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影视研究:历史过往、框架预设与实践互动*

■ 袁靖华 项仲平

“中国梦”影视研究:历史过往、框架预设与实践互动*

■ 袁靖华 项仲平

“中国梦”影视的创作与传播研究,既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学术议题、理论议题,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实践议题。当前对“中国梦”影视核心本体的认知还存在较多混乱,亟待理清思路,辨明方向。通过梳理“中国梦”影视研究的一般历史、主要议题,进一步辩明研究焦点,重点从历史过往、观念提炼、传播实践等方面对“中国梦”影视创作与传播研究进行整体框架设计,为明确该研究议题的方向与路径提供前瞻性的学术地图。

中国梦；影视研究；研究框架；文艺理论;核心价值

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同志正式提出并阐释了“中国梦”,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又提及“中国梦”“中国梦”旋即成为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在影视创作与研究领域,“中国梦”话语与业界、学界长久以来所焦灼的发展中国影视业、提升影视创作质量与文化竞争力等核心议题产生了强烈共鸣。无论是谈创作、对外传播、文化营销,还是产业发展,研究者围绕什么是影视创作的“中国梦”、核心内涵、基本价值观念、具体实现路径等进行了广泛探讨。“中国梦”成为讨论影视创作的基本语境,吸引了学界与业界的大量关注。但也出现了一些概念泛化现象,似乎“中国梦”已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说明关于“中国梦”影视核心本体的认知还存在很多混乱,亟待理清思路,辨明方向。

一、“中国梦”影视研究的历史过往

在讨论中国电影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时,研究者往往将中国电影视为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中国的艺术镜像,或关于文化中国的想象,从中可看到电影与“中国梦”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英文文献中,对1950年代邵氏电影公司的研究首次出现了“China Dream”一词,Sek K.和Gary Needhamd提出:1956-1965年间香港邵氏生产的电影汲取了中国文学、文化传统和历史、民间传说和神话等等素材,有效地将“‘中国梦’出售给那些流散(在香港)的中国观众”,满足他们对故国家园的文化认同。①Laikwan Pang所著《在电影中建设一个新中国:中国左翼电影运动,1932-1937》集中探讨了左翼电影的历史、思想、电影美学观,将之界定为: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奋斗的“唐吉诃德式的电影文化”②。Jubin Hu的《投射国族影像:1949年以前的中国国族电影》与张英进的《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等著认为:对国家、国民、国族的影像建构是中国电影创作的基本立足点,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了创作者自身的家国理想、人文态度。③Berry C.则从中国电影与国家、政治的关系视角分析了中国民族电影范式的百年发展历程。④Yeh Yueh-yu认为1930年代左翼电影突出的主题是民族救亡,这对电影音乐的中国化和突出中国身份认同发挥了关键作用⑤。西方主流的民族电影研究范式普遍认为中国电影往往寄托了创作者对国家、民族的社会理想,电影是“国族影像”或“影像中国”的“投射”,或是创作者企图借以表达对一个“想象的”“新的中国”的“建设”。对当代创作的研究继承了这一传统。李安的《卧虎藏龙》剧本序言自述“这部电影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梦”,多项研究据此认为李安电影是关于“一个更美好的中国(政治上与文化上)的白日梦”,电影要表达“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的、历史的、抽象的中国”,这样的“中国梦”代表散居在母体大陆之外的华人关于中国的碎片化想象。⑥Peter Wilshire指出冯小刚电影表达了普通中国人对梦想的探寻。⑦Wong Ain-ling、Jacob Wong认为,梦想不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叙事策略和想象力的延伸,且承载了导演对生活的沉思。⑧

总体看,过往的创作及研究都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印记。但从学理层面看,停留在随感式、碎片式、口号式、漫谈式、散论式的一般议论为多,对影视创作与“中国梦”的关系还存在很多思想观念认知上的误区与盲区,均有待深入探索；且存在研究跛脚,主要偏重电影研究,对电视节目模式、动漫、电视剧等这些在全球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具全球传播影响力与全球流通力的影视作品,研究较少；在历史纵向挖掘、国际比较视野、创作观念提炼等方面尤其存在显著不足,充分说明“中国梦”影视创作思想理论研究的迫切性。

二、“中国梦”影视研究的框架预设

“中国梦”影视研究既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学术议题、理论议题,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实践议题。研究“中国梦”影视的创作与传播,必须跳出单一学科门类的视野局限,从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视角切入,涵盖宏观、中观与微观,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整合研究。当前已有研究一定程度上的碎片化、零散化、粗浅化、散漫化、浮面化等说明,关于“中国梦”影视的研究迫切需要廓清研究焦点、整合研究视角、拓展破题思路。

准确把握“中国梦”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是创作好并传播好“中国梦”影视作品的重要前提。“中国梦”影视的创作、传播与接受是相互关联、不可割裂的过程,成功的创作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前提,传播的效果与接受的程度既是对创作质量的反馈,也是衡量创作成败的关键。研究应紧扣影视的创作本体、传播优化、话语表达、政策规制、产业发展等方面,重点指向:如何创作与传播承载“中国梦”思想灵魂的影视作品？可进一步解构为:1.如何诠释“中国梦”影视的深刻内涵？2.如何优化“中国梦”影视作品的创作？3.如何提升“中国梦”影视作品的传播效果？聚焦创作问题,要重点讨论影视创作的思想艺术观念,探索如何在影视审美蕴涵中切实渗透“中国梦”的思想内涵,增进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与思想穿透力。聚焦传播问题,要重点基于影视观众、国内外市场、产业竞争环境等开展多层次研究,重点讨论如何更好地连接创作与接受,优化影视生产过程,提升和扩大传播效果。鉴于此,我们参照传播学的“5W”为基本分析线索规划研究路径,具体如图1。

传播环境“中国梦”影视的竞争环境研究

传播主体“中国梦”影视的创作观念研究

传播内容“中国梦”影视的艺术要素研究

传播过程“中国梦”影视的产业发展研究

接受主体“中国梦”影视的受众互动研究

图1 “中国梦”影视问题的研究框架

研究重点着力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基于历史过往,梳理清晰“中国梦”影视的核心价值内涵与历史传承关系,挖掘“中国梦”影视创作在民族影视发展历程中的深厚历史积淀,推动以“中国梦”为影视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开拓“中国梦”影视创作史的书写。

当前对“中国梦”的内涵思想、历史传承研究梳理还较匮乏,尤其是影视创作的历史传承研究还存在较多空白。“中国梦”影视创作历史传承的研究,重点是挖掘“中国梦”影视创作在民族影视发展历程中的深厚历史积淀,探索“中国梦”的思想价值内涵是如何在优秀影视作品的审美蕴涵中得以有效表达的,为中国当前与未来的影视创作及传播提供历史经验。对“中国梦”影视发展历史的梳理,需在影视研究领域确立以“中国梦”为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新话语引领,开拓“中国梦”影视创作史的书写,以推动中国影视发展历程的整体史观梳理。

当前对中国影视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亟待以“中国梦”为线索,来理解中国影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走向。如何通过影视雕塑立体生动的影像“中国梦”,是形成“中国梦”影视创作新的方法论和新的研究视野的重要契机。已有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从阶级斗争革命史观到文化史观,从政治意识形态史观到艺术史观,都只能从单一维度理解中国电影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方法论拘于一端,研究视野缺乏超越。而在电视史研究中,由于研究的碎片化、区域化、粗略化,整体性的理论建构亦未有实现。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线索,重新串联中国影视创作自近代至今的整体路径,这不仅能更好地源溯社会理想在影视创作中的历史传承表达,而且与中国电影家—国同构的叙事传统与发展历史相契合。一方面,避免了不同历史年代的电影史研究因意识形态分歧而造成的历史隔断感,也可以为过去碎片化的电视史研究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梦”的民族性、跨地域性与世界连通性,还可帮助中国影视发展历程的研究超越原有一隅局限,在“中国梦”的文化心理认同上将内地、香港与台湾电影编织成一个互动互补的整体。以汇聚在“中国梦”方法论旗帜下的中国电影电视形塑“民族文化的想象共同体”,串联两岸三地华语电影电视研究,进而再结合国际比较视野研究,是确立起真正能被全世界都承认的“中国梦”影视的民族风格与民族传统的重要途径。

以“中国梦”为纲领,构建“中国梦”影视创作表达的“追梦”历史,进行跨时代、跨地域、覆盖华文化圈百年民族影像历史的再梳理,树立民族影像文本典范,提炼影视特色元素,真正建立话语自主、文化自觉和主体自信的民族电影发展史。这可对电影史研究一直以来所疾呼的电影史书写的民族性、主体性、现代化范式、百年通史意识等提供有益的突破方向。

第二,基于创作主体,针对影视作品中存在的诸多创作误区,重点研究“中国梦”影视创作的思想话语体系与美学理论体系,提升影视创作队伍整体对“中国梦”思想价值内涵的认知,以有效促进“中国梦”影视创作的整体思想艺术水准,推进本土的影视艺术理论建设。

“中国梦”影视应成为承载中华民族灵魂的文化身份标识,映射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诉求,成为最有效的传播中国人思想灵魂与对美好生活追求之梦的艺术载体。倡导“中国梦”影视,迫切需要文艺思想理论的系统研究指导。“中国梦”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口号式、概念性的一般话语层面,“中国梦”影视的创作与传播也决不能仅停留在一般口号的宣传层面。一般的散漫议论也不足以形成系统、科学的“中国梦”影视理论体系。“中国梦”是中国影视创作的思想灵魂,是扎根在本民族文化历史积淀与社会传统根基上的现代社会理想,“中国梦”影视要展现的核心内涵应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影视创作史梳理基础上,从代表人物、经典作品、典范节目、文艺领袖、文艺座谈等关键历史节点,深入追述文艺指导思想与“中国梦”影视的创作规律,廓清影视创作领域关于文艺与“中国梦”的关系,进而从影视创作观念史的角度提炼“中国梦”影视的文艺思想观念的发展脉络,梳理完成一个较为系统的“中国梦”影视文艺创作思想研究。

通过对“中国梦”影视的文艺思想研究、创作主体的创作思想观念研究,深入开掘“中国梦”影视创作与传播的内涵建设,可以为“中国梦”影视创作与传播奠定厚实的文艺理论基础。这就有助于站在文艺理论研究的制高点,不局限于从口号到口号、从文本到文本、从作品到作品、从节目到节目的一般描述,有效避免研究的碎片化、个案的孤立化、论述的空洞化,超出一般的作品、类型的描述性研究局限。选择“中国梦”影视的文艺思想研究这一引领性的、探索性的问题作为关键突破点,是极具挑战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这方面的直接成果还很少。当前有关“中国梦”影视创作的文艺思想亟待梳理与提炼,这不仅是为了廓清当前较多的创作思想的混乱,避免影视创作与传播中存在的各类盲区、误区,而且也是为了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文化价值竞争,实现“中国梦”影视创作本土理论建设的自觉性与话语主体性,也有助于填补本土影视理论建设的不足,推进创建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影视艺术理论范式。

第三,基于接受主体,从观众、市场、产业、环境多层面研究“中国梦”影视的传播竞争问题,重点是要在国际传播语境下探索形成一套更具包容性、全球共通性的“中国梦”影视话语表达体系,有效连接创作与接受,优化“中国梦”影视的创作生产过程,切实提升和扩大传播效果。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影视能否被世界观众认可与“中国梦”能否被世界认同是紧密相连的。“中国梦”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理想与文化竞争中不断演进的结果,相互间有一种动态的相关性。“中国梦”的影视创作与传播同样也始终处于这一彼此文化交流、参照渗透的互动过程中。一方面,需梳理清晰国际文化传播竞争领域有关“中国梦”的话语表达与美国梦、欧洲梦、非洲梦、印度梦等其他梦进行国际竞争的状态,了解“中国梦”影视创作传播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廓清“中国梦”影视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位置、格局；另一方面,知己也要知彼,需以国际比较视野剖析“美国梦”的好莱坞影视创作传播、“韩流”的韩国影视创作传播、印度的“宝莱坞”影视创作传播、非洲的“瑙莱坞”影视创作传播等,为“中国梦”影视创作传播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与参照。

三、“中国梦”影视研究的实践互动

作为一个实践指向非常明确的研究议题,“中国梦”影视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推进影视创作与传播的质量提升与内涵提质,以“中国梦”为建立“国族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的有效抓手,激发民族凝聚力、国家认同感、文化向心力,唤醒国内各民族及华语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对中华文化的共鸣,进而争取世界了解并认可“中国梦”的价值观,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文化旗帜,为中国和平崛起减少国际摩擦。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这不仅要加强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研究,而且要针对当前现实症结问题,有效把握关键突破口,重点加强对创作与产业发展实践的扎实引导,以推动实施优化创作与传播生态的具体策略。

当前,影视理论与批评对创作实践的引领力不足,存在着主流话语软弱与主体价值混乱等现象,影视作品在对外传播中的竞争力也不强,文化软实力不够。这都迫切需要从“中国梦”影视发展的前瞻视角,进行影视研究的“供给侧”改革,加强研究对实践的互动与引领。开展“中国梦”影视研究,就要力图从影视理论批评的思想话语供给侧切入,让“中国梦”影视研究致力于对当前与未来的影视创作进行批评引导与理论创新,让“中国梦”影视真正能够引领当前的影视创作与传播的方向；尤其要针对当前影视生产实践中的诸多弊病,通过学理研究与影视实践的积极互动,实现有益有效的现实指导。

新世纪以来,我国影视票房业绩井喷,产业欣欣向荣,市场发展迅猛。但深究影视创作的产业生态,仍存在较大偏颇,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一则,重短期票房收益,轻长期社会人文价值建设。随着越来越多资本涌入影视行业,短期逐利的创作浮躁现象比比皆是,急功近利为票房而创作的现象比较突出,而有思想见水平的诚意创作则举步维艰,影视创作的思想内涵建设与人文精神传承越来越严重的受到票房市场的挤压,遭到影视行业的普遍忽视乃至轻慢；二则,表达方式生硬僵化,人才队伍参差不齐。大量影视作品在如何表达“中国梦”方面相当缺乏创作想象力与思考力,有着明显的硬性阐释、概念先行、生搬硬套的痕迹,流于肤浅、失之浮躁、跟风制作、题材撞车现象突出,大量创作仍停留于低品质低水平的无序竞争状态,票房数据造假、掺水,热衷于追捧同质化、低龄化、娱乐化、炒作化的所谓的“热点”作品,口碑与票房的背离现象严重；三则,传播竞争力不强,与国家整体实力不匹配。由于影视产业成熟度、专业人才储备量、编创叙事吸引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多显著短板,当前有关“中国梦”影视创作普遍存在思想肤浅、表达生硬、浮皮潦草的痼疾,传播难以入脑入心,国际竞争力不强,与国家整体实力很不匹配。在面对鲜活的社会改革实践和思维空前活跃的受众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实现社会理想凝聚，国家形象传播、打通并融入国际话语体系过程中,尚难达到预期目标。

因此,在研究与实践的互动层面,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影视批评与创作引导。具体要重点探索并着力培育“中国梦”影视的四个“力”,即:如何以“中国梦”为精神价值引领,提升中国影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故事吸引力、情感穿透力、思想渗透力。针对症结问题,着力在实践策略层面全面优化影视产业生态,大力提升“中国梦”影视对优秀编创人才的价值吸引,培育孵化优秀创作人才队伍投身精品力作创造,增进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群对“中国梦”故事/形象的文化认同与心理认同。只有在现实中为“中国梦”影视创作与传播建立起了扎实的产业基础、创作基础、人才基础、观众基础,才能有效扩大“中国梦”的话语影响,推进中国影视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增益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注释:

① Sek K.,ShawMovieTown’s“ChinaDream”and“HongKongSentiments,Wong,Ain-ling,ed.,The Shaw Screen:A Preliminary Study,Hong Kong Film Archive,2003:37-47；GaryNeedham,FashioningSocialChangeintheHongKongMusical1957-1964,Leon Hunt and Wing-Fai Leung,ed.EastAsianCinemas:ExploringTransnationalConnectionsonFilm,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2008:41-56.

② Pang L.,BuildingANewChinainCinema:theChineseLeft-wingCinemaMovement,1932-1937.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2:7.

③ Silbergeld J.,Zhang Y,Silbergeld J,et al.,ScreeningChina:CriticalInterventions,CinematicReconfigurations,andtheTransnationalImaginaryinContemporaryChineseCinema,China Journal,2003,62(1):264-266.

一是“互联网+”模式下多元人才融合发展所需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足，网络信息系统功能还不健全。从目前情况来看，在“互联网+”模式下，重庆广播电视大学长寿分校发展过程中所建立的信息系统功能仍不健全。网站功能较单一，多以浏览信息为主。二是互联网的融合度还不够。“互联网+”的发展涉及信息网络、管理学等多方面，但学校精通互联网技术及其他相关行业技术的专业人才严重缺乏。

④ Berry C.,IfChinaCanSayNo,CanChinaMakeMovies?Or,DoMoviesMakeChina?RethinkingNationalCinemaandNationalAgency,Boundary 2,1998:129-150；Berry C,Farquhar M A.China on Screen:Cinema and N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⑤ Yeh Yueh-yu.,HistoriographyandSinification:MusicinChineseCinemaofthe1930s,Cinema Journal,Spring,2002,41(3):78.

⑥ 有4篇代表论文:John R.Eperjesi,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KungFuDiplomacyandtheDreamofCulturalChina.Asian Studies Review,2004(28):25-39; Christina Klei,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ADiasporicReading.CinemaJournal.Summer,2004,43(4):18-42；Kenneth Chan,TheGlobalReturnoftheWuXiaPian(ChineseSword-FightingMovie):AngLee's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Cinema Journal.Summer,2004,43(4):3-17；William Leung,CrouchingSensibility,Hidden Sense,Film Criticism,Fall,2001,26(1):42-55.

⑦ Peter Wilshire,MassHumanSufferingandPoliticalMachinations,Film International,Jun,2014,12(2):87-97.

⑧ Wong Ain-ling,Wong,Jacob,Hou Hsiao-Hsien'sTwoDreamsofLightandShadow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Jun,2008,9(2):251-257.

⑨ 黄仁:《侯孝贤的中国梦──海上花》,《当代电影》,1999年第21期。

⑩ 吴戈:《中国梦与美国梦——〈狗儿爷涅槃〉与〈推销员之死〉》,《戏剧艺术》,2002年第4期。

(作者袁靖华系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项仲平系浙江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刘 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梦’影视创作与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5ZD01)的研究成果。

*本文整体梳理“中国梦”影视创作及研究的历史轨迹,以“5W”为基本分析线索,从创作传承、文艺思想、话语表达等方面明确研究重心,进而为“中国梦”影视创作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及实践互动绘制前瞻性的学术地图,既是呼应当前研究热点,更是深入推进“中国梦”影视创作及研究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