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分析

王建伟++张帆

摘要：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有效提高城镇化率，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意愿和一定的成本分摊能力，因此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应逐步市民化，政府应在其市民化进程中给予一定政策支持，从而带动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4-0000-01

一、新生代农民工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的第一次使用则是出现在2010年中央正式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该文件的出台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些特征思考。从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李培林、田丰（2011）依据年龄、户籍和职业这三个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划分较为合理。新生代农民工是阶层群体与年龄群体的叠加。

第一，从年龄来看，他们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而诞生的一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80后，具备一定工作经验，能够承担高强度工作，在随后的20-30年将持续性地为社会做出贡献；第二，从户籍来看，由于户籍制度这一历史原因，他么的户籍性质承袭了父辈的农业户口；第三，从职业来看，主要从事工、商等非农产业工作，这一群体几乎没有务农经验，也不愿意一辈子留在农村，相较于父辈其从事农业工作的效率不容乐观。

二、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特征主要从文化技能水平、工作性质及工资水平、农地退出意愿和市民化意愿等方面着手分析。文化技能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并承担市民化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农地退出意愿和市民化意愿则是其在综合衡量自身情况之后所形成的一些意愿。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技能水平上比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的提高，普遍接受过义务教育，但和新一代城市工人相比，他们的技能培训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是在义务教育结束甚至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情况下直接步入工厂从事一线工作，在走上岗位之前缺乏相关的技能培训，弹性较大。而新生代城市工人受益于城市教育体系及家庭环境影响，普遍在接受完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过职业院校专业培训，其工作岗位针对性更强，缺乏弹性，岗位较为稳定，工资制度及社会保障等较为健全。

第二，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新生代农民工在考虑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社会认同感的追求。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而是有选择地进行“理性”工作，尽量避开脏、重、险类工作，对工作条件进行选择的同时也会考虑到工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不再向父辈那样存在城市农村双依赖情节，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留在城市，希望他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延续性和扩展性。

第三，对待农村土地权益的态度上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性和季节性因素，第一代农民工往往具有土地依赖情节，尤其是对于年龄偏大的农民工群体，在难以获得更多持续收入的情况下，产出效率较低的土地仍然是其生活的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则因为缺乏农耕经验和乐观的城市工作预期等因素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较低，换言之，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放弃农业权益换取城市户籍持开放性态度。

第四，从市民化意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表现更强烈。梁伟军等（2016）从期望价值、示范性规范、指令性规范、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控制力等五个方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发现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愿意服从国家政策导向，但在个人可支配收入和自身能力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一定的不自信。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不存在农地退出障碍和市民化意愿强烈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成本分摊问题。

第一，对于农民工个人而言，承担完成身份转换所产生的部分成本理所应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鼓励其率先实现市民化，很大层面是考虑到其具备一定的成本承担能力。同时，获得完全的市民待遇应该建立在放弃原有居住地农地经营权等权利的基础之上，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普遍不高，但是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或农地资本化等方式分摊市民化所造成的社保、住房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产生的成本费用。

第二，企业则应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为农民工办理基本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保障农民工住房需求，从而有效分摊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保障成本。

第三，政府不仅要承担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城市扩张所引发的功能设施、社会设施以及基础设施等的投资成本，还要负担农民工在城市被拖欠的基本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的大部分支出，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部分费用，以及提升农民工及其子女素质的部分教育培训费用等。

四、相关对策与建议

市民化成本既包括政府需要承担的公共成本，也包括个人和企业应该承担的市场成本，因此不能单方面夸大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更不能产生向企业和个人甩包袱的倾向。在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通过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将输入地公共服务基本覆盖农民工群体。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既包括公共管理服务设施等一次性投入， 也包括需要按年度支出的社会保障、低保救助、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等，需要在较长的时间维度里处理好一次性成本分摊与连续性成本分摊的关系。市民化成本分摊在理清责任和分摊方式的前提下，也要人情分摊能力，鉴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政府应在参照城镇职工缴纳五险一金时予以缴费补助，鉴于企业用工成本，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缴费标准。

参考文献：

[1]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社会，2011，03：1-23.

[2]梁伟军，马雪娇，李虹韦.基于市民化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提升研究——对湖北省29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3：102-106.

[3]张洪霞.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内生机制创新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04：412-416.

作者简介：王建伟（1989-），男，汉，河南周口人，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研究。张 帆（1985-），女，汉，河南开封人，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企业电商研究。

基金项目：郑州市2016年度社科调研课题，项目编号ZSLX2016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