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志愿军的防空洞养伤记

曹 宠

一名志愿军的防空洞养伤记

曹 宠

因养伤滞留朝鲜山地防空洞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6军自1951年6月进入平、金、淮阻击战阵地后，在平康、金化、铁原地区的鸡雄山、祝灵山、七峰山、西方山、斗流峰、五圣山、上甘岭、松萝山、云幕山等阵地奋战十个月左右。在此期间，因阵地基本稳定，部队与朝鲜百姓的接触相处较为紧密，军民间形成了唇齿相依、相互关怀的一种深厚友情，这是中朝人民间不能忘却的感情。所以，当我军奉命返国时，在战士、干部与朝鲜百姓之间，也就产生了不少动人的故事。我自去兵团部送稿返程时，在洗浦里翻车负伤后，因怕被送去野战医院治伤，会耽误返部的时日，甚至脱离战场，就坚持留在驻地新坪二里的防空洞就近养伤。

我那新坪二里的防空洞里是阴暗潮湿的，一是洞口朝北，二是洞中时常没人居住，一点“人气”也没有，三是我和队友王名时都懒，不会设法逐步改善居住环境。因为我俩时常出差，一直在下面连队里转悠，不像人家总把居住的洞子搞得有条有理，土铺上的草厚厚的，洞壁上糊上报纸，有的还搞个土墩当写字台，放上台灯等等，一副安营扎寨、长期驻守的样子。我受伤后王名时的任务更重，不久，他又出发去拍摄后勤运输等材料了。

我头上的那个大肿包，很快就消退了，只是背部和腿部的伤时常隐隐作痛，尤其晚上睡在那冰凉潮湿的土炕上，越发痛得厉害。卫生员隔日会来看我，给我换膏药和服伤药。一天三顿饭由同志们帮着去伙房打来。王名时在的时候，都由他承担。伤痛稍好些后，我也就自去打饭了。洞内虽阴暗潮湿，洞外却阳光明亮，一些朝鲜孩子在积着白雪的村里嬉笑玩耍，他们已习惯于这种战争下的生活，飞机来时，躲一躲，飞机走了，照常玩。我总喜欢在山坡上晒太阳，我觉得这是对我伤痛的最好治疗。孩子们总是喜欢围着我学说中国话。那时候伙房伙食有所改善，有时可以吃到白面馒头和海带炖猪肉，我总设法留些馒头给孩子们吃。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天真无邪的小脸，一张张营养不良但挂满嬉笑的小脸，总不免浮想联翩。他们衣衫单薄，用现在的眼光看，可说是衣衫褴褛。有的孩子，戴着我志愿军换下来的旧棉军帽，这算是最能保暖的物件了。

天真的朝鲜孩子金正顺

我最怜爱孩子们中间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姑娘金正顺，她天真活泼，能歌善舞。她出生于战争爆发前夕，所以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战争，也许在她的小小的心灵里，会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所以无忧无虑，唱歌，跳舞……

她不是新坪二里的村民，她一家原本住在洗浦里，战争开始后，家里的房子全被美机炸毁了，老爷爷也炸死了。她爸爸战前在我国抚顺煤矿里当工人，战争爆发后，就断绝了音讯。那时她的一家，老奶奶、母亲、姐姐、哥哥，逃难到新坪二里，在小山坡上挖了个防空洞，种几亩山坡荒地度日。生活艰辛是难以形容的。她姐姐、哥哥都上小学了，姐姐上四年级了，也懂事了，既要上学，一放学又要帮着妈妈下地干活，在她脸上，我从未看到过笑容。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姐妹两人的性格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待我知道了她们的遭遇后，我明白了，战争的苦难，竟让懂事的孩子也失去了欢笑。

左图：在上甘岭一线阵地上，26军向15军交防时两军首长和76师文工队部分队员合影留念；右图：养伤中的曹宠（一排居中）抱着金正顺

有一天，风很大，天色阴沉，我正在土炕上给家里写信，忽听洞外一阵孩子们的笑语声，小正顺领着两三个大孩子来到了我住的洞里，后面一个稍大的男孩子把一只用布裹着的“蔡勃尔”（朝鲜铜饭碗）小心翼翼地放到我的面前，连声说：“叔叔，热的，吃吧！”我打开布包，是一碗还冒着热气的“小豆腐”（用黄豆磨碎后连渣带浆掺以野菜、辣椒粉煮成的食物），是小正顺妈妈让送来的。那个小男孩子就是金正顺的小哥哥。

小正顺家的防空洞，就在我所住防空洞的对面小山坡上，也只相距百十米，那洞较大，他们一家五口住着，还能挤出一条空间堆放杂物，洞中砌了个火炕，炕头烧饭，所以炕上是热乎乎的，整个洞内是暖洋洋的。洞的周围都用松树枝伪装起来，以防敌机扫射。当地人称这家人为“洗浦防空洞”。

我受伤前，为拍些朝鲜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王名时几次去过洗浦防空洞。大嫂子已将近四十岁了，老奶奶六十多岁了，头发已经花白，一家的主要劳务，全由大嫂（阿支妈妮）承担。她们时常要出支援志愿军的劳务，到处修桥铺路，凡是劳动力的，都自带口粮，前去支援。他们用简单的工具锄头、铁铲、背架、木盆，抢修着遭敌机破坏的公路，搬石运土，男的用背架背，女的用木盆顶在头上搬，孩子用布包装。他们衣衫单薄，缺少食物，但是个个满腔热血忘我工作，我在拍摄这些场景时，总不免热泪盈眶。她们一知道我俩从前方回来了，就要叫小正顺的哥哥、姐姐来要脏衣裳。我俩推却不过又无以为谢，只好尽量把配发的肥皂、牙膏等日用品送给她们。在朝鲜的战斗岁月里，只有这段日子，我身上的虱子是最少的。有时我们也到“洗浦防空洞”去坐坐，她们喜欢听前方战斗的情况，从他们全家的眼神里，我看得出，她们是多么希望我们能保住这里的土地，这里的安宁，不再退后一步，不然，她们又得流亡异乡。只有小正顺不懂这些，她希望我们大家都欢笑，嘻嘻哈哈，热热闹闹，因此她唱，她跳，她顽皮地和我抓痒痒。

有两件事让我永久不忘。一次，我独自在防空洞里休息，那是个阴天，前夜刚下过雪，我因为背痛，洞口还被雪半堵着，我也没有打扫。小正顺和她小哥在洞口一边喊我，一边用松枝扫雪，她和小哥的四只小手冻得通红，我一把将他们拖进洞里，用棉大衣将他俩的小手捂上。小正顺说：“奶奶和妈妈说，今天冷，去把志愿军叔叔拉回来在暖炕上休息。”我问她：“你奶奶、妈妈在家吗？”小正顺的小哥回答：“奶奶、妈妈一早起来，烧热了炕和姐姐都去修路了。”说罢，他就和妹妹硬拉着我的手往他们家走。昨夜一场大雪将运输的公路堵了。朝鲜老百姓又都出发去公路扫雪了，我躺在“洗浦防空洞”的暖炕上，思绪万千。祖国的老小们现在在做什么呢？我们那些鸭绿江北岸的东北农村的老乡们，现在在做什么呢？在这白雪皑皑朔风呼号的严寒里，他们也许正围坐在屋顶烟囱升着袅袅炊烟的暖炕上，抽着烟草，拉着家常，享受着天伦之乐吧！我觉得自己自翻车受伤后，心情总有些异样，一看到朝鲜百姓的生活情景，就总是联想到祖国人民，由此，使我更感到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可贵。

又一次，小正顺找到我，让我到她家去，说奶奶、妈妈要找我。我去时，看见她们正在收拾锅碗盆匙等杂物，我想：“怎么？她们要走了？”随后，我搞懂了她们请我来的用意。原来她们响应政府号召，要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抢修道路，要自带粮食开伙，得花三四天时间，他们一家能劳动的都去，本想将小正顺和她小哥留下，可又没人照顾，小哥又坚持要一同去。他读二年级了，他对妈妈说：“我帮你们拣野菜，拾柴火都行。”因此只剩下小正顺了，毕竟她太小了，只能留下，找我们照顾，我欣然同意了这个托付。孩子高兴极了，我把小正顺领走，他们一家就出发了，奶奶背着包衣服的小布包，妈妈头顶着炊事用具和粮食，姐姐手挽着只竹篮子，只有小弟是空手的（也许是挎着只书包）。他们走了，踏着山径上深深的积雪走了。

小正顺和我们在一起的三天日子是愉快的，我们好像忽然有了一个“家”，我和军电影队的同志热闹地忙起来，我为孩子在王名时炕上整了个睡觉的窝，老王出发了，我用他未带走的可以御寒的东西铺铺盖盖地张罗起来，我们的炕不能生火，是冷的，有的同志搞来一只可以烤火的破脸盆，还从首长那里要来了一些木炭。吃饭时就更热闹了，这个把自己碗里的炖猪肉捞出来，那个把用鸡蛋粉炒黄花菜的鸡蛋拣出来，有的把白面馒头省下来，都拿来给孩子吃。老天也真有眼，一连三天都是晴天，阳光和煦，小正顺就在大家边晒太阳边休息的山坡上，为大家唱《多拉吉》（朝鲜民歌）跳“春之舞”，电影队的袁森、张乃斌等同志都宠着孩子。张乃斌是东北兵，年纪比我们都大，家里已有老婆孩子，他时常想念着亲人，他乐呵呵地用一口东北腔说：“嘿，我们可有了个家啦！”管理处的一个朝鲜联络员也喜欢来客串，教孩子数一、二、三、四的中文，孩子就教我们用朝鲜话说一、二、三、四……（亨那、独二、达西、要喜……）

第四天的傍晚，我们看见了对面山坡上“洗浦防空洞”里升起了炊烟，知道小正顺的家人回来了，正想告诉孩子，小正顺的姐姐就过来了，她又黑又瘦，一脸风霜，真苦了孩子了。她来接妹妹回去，不断地向我们鞠躬，说：“康妈色米大，康马色米大（谢谢，谢谢）”，小正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我们省下了当晚的小菜，让她们带回去一大漱口杯的猪肉海带，也算向为志愿军顶风冒寒抢修道路的朝鲜人家表示一份感激的心意！

伤愈以后，我赶往云幕山78师231团所驻阵地，采访“战士阵地度新年”，后方运上了不少过年食品，这个年过得很热闹，这一组报道照片，被刊发在《人民日报》上。采访结束返回新坪二里时，连队指导员给我一个猪肉罐头，我珍藏着带回来，送给了小正顺，让他们家过一个有“肉”的年。

挥泪告别新坪里

1952年4月，我军接“志司”命令，后撤休整。

前半月有余，在我们驻地边的几个山林里，已有兄弟部队67军的战士在挖防空洞安家。15军的战士也在附近地方忙着挖修隐蔽部。

有经验的老同志估摸着说：“看样子，不久不是要打大仗，就是我们要换防了。”果不其然，没多久，换防的命令就下达了。

兄弟部队15军接我军扼守的阵地，15军军长秦基伟在阵地上与我军首长张仁初（军长）、李耀文（政委）、王直（政治部主任）、曹普南（政治部副主任）等举行阵地交接后的告别联欢，76师文工队还参加了阵地演出。在上甘岭、西方山、斗流峰、五圣山等前沿阵地上，部队有秩序地平稳交接。敌人的情报也确实灵通，在我们战士撤下阵地，向对面小山头上敌人阵地看最后一眼时，敌人的阵地上总会响起高音喇叭，大喊着：“26军的弟兄们，我们是老对手了，你们安心地回去吧！我们不打你们！等新的对手上来我们再打，我们一定打！”我想，这个喊话的肯定是混在阵地上的国民党派遣特务人员。过了几个月，果然打响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电影上拍的内容，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情景。

命令虽然下达，但对外仍旧是保密的，尤其是对朝鲜老乡，怕引起人心波动和泄密。但是，我们一系列的准备动作，如发面粉让大家自己烤饼当干粮，配发比平时更多的日常用品，尤其是同志们的面部表情，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饱经战乱，对战争特别敏感的朝鲜百姓，都已在心里肯定：“部队要走了！”我和王名时将配到肥皂、牙膏、饼干等食用品，尤其是肥皂“老百姓基本没有肥皂）都分出一大部分，去送给洗浦防空洞。大嫂一家都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也不推辞，好像她们早就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小正顺这次更乖，不声不响地坐在妈妈身边，也不向我们扑过来，又唱又跳。我问：“大嫂，这是怎么了？”老王加了一句话：“这次我们肥皂发得多，这些……”我发现大嫂的脸有些异样，她嗫嚅地开了口：“你们要走了！？”小正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拉住了我的手，哭着喊：“不要走，不要走！”我和老王慌乱地说：“现在不走，现在不走。”

在我们临走前的几天日子里，小正顺和她小哥一天总有几次来我们洞里找我，她害怕一下子我们就不见了。她不唱也不跳，我们给她吃烤好了当干粮的饼也不吃，只是用两只可怜的小眼睛，瞧着我们。

我的心颤悚了，难道这孩子也懂得了悲哀？生老病死，生离死别本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常事，只是有的时候它来得不是时候，让人们平添了几多悲哀。不过小正顺还不到四岁呀，应该是个不记事，不懂事的孩子，这悲哀未免来得太早了吧！但愿经过岁月流逝，不该再记得这些不该记得的悲哀吧！

后撤的时间，终于确定了，明天下午5时出发，我们的部队全部撤离梧木水，新坪二里。我和老王去“洗浦防空洞”告别的时刻也终于到了。

我和老王还有电影队的张乃斌在出发那天的上午，走进“洗浦防空洞”，向小正顺一家道别。洞里仍然温暖，但人却默默无声。倒是张乃斌打破沉默，向大嫂打招呼说：“我们要走了，将来胜利了，我也回东北老家种地去！再见了！”大家还是静坐着默默无语，这次是老大娘打破沉默问：“你们这是上哪？”我不能沉默了，我告诉他们，我们要上西方山、五圣山前沿阵地打美国鬼子，尽快把他们赶下海去，你们也好早日回洗浦里安居乐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撒的大谎，我们明明是“后撤”，却说成是“前进”。事后，我自己原谅了自己的撒谎动机，一方面部队的调动是秘密，不能暴露，更主要的是想安慰这一家善良的苦难的人们。大嫂接着说话，她说：“你们还会回来吗？美国鬼子打跑了，你们千万还要回来呀！”小正顺过来抱住了我的腿摇着喊：“叔叔，要回来呀！要回来呀！”我赶紧抚着小正顺的头说：“叔叔一定回来，叔叔一定回来！”想不到这又是我的一个“大谎”。因为，我这一走，永远没能回去，而且连地址也无法留下。人生聚散，就此永别。近十年间，我多次想能去朝鲜寻访“洗浦防空洞”一家，想看看小正顺现在怎样了。她活着也该是近六十岁的人了吧！我希望看看平康游击队大队长李永义，看看那位我翻车前帮助过我的老大娘。在“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的集会上，在上海电视台的采访中，我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愿望，后来得知，我们根本去不了那些战斗过的地方，也不可能找到曾经患难与共的人民，这也许是我的终身遗憾了。

三八线上的难民

下午的天气是阴沉沉的，队伍出发时，阴沉沉的天上飘下了雪花，这场春雪竟越下越大。我们的队伍离别驻地，沿着村间小径走出山沟，向山间公路走去。有些驻地的朝鲜大娘和孩子，跟在后面送别。小正顺也由她小哥拉着，走在送别的队伍里，队伍在走出山沟，快上公路时，我回头望望有着“洗浦防空洞”的山坡上，隐隐约约地有两个白衣裙的妇女身影，伫立着向队伍扬手告别。“再见了，阿玛尼，再见了，阿支玛尼，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防空洞给我们的照顾，永远记着你们防空洞内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温馨。”雪在下着，纷纷扬扬……我们听到了歌声，沟口的公路上，一队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站立在公路边给我们送行。衣衫单薄，但歌声嘹亮，她们唱着《金日成将军之歌》和《阿里郎》。天真的童音里却蕴含着《阿里郎》曲调的忧伤。队伍中有小正顺的姐姐，她们唱完一个又一个，天上雪花纷纷，春寒料峭，她们冻得瑟瑟发抖，一个战士（好像是伙房的炊事员）把自己身上的棉大衣披到了孩子们的身上，抹着泪掉头向前走去。队伍悄悄地走着，没有人吭声，却有人抹泪……队伍走远了，歌声走远了，孩子们呀！志愿军叔叔走远了。所有的身影都淹没在沉沉的夜色里了。

我没有拍摄，我来不及拍摄，我也再没有心绪拍摄，我的心始终沉浸在悲切与荒凉之中，但是这一切场景却永远被拍摄在我的心里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图书馆原采访部主任）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