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新疆昌吉新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郭艳芹　梁丹霞

（1　新疆财经大学新疆乌鲁木齐830012；2　石河子大学经管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文化建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新疆昌吉新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1郭艳芹2梁丹霞

（1新疆财经大学新疆乌鲁木齐830012；2石河子大学经管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如何促进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中国合作社发展中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文章首先从组织文化视角入手，以新峰合作社文化建设为例，对合作社文化建设促进合作社绩效提升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合作社文化作用于合作社绩效主要由3个环节组成，第一，合作社文化直接作用于组织目标和资源配置模式；第二，合作社文化经由组织目标、资源配置间接作用于资源系统运行的同时，又同时直接作用于资源系统运行和组织外部环境；第三，组织文化经由资源系统的运行最终作用于组织绩效。最后分析发现合作共赢、以人为本、“团结、互助、友爱、进取”的合作社文化有利于合作社绩效的提升。

合作社文化；公平；合作社绩效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的逐步完善和落实，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已达到150多万家，入社农户突破1亿户，占农户总数41.9%。然而，在合作社数量迅速增加的红火景象背后，却也有为数不少的合作社名存实亡、惨淡经营的真实状况。当然也有一些合作社历经岁月的沉淀，规模逐渐扩大，社员凝聚力逐渐增强，合作社经济绩效显著提升。为什么同为农民合作组织，在时间的见证下有的合作社日渐衰落，有的合作社却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有研究者指出，如今发展较好的合作社主要是公司控制型或能人控制型，这类合作社和广大农民成员的关系并不紧密，很多方面也不符合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农民牺牲自己的民主决策权来换取收入增加［1］。也有人指出，在政府主导的合作社中普惠性政策变质为精英农户得益多，大多数小农被“客体化”和边缘化［2］。在多年的合作社调查与研究中，笔者也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才是合作社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关键因素？近期调研的新疆昌吉新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新峰合作社）的发展过程，让笔者对此关键影响因素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合作社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在管理学领域，有关组织文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组织文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上。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组织文化对组织绩效有显著影响，Kotter和Heskett指出：“组织文化研究当中最高雅的、报道最多的是那些将‘力量雄厚’的组织文化与企业经营优秀业绩联系在一起的学说”。企业文化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给企业注入的生命活力，在于其给企业带来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效益。彼得·德鲁克曾在其巨著《管理学》中指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是而且应当是受文化制约的，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技术、管理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协同，共同推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演化”［3］。企业文化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效益的关键因素［4］。从众多学者的研究论述中可以得出，虽然企业文化不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但是企业文化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作用于企业其他资源的运行效率，从而间接影响企业绩效。

但是研究者多以企业组织作为分析的对象，对于合作社这样兼有企业属性和共同体属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其组织文化的形成、建设和组织文化对合作社绩效的独特作用机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人们关注。人们对合作社的研究更多关注其经济绩效、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对合作社文化的研究并不多见［5-8］，本文通过对新峰合作社的案例分析，试图弄清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一个特殊经济组织中，合作社文化建设是如何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文化建设与合作社绩效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

二、案例观察与分析

（一）合作社简介

新峰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由12位个体经营户共同出资500万，建立了奶牛养殖厂的一期工程。时至今日，合作社成员从最初的10户发展为384户社员，奶牛从最初700头到现在的2400头。合作社除了为新疆蒙牛乳业公司特仑苏提供原料外（从建场至今，一直和蒙牛合作，并享受4元/公斤的奶价），还建起了5个自营鲜奶吧，并带动了全乡农牧业及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合作社主营业务为奶牛的全托管和半托管。全托管养殖模式就是由合作社集中养殖和管理，合作社以奶牛的产奶量为基准进行定价付给牧民奶款，每月结算一次。社员无须承担任何养殖成本，如果中途牛死亡、生病，损失均由合作社承担，合作社为每头奶牛购买300元的保险（其中，政府支付235元，投保人承担65元，一旦牛死亡，赔偿保险金1万元）。托牛户的劳动力可以到合作社工作，获取工资收入。半托管模式是由合作社无偿提供场地、圈舍及配套设施等，由养殖户在合作社养殖场自行养殖，但必须服从牛场的“六统一”管理，即统一饲养、统一防疫、统一保险、统一销售、统一结算、统一育种。每月底，合作社从奶款中扣除饲草料费用及其他费用，并从中另抽取每公斤0.2元的管理费。

（二）合作社文化建设概况

谈到组织文化就不得不提及文化这个概念，因为组织文化是一种微观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广义的概念上，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称。本文所指组织文化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即指反映合作社本质规定性的、为合作社成员普遍认可的一整套思维模式、认知系统、行为规范等，主要体现为合作社的组织使命和目标、伦理价值观、组织原则等［3］，既能规范约束成员行为，也能增强组织凝聚力，更好地发挥合作社团结互助的作用。新峰合作社独特的组织文化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组成：

1.理事长独特的人格魅力。正如O'Reilly所言，企业文化最初来自于组织领导的语言和行动，领导者不断向下属灌输他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如果这些信念和价值观与组织中的奖励体系相符合，企业文化就逐渐形成了。合作社文化亦是如此，合作社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创始人的文化，是初创者尤其是理事长个人品质、个性、理念的体现。张峰是合作社的第一任理事长并任职至今。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朴实、踏实。调研中，合作社的支部书记反映：“理事长经常跟大家说，我们是农民的儿子，要为农民做点事。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农民的利益，合作才能共赢，才能长期发展下去。”张峰自己总结了一个理事长应该具备的素质：一要有人格魅力，有舍小家为大家的气度。二要有前瞻性眼光，能看得较远，有长期发展规划，做好领头羊。三要有较强的管理能力。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因此，赢得了合作社成员的信任，使得短短7年时间，合作社总资产从500万元增加到了现在的固定资产9600万元和流动资产2600万元，合作社还获得了全国示范社、自治区、自治州级示范社等多项荣誉，张峰2016年获得了昌吉州“五一劳动奖章”。

2.合作社的人性化管理。合作社的人性化管理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社成员收入的保障和合作社事务管理的民主化。其一，合作社保障社员收入。合作社成员的收入主要有“托牛——奶款，工作——工资，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租金”三项稳定收入。除了基本工资外，社员还享受工龄工资及年终绩效奖励，工作满一年后，每月工资增加100元，并一次性再增加300元月工资，此后这个工资水平会维持几年；工作满三年发13个月工资，工作满五年安排到疆外旅游等。因此，如果一家有两人在合作社工作，一年仅工资和奖金收入就有8万元左右。其二，合作社用人尽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比如，一位因家庭困难放弃上大学而到合作社工作的哈萨族男孩阿山汗，刚到合作社时申请的是饲养员的工作。两个月后，场长看他工作踏实、汉语好、文化水平高（很多牧民初中甚至以下学历，无法用汉语交流），就把他调到了办公室，现在是办公室主任兼统计员，而且正在安排他学习电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现在一年收入5万多元。合作社除了带动农民增收，给农民提供工作岗位展现自己的才能外，还注重社员的长期职业规划，比如一位牧民的孩子，7岁时因受伤腿有残疾，从小跟着当饲养员的父亲生活在合作社。到了18岁可以工作的时候，申请当饲养员。但合作社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及未来发展，特意安排他学习兽医。其三，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尊重并信任中层。班组长从饲养员等一线工作人员中培养提拔，给予他们较大的工作权限，并充分信任他们，合作社领导不越级、不伸手处理一线工作人员，除非班组长将问题提交到了合作社高层。这么做，既让社员看到了升职空间，充分发挥并调动了中层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也提升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其四，发扬民主精神，鼓励社员提建议。合作社设立了建言献策奖，对提出好建议的成员给予奖励。已经有一名成员获得了3000元的此项奖励。通过这个活动，既激励了社员积极思考，提出利于工作改进的好建议，也进一步密切了成员和合作社的关系，激发大家更加关心合作社的发展。

3.关心社员家庭生活。合作社有浓厚的家文化氛围。合作社像个大家庭，不仅让成员安心工作，还努力让他们快乐生活。首先，家人共住合作社。除了方便工作，也为给成员节省交通费用，合作社安排了几个人一间的员工宿舍。当房间增加后，请员工全家入住合作社，房费、水电暖全免费，夏天合作社自种的蔬菜也是免费分发的。如果家属有意愿，还可以在合作社就业。合作社有每天为每个员工发放一公斤鲜奶的福利，这个做法是充分征求了员工意见后定的。因为哈萨克族牧民有喝奶茶的习惯，他们宁愿要每天发鲜奶而不愿意将其折算成钱发补贴。其次，节日共聚、密切关系。每逢大的民汉节日，合作社会有团圆大聚餐、歌舞晚会等集体活动，尤其是古尔邦节、肉孜节等少数民族节日，合作社的领导一定要带着礼物到各家登门拜访。再次，帮贫济困、温暖贴心。哪位成员家里有了困难，比如需要借钱，他们首先会找班组长帮忙，如果解决不了，班组长再带他们找合作社领导，如果所需资金数额不大的话，都是由几位领导把自己的钱借给他们。合作社成员反映：“我们遇到困难不找村委，都是找合作社”。的确像合作社领导告诉我的一样，“合作社做了党委政府干的事儿”。最后，帮成员立业，助他们成家。7年来，合作社促成并操办了好几桩成员的婚事。其中，成员哈知别克的婚事最让人感动。这个27岁的哈族小伙子父亲去世的早，母亲靠做小生意带大他们兄妹三个。2009年合作社一建立就来到合作社当饲养员，现在已经被提拔当了班组长，年收入5.6万元。他妹妹初中毕业后到合作社当了统计员，年收入4.0万元，妈妈也和他们一起生活在合作社，他的哥哥嫂子都在合作社工作。3年前，合作社牵线为哈知别克找到了爱人，并由张峰亲自给他操办了婚礼，现在他的儿子已经2岁。

4.帮助社区。合作社和周围村社关系融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并通过文体活动增进感情。一是对牧民提供帮助。合作社所在地努尔加村是牧民定居点，夏季缺水牧民求助时，合作社会用自己院内的井免费为牧民供水，还会为附近牧场的牧民免费送去人畜所需的水。冬天大雪，合作社会出动车辆帮助村里清扫积雪。二是经常与村民互动增进感情。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合作社和其成员一起打篮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合作社受此启发，决定再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创造更多和村民一起活动的机会，促进村社关系。最主要的，他们希望通过村民和合作社成员的深入接触，能够逐渐改变观念。因为合作社领导一致认为，观念最重要。只有改变了观念，才能更好地接受新事物，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新峰合作社文化的核心是团结、互助、友爱、进取。对于这一合作社文化的理解，必须借助于中国农村或者说是中国农民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亲缘社会、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但是人情只是生活的需要，并无助于财富的增长，而现代商业社会是业缘社会、陌生社会，交易成本极高。根植于乡土中国的农民合作社正是一种农村社区经济，是人情社会与现代商业社会的融合，这种融合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生活和工作的融合，易于让员工产生归属感，易于合作组织的稳定。正是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的交融，让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具稳定性和赢利性。昌吉新峰合作社所展示的合作社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的实践者、创造者，是传统文化对于商业文化的改造。

新峰合作社所倡导的组织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作用对象，而且还是文化的活载体。来自乡土社会的农民携带着乡土文化进入组织，与带有赢利性的组织目标相碰撞，势必会产生矛盾，这一来自文化基因的矛盾无法调和，就会出现如今合作社发展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合作社凝聚力不强，社员不关心合作社运营也不关心合作社发展，农民是合作社管理运营的局外人。而新峰合作社，从农民自身的文化基因特征出发，关注农民的利益，形成了“团结、互助、友爱、进取”的合作社文化，不仅在合作社内部形成了家庭般温暖的生活氛围，愉快的工作环境，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有尊严地生活，还通过义举帮助周边村民，通过有益的文体活动和交往影响他们的观念转变。这种“团结、互助、友爱、进取”的合作社文化正是农村人情社会与业缘社会融合的体现，这种融合促进农民之间、农民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社区之间相互合作信任，以文化因素去挖掘组织潜力，通过意识观念的渗透和同化，内在地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方式，从而实现合作组织持续发展。

三、合作社文化建设促进合作社绩效提升的机制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合作社绩效的理解我们不仅应关注其经济效率，对于其社会产出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从合作社本质来看，它是弱者的联盟，是一种农村社区性组织，应具有扶贫和促进社区发展的作用。合作社文化作用于合作社绩效的流程包含以下三个主要环节［8］：

第一个环节：合作社文化作用于组织目标和资源配置模式。合作社文化所包含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等文化元素决定着组织的目标设定。合作社是一种多元向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兼具企业和社会共同体的性质，因而其文化必然也具有企业文化和共同体文化特质。企业文化为企业服务，这样的文化就决定了企业的目标一定是企业的经济效率最大化，而社会共同体，其组织文化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和旨趣为内核，通过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体成员的利益诉求。因而可以将合作社的目标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个目标是实现合作社经济效率最大化，第二个目标是实现社员利益最大化。新峰合作社以“合作”的价值理念作为其文化基础，倡导“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农民的利益，合作才能共赢，才能长期发展下去”，因此“合作”的文化就决定了合作社组织目标——保障农民的权益。合作社文化和合作社目标共同决定组织资源的配置模式。合作的组织理念和保障农民的组织目标，决定了新峰合作社在资源的配置中必须关注农民的利益，在合作社利润分配中注重资本和劳动分配的公平性，如在全托管模式中，合作社以奶牛的产奶量为基准进行定价付给牧民奶款，每月结算一次。除此之外，“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不仅作用于合作社内部资源的配置，还影响了组织与外部组织的关系，这从合作社与新疆蒙牛乳业公司长达7年稳定合作关系得到了验证。

第二个环节：合作社文化在经由组织目标、资源配置间接作用于资源系统运行的同时，又同时直接作用于资源系统运行和组织外部环境。组织文化对资源系统运行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对资源系统运行效率的影响。组织文化内部通过价值观念、组织道德、组织制度等各种物质和思维元素直接影响组织资源系统中所有资源的运行效率。最直观的感受是，在新峰合作社内，组织的凝聚力很强，合作社里的每个成员都把自己的工作和行为当成是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组织的成就有荣誉感，对组织产生了认同和归属感，感觉合作社就是他们的家，从而自觉克服有损组织利益的行为。

合作组织文化对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集中体现“团结、互助、友爱、进取”的合作社文化，得到了社员的普遍支持，社员与社区农民交往频繁，合作社和周围村社关系融洽，合作社常常对牧民提供帮助。合作社与所处社区进行交流互动、加强同社区联系、协调外部公共关系的行为，降低了外部环境给组织资源系统运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为合作组织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有利于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和吸引力。

第三个环节：组织文化经由资源系统的运行最终作用于组织绩效。合作社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应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其一是合作社文化对于组织生产经营能力和组织发展的影响。“团结、互助、友爱、进取”的合作社文化，不仅在新峰合作社内部形成了家庭般温暖的生活氛围，而且增进了社员与社员、社员与组织的关系，使社员真正关心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合作社资源的充分使用和组织的民主管理，进而提升合作社的经济效率。其二是合作社文化对于合作社农民增收的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的联合，农民加入组织的基本动机是获得收益，新峰合作社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使得组织在资源分配时关心社员的收益、关心农民的家庭生活、注重对农民技能的培训，使社员在组织中得以成长。其三是合作社文化对于社区的影响。新峰合作社对周围村社村民提供物质及其他帮助，并通过与村民的互动给社区带去新的观念，让他们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图1　合作社文化对合作社绩效的作用机理［9］

四、结论与启示

合作社归根到底是农民的组织，怎样才能让农民关心组织的发展，真正参与合作组织的决策，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农民善分不善合，分到家庭而后止；另一种说法是当农民能从组织获取足够多的利益时农民只会关心自己的利益，进而关心组织的发展。前者自然是低估了农民的能力，后者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没有看到合作组织的长久利益是来自于农民的合作。或许从新峰合作社文化建设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一）合作共赢的理念，有利于合作社公平和效率的提升

长期以来合作社实践饱受诟病，合作社不规范、异化现象严重，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合作社为了生存必须追求经济利益，那么它就不能保证内部的每位成员都不会产生利己的动机与行为，从而更不能保证依靠组织本身可以完全消除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6］。合作社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公平，尤其是损害农民的利益，在提升公平的同时又降低了合作社的效率，似乎合作社效率和公平不可兼得。可是本文中的新峰合作社，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农民与农民的合作、农民与资本的合作，在组织内部形成家庭般温暖信任的关系，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在组织外部与新疆蒙牛乳业公司持续了7年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合作社这种特殊企业组织形式的经营宗旨，即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

（二）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升了农民素质

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比较关注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存续性，并不特别期待合作社的社会价值和教育功能的发扬。然而，新峰合作社以人为本的合作社文化，使得组织在资源分配时关心社员的收益和农民的家庭生活、注重对农民技能的培训，使社员在组织中得以成长。

（三）“团结、互助、友爱、进取”的合作社文化促进农村社区发展

从合作社本质来看，它是弱者的联盟，是一种农村社区性组织，应具有扶贫和促进社区发展的作用。新峰合作社对牧民提供帮助，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对于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通过文体活动增进感情，有利于社区和谐。新峰合作社与社区村民交流互动，给村民带去合作、互助等新的观念，让他们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

从本文案例中可以看出，当合作组织真正关心社员的收益、注重社员自身能力的提升，在合作社内形成家庭般温馨的文化氛围，合作社的凝聚力就会加强，农民对合作社的发展就越关心。因此欲提升合作社效益，增强合作社凝聚力，促使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加强合作社文化建设，让文化这一软实力在合作社资源配置、民主管理方面发挥作用。

［1］张开华，张清林.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困惑与思考［J］.2007，（5）：62-64.

［2］温铁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困境与出路.［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08）：04.

［3］胡宜挺，李万明.企业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及作用机理［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02）：20-22.

［4］熊胜绪，黄昊宇.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管理［J］.管理学前沿，2007，（04）：4-9.

［5］徐旭初.合作社文化：概念、图景与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9，（11）：90-97.

［6］林坚，王宁.公平与效率：合作社组织的思想宗旨及其制度安排［J］.农业经济问题，2002，（9）：46-48.

［7］任大鹏，郭海霞.合作社制度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8，（3）：90-92.

［8］孙亚范.合作社组织文化及其对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的启示［J］.农村经营管理，2003，（7）：09-10.

［9］黄丽，蒋昊华.文化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初探［J］.唯实，2008，（12）：54-55.

（责任编辑：李亚利）

郭艳芹（1969-），女，新疆乌鲁木齐人，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学；梁丹霞（1992-），女，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