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纽约时报》的取向与偏向
——基于该报十年《雾霾报道》的内容分析

2017-01-06 09:34王积龙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年12期

■ 王积龙李湉

■ 王积龙李湉

《纽约时报》在雾霾报道的整体数量呈现出注意周期的特点,报道以负面的调查性新闻为主，报道框架呈现出规制话语主导科学话语的特征；在报道的舆论归因上,工业污染为罪魁祸首,煤炭、石油业为主要产业,跨国公司为主要形式；在雾霾的解决框架上,主要主张政府决定论、市场决定论、媒体监督和公众参与决定论以及技术决定论等；在信源使用上,国内报道偏重权威和专业性,国外报道信源呈现出草根化、多样化的特色,以达到形式上的客观。

雾霾报道；纽约时报；跨国公司

美国媒体如何报道雾霾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传播学话题。我们以《纽约时报》为案例,采取内容分析为主①的方法,考察该报在雾霾报道的注意周期、雾霾归因、解决方案、信源使用等方面的倾向。基于2005到2014年雾霾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纽约时报》报道这类环境问题时在多方面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一、雾霾报道的数量周期与分析框架

报道数量带有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源于媒体的注意周期(Attention Cycle)。从总体分布来看,近十年间共出现两个报道数量的峰值期,两个周期即由2005年的5篇上升到2008年的17篇,再由2009年的4篇上升到2013年的22篇,明显高出年均值的10篇。安东尼·丹斯(Anthony Downs)认为议题注意周期模式经历多个阶段:从问题已经存在到进入媒体讨论,再到大众注意力丧失、最后退出公众的视线,是一个周期②,从而带来新闻数量的变化。这些报道中这一理论可以解释2008年报道数量峰值的周期,因为当年在中国北京召开奥运会,各国媒体多在关注北京雾霾天气是否会对人们的健康和赛事产生影响。因此,从2007年开始,围绕雾霾这一话题的报道在《纽约时报》上显著增多,奥运会后这一注意周期减弱并逐步退出舆论场。第二个周期峰值出现于2013年,美国境内该年的雾霾报道仅占14%(n=22),而关于国外的报道篇数占86%,其中,发生于中国的雾霾报道接近80%。从内容分析看出2013年被称为“中国雾霾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52年之最,雾霾在各大国际媒体的报道中出现的频率也明显增加,《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话题又逐步退出舆论场,进而完成媒体的一个注意周期。

报道篇幅偏长,以深度报道为主。本文将报道样本按体裁分成短消息(篇幅在500字以内的简短新闻)、消息(篇幅为500～1500字,比短消息更加详细)、评论和深度报道(字数在1500字以上的调查性报道)这四个大类,各个类别没有交叉关系。分析发现深度报道所占比例最大(约68%),其余三种体裁在数量上差距不大。样本平均篇幅接近1000字(995字),与以“简短、迅速”为特点的消息有所不同,调查报道对于雾霾的报道角度更深入,更趋探究问题的深层原因。

从倾向性来看，报道以负面为主。负面报道所占的比例为总量的67%(64篇,n=95),正面约为12%,其余21%为平衡性报道。尽管雾霾是一种气候现象,但《纽约时报》认为这些都是人造灾难,因此这类报道立场上是负面的,以形成舆论。需要说明的是,约12%的文章被归入正面报道,并非代表报纸认为雾霾现象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而是报道就各方应对雾霾的表现给予了肯定。大体分三类,一是新政策措施的推出,例如,州政府通过了关闭18所煤炭发电厂的决议,社会各界因此看到了环境治理的希望③；二是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如首尔市长鼓励“绿色转变”,开发和推广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④；三是公众参与对问题解决的积极影响,如海运工会举行集会抗议海港空气污染,呼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治理⑤等。这些报道中或许提及了雾霾的不良后果,但对未来发展依然持乐观积极的态度,相信当下所采取的措施能够使得现状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被纳入正面报道这一类。

整体数量上雾霾问题分析偏政治与法律框架,即规制话语,而非科学框架。雾霾报道是环境传播的一个分支,属于科学报道的范畴,在总量上《纽约时报》却体现出了较强的政治话语特征。整体统计结果发现,政治框架占报道总数量的41%(n=95);其次为科学框架15篇,约占16%;其余框架均不超过15%。《纽约时报》国内的雾霾报道(共39篇国内报道)区别于国外报道(56篇)最突出的特色就在于对法律框架的重视,该项所占比重达到国内报道总量的28%(n=39),仅次于数量排名第一位的政治框架。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美国法制化的社会,法律框架在美国媒体中所占比重很大。调查显示,在报道所占版面和头版概率方面,法律新闻在所有新闻类别中位列前三位⑥,雾霾报道方面也不例外。因此,从《纽约时报》的雾霾报道框架数量来看,规制话语(政治与法律)数量大于科学话语,体现出规制话语主导科学话语的特点⑦,起码在数量比例上看是如此。

二、雾霾归因的媒体报道框架分析

《纽约时报》把雾霾的责任主体归于谁是一个很有看点的研究。《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往往会列举多项原因,因此本文对于样本的雾霾归责采用多因归类的形式,故合计百分比超过100%⑧。经过分析，《纽约时报》雾霾归因带有明显的反思性现代化特征,把政府与企业、跨国公司与产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分析。钱权交易是造成雾霾的最重要的原因,导致后工业社会风险重重。这种归责直指两个对象即政府管理与企业污染,这个被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称为“财富生产的‘逻辑’主宰着风险生产的‘逻辑’”的两个责任主体,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与财富合谋的一场“大买卖”,因而“高度工业化社会里,展开一场对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全新挑战”⑨。钱权交易的主体就是企业与政府。

从内容看,《纽约时报》雾霾归责的罪魁祸首是工业污染占82%(共78篇,n=95);政府为其次占68%(共64篇,n=95)。统计结果清晰地显示出,产业污染因素以超过八成的比例在所有雾霾报道归因中占据首位。在所有美国本土的雾霾报道中,将企业列为雾霾源头之一的文章数量(为32篇)比例为82%(n=39),排名第一;国外报道中这一比例为54%(共30篇,n=56)。在归因本国政府和污染产业方面,从统计数量上无法推断出国内和国外的差异,从各自所占的百分比来看甚至十分相近,其中二者在污染产业归因上所占的比例恰好一致,同为82%,都是造成雾霾的罪魁祸首。

在产业对雾霾贡献的污染“排行榜”中,汽车、电力、化石能源、建筑等行业先后列于榜单之上,均属于重工业。汽车行业在产业归因框架中占据59%的比重,煤炭、电力则分别以45%和37%的比例排名第二、第三位。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在汽车产业中导致雾霾的实际上是其动力系统的石油；而电力、供暖、冶炼等工业污染的“真凶”是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之一的煤炭。对二者进行同类合并,石油和煤炭的归因比分别达到68%和59%。总体来看,在《纽约时报》雾霾报道中95%的归因对象都最终指向一种或多种化石燃料(包括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认为它们该对日益加剧的雾霾灾害负责。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促成雾霾成因上难辞其咎。在对《纽约时报》雾霾报道所提及的企业进行单个统计后发现,大型跨国公司所占比重达86%,企业所属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中国以及印度等,绝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83%)。它们给本国带来可观的利润收入,却对东道主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总部设立在美国的跨国企业占总数的58%；其次为日本企业,约为14%。跨国汽车企业出现率最高,以通用、福特汽车为代表的知名美国汽车企业,以及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日本公司等。电力企业在所有企业中占据17%的比例。《纽约时报》还以排放尾气、生产废气等为依据,将雾霾的成因部分归结于一些大型跨国企业,使公众对雾霾产生的原因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但报道中没有提到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的跨国公司,它们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掠夺与环境污染以获取最大利润。对报道中的跨国公司所有国与雾霾发生的地点来分析,约有27%的跨国公司的污染行为属于跨国污染,该报并未明确提出,这很可能属于雾霾成因的冰山一角。

雾霾归因的责任主体总体不明确,在企业、政府乃至个人端均是如此,故而《纽约时报》难以形成舆论压力以促进问题解决。归责为一个或数个“产业”而不是一个具体责任主体,如一个具有责任主体的具体政府、具体企业等,这是该报常见的归责方式。“产业”作为一个群体概念,其指向并不明确。研究还发现《纽约时报》雾霾归因带有明显的内向归因倾向。在所有7个归因项中,“别国”“大自然”和“科技”被列入外因范畴(共35篇,交叉计数);其余4项则属于内向归因(共224篇次,有交叉计数)。也就是说,《纽约时报》归因中已经发现雾霾的贡献主体主要在美国范围,而它却没有办法把舆论归责具体到现实的责任主体上,显示出市场报纸在环境保护方面舆论监督能力的短板,即媒体依靠市场(吸引广告提供财力)来制约市场(监督企业污染行为)的尴尬境地。

三、雾霾解决方案的媒体框架

我们采用交叉多因分析来统计《纽约时报》的雾霾解决方案。通过阅读95篇报道,共统计出有明确具体解决方案的篇幅次数209篇次(有1篇报道提出2种以上的解决方案,也有的文章并未提出任何一种方案)。通过比例分析可以看出,《纽约时报》解决雾霾的方案分别是政府的行政手段(占37.3%,n=209)，市场手段(占21.1%,n=209)，媒体手段与公众参与(占13.4%,n=209)，法律手段(占11.5%,n=209)，科技手段(占10.0%,n=209)，未明确的多种因素(占5.7%,n=209)和自然演进手段(占1.0%,n=209)等。我们对其中主要的观点进行分析。

政府主导的行政手段决定论。《纽约时报》主张这一观点的论据主要代表国家是中国和韩国。在来自国外雾霾报道的文章里,有74%(n=56)的内容涉及中国的治霾报道,诸多篇幅认为中国政府最应该对当下的雾霾危机负责,这类文章数量约占43%。具体措施集中在用政府行政手段关闭以煤炭为燃料的污染工厂、在特定时期内对交通进行管制、发布空气污染情况信息等⑩。从整体结构上看,与行政手段比起来,其他手段的出现频率十分有限,比如位列第二的经济手段也仅占15%。报纸在归责过程中过多地把问题和责任抛给中国政府,而经济、法律、科技、甚至文化等方面的短板被轻视,这显然有其媒体偏见成分。另一个典型是韩国政府,首尔政府在治霾中专门成立“绿色汽车工作组”,从上到下推广新技术,韩国政府还为此制定了一整套刺激政策,涵盖技术开发、示范试点等,用以推广电动汽车在全国的使用。首尔的空气污染物数量已经在过去4年中下降了20%,其治霾经验在《纽约时报》看来是政府主导下取得的成就。

四、雾霾报道的媒体信源使用

媒体在“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指导下,依然可以通过对消息来源的选择来体现其中立立场。在《纽约时报》雾霾相关报道中,根据具体对象可将信源划分为国外官方、国外民间、本国官方、本国民间、研究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NGO)或国际组织、媒体、专家学者这9个类别。官方包括政府官员、政府新闻发布会等,新闻可根据地点的差异分为国内官方和国外官方两类；民间包括一般公众、环保主义者等相关群体,以及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如新浪微博的“大V”、红人潘石屹；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或国际组织由于公益性质,被归为同一类型,包括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自然之友等民间环保非政府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世贸组织、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一篇报道中多次出现同一个信源时记为一条,不进行重复统计。

《纽约时报》雾霾报道具有信源多样性的特点。从95篇雾霾报道中共分析出352条信源,单位信源数量为3.7条,即意味着每篇报道有将近4种不同的信源。9大类别的信源平均出现39次,总体看来多样性中具有稳定性与集中性,有1/10的报道将新媒体(微博或推特)作为消息来源之一,这一比例超过了媒体类信源的1/3,也体现出《纽约时报》在信源选择上的多样性。消息来源代表着新闻报道真实度与可信度的公信力依据。与民间消息相比,官方信源更加具有权威性。统计结果表明,来自报道所在国的官方消息为《纽约时报》综合引用率最高的信源,78%(n=95)的文章都明确提到了本国政府的官方消息,并且在本土报道和国外报道的引用率都位居榜首。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作为社会监督机构、科学观点的信息来源,也较多地受到《纽约时报》的青睐,引用率分别排名第二、三位。社会化组织的NGO或国际环保组织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色和平的信源居多,它们形式上站在公众立场上发表言论,在雾霾问题上独立于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方之外,所提出的观点及建议往往以调查数据为依据,兼具草根性、专业性和公益性,在普通读者中较有可信度。《纽约时报》对NGO或国际组织言论的引用接近60%,专家学者作为信源也占近半数(47%),试图体现出超脱利益集团之外的中性立场。

国内报道以权威性信源居多,即以官方、权威组织与专家的信源使用较多。本国政府官员、NGO或国际组织成员、企业发言人和专家学者构成了《纽约时报》国内雾霾报道的四大主要信源,共占87%(n=352)的比重。其他信源则显得较为弱势,平均比例为5%,《纽约时报》对国内其他媒体信源的使用率仅为3%。这可能与该报在美国甚至国际新闻界的权威性有关,因为该报的新闻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媒体起着议程设置的功能,成为被引用和转载的对象。因此,国内整体信源结构体现出权威化的特征。

国外报道的信源使用体现出多样性、草根化的特征。从信源数量上看,国外雾霾报道中引用的信源数量多于国内报道信源的使用。前者109条约为后者总量的2.4倍(249条),平均每篇文章包含4个以上的信源。《纽约时报》在国外报道中信源结构则截然不同,倾向于草根化与多样性。在所有样本中,1/3文章里出现了“公众”的声音,本国民间和国外民间都包含在内,二者合计在国外报道中占近半数(48%),这一比例在国内报道中仅为1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除本国政府和NGO引用频率相对较高外,其余7类信源的分布都较为平均,大多在10%左右,企业以5%的比例排名垫底。“国外官方或机构”和“国外民间”这两项是报纸在针对国外雾霾报道时采用的信源,未在美国本土报道中出现过。与国内的“精英化”特点相比,《纽约时报》国外雾霾报道在信源选择上更加偏向草根化,公众能得到更多表达的机会,且更加注意在各类信源数量上的平衡,从而在形式上突显出报纸的“公正”和“客观”。

从以上区别可以看出,至少在雾霾问题上,《纽约时报》针对国内外的信源选择是有差异、有偏向的。在报道国外事件时,由于地域、时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往往难以获得现场第一手素材,作为新闻生产者往往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信息。因此,来自政府的官方消息、当地媒体的报道以及事件发生地的民众、受害者的各方说法都需要综合考虑。当然,这种形式上的“客观”并不能避免理念上的偏差,这是对西方媒体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的常识。

注释:

① 本研究选取了《纽约时报》2005年1月1日到2014年6月31日期间与雾霾相关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样本的选取过程包括检索和筛选等两个阶段。《纽约时报》的报道内容来自Proquest数据库,在“报纸”目录下以“haze”“smog”“air pollution”“PM2.5”等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时间范围从,得到1803项结果。随后,依次按照两个标准进一步筛选。标准一,文章主题必须围绕雾霾天气,涉及到环境、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而音乐、艺术、建筑、时尚等主题下的文章都被剔除；标准二,排除所有文档类型不是新闻报道或评论的文章,如菜谱、更正或撤回、讣告等,结果,约六分之五的样本被剔除,得到结果284篇。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雾霾”是一种灾害性天气现象,还要除去英文单词“haze”中包括“雾气”“迷糊”等内容,最后得一份由95篇文章所组成的样本,即近10年(2005-2014年)《纽约时报》雾霾报道的样本,因为是全样本,不做总体推论,故此只做描述性研究。

② Downs,Anthony,UpandDownwithEcology:TheIssueAttentionCycle,The Public Interest,Vol.28,Summer,1972,pp.38-51.

③ T.V.A.AgreestoShutter18GeneratorsThatUseCoal,New York Times,April 15,2011.

④InSeoul,GreenTransitisMayor'sPetProject,New York Times,March 27,2010.

⑤Dockworkers'UnionCallsForCleanerAiratSeaports,New York Times,Jan 31,2006.

⑥ 王春枝:《美国法律新闻报道经验与运作特色》,《中国记者》,2008年第3期。

⑦ Herndl,C.G.and Brown,S.C.,GreenCulture:EnvironmentalRhetoricinContemporaryAmerica,Madison,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6,p.6.

⑧ 因为多数的报道里会把造成雾霾原因归为2个以上的要素。经过文本阅读,为七个方面,既有自然因素即天灾,但更多的是主体各异的人为原因,包括污染产业(如煤炭发电、能源、汽车、钢铁等重工业)、政府失职、具体企业、个人行为、科技短板、别国责任等,以及少数未提及形成原因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