也曾经帮忙。

程子卿跟宋庆龄熟悉，是因为孙中山、宋庆龄住在上海法租界，程子卿负责他们的安全，所以很早就认识孙中山、宋庆龄。

在1931年夏日，程子卿请宋庆龄转告邓演达，要“出入小心”，“最近尽可能不要外出”。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因反对蒋介石受到蒋介石忌恨。在接到程子卿的告诫之后，邓演达并不在意。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遭蒋介石特务逮捕，11月29日晚被秘密处决于南京麟麒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

给宋庆龄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直企图监视宋庆龄，获知宋庆龄身边保姆李燕娥单身，便选美男特工与李燕娥恋爱，以求打入宋庆龄家中。程子卿把那美男身份悄然告诉宋庆龄，使宋庆龄及时识破这一“美男计”。

薛畊莘先生曾经对笔者说，在1934年程子卿因帮助一位共产党人脱险，甚至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当局的怀疑，曾经一度不让他参与机密。

新中国成立之后，程子卿赋闲在家，倒是薛畊莘长期遭受牢狱之苦。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颇有积蓄，在上海建国中路137弄建造4幢三层新式里弄住宅。除了其中一幢自住之外，另外3幢出租。在程子卿晚年，靠着收取租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是后来消化道、泌尿系统患病，在病痛之中度过最后的日子。1961年9 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私宅，终年79岁。

程子卿的妻子杨景德在1980年患肺炎离世，终年83岁。

叶永烈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节目接受访谈

我的查证终于获得广泛认可

查清程子卿身世的同时，对于薛畊莘先生的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

经许洪新查证，薛畊莘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乌海农场服刑时间，曾于1968年6月1日亲笔写过一份关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还盖有他的指纹和农场军管小组的印章。

该材料的第四点如下：

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他（引者注：指程子卿）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车（引者注：似应为“转”）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

萨坡赛路，即今上海淡水路。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畊莘先生就将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写进交代材料。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尽管薛畊莘这一交代内容极其重要，可是在“文革”岁月，在内蒙古的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如今薛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但是他所说的从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可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仍是深入研究中共“一大”、确证闯进中共“一大”的密探是程子卿的关键性证据。

由于近年来对于程子卿身世的深入探究以及发现薛畊莘在1968年6月1日所写交代材料，中共党史界诸多专家认可闯进中共“一大”的密探是程子卿。2015年秋日，我又一次走访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这是中国唯一专门研究中共“一大”的机构。我发现，那里向观众散发一本书——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其中第148页写及：

不料，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穿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后据有关人士回忆，此人系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突然闯入会场，朝室内的人东张西望。代表们问他干什么，他含糊其词地回答：“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又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接着就匆忙退了出去。距李汉俊寓所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是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姓王的人。马林问代表们是否认识此人？代表们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说：“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于是，代表们迅速地从前后门离开，只剩下李汉俊、陈公博两人。

大约一刻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总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家。……

这表明，就连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也认可了闯进中共“一大”的密探是程子卿。

此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在2012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指出：

7月30日晚，那个首先闯入会场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几十年过去了，无人知晓。直到1990年，著名作家叶永烈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处了解到，有位叫薛畊莘的老人，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他可能知道这个人。叶永烈便前往薛畊莘老人的寓所拜访。在谈话中得知，那个身穿灰布长衫闯入上海一大会场的人，是法租界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关于我查明闯进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是程子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在《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 第2期发表的论文《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之考证》中指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公馆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当30日晚上举行第六次会议时，不料有一陌生人突然闯进会场，随之一批巡捕搜查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后在嘉兴南湖完成了最后的议程。经过叶永烈先生的寻访，经资深的老上海、前法租界巡捕房警官薛畊莘确认，这个闯入者就是法租界密探程子卿，这是程亲口对薛所言。

2011年4期《同舟共进》杂志发表苏智良教授的《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一文指出：

世人是何时知晓程子卿就是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谁第一个确认闯入一大会场的“包打听”就是程子卿呢？

作出这一贡献的是作家叶永烈先生。1990年，叶采访知情者——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后揭开了这一谜底。

2011年7月1日《南方周末》所载《党渐为人知的“秘密”》一文指出：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原本在上海召开，因一位“不速之客”的闯入而被迫中止。那个人是谁？居然也查了出来。那个密探叫程子卿，是法国巡捕房的华人探长。程子卿1949年之后知道当年冲击了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而惶恐不已，好在他在租界时曾为宋庆龄做过一些事，如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于是向宋庆龄求情，后来也未被捕，安然病逝家中。

这段历史谜团，在1991年出版的《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被首次解开。查清这段历史的是上海作家叶永烈，1990年，他拜访了曾在巡捕房工作的密探薛畊莘，老人正是程子卿下属。

我因写作《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偶然从薛畊莘先生那里获知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是程子卿，并在《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中予以披露。对于破解中共“一大”密探之谜作出重要贡献的是薛畊莘先生，我只是报道者而已。随着诸多中共党史专家和历史学者的加盟，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日渐深入，相信日后会挖掘出更加重要的档案资料，彻底揭开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

（全文续完）

（作者为上海市作协专业作家）

责任编辑 秦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