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人类学的双重悲歌
——论《丰乳肥臀》

2016-11-25 19:43王士强
小说评论 2016年5期
关键词:金童丰乳上官

王士强

历史与人类学的双重悲歌
——论《丰乳肥臀》

王士强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在莫言的作品谱系中是比较特别的,这部到目前为止莫言规模最大,其本人也非常看重的作品所受到的关注与《红高粱》《檀香刑》等相比要少得多,而且在评论界的反映也几乎是两极分化的,一方面是“伟大”“通向伟大”“史诗”等正面评价,另一方面则是“近乎反动”“平庸”“失败”等负面评价。这部小说出版后曾引起轩然大波,导致莫言本人的生活道路发生变化,而今,时间虽然过去并不长,但是当年的争论却已经可以尘埃落定,是非对错已然水落石出。不必讳言这其中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说明许多问题,无论如何它是对于作家之创作水准、创造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颇具公信力的证明,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还在于,当年挥舞政治大棒上纲上线的批判已经失效、破产甚至成为一个笑话,而今的文艺观念更为开放、自由、宽阔了,我们的时代与社会的确在进步。近年,关于《丰乳肥臀》这部小说,激烈的批评、批判已经越来越少,而正面、积极的评价越来越多,这其实也是对它超前性、深刻性逐渐认知和接受的一个过程。

在本文看来,《丰乳肥臀》堪称一部杰作,它立意高远,秉笔直书,诗意盎然,从侧面写出了20世纪中国一段风云激荡、可歌可泣的历史,同时也唱出了一曲关于母亲(现实意义的母亲以及象征、永恒意义的母亲),关于大地,关于大地之上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悲歌。它极为具象,写出了细节丰富、汁液饱满、非概念、去政治的原生的历史,同时又极为抽象,有着人类学的意味,浓缩了人类历史、种族记忆的诸多基本问题和生存图景,呈现了具有普泛性的经验现实、文化心理、历史正义、生存伦理。

民间与原生态的20世纪中国历史

《丰乳肥臀》所描写的时空环境是20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是一个大转折、大开大合、剧烈动荡的时代,相当程度上,这部小说也构成了巴尔扎克所说“民族的秘史”。它所呈现的历史不是“正史”,不是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而是普通人、小人物的历史,它是更为原生、细腻、丰富的,其所包含更多的是污泥浊水、断壁残垣,距离传统意义上的“美”更远而离现实之“真”更近,它不是本质化、规定性、受某种强力意志所支配的历史,而是多主体、多维度、偶然性的历史。与此前那种本质化、意识形态化的单声部的“历史主义”叙述相比,《丰乳肥臀》显示了更多的“新历史主义”特征,它是复调的,多声部、异质混成、生机勃勃、汪洋恣肆,它颠覆了此前的历史叙述,而建立了另外一种叙述模式,这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小说的开头从1939年日本人即将进击高密东北乡写起,呈现了一个汇聚各种力量、各种矛盾于一端的“包孕性顷刻”:日本人将很快来到,镇长、福生堂掌柜司马亭在瞭望塔上催促人们抓紧逃命;上官家的人与畜同时临产,黑驴头胎生养,儿媳上官鲁氏已生过七个女儿,但两者均难产,命悬一线;上官鲁氏的七个女儿去河中摸虾子,天真无邪,懵懂无知,全然不知战斗即将打响;福生堂二掌柜司马库在桥头布下火阵,欲阻断日本人来犯之路;游击队长沙月亮组织队伍在河堤严阵以待,准备伏击日本人……生死存亡、性命攸关、一触即发,新生与死亡、战争与和平、自然与人性、血与火、爱与欲……一幕幕大开大合的历史壮剧由此拉开。小说的主体结构由此大致依时间顺序展开叙述,以上官鲁氏及其子女的生活和遭际为中心,旁涉此后若干重要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直写到了20世纪末。小说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多头并进,跌宕起伏,包含了巨量的历史信息,可以说是对于一段恢弘、壮阔历史的正面强攻。同时,这部小说的结构也独具匠心,在前六卷的顺叙之后,第七卷又对“母亲”上官鲁氏的身世经历进行追溯,从其出生的1900年写起,其中既有个人的经历,也写到了20世纪前四十年中的许多外部事件如外国军队进犯、兵匪战乱等,如此更具历史的纵深感,人物也更具厚度。整部小说所写的时段,基本与“母亲”上官鲁氏的一生等长,这是一个人、一位母亲的一生,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缩影,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一部“中国大历史”,构成了对主流历史的再解读与再叙述,这里面所包含的历史的容量、丰富性、陌生感都可谓罕见。应该说这部作品是包含着作家莫言巨大的艺术野心的,而这种野心也找到了与之相匹配的艺术形式,形成了作品非同一般的艺术气象与格局。

《丰乳肥臀》所呈现的历史是一种民间本位的历史,它与主流的、政治化的历史叙述大相径庭,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民间野史”。它并不排斥历史的“大事件”以及宏大叙事,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在于外在的事件、理念,而在具体的一个个的人,在人的现实遭际与命运,其中体现着真正的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精神。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一段历史可谓风云变幻,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错综复杂,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德国人、日本人、游击队、还乡团、国军、共军……相互之间的争斗可谓残暴、惨烈,这里面体现更多的是锱铢必较、冤冤相报、势不两立、冷酷无情,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完全不由自主,而只是一个工具、符号甚至数字,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无从谈起,如蝼蚁、如草芥般死生无着、难以摆脱被践踏、被宰割的命运。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的个体其实都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没有人是安全和有保障的,人们思考更多的只是利害、利益而不是是非、善恶,信念与信仰显得非常奢侈。这里面马洛亚牧师是有信仰的,但他的信仰在民众眼中显得殊为可笑,面对现实是软弱无力的,其本人最后也因无法对抗邪恶、走投无路而自杀。《丰乳肥臀》中的人物不是标签式、符号化的,没有纯粹的好人、坏人、善人、恶人,而更多的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善中有恶、恶中有善的,颇为立体与复杂,没有“高大全”式的“英雄”。即使是最为正面的“母亲”形象的上官鲁氏,从世俗的、道德的观念来看,其通奸、乱伦、打死婆婆、偷窃食物、“政治观念”不强等,也是有颇多污点的,但这反而构成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更为可信的英雄。而小说中具有英雄特征的几个男性如沙月亮、司马库、鸟儿韩等也多是乱世枭雄,其缺点与其优点是同样鲜明的。即使是对于坏人、恶人,小说中的书写也不是脸谱化、概念化的,比如对于侵略者的日本人,他们杀死了上官福禄、上官寿喜,但却救活了上官鲁氏、上官玉女和上官金童,不论日本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此的书写无疑呈现了非常容易被本质化的书写对象的另一幅面孔,是对历史之复杂性的尊重。

在书写的内容上,《丰乳肥臀》充分呈现了历史的原生态,它“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面对现实之平庸、溃败、污浊、丑陋、残暴,它不加工、不矫饰、不虚与委蛇,使生活之波澜壮阔与污水横流、壮美与哀伤、宽阔与深邃同时得到了呈现。这其中,有许多极致情境如战争、饥饿、严寒、洪水、与世隔绝等的书写,莫言以其招牌式的汪洋恣肆、泥沙俱下而诗意磅礴的笔触进行了生动、逼真的书写,每每给人震撼之感。小说中诸如党派斗争中的滥杀无辜甚至抓不到大人而将其未成年的孩子处死,大饥荒中人的尊严丧失殆尽以至最美丽高傲的女性也委身于猥琐的食堂厨师而换取食物甚至在得到食物之后吃得过多被撑死,为了跟紧政治形势而不惜数次改名、背弃亲情而六亲不认但最终还是被政治所抛弃、扼杀,以及将牛与羊、驴与猪进行杂交的疯狂试验以及用鸵鸟、锦鸡、孔雀混合交配培育传说中的凤凰等,许多的书写都可谓触目惊心。与传统的“审美”不同,莫言的小说是不避美丑的,甚至可以说主要的是审丑的,这大致也是与现代社会美学之变化趋向、与莫言反映“真实”的文学观念是相一致的。其中的若干书写甚至让人产生不适、恶心、惊惧之感,这并不是为了达到极致、吸引眼球的故意为之,实际上,正如庄子所说“道在蝼蚁,道在屎溺”,这其中的确包含着“道”,有着大关怀、大格局、大境界,体现着秉笔直书的艺术良知。

莫言曾提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他认为相对“为老百姓写作”而言,更为可取的写作态度应该是“作为老百姓写作”①。《丰乳肥臀》便极好地体现了这种“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特点,它体现的正是老百姓的、民间的历史,与高高在上的启蒙者、代言者的叙述或者政治、权力叙述不同,“作为老百姓写作”更多的以民间视角,关注民间社会,呈现的是另一种声音。这是关注历史中的人、尊重人、关注人的命运的一种叙述,也是更真实、丰富、恒久的一种叙述。《丰乳肥臀》的意义,首要的便在于其所体现的民间、原生、去本质化的历史诗学。这样的历史诗学,主流的历史著作、历史小说都不可能提供,其价值与意义自然凸显出来。同时,由于这种历史诗学所包含的异质性、先锋性,它所受到的政治方面的批评可以说并不令人意外,不过,这并非它的耻辱而是它的光荣,在一个教条、僵硬的环境中它的引起争议、受到批判证明了自己的优异和卓尔不群,而不是相反。

关于生存与苦难的人类学史诗

社会、历史的维度并不是小说《丰乳肥臀》唯一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维度,归根结底,它是一首诗、一首大诗,它将历史诗化的同时也将诗历史化,实现了历史与诗的高度同一。《丰乳肥臀》将具象与抽象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既是写实的,又是象征的,其书写既有历史的对应性同时又有人类学、种族志的意味。人类学的视野对于《丰乳肥臀》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只有从人类学的视野,一些问题比如上官鲁氏的形象、上官金童的“恋乳厌食症”包括鸟仙、诈尸等的灵异事件才能够得到解释,让人豁然开朗。人类学的维度使得这部小说深入到了民族文化心理的根部与底部,更具深度与广度,也具有了阐释不尽、余味无穷的艺术空间。

如果说《丰乳肥臀》这部小说有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应该是苦难。小说所写,是20世纪中国民众苦难深重的生活,同时也是所有世代、全人类生存悲剧性的一个缩影。这里面的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亘古以来所有人都面临的基本问题,生与死、爱与欲、战争与和平、权力与财富……这部小说一定程度上也浓缩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呈现着普遍性的生存图景。这里面人的生存固然也不无欢乐、幸福,但更多的是苦难、血泪,生命如处莽原、荒漠之中,随时可能终止,战争、疾病、天灾、人祸,威胁无处不在。小说中充斥着人的死亡,其方式多种多样:枪击死、刀劈死、炸弹炸死、棍棒打死、饿死、撑死、寒冷冻死、烈火烧死、溺水死、上吊死、坠崖死、跳楼死、中毒死、生病死……组成了令人心悸而又麻木的“死亡展览”,所有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奔向死亡,活着反而成了例外和意外,所有的生都成了劫后余生,死亡的魔爪随时可能伸来将人撷走。这几乎就是人类历史的缩影,没有人能够从生存的悲剧中全身而退、脱身而出,苦难才是生活的本质。面对这种苦难,民间自有一套化解与应对的机制,它构成了比变幻无常的外在环境更为稳定、更具生命力的存在。无论外在的风云如何变幻,日月星辰升坠如常,大地既是一幕幕生存悲剧的发生场,又是其承载者。大地已经被人类折磨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战争的炮火、同类相煎,“人定胜天”的肆意妄为已使大地面目全非,但与此同时它又是有顽强的生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的,它经历了一切苦难与争斗,而同时又包含、吸纳和改造着它们,由此,人类的生活还有希望,还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这其中作为大地的化身、作为生存苦难之形象化身的,便是“母亲”上官鲁氏。

上官鲁氏既是小说中九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母亲。正如莫言自己所说:“这部作品是写一个母亲并希望她能代表天下的母亲,是歌颂一个母亲并企望能借此歌颂天下的母亲。”“我憋足了劲要在这部书里为母亲歌唱,更狂妄地想为天下的母亲歌唱。”②上官鲁氏的一生,无疑是苦难的一生,身份卑微,毫无尊严,备受凌辱,孤苦无告,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抚养了八个女子一个儿子,但这八个女儿一个个先后离开她、离开人世,唯一留在世上的儿子则难以自立,近乎残疾,自始至终离不开母亲的“乳房”,这实际上是比死亡更为残忍,更让母亲揪心的。上官鲁氏对于政治势力有着本能的拒绝,她反对女儿与各种政治势力中的男人交往,但她的反对又是无力的,她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女儿们被一个个男人带走,并无可避免地为政治和权力所伤害。女儿们的孩子被一个接一个送回来由她抚养,而她等到的则是子辈孙辈一个接一个的死亡,其内心的悲苦自是无比沉痛、无以言表。上官鲁氏所秉持的是朴素、正直的价值观念,比如感恩、敬畏、坚韧、乐观、勤俭、善恶有报、宽以待人等等,这里面包含着最为简单、浅显也最为精粹、深刻的人生道理。实际上上官鲁氏是有自己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的,她从未背离自己的内心。关于其一次又一次不停的借种、出轨,有论者指出是强化了男权中心重男轻女的传统,其中并无明确的现代意识,但是也应看到,这一方面是为求生的本能所支配的,生不出男孩不但使其在家中地位岌岌可危,而且遭到丈夫虐待险些丧命,另一方面其中也有着愈益显明而决绝的反抗意识,她与马洛亚牧师的相爱以及信仰基督教也显示了对爱情、对信仰的追寻。上官鲁氏的一生,苦难多于欢乐,奉献多于获取,是一个不断地献出自己的骨血与心力,不断地消耗、掏空自己的过程。她是一个伟大的受难者和承担者,独自承受外界的风雨与杀戮,而为孩子支撑起温暖、安全的一角,她尽其所能、近乎疯狂地生存、奋斗着,以一己之力将外部的否定性情境转变为肯定性情境,使诸多弱小的生命得到庇护,得以存活,可以说,她的一生即是一次伟大的献祭与牺牲。上官鲁氏是具有人类学的原型意义的,她是一位普通、质朴的农家女性,也是一位高大、伟岸、永恒的母亲,她是自己儿女的母亲,却同时也可能是所有人、天下人的母亲,这一形象有着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艺术力量。

《丰乳肥臀》的另外一个主角上官金童也应该从人类学而不仅仅是社会、世俗的角度来理解。如果说上官鲁氏这一形象还主要是写实的,有较强的现实性,上官金童则主要是写意的,有更多象征和隐喻的意味。从世俗的角度看,上官金童是滑稽可笑的,他在幼年和少年的许多年中都拒绝食物而只喝母乳和羊奶,自始至终对乳房有着超乎寻常的痴迷,精神上也一直是长不大的孩子,没有独立性和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毫无生存能力,是一个多余的人、零余者。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从世俗的意义来讲几无是处,不值得花费大量笔墨进行书写。但实际上关于上官金童的书写恐怕作家的立意很深,也是很庄重和严肃的,其身上体现着丰富的文化征候,有许多值得辨析和思考的内容。上官金童是瑞典传教士与中国女性结合而生出的一个“怪胎”“杂种”,他的身上同时流着西方人与东方人的血液,文化上也兼具西方与东方两种特征,但他出生时即遭遇“难产”(这本身也是一个隐喻),差点胎死腹中,出生后又“水土不服”,生命力孱弱,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喝奶而不能进食。他固然善良但极其软弱,完全不能适应社会,无法在社会中立足。上官金童对乳房的迷恋凸显了其孩童化、幼稚化的特征,表征着缺乏独立性的问题。但这恐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还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内涵,比如,首先,乳房代表母亲、母性,代表温暖、安全与护佑,这是人自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形成的一种心理,逐渐成为潜意识而沉积到文化心理结构的底层,成为种族记忆的一部分,上官金童在一定程度上是将被遮蔽、被打入潜意识结构的文化心理、生命记忆转化为现实和行动的意识层面,其内涵极为复杂,是一种“人类学”现象,绝非简单的对错与否、变态与否可以解释的。其次,迷恋乳房也从相反的方向表达着对政治的厌恶与逃避,表达着对社会性、功利性生存的排斥与恐惧,“恋乳症”实际上是“政治/社会生活过敏症”,是希望生活在一个童真、单纯、安全的环境之中,这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梦想。再次,“乳房”本身也是性的隐喻,与生殖和生命传承,与性行为和性快感有关,但在上官金童这里却被阉割、窄化为一种纯粹“审美”的对象,只有“审美”而无现实的意义,他只能做现实生活的旁观者、彷徨者,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里面同样体现着莫言自《红高粱》以来关于“种的退化”、种族性的思考。总体而言,上官金童身上的特质极为复杂,同样是阐释不尽的。如果说上官鲁氏是光芒四射的太阳的话,上官金童则是阴柔、清冷的月亮,他与母亲上官鲁氏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对称与平衡。上官金童这一形象同样是作家的天才创造,尽管他可能并不那么让人喜欢。

严格意义上,《丰乳肥臀》所写并不是某一区域、某一时段的历史,而是浓缩和包含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和经验,作品整体而言构成了一个巨型隐喻,成就了一首大诗、史诗。作为书名的“丰乳肥臀”本身便是一个想落天外、诗意磅礴的意象,它象征母亲,象征大地,象征生命的活力、悲喜与生生不息,绝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般浅薄、媚俗,它是一个极其严肃、庄严的象征,指向一代代人的生存与命运、指向大地的远处与内心的深处、指向引人探究但却永远不可能穷其根本的生存密码。

壮丽的悲歌,巅峰或终结

小说《丰乳肥臀》在社会、历史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形成了强有力的复调结构和互文关系,交织营构成一曲壮丽、哀婉的悲歌,一出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悲剧,一部苦难之书、失败之书。它有着极强的艺术力量,足以让人缠绵悱恻、痛彻心扉而又回肠荡气。从细部来讲,这部小说是充满欢乐的,有语言的狂欢修辞的新异,有事件情境之荒唐无稽,有人物行状之夸张怪诞,莫言原本就有相当强的幽默天赋,在《丰乳肥臀》中发挥得也是淋漓尽致。而在总体上,小说又构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悲剧,其细部的欢乐正是“以乐景写哀”,其效果也是“倍增其哀”。应该说,莫言写作此书是非常庄严、庄重的,包含了大慈悲、大悲悯、大关切,沉重的主题与叙述的欢乐形成了极强的艺术张力。

《丰乳肥臀》其体量、外延、内涵,其对于史诗性与完整性的追求,其庞杂的结构与丰沛的激情,其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其语言的灵动与璀璨,其丰富性与不可阐释性,都标示着这是汉语小说一个不可多得的高峰。与《红楼梦》之于18世纪中国的书写相类似,《丰乳肥臀》是对20世纪中国书写中所出现的集大成式的作品,它在诸多的方面达到了极致。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当今已然是核武器的时代,核武器的杀伤性比之常规武器不知要大多少倍,以往那种短兵相接的厮杀、勇武、血性,那种视死如归一以当十浴血奋战的战争场面,却基本不可能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丰乳肥臀》是关于常规武器时代的书写所可能结出的最为丰硕的果实之一,它是重量级、集大成的,它是巅峰,却同时也是终结。在一个失去了整体性、已然碎片化的时代,这种样态的作品或许很难再出现了。正如评论家张清华在本世纪之初所作出的“预言”:“我不能说《丰乳肥臀》是二十世纪汉语小说史上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 但我坚信,时间将证明这部作品的价值,在它所体现的历史理念上,在它所体现出的美学意义上。也许很多年中将不会再出现具有这样气魄和品质的作品,因为就艺术的规律而言,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③另外值得提及的一点是,《丰乳肥臀》又是一部浊重、庞杂的作品,它是不规则、不严密、不纯粹的,泥沙俱下、枝蔓横生,从艺术的纯度与完美程度来说,它或许是“不完美”的,但是,这不正是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么,这里面或许正包含着对于事物之本来面貌的尊重和突破艺术之陈规、拓展其疆界的勇气?这种“不完美”本身也可能即是作家有意识的追求与另一种的“完美”。而今,回头来看《丰乳肥臀》出版后所引起的争议,或许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其必然性,这部作品的确具有某种超前性和冒犯性,它所受到的误读和庸俗化理解并不令人奇怪,就此而言,人们对这部小说的认知与探究或许才刚刚开始。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批准号:13AZD049)阶段性成果。

王士强 北京师范大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

②莫言:《〈丰乳肥臀〉解》,《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2日,第7版。

③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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