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义利观：内涵·实践·对策

郭兵云 陈邦瑜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013年，习近平在担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中（在访问非洲时）提出了正确义利观，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并阐述此理念。正确义利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新环境下提出的重大外交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近代以来国际社会中盛行的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某种矫正。自正确义利观提出至今，学术界鲜有学者对此重大理念进行系统梳理、深入挖掘。本文将在厘清正确义利观思想来源的基础上就此进行探讨。

一、正确义利观的思想来源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正确义利观是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一切有关正确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外交理念。它主要有四大思想来源：

（一）国际道义

在极端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是矛盾与冲突的关系，因此，国际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有效的国际道义，国家也无须遵守国际道义。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社会中客观存在国际道义，并且国际道义对维持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利益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国际道义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遵守国际规范；维护和争取国际和平；倡导和追求国际平等；伸张和支持国际正义；承认并增进全球利益。［1］

（二） 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理念，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战争年代，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只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2］在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主题的时代，国际主义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协调国家利益，化解安全困境，力争合作共赢。具体而言，就是要参与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最大限度的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区域共同体建设。新时期的国际主义，由于其内容与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的国际主义有质的区别，因而被称为新国际主义。［3］

（三）新中国的优秀传统

“中国外交的特色，源自于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外交走过了六十多年不平凡的历程，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4］其中，1954年前后，中国与印度、缅甸三国共同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和认可，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准则。1955年4月，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十项原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1964年2月，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期间提出了对外援助八原则。这些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出来的原则，都充满了道义精神，具有丰富的义利思想。

（四）传统义利观

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围绕这个问题，不同思想流派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儒家提倡重义轻利、先义后利、本义末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杨朱学派则是“见利忘义”的代表，认为逐利是人的本性，提出了“不以一毛而利天下”的口号。法家和墨家则介于这两者之间。法家继承杨朱学派，立足于人性恶，提出了“贵利轻义”的主张。同儒、法均不相同，墨家提出“义，利也”，并将“义”等同于“公利”，认为两者互为表里、互相统一，主张义利兼顾。道家在义利问题上则是超脱的，主张义利两忘，即所谓“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而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价值立场成为中国义利观的主流价值取向。［5］

上述四种思想源泉之间，既有重叠性，也有互补性。在重叠性上，四者都强调人或国家要遵循道德规范，都强调道义在维持秩序上的重要性；但四者之间更多的是相互补充，国际道义侧重于和平、平等、正义，新国际主义强调协调、团结和合作，新中国的优秀传统极其重视主权、内政、互惠、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中国传统义利观则更关注君子、小人等人格中的道德以及在义利关系上的先后、轻重、贵贱、本末等价值取向。

二、正确义利观的内涵

（一）正确义利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从国内背景看，第一，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责任意识也逐渐变强。国际主义、优秀传统和传统文化都强调，个人、政党或国家“能力越强，责任越大”。第二，中国国内出现了以狭隘民族主义为代表的错误义利观，它们反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承担任何责任、进行任何对外援助甚至反对正常的人道主义救援。第三，部分企业“走出去”后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社会责任心不强，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从国际背景看，第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与其他国家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第二，全球问题空前突出，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全球治理更加需要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第三，中国在非洲国家的经济行为被某些国家称为“新殖民主义”。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

（二）正确义利观的提出过程

任何重大理论的形成，都是一个从提出到不断完善再到最终形成的过程，正确义利观也经历了这个过程。就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使用正确义利观的情境来看，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情境只提及“正确义利观”。例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坚持正确义利观，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6］

第二类情境是在提出义利观后简洁地指出其核心内容或关键标准。例如，在2013年10月举行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7］

第三类则是详细、深入地阐述了正确义利观的内容。2014年7月，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演讲中指出：“在国际关系中，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政治上，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8］

2015年12月，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表示：“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朋友携手迈向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为此，我提议，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为此做强和夯实‘五大支柱’。”即“坚持政治上平等互信”“坚持经济上合作共赢”“坚持文明上交流互鉴”“坚持安全上守望相助”“坚持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9］

（三）正确义利观的基本观点

本文主要依据习近平在不同情境中对“正确义利观”的使用来分析其内涵。在第二类、第三类情境中，习近平对正确义利观作了详略程度不同的阐述，是理解其内涵的主要依据，第一类情境虽然只是点到为止，但为理解其内涵提供了具体“语境”。

1.正确义利观所指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在不同情境中，只有一次是针对全球气候问题，其他场合均指向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习近平对正确义利观的深入阐述，一次是在周边国家——韩国，另一次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但是，正确义利观对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内容略有不同。对周边国家，强调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而对以非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理念，则是真实亲诚。对周边国家，强调政治和经济；而对非洲国家，则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以及国际事务等“五根支柱”，即五个方面。由此可见，正确义利观的所指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

2.践行正确义利观的方式是和平手段。中国一再向国际社会强调，中国不会走近代以来其他大国所走的武力征服世界、武力输出价值理念的老路，而是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历史上，以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世界大国都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武力来实现其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多次通过战争输出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理念。中国是一个笃信“和合”文化的国家；也是一个非常善于从历史中汲取养分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悲惨遭遇使中国更加珍惜和平。习近平强调：“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我们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0】但是，当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损害时，中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手段。

3.正确义利观追求的结果是双赢、多赢和共赢。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际社会中盛行的是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理论。大国通常以一种唐吉坷德式的英雄主义、单边主义来谋取其国家利益。中国则一直主张通过合作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最终实现双赢、多赢和共赢。“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11］

4.正确义利观的底线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能受损。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义利取向，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义不要利，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对所有国家都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对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不可能作出让步，极少数国家不要指望中国因为奉行正确义利观而在核心利益上作出让步。但是，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在一些非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可以作出让步，甚至可以以义取利。“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12］

5.正确义利观表明了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决心与立场。中国近4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被少数国家指责为是长期“搭便车”、没有承担国际责任的结果。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相符合。李克强在2015年记者见面会上指出：“中国块头这么大，能搭谁的便车？中国是和大家一起推车。”同时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的“便车”。“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13］与此同时，中国强大后，不但没有利用大国优势欺压弱国、利用小国，而是更加自觉地遵守国际道义，“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14］

总而言之，正确义利观的内涵是个有机整体。其指向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实践方式是对话、和谈等和平手段，追求的结果是双赢、多赢和共赢，底线是不能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本质是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三、中国正确义利观的外交实践

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体现为结构的完整性和体系的严密性，也体现在它对实践指导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即在外交实践中能取得预期效果。正确义利观自提出以来，理论上不断得到充实完善，又在外交中认真实践。

（一）面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切实践行正确义利观

1.提出体现正确义利观的新外交理念。非洲是发展中国家的“集中区”，是与中国具有传统友好关系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对非洲国家提出了真实亲诚的外交理念。周边国家是中国的“近邻”，是华人华侨比较集中的地区，在血缘上与中国有天然的亲近性，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在维护地区稳定等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基于此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

2.多次“舍利取义”，帮助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2015年为例，9月26日，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同一天，在出席并主持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上，习近平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12月，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了未来3年在非洲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

3.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与约70个国家建立了内容不同的伙伴关系，既包括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印度和巴西等大国，也包括欧盟、东盟等具有世界或地区影响的国际组织，还包括伊朗、埃及等区域性大国，土库曼斯坦、新加坡等邻国，以及尼日利亚、伊拉克、哥斯达黎加等发展中国家。平等性、和平性与包容性是伙伴关系的三大特征，［15］明显区别于某些国家主导的、充满不平等性、武力性和排他性的军事同盟关系。

（二）不卑不亢，强调公平与正义，要求相互平等、相互尊重

1.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冷战结束以来，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频繁干涉他国内政，企图主导并垄断国际事务。中国多次提出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即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仍然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以任何借口损害他国的主权。

2.强调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在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也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因为发达国家有能力承担，另一方面，历史上发达国家享受过更多的权利。因此，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3.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近代以来，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是常态，守成大国不尊重崛起大国，在与崛起大国的合作过程中要求“我多你少、我赢你输”。为此，中国提出中美之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同时要求双方尊重彼此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最终实现互利共赢，而不是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局面。

（三）面对全球性问题，中国勇于担当，敢于作为

1.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是目前国际秩序的建立者之一，并为此曾付出巨大代价；中国也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但必须承认，目前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存在不公平、不合理之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最重要的两大国际经济组织，建立后一直被西方国家控制，其援助项目中苛刻的附加件，令很多需要帮助的国家望而却步。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并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2015年底正式成立，2016年初开始正式运行。

2.极力维护世界和平。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第一，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维和，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目前共有10支维和部队共1546人在4个联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第二，中国主动裁军。在2015年9·3阅兵式上，习近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

3.积极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在网络安全上，习近平提出了核心内容为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的中国方案。在气候问题上，在履行诺言的基础上，中国主张“照顾各国国情，讲求务实有效。”中国坚持用“中国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

四、中国践行正确义利观必须注意的问题

正确义利观提出至今已经有三年多时间，总体而言，其实践是成功的。但也存在一定隐患，韩国作为正确义利观的重要实践对象国，因“萨德”入韩的影响，中韩关系开始倒退；东盟国家是中国的重要邻居，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由于南海问题而蒙上了阴影。未来正确义利观的发展前景，在国内层面要把握好度，而在国际层面要提前做好防范，及时扫清国际社会中存在的障碍。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关键。

（一）国内层面：要把握好三个度

1.把握好言与行的度。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要求。通常而言，中国政府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信守承诺、重道守义的国家。当个别中国人、中国企业甚至政府工作人员出现见利忘义的行为，甚至上升为国际事件而影响国家形象、损害国家利益时，中国政府既要及时向国际社会解释，同时也要对这些个人、企业或政府官员作出相应的处理，并及时向国际社会公开，塑造言行一致的国家形象。

2.把握好“义”的度。理论上正确认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等于在实践中能正确把握义利之间的度。当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承担的责任超出本国实力时，中国自身利益将受到巨大损害。中国曾出现过度承担国际义务的现象，要吸取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当中国实力足够强大而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够时，不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言以蔽之，在承担国际义务时，中国要始终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

3.把握好民族主义的度。近年来，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借助互联网呈现蔓延之势，它们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任何让步为软弱无能、委曲求全，反对中国的一切对外援助行为，包括反对正常的人道主义救援。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自身发展不足的情况下援助他国，是一种只要面子不要里子、打肿脸充胖子的虚伪行为。中国既要控制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谨防其进一步蔓延，又要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做好说明和宣传，使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中国正确合理的对外援助行为。

（二）国际层面：要把握三个关键问题

1.谨慎对待自我标准与他者标准之间的落差。中国在履行国际责任、遵守国际道义时，自我认定与他者认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引起，第一，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存在客观差异。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于此不作详细阐述。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中国提出的正确义利观，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会有不同解读。有的西方国家把中国在非洲的正常经济行为称为“新殖民主义”，这显然与中国的初衷、中国与非洲经济关系的实际情况有天壤之别。第二，对中国实力的定位存在较大差异。从人均收入、从国家的总体发展水平看，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从经济总量、从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看，则超过很多发达国家。部分国家以后者为标准定位中国，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中国则一直主张要从本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发。对于前者，中国要及时向国际社会作出解释，并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的真实目的、中非关系的真实情况；对于后者，中国要始终保持清醒，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承担国际责任。

2.防范少数国家利用正确义利观侵蚀中国核心利益。中国多次强调，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坚持正确义利观，要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甚至是舍利取义，这客观上给那些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耍花招”“搞小动作”的机会，企图窃取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他们误以为中国置国家核心利益于义之后，会重国际道义而轻国家核心利益，甚至舍弃国家核心利益以换取国际道义，因此，在领土、领海问题上小动作不断。第二，他们利用国际社会对小国、弱国的同情，刻意挑起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企图把中国置于国际道义压力之下。对此，中国既要在适当时机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回应，也要向国际社会说明：就其实质而言，在这个问题上，义利关系的本质不是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善与恶的问题，即小国欺世盗名的恶与大国光明磊落的善之间的问题。

3.确保对外援助有实效。对外援助是中国践行正确义利观的重要体现，其效果直接影响正确义利观的成效。影响对外援助效果的因素众多，其中受援国是核心因素。第一，防止受援国视中国对其援助为理所当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主义和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影响下，中国一直在经济、政治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道义上的支援。有些国家“习惯成自然”，认为中国对他们的援助是理所当然的事。第二，防止受援国无法把中国的援助落到实处，最终让极少数人“中饱私囊”，换言之，要确保中国对外援助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在一些局势动荡、政治腐败的国家，中国的援助无法送达真正需要援助的人群，最终成为极少数人的“私有财产”。第三，防止受援国误把中国对他们的援助视为讨好和有求于他们。有些国家认为中国向他们提供对外援助是因为中国将利用他们、有求于他们。因此，这些国家不是从国际道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援助，而是认为中国别有用心，对中国的援助充满防备。

［1］刘兴华.国际道义与中国外交［J］.外交评论，2007（06）.

［2］列宁全集.第 2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3.

［3］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J］.外交评论，2005（10）.

［4］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J］.国际问题研究，2013（07）.

［5］龚长宇.义利问题 20 年［J］.道德与文明，2003（03）.

［6］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N］.人民日报，2014-06-29.

［7］习近平.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N］.人民日报，2013-10-26.

［8］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N］.人民日报，2014-07-05.

［9］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5-12-05.

［10］［11］［14］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4-08-23.

［12］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N］.人民日报，2013-09-10.

［13］王毅.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特色［J］.重庆与世界，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