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的研究

袁巧凤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作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党的十七大重申要抓住和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在坚持预判的基础上强调：“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2］那么，什么是战略机遇期及其在我国发展中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哪些具体改变呢？当前，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有效抓住、利用和主动创造新机遇，积极妥善地应对新挑战、更好地开展战略机遇期的各项工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基于政策层面对国家发展宏观战略性决策和部署的预判，“已成为许多国家对其未来中长期发展前景进行宏观评估时的通用词汇。”［3］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在特定时空维度内，把握当时所有因素的发展重心趋向并能切实有效利用，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直接或间接地产生重大利好作用或者良性互动的黄金发展期。一般认为，战略机遇期是时间、空间和价值三个维度内涵的集合。

（一）就时间维度而言：它是指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发展阶段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立于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对其存在时间的判定或预估。在此时间跨度之内，均是国家的黄金发展时间。其既为战略层面运用，就并非是一个定点时刻，绝不能以天月等计算。战略机遇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跨度或发展阶段，是国家对未来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评估。

（二）就空间维度而言：它是指在特定时期内对国内外发展趋势的统筹把握和切实有效利用

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是强势、单一的发展因素所能左右的，它是各领域的复杂因素的综合体。它不仅要综合本国的复杂因素，还要考虑国际因素的影响；不仅要准确把握国内外各种因素当前的发展态势，还要对未来的发展态势进行预估。如若能准确地把握和充分利用在此基础上而得出预判的发展态势，就能形成对其发展具有决定性和深远影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三）就价值维度而言：它是指能够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直接或间接产生重大利好作用或者产生良性互动的时期

价值一般分为理论性价值和实践性价值。重大战略机遇期就是在理论上能够作为战略指导和实践中能够产生巨大的有利影响的机遇期。第一，理论层面的战略指导。国家发展战略的合理制定和有效贯彻是基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预判的指导。这将会与国家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良好的互动及相互推动的发展态势。第二，实践层面的利好作用。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其将会对特定的主体具有利好作用或能够形成良性发展，且其主体的利好作用贯穿其整个发展过程。

二、“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新变化

虽然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但其存在的因素具有时效性，是不断进行分化重组的，即其构成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故而，在同一期间内，其具体内涵和条件也是不同的。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层次蔓延及国内经济发展亟待转型升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再次郑重提出我国仍然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强调准确判断其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新变化

就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而言，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发展进度、国家战略部署和时代机遇三个层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综观国外突变局势及国内发展态势，我国不仅调整了国家战略，还重新审视了机遇。

1.就发展阶段而言：由高速发展期进入中高速发展期。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更多指向有助于各个领域迈入相对较快的发展新高度。目前，中国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且国际政治局势变幻莫测。

第一，经济上：我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即进入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发展阶段，改革亦步入攻坚期，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调整与转型。

第二，政治上：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却也引致某些大国的“称霸焦虑”和敌视。此外，我国腐败问题惩治虽厉却未根治。

第三，文化上：在国内，我国推动文化和教育资源均等化发展取得可喜成就，同时，也存在文化市场亟须整肃等问题。在国外，以文化自信为念、以文化自觉为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历程在不断推进，但文化强国之路任重而道远。

第四，外交上：我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却往往被质疑走不出“国强必称霸”的怪圈，某些国家直接或间接地挑衅中国或离间破坏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国内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目前由高速发展期步入中高速发展阶段。

2.就战略层面而言：由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发展目标在深化。从党的十六大至十七大的十年间，我国一直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并为之不懈奋斗。党的十八大则结合我国发展现状和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审时度势，将奋斗目标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升级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历史条件下实现群众利益的一种重要的阶段性目标。”［4］“建设”至“建成”，一字之差，却展现发展“质”的提升，提出更加鼓舞人心的新阶段性目标，即将切切实实的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蓝图，更加明确地呈现在全国人民眼前。

第二，战略总布局在完善。随着战略目标的丰富，我国发展布局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创造性地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推动全面健康有效地发展。一是就总布局而言，党的十六大在“两位一体”的基础上提出“三位一体”，而党的十七大增加社会建设，将其拓展为“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更是创造性地增设生态文明建设，完善为“五位一体”现代化总布局。二是就战略布局而言，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5］及习近平2014年首次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6］2015年，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开班仪式上，首次将“四个全面”作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至此，我国由局部的、不全面和不协调的战略布局深化到总体的、全面的和协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

第三，发展绩效科学有效。一是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变化。在以往发展的过程中，存在重速度轻质量的问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超高速的经济发展。虽然我们逐渐认识到此方式的弊端，但仅仅是有意识地作局部的微化调适。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大力推进科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7］“两山理论”已经成为发展战略的生动表述。二是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党的十八大对经济发展提出了质和量的要求。一方面，大幅调升经济增长目标，即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及城乡人均收入均比2010年翻一番。其经济增长规模远超十六大的以2000年为发展基线的增长总量；其增长质量惠及面更广，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原则。另一方面，“十八大要求两个翻番必须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8］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得更鼓舞人心，同时，将生态和科学发展理念贯彻其中，使其发展绩效更科学有效。

3.就发展机遇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定所基于的某些重大历史机遇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由全面开放到全面深化的改革开放的新机遇。改革开放不断将我国发展推至新阶段，其自身亦在逐渐调整和完善。一是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两个市场。现阶段，我国已步入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在国际经济社会中的比较优势由“两级互补”转为“承上启下”。这就决定了我国同时要向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以深化国内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二是提升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和资源利用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内优势，引进国外高端生产要素，推进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逐步占领技术高地，勇攀国际产业链顶层。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国际市场及优势资源，构筑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双向发展。三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速低迷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弊端凸显，均对我国的发展模式提出新的挑战。“倒逼出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9］

第二，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和制度优势日益凸显的新机遇。一是改革开放为我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有了质的飞跃。科技方面，我国注重培养高科技人才，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不断实现技术突破，逐渐赶超发达国家科技水平，同时，各国与我国科技合作意愿不断增强。文化方面，孔子学院使中国文化越来越为世界接受，其影响逐渐深化和蔓延。在建设文化强国之路上，自觉传承和自信展现中华文化，并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伟大目标而阔步前进。二是经济的强势增长逐渐凸显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新增就业持续增加，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10］经济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均等化程度不断提升，使更多的人能共享发展成果。随着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强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落实在政策中，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由战略合作转变为主动构筑和平环境的新机遇。基于国际问题的解决和国家力量的增强，我国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并积极主动构筑和平发展空间。一是虽然美国视我国为战略中需要警惕和敌视的力量，但是，基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实力，只能与中国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二是在国际社会中，全球性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致使世界性合作趋势不断加强。三是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话语权不断增大。“这使我国拥有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动管控摩擦、维护区域乃至全球和平环境的新机遇。”［11］故而，我国力求自身发展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以全球性难题合作为契机，极力构筑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坚持和平的外交方针，勇担国际性责任和义务，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第四，由“华盛顿共识”到新兴大国元素的国际体系新机遇。自新世纪始，新干涉主义抬头和国际金融危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国际政治社会跌宕起伏和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一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华盛顿共识”不再适合新发展而被迫经历着转型。一方面，国际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发达国家），希望以“再平衡”恢复失控的国际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大国，迫切希望构筑能够体现其利益最大化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二是全球范围内的发达国家均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的经济发展下行区间，呈现迟缓的发展态势。而长期处于利益链底层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群体性的崛起，形成经济战略性合作并构筑利益最大化的国际经济规则。双方在力量角逐中构筑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无疑会更多地体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均会为我国发展争取更多的发展战略空间。“最大的战略机遇期是中国能以新兴地区大国的地位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都是有利的。”［12］

（二）“重要战略机遇期”不利条件的新变化

1.美国“战略东移”，重返亚太。过去，美国为攫取全球范围内的最大利益，将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和中东。随着在欧洲和中东相对利益的攫取、东方国家经济普遍快速增长及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将推迟了整整十年的“东移战略”提上日程，并紧锣密鼓地加强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洲，美国将会重新配置其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来重点对付中国，‘中国开始感觉全面‘被遏制’，连续了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已经悄然结束了’。”［13］且不论重要战略机遇期有无终结，毋庸置疑，我国发展受到美国的压制或约束。最突出的表现是：其战略狂热追随者日本和韩国对军事战略扩张以及部署“萨德”系统。虽然美国“重返亚太”困难重重，且不会退出欧洲和中东，但是，其来势汹汹的战略转移，将会对我国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和稳定的战略合作布局造成巨大冲击。“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预判优势将会有所弱化，良好的发展态势无疑将会受到约束和限制。

2.世界经济发展迟缓与深度调整。第一，我国持续快速地增强实力、更深层次的参与国际机制和广泛发展多边外交，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必然会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关注及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敌视和防范。第二，全球性的经济缓慢复苏态势，将导致外需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态势仍在延续，‘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及外溢效应变数较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14］第三，基于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分配的结构性对立，“逆全球化”的思潮在西方有不断蔓延的趋势。虽然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但是，发达国家对世界的领导权并未完全丧失。在国际经济深度调整的局势下，全球经济环境的相对趋紧及对中国的“捧杀”政策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3.国内体制机制调整与社会转型。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亟须体制的升级以辅助其发展，因而，改革亦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亟待相应配套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更多地触及深层次的利益矛盾，还触及上层建筑领域，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和社会结构的深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十分困难。”［15］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各类隐性和新增的社会问题和困难日益凸显和亟待解决。二是在体制机制调整过程中，难免会触碰到既得利益者的底线和惯性思维禁锢而使改革受阻。故而，国内体制机制调整和社会转型，均需要妥善解决，方能给发展带来新动力。

三、中国应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变化”的基本策略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综合国内外大势做出的伟大战略预判。如若我们能准确把握并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将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事半功倍。

（一）树立正确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观

1.我国处于大有作为且要有所作为的阶段。大有作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内建设中会大有作为，即实现自身全方面高效持久地发展。诸如2016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圆满完成，‘十三五’实现了良好开局。”［16］第二，在国际社会中将会大有作为。即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筑造有利空间。在战略机遇期内，我们不能仅凭战略预判坐待成功，要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并发挥其最大价值、提高利用效率而大有作为。

2.危机机遇共生，机遇胜于挑战。中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不意味着发展将会一直畅顺无阻。正如党的十七大指出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17］判定机遇大于挑战，亦非对其量化的较量，而是在宏观战略上对我国发展态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预判。辩证地剖析战略机遇期且坚信机遇大于挑战，是对我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会大有作为预判的信心。

3.塑造并延伸期限。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时间跨度具有伸缩性。我国以前强调要“顺势而为”。随着政界学界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由把握和利用的“被动接受”转变为塑造和延伸的“主动构筑”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在今后10年中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主动去塑造、维护战略机遇期。”［18］如果我国能够不断克服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期间阻碍和困难、主动创造良好的新条件、抓住并切实有效地利用机遇，就能够塑造或相对延伸战略机遇期。反之，将会使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实际持续时间比战略预估时间缩短。

（二）采取有力措施，延展“重要战略机遇期”

1.积极构筑亚太平衡新秩序。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太”，是基于在欧洲和中东既得利益已见成效与中国高速发展而产生的“称霸焦虑”。和平稳定的亚太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门户，也是我国发展的莫大助力。因此，面对美国的战略冲击，我国必须根据亚太地区最新的发展态势，及时调整自身的战略规划，准确定位发展方向，推动一体化经济的发展，借助战略合作的契机，不断加强与亚太国家的交流和对话，积极构筑亚太平衡新秩序，实现机遇共享、利益共享，力求实现亚太利益和中国利益的双向推动、双重发展。

2.深化战略合作，树立大国形象。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我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但是，我国实力的增强却让世界产生了疑虑和恐慌。因此，我国应“以成熟大国的理性与心态，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与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努力通过自身的发展积极地影响世界。”［19］基于此，我国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努力推动国际社会规则的建构和难题的解决，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为世界的发展贡献力量。

3.推动世界经济政治结构的调整与发展。第一，推动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要充分利用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建言献策，并推动其调整和稳定发展，为世界各国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搭建合作共赢的发展平台。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提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20］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提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21］我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在世界范围内构筑多边发展合作平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力求与世界的发展接轨并将发展利益惠及世界。

4.坚持全面改革，优化社会结构。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在经济增速相对降低的情境下，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着力谋求新阶段的新发展。要把以外求增转型为养内求增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持久拉动；抢占科技高地，实现产业升级；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形成高效、向上的发展态势；不断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社会，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坚持全面性改革。我国经济改革已经相对固化，若要向更深层次发展，必然要突破囿于经济领域的既有改革，逐步深化其他领域的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2］第三，着力优化社会结构。我国应加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发展难题的力度，建立相对完善的民意反映机制。此外，要将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妥善解决差距困境、公平困境，同时，还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等社会难题。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18.

［2］［8］［2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3］徐坚.“战略机遇期”理论剖析［J］.瞭望新闻周刊，2003（29）.

［4］赵园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依归［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6（02）.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

［6］霍小光，王俊勇.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向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4-12-14.

［7］［1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2.

［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27.

［10］［13］吴涧生，杨长湧.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研究［J］.中国发展观察，2015（02）.

［11］吴成良等.世界眼中的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N］.人民日报，2013-01-17.

［1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单行本出版）［J］.全国新书目，2015（11）.

［13］马小芳，谭琦.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内涵、条件新变化及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4（37）.

［14］李伟建.如何认识当前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基于中东研究的视角［J］.西亚非洲，2013（05）.

［15］［17］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17-03-17.

［16］杨瑞茹，程虹.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挑战与机遇［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05）.

［19］鲁传颖.条件与内涵变迁—有关“战略机遇期问题”的国内研究文本解读［J］.国际关系研究，2013（05）.

［20］吕杰，王道云.当前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变化探析［J］.社科纵横，2014（04）.

［21］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N］.人民日报，2017-05-16.

［22］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