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

2017-01-24 08:00左乐平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7年6期
关键词:理政治国马克思主义

左乐平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它体现了什么样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它表现了何种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观,这就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因为这既有利于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内涵,也有利于我们深刻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科学规律。但是,从相关文献调研来看,学界对此问题实际上涉及的较少。有学者是从习近平个人是如何来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两大问题而展开,由此来论述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1]从习近平个体维度来探究是有意义的,但是,忽略了从整体性维度来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观,而后一维度对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极为重要。因此,在学界探究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究竟显现了何种具体马克思主义观,究竟具有何种个性特色,这种马克思主义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究竟具有何种历史地位等问题。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

(一)理论渊源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也具有中国的特质,因此,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来源表现为多源的,而不是单一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根源,也决定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进行艰苦的探索,揭示了现实的人的发展规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既是“伟大的认识工具”,也是“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无可置疑的科学性和无比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处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核心地位,规定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根本性质。当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土化。”[2]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直接思想资源。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有承继的,不是接着前者说,就是顺着前者说。接着前者说,意味着在承继前者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发展;而顺着前者说,意味着是在前者的思路和框架中前行,缺乏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则是接着前者说的必然结果。这里的前者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围绕“什么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的理论成果,是接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基本价值来进行创新发展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到一个新阶段。”[3]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直接思想资源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理论资源。任何理论和制度,如果不与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等相结合,那么,这种理论和制度都是外在的,并不能够真正融入民族精神和价值中去。为此,我们在研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时,也不应该脱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因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是脱离中国土壤的悬空的思想,而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智慧和哲学真理,这可以从其引用的中国典故、故事、诗词等表现出来。实际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现实依据

所谓现实依据,实质上就是事物或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那么,我们要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产生的历史条件,就必然需要阐明我们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4]其中,“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到底究竟为什么。正是由于这种“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决定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何以产生。那么,“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具体表现为什么呢?

1.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我们正处于“发展起来的阶段”。虽然我们现在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发展起来的阶段”与“未发展起来的阶段”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不一样的。邓小平曾经说过,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习近平也深刻指出,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而且,我们所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新问题。比如财富增长之后,如何实现公平分配的问题?如何实现秩序和效率的有机协调问题?如何解决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和坚持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和矛盾都是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来解决。

2.从矛盾的发展过程看:发展依然是我们的主要矛盾,但是,发展的动力、内涵、方式和意义却在发生变化。矛盾的发展变化必然需要解决矛盾的新理念。由于我国发展中出现了新矛盾和新问题,所以,也就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来解决。故此,五大发展理念的产生,也就有其必然性,它“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5]这一发展理念解决了我国发展的动力在于创新,发展的方式和内涵在于协调、绿色和开放,发展目的和意义在于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实质上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实质上是基于发展的新矛盾而产生的。

3.从总体性思维看:我国实际上是面临着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转型升级。我国社会正处于整体转型升级时期,一方面,强调这种社会的“整体性”,即是全面的、多方面的、立体的。另一方面,强调这种社会的“转型性”,即是发展状态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中国社会这一变化现实,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目前面临的新的历史特点。为此,这实际上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维方法来观察、分析和思考我国社会。因此,强调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总体性提升阶段,也就必然要求我们从整体性和全面性来推动发展。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是从总体性解决我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的结晶。

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牦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悦。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科学内涵

所谓马克思主义观,是指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看法和观点。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存在过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实际上存在着“五次争论。”[6]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观是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正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促进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而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则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造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挫折和失败。从本质上而言,马克思主义观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事实问题。二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价值问题。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实质上就逻辑地蕴涵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和根本看法;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质上也是蕴涵着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前提。所以,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其具体内容也就体现在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上面。

(一)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

如何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的问题。前者属于形式和方法问题,后者属于内容和实质问题,二者是紧密相连的。

1.就认识的方法论而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处处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关键是其世界观是科学的,从而由世界观决定的方法论也是科学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表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这一“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7]习近平反复强调,在实现“四个伟大”征程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从而增强我们“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8]由于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事物,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成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就具有了坚实的科学方法论前提。实质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基础。所以,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透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本条件。

2.就认识马克思主义而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处处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因”。马克思主义性质到底是方法还是教条,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存在激烈争论的。[9]但是,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方法,不是教条,是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统一。

第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方法的,而不是教条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揭示的西欧社会的发展规律认定为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0]从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容改变和不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恩格斯对此错误观点进行强烈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而是方法的和行动指南的,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且依据中国所处时空条件的特点,与时俱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习近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发展性和开放性的,并不是处于“历史终结”状态的真理,反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11]习近平反对两种非马克思主义态度,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二是根据需要来“生硬‘裁剪’”实践,以此来照套马克思主义。[12]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是方法和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的思想,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推进了“四个伟大”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科学的,也是意识形态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只具有革命的批判性质,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则悬置起来,这种观点主要表现为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只具有科学性质,但是,却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这种观点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观点,实质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既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也具有科学性,二者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既具有科学性,也具有革命性,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三大规律”认识的新成果,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新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新续写。实践充分证明,正是由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才取得巨大成就。就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对一切违背人民利益发展的错误观念和体制机制等进行批判和变革。如改革要全面深化推进,强调要涉险滩,要啃硬骨头,破除各种利益藩篱和利益固化,这本质上就体现了一种批判性。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其他主义,这也表明了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非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的批判。这种批判性可以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精神。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表明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无产阶级实践的历史经验表明,存在着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前者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根本缺陷是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际,它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真理。如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以及中国的王明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主观主义态度,没有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实践马克思主义;后者表现为主观符合客观,理论符合实际,强调要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具体的真理,也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同规定之统一。”[13]是“包含着丰富的特殊东西的普遍。”[14]这种观点反对抽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凡是无产阶级事业取得重大进步的时期,都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充分彰显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了主观主义的态度。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社会主义事业,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以及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2.要增强理论的指引力和引导力,突出理论的重大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实践的创新和发展,需要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当我们的实践进入到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理论的创新和作用就极为重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强调了理论的指引力和引导力。因为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到了深水区和啃硬骨头的阶段,而且,我们的改革决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所以,顶层设计必须与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要做好顶层设计,就需要理论创新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习近平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对那些经过反复比较和实践得出的正确理论,应该坚定坚持,“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19]“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20]同时,还要实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重视理论的作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实践证明,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很难有效推进实践发展的,特别是当我们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更是如此,否则,中国这艘巨轮的航行就有可能出现偏差,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习近平说,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因此,高度重视理论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

3.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如何融合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本土文化来移植一种新的文化,因为本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实质上是构成了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国民的精神气质。所以,马克思主义也就必然会遇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如何处理这一关系问题上,我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习近平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要承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决不做“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21]我们对自己的老祖宗不是弃之不顾的,而是认为中华文明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22]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沃土。”[23]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问题,特别是要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工作。[24]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种封建主义文化,需要提升和改造,以使得它适合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它必然要扬弃前现代文化,创造出一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型文化。所以,“应当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二者的交融与互动作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生要求,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25]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实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高度契合,它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精华,内涵着中华文明的五千年文化底蕴。因此,可以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正确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鲜明品格

(一) 突出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特点。问题是最重要的,它反映了时代的呼声和精神状态,也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和核心需求。所以,问题也就成了创新的动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只能从问题出发。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是紧扣问题而展开的。问题是激发它的动力源,也是它发展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的一切革命活动,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好中国的问题,渗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强调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注重了“关键问题”的解决。[26]在解决问题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这就是“问题倒逼机制”。问题成为核心,成为导向,成为主题。那么,问题的主题是什么呢?习近平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7]那么,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中心问题必然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一中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四风”问题,我们提出了“八项规定”,化解“四大考验”和应对“四大风险”,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针对改革中的问题、矛盾和难题,我们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强调问题倒逼式的改革;针对社会公平问题,我们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思想,强调以法治思维方式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针对社会建设问题,我们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针对发展中的生态破坏问题,我们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体现了“深沉的人文关怀”的生态文明思想,[28]等等,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强调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来施政治国。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生发地和生长点”和“逻辑起点”,就是“问题导向、目标指向和精准发力。”[29]因此,把握问题导向,对于深刻认识和准确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充分体现了它的鲜明特点。

(二)坚持科学性

所谓科学性,是就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容性质而言的,主要强调其内容深刻反映了社会存在的发展规律性。之所以说是科学的,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执政,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执政条件和执政环境等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我们深入把握执政的规律,特别是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执政经验的总结,强调执政价值的人民性、执政方式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执政主体的全面从严要求、执政权力的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各个方面,等等。这些都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规律。

2.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习近平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五百年,并明确指出,对于如何治理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有待努力探索的课题。虽然我们已经取得诸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如改革开放是我们高举的旗帜,它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如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设计上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等。这些都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真理,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基于新的时代主题和时代问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揭示了面对人类的共同困境和生存问题,我们必须树立休戚与共的理念,摒弃单纯的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纷争,要求文明交流互鉴和相互学习,建立一种共生共荣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所以,它是对人类社会的智慧贡献。总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深切地回应了时代的问题,揭示了时代的发展方向,辨明了时代的规律,充分体现了其科学性。

(三)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

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观,总是伴随着一种与实践相适应的理论思维能力。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情况,特别是我国前进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面临的矛盾、问题和难题是很多的,而且是具有全局性的。这些矛盾、问题和难题,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导致颠覆性和根本性错误。所以,这就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渗透着辩证思维等科学的理论思维智慧。辩证思维可以表现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这四种思维方式,所以,从本质上而言,这四种思维就是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关注全局和发展趋势,也就是一种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注重具体的历史的,也必然是一种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强调矛盾、差异和发展,本质上就是一种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把握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则和事物的质,也就必然要求底线思维,底线就是原则和事物的质。这些思维方式的提出,实质上是适应实践的需要和要求、应对复杂性问题而提出来的。所以,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突出特点,充满着实践特色。

(四)鲜活的语言和价值的人民性

一种马克思主义观,总是需要一种独特的表述方式,也是需要语言载体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具有鲜活的语言特点:生动形象,富有民族文化底蕴,极富号召力,内涵深刻,特色鲜明等。如中国梦,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道路,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语言表述鲜活有力,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

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观,总是体现着一定的立场和价值旨归。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渗透着人民性的价值旨归,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人民获得感的提高。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0]这句话实质上就充分揭示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价值旨归,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总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其特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表现出其特有的理论内容,彰显出其特有的品格,所以,我们可以讲,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观,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特别具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中国实践下的创新和发展,是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此,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和新水平。因此,其作为经验个体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又具有经验总体的方法论意义。因为这种个体性和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观,实质上又表现出一种普遍性和共性,也就是表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性质。因此,我们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从而彰显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经验总体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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