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与救亡

曹明臣　谢梅

摘 要 在近代中国，救亡和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课题。救亡与启蒙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救亡唤起了启蒙，救亡深化了启蒙；启蒙的目的是救亡，启蒙也会促进救亡。

关键词 启蒙 革命 救亡

1 问题提出

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救亡和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课题。二者是何关系？1986年， 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论文。他在文中指出，五四时期，“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与“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的关系是“相互促进”、“一拍即合”、“彼此支援”、“相碰撞而又同步”。遗憾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严峻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再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遭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批判。王元化认为，“把启蒙和救亡看成全然相克是不对的”。金冲及指出，“从根本上说，是救亡唤起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丁守和也谈到：“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是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杜文君进一步强调，“救亡压倒启蒙”说歪曲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全部历史”。彭明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科学和民主之外，排斥在启蒙运动之外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李良玉更是直接指出， “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是启蒙的逻辑发展，是它的必然趋势。”

以上这些批评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有的批评也不无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