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生比较优势”的专业化重构:当代新闻生产机制研究*
——来自某自媒体“虚拟编辑部”的田野调查

2017-01-06 09:34龚彦方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年12期

■ 龚彦方

■ 龚彦方

本文引入产业经济学“内生比较优势”学说解析处于信息社会“媒介域”中,即信息传送是以“施为性”与“交互性”为融合状态之下的新闻生产机制。本研究选取某自媒体作为田野调查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在处于竞争比较充分的信息环境中,当技术、社会资源和传播平台等“外生比较优势”天生不明显的前提下,自媒体的“虚拟编辑部”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当代新闻传播信息的“施为性”传播过程和“交互性”传递过程,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内生比较优势”。

内生比较优势;媒介域;交互性;施为性

一、信息、意义与被重构的“媒介域”

“媒介域”是信息的生产、分工与流通构建的一个流通领域,它蕴含着特定社会、特定的信息、人的传递和运输环境等各种因素,包括与其相对应的知识加工和扩散方法。德布雷认为媒介域是变化的,是与信息传递和存储的技术条件密不可分的,根据技术或环境要素的外部局限条件的改变,每一个媒介域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时-空组合①。

人类传播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媒介域”专业分工的演变史:手势与肢体语言、口头语言、文字语言、印刷媒体、电子媒体、数字媒体……每一种传播介质均对应着不同的信息生产内容、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新闻机构则产生了专业的生产流程和工作场域,新闻信息的生产也是“媒介域”进行信息专业分工的演化的结果之一。

以中国近代报业为例,新闻生产曾经历多次专业化分工,首先是工作场域的分工,报纸从业人员从身兼多职到记者、编辑和广告版面的推销员的各自工作角色的分工；其次是由于传播信息种类不同而导致的媒体机构的分工,媒体机构分离出一般性媒体、通讯社以及通讯员组织等等,这些组织的传播内容既有明晰分界但又相辅相承；紧随其后的,是新闻生产流程的分工,新闻专业生产过程的主要环节分离为新闻信息的采写和新闻信息的编辑,新闻信息采写着重于新闻信息(包括文本、音频和视频等资料)的采集与分析、新闻的文本写作等,新闻编辑工作则主要针对新闻信息的采写内容进行微观的编辑工作。

本研究认为,更为精细和深刻的新闻专业分工将会发生、或是已经发生在当代信息社会的新媒介域中。

当代信息社会的信息秩序与以往信息传播轨迹不同,因为它发生在“人”与“机”的互联的网络社会中,所有可视与非可视的社会信息都可以通过这些机器的终端接口产生输入和输出②,这是一种被重构的“媒介域”。在这些终端接口的技术支撑下,各种载体使得信息的发布与流通变得更迅速,发布者与受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发模糊直至完全融合,这种与以往信息传播模式有显著差异的传播介质、内容生产方式、社会介入模式以及多重循环往复的信息传导方式正在重构着互联网信息社会的传播秩序。

一般来讲,讨论信息传播秩序的时候,传播内容中的“信息”与“意义”是两个必须分开的概念,“意义的总和总是大于信息的总合”,且“意义的生产模式根植于人文科学”③。基于这样的理解和实践,我们可界定新闻信息不是一般信息。一般信息即使经过公开渠道传播,也不能等同于新闻信息；必须经过专业的新闻认知和辨别工作,筛选出有效信息；还必须将这些有效信息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产生关联——因为任何有效信息都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宏观因素的规范和约束，经过这些专业过程生产出来的信息,才能有可能成为新闻信息。也就是说,一般信息能否成为有意义的新闻信息是基于新闻专业工作者对新闻微观事实和社会宏观意义的交互融合的认知判断；也正因为这种“意义”的性质,新闻媒介可以成为社群之间进行精神交流的不可或缺的信息平台。④

如何完成从“信息”到“意义”的传播呢？德布雷认为媒介学的关键词是“传递”而非或仅限于“传播”。信息传播是在同一个时间空中的某个长时间过程中的“片段”或某个整体中的“碎片”,是过程中的节点；信息传递则意味着在不同时空中的“信息运动”,是“基于参与者的能动性与环境要素的结果”“传递”包裹着但不仅止于“传播”“还强调思维主体与物质客体的平等关系”⑤。在当代信息社会的“媒介域”下,我们可以将信息传送过程专业化分工为两个关键的生产环节,即“施为性(performative)”与“交互性(interactive)”。

“施为性”⑥通过“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的传播方式呈现可能的世界。以新闻传播而言,“输入”是由编辑部的决策和法规影响着话语内容和传播方式；“输出”是由受众影响着话语和传播方式；传者与受者不断地将各种“意义”附着在不同的载体中进行传播与交流,这是一种自省式的、循环往复地行为方式；这种“施为性”的内涵描述与上述关于信息与意义的差异性论述相映成趣。

“施为性”在传播场域中完成了“信息”与“意义”的传播；不过,由于计算机技术的特殊性,使得这种施为性传播可能跨越时空,并受到各类社会主体的介入影响,因而创造了独特的“交互性”传播,“交互性”包裹着但不仅止于“施为性”。延森将“交互性”的解析分三个层次:“交互性I”是计算机科学家以及普通电脑用户们所理解的“人与机的互动”,交互意味着对于一系列可预设机制的持续选择；“交互性II”是指媒介与社会结构中其他机构的关系,这是“通过机器产生的人际互动”,这种人际互动似乎正在对计算机(和其网络)进行某种“媒体第四权力”的赋权过程；“交互性III”,基于前两种模式的交互之上,是指社会结构与其成员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信息传播赋予这一过程以目标和意义,并且可能重构这些关系。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当代信息传播的环境要素中,新闻生产既不局限于以往的专业媒体机构内部的组织化过程,甚至也不再以“专业媒体组织机构”作为主要的“生产场域”；互联网技术和平台与传统媒体平分信息传播与传递的场域,甚至有取代的可能。基于媒介融合的认知,克劳斯·延森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利用可支配的媒体,不再满足于以往单向的信息索取和传播,而是通过网络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交互性”来协调或重构共处的社会结构⑦,这构成了当代互联网信息生产与流通的最重要特征和目的性。

二、“内生比较优势”以及边界条件分析

本研究的理论视角是“专业化分工”。从产业演进的角度来看,新“媒介域”的形成与其说是当代信息技术推波助澜而生的新媒体生态环境,不如可以理解为由技术和市场需求导致的更加深入的专业化精细分工而成的结果。本文拟沿用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学作为解构新媒介域中新闻生产进行专业化产业分工的学理支撑。

自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已经发展至少三种不同的有关产业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分别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或比较成本)学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行业内贸易”模型。其中尤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应用甚广。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尤其看重“外生比较优势”,即强调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各国之间存在着天生的外部差异性(例如因为技术、制度或其他原因),通过比较相对劳动生产率,发现相对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那种产品有比较优势；同样的,以资源禀赋而言,劳力相对较多的国家应该出口劳力密集的产品,而资本相对较多的国家应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按照这种“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模型,发展中国家将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产业作为主要支柱型产业；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则输出技术和资金资本；如此搭配,两种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均可以从中获利。从现实观察来看,“外生比较优势”模式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形式,例如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的“世界工厂”。

经济学家杨小凯则认为是“内生比较优势”而非“外生比较优势”决定着企业是否拥有更强的竞争力⑧。他认为“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包括嗜好、禀赋和生产函数)”,这种比较优势不可能绝对存在、更非一成不变,在外生比较优势不明显或不存在之际,决定企业胜衰的应该是通过内部分工形成的某种比较优势。

“内生比较优势”则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专业化分工→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总合生产力水平高于自给自足水平→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产生这种传导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可以节省“人力资本与知识积累”过程的“重复学习的费用”,使得人力资本和知识可以不断集中于某一专业领域,并且通过不断地积累,使得机构组织在这一领域的专业能力有可能在同行业中具备“内生比较优势”,从而形成更加强的竞争力。

基于产业分工造成的“内生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生产过程的再分工——这可以理解为“学习费用的交易成本”的持续减少——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从而成为加速知识积累和内生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其中,“技术进步”被杨小凯定义为内生比较优势演进过程中的主要自变量。

这或可解释在某些新兴领域,当各个国家或企业的生产水平起点相同之时,原来处于外生比较劣势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某些方式(例如内部研究与开发)达到较高的世界水平,例如华为企业。“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之于产业分工来讲,其现实启示在于在外部条件天生相当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运用这种规律,重视利用新技术培养“内生的、动态的、可演进的比较优势”,从而谋求竞争优势。

新闻生产研究是新闻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但以专业分工视角来研究新闻生产流程的研究文献并不丰富。塔齐曼以新闻采访对象的分工角度提出了“新闻网”(news net)的概念,塔齐曼认为新闻生产就像撒网打鱼,新闻关注的事情往往就是那些“大鱼”,媒体会不自觉地忽视“小鱼”,而这些“大鱼”正是社会上的建制代表⑨。甘斯指出影响新闻的最重要的两大因素是政治社会权利对新闻机构的影响,以及新闻机构本身对效率的重视；同时,新闻机构的经营行为是针对受众收缩(及其产生的利润下降)和正在浮现的新旧媒介之间的“劳动分工”的一种反应⑩。

上述各个研究还有一个共性,即所研究的“媒介域”仍为平面媒体时代的“专业新闻编辑室”。但是,如前文所述,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信息传播与传递的场域已经成为新闻信息生产的主体“媒介域”了。并且由于发展时期、技术、平台和社会资源等外部条件相当,新媒介域下的信息媒体的竞争实际是处于外生比较优势并不明显的前提下进行的。

三、自媒体的“虚拟编辑部”的模式分析

“虚拟编辑室”是这个自媒体的枢纽平台,是一个利用微信、邮件以及协同工具“tower”等互联网工具建立的虚拟工作场域,由一名核心编辑人员(即自媒体的创始人)和2-3名实习生组成,每天工作时间不到8小时,有四项主要工作环节:其一，核心编辑通过专业新闻策划,判断哪些故事、哪些人可以成为被采访对象以及采访内容,并以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和方法选拔和培训新加入的俱乐部成员；其二，对采访双方进行专业、地域和工作时间上分工,将新闻信息的内容生产众包给这些成员,包括老成员对新成员的采访,也包括各个成员之间的相互采访,从而完成“信息匹配”和“交叉信息核实”的专业性工作内容；其三，“虚拟编辑室”对报道内容进行编辑、整合与发布,以确保内容的品质和格调的一致性。该自媒体的微信每周更新四次,一般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或周五)，网站的内容随时根据新的内容更新,一般与微信同日更新,有时稍微晚于微信；其四，“虚拟编辑部”通过“社群信息共享”的方式培育所有参与新闻生产的俱乐部成员以“责任感”和“荣誉感”的感性体验建构、维护该自媒体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

本研究的参与者之一曾全程参与了中国三明治中“三明治实验室SANDBOX”的筹划和早期运营。这是一个创新类的孵化项目,以微信的阅读习惯来进行内容编排。SANDBO是“沙盒”的意思,在计算机术语中指“创新的试验场”。这个项目专为俱乐部中活跃在互联网行业中的创业者所度身订做,以“I·D·E·A”进行标识,即指创新者(Innovator)、设计师(Designer)、行业专家(Expert)和分析师(Analyst)这四类人士。

例如第一期的“行业专家”的故事主角是Google前员工陈先生,现供职于某中国互联网公司,从事互联网广告、市场营销及知识管理工作,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某文化公司签约的科幻类作家。在与中国三明治的数次合作之后,陈先生也从单纯的被采访者变成了报道成员；同时还成为该自媒体线下活动“听潮2015年”的嘉宾；在由另一位“sandbox”成员李女士所组织的某科技杂志社的现场活动中,陈先生也成为其嘉宾,在这次活动中,陈先生不仅成为这本科技杂志的采访对象,也成为这本科技杂志的未来撰稿人。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虚拟编辑部以“资源的接近性”大大降低“信息沟通成本”,从而迅速地完成了信息传送的分工。“寻找故事”和“核实故事”是其主要工作内容,有趣的人和故事并不会自动的来到中国三明治,核心编辑室的几个成员也不可能仅由自己来获得这些消息,因此,以“资源的接近性”为筛选标准,将目标人群(报道者、被采访者、传播受众)聚集在“I.D.E.A”这四类专业人群之中,极大提升信息传送的有效性和内容生产的精准度；“资源的接近性”还帮助核心编辑完成了新闻生产过程中信息成本最高的一个环节——信息自我筛选与核查的工作。

开放式的“信息交互式与共享模式”则使得组织内部的固定资源变成流动资源,并完成了可持续的“信息内循环”。一种循环方式是在核心编辑部与报道资源之间的垂直共享:在完成采访之后,通常情况下,采访人会先完成稿件,稿件发给核心编辑部成员；然后双方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资源共享,例如在采访资源地举办活动,并由核心编辑部支付一定费用；另一种循环是“网络社群式”的横向共享,三明治报道成员们通过彼此的专业资本、社会资本和人际资本建立了一个交互性的“三明治社群”,例如上述“sandbox”成员之间就是这样通过微信、邮件,以及现场活动等多种方式,社群里的“组织信息”衍生出更多的社群内或社群外的信息,一个信息之间的联结又不断地延展出其他的触角,构建起了一个持续扩张的“三明治社群”。

如何建构新媒介域中信息生产的内生比较优势？

其实,从研究信度而言,该自媒体并非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成立时间过短；从内容产品来看,公信力和商业利益纠缠其中,难以完成新闻专业性的要求。但是,在竞争比较充分的信息传播平台上,随着更多专业人士的加入而逐步发展,社群式的“资源交互分享”依然催生出了该自媒体的“内生比较优势”,并且已经生成可观察到的边际收益:

(一)如前文所述,核心编辑通过新闻专业化分工过程完成信息“传播”或“施为性”过程,即将一般专业信息转化为有效的、有“意义的”新闻信息并进行传播；相比其他自媒体平台这种传播是相当高效率的,体现在内容产品的创新种类多样性、更快的传播速度以及更高的专业信息质量。

(二)更进一步地,信息“交互性的分享”不仅降低节约编辑部交易成本,并且由于社群规模的扩展,使得社群中信息生产的边际成本下降,从而令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以尽可能低的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边际收益,体现在三个方面:1.俱乐部成员可以通过社群信息共享进行专业化的学习,降低社会资本的搜寻成本,提升自我资本的边际收益,从而极大地增进了俱乐部成员之间的“有效粘性”;2.“创新”既是社群中最主要的报道内容也是这个自媒体最重要的、最具价值的实践体验,与“创新”有关的任何信息故事因此也成为最具意义的信息生产和分享的内容;3.由于前面两个条件,这个社群既类似“俱乐部”但又区别于“俱乐部”,因为这些成员并非“交了会费了事”,而是持续地为俱乐部创造了各种边际收益,并且这种边际收益还“反哺”了该自媒体当前低廉的编辑部预算投入,例如由成员自行组织的线下活动会向核心编辑缴纳少许的活动宣传经费。

进一步的,从产业分工角度理解新闻信息,我们发现,基于分工而产生的“内生比较优势”在过往的新闻生产分工过程中表现得并不明显,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新闻业“天生外部条件”有关——由于传统新闻机构的不可更改的国家属性、持续的国家或地区行政补贴、数字化产业政策等等人为地造成了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党报系列与市场化报业之间的竞争差异性,传统媒体时代拥有的市场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些外生条件(特权)的基础上的。但是,在基于互联网技术创新而生成的当代信息新“媒介域”中,信息传播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行业保护的制度壁垒变得或微或被自然消解,信息主体的参与自由度和数量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因此,信息生产机构之间的竞争较之传统媒体时代则更接近自由市场的竞争状态,是信息市场的用户容量和信息生产的专业质量,而不是行业制度的许可或其他的外部条件决定着信息竞争的边界条件。

注释:

① [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扬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262页。

② [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18-20页。

③ [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55-58页。

④ 龚彦方:《当代新闻编辑:从宏观思维到微观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9页。

⑤⑦ 陈卫星:《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闸释》,见《普通媒介学教程》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7页。

⑥ “施为性”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朗肖·奥斯汀(John·L·Austin)提出的语言中“以言行事”的现象。奥斯汀认为有些语言并非只是在陈述某种现象,而是通过语言实施某些行为,即可认为“表演”,语言本身即是这种表演行为的部分,例如人们觉得自己被语言伤害了,但实际上起到伤害效果的是语言的模式、表演方式等等(Judith Butler,1997)。再例如,图像即是人类社会中可以激发人们产生崇拜信仰行为的某种标志,对图像的崇拜成为塑造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式。在图像化时代,图像更是通过其机械复制的特性刺激着大众的物欲,带来消费行为。(杨宁芳:《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探究》,《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段德宁:《施为性:从语言到哲学》,《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⑧ 张定胜,杨小凯:《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李嘉图模型和贸易政策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03年第1期。

⑨ 参见[美]塔奇曼:《做新闻》,刘笑盈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版。

⑩ 参见[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洪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