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自然观的逻辑结构及其对培育“绿色发展”理念的启示

□ 李腾凯 李慧芳

马克思实践自然观的逻辑结构及其对培育“绿色发展”理念的启示

□ 李腾凯 李慧芳

马克思自然观蕴含主客体关系协调统一的实践逻辑，即以“实践”为基础建立人与自然观念认知的反映与被反映的统一、价值认同的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的统一、活动认行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统一、审美体验的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等四层渐进的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对我国培育“绿色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通过教育实践使人对自然知识达致认知；通过道德实践使人对自然价值达致认同；通过生活实践使人对自然活动达致认行；通过旅游实践使人对自然审美达致体验。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自然观；马克思实践自然观；实践自然观；主客体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绿色发展；“两山”理论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绿色发展”的理念，显示出当前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我国日益成为关系国计民生、制约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难题，在此时代背景下探究“绿色发展”理念的培育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理论界关于该问题的考察较多呈现在制度建构、机制运行和操作方式等现实进路方面，也有部分研究者试图从哲学基础、逻辑结构和思想发展等方面厘析其理论进路，但总体而言，由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缺乏一种多维立体的剖析视角，这些研究成果呈现出的整体感不强。本文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是马克思探索的重要问题域，马克思基于“实践”的逻辑方法建构了系统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践是马克思自然观与他者相区别的鲜明特质，在此意义上可称马克思自然观为“实践自然观”。实践逻辑关涉主客体间能动性、生成性与物质性等内在互动品质，预示着实践自然观蕴含多层次逻辑结构，深入厘清这些逻辑结构有助于为“绿色发展”理念的培育和践行提供整体性的方法论启示。

一、主客体关系视角的马克思实践逻辑

实践是西方哲学史上源远流长的传统，马克思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实践与创制二分法、康德理性意志实践、黑格尔思辨精神实践到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实践的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之合理价值内核，并在对它们的总体性批判中形成了主客体关系协调统一的实践逻辑。具体而言，这种实践逻辑呈现为主客体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活动关系和审美关系等四个渐进结构的实践性统一。

（一）主客体认知关系的实践性统一

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史上，“认识世界”是哲学探讨的主题。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活动”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从而建立以求知为目的的人与客体的认知关系。在康德那里，“我们的感官表象决不是自在之物的表象，而是物向我们呈现的样式的表象。”①［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7页。他虽然没有否定纯粹的客体（即物自体）的存在及在人感官的反映，却将它推到不可知的彼岸世界，从而使主客体认知关系呈现出主观化倾向。在黑格尔看来，认知关系必须摆脱这种单纯的主观性，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把认识提升到精神的高度，精神既是被认识的对象，又是进行认识的主体，即认为“实体本身就是主体，所以一切内容都是它自己对自己的反思。”②［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6页。“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实现了的反映。”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页。从而“能动的方面被抽象地发展了”，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却被忽视了。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主客体认知关系的头足倒置，批判这种倒置使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并用自己的“颠倒”原则对主客体认知关系进行了改造：“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④［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2页。但费尔巴哈的改造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从而使主客体的认知关系只是沦为直观的反映活动。

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为主客体认知关系的基础，实践认知关系既批判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主体性的近代唯心主义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反映论，又批判了“不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客体的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反映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能动的、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逻辑，使主客体的认知关系发展为主体基于实践对客体的能动性反映。

（二）主客体价值关系的实践性统一

从主客体间的特定价值关系去考察各种价值现象是目前哲学界较为普遍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也甚为常见。早在古希腊时代，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就已经把“价值”看作是某种对人有用的、为人所愿求的东西。近代哲学在认识论的框架下继续追思价值问题，使价值成为理解主客体关系的重要维度。同主客体间的认知关系一样，价值关系也一度出现二元对立的争论格局：主体主义价值论只强调价值的主体性，把客体价值视为依赖于人类评价者的“外在价值”，而忽视了价值客体的先在制约性。例如，笛卡尔明确认为人因拥有不朽的心灵而高于只有躯体的动植物，以致于“我们可以随意地对待它们，我们完全可以把动物当做机器来对待，人对自然和动物没有义务，除非这种处理影响到人类自身。”⑤Rene Descartes.Animal is Machine.in Susan J armstrong，Susan J armstrong.ed.，Environmental ethnics：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M］. McGraw-Hill，1993：281-285.康德也认为，理性让人成为内在价值的唯一主体，动植物因不具有理性而只是主体实现目的的工具，“就动物而言，我们不负有任何直接的义务。动物不具有自我意识，仅仅是实现外在目的的工具。这个目的就是人”。⑥Immanuel Kant.Rational Beings A lone Have Moral Worth.In Louis P.Pojman：Environmental ethnics：Reading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M］.Wadsworth，2000：31-32.与之相反，客体主义价值论过分强调价值的客体性，把客体的价值看作不依赖于人类评价者的“内在价值”，而忽视了人类作为价值需要的主体能动性。例如，美国学者A·利奥波德认为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人类的主体需要并非是其他所有客体存在物存在价值的唯一评价尺度；P·泰勒甚至指出要彻底消解生态危机，“最好是人类的消失”。

实践作为主客体价值关系的发生基础，为摆脱价值的主客二元争论模式提供了理论契机。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实践的价值关系包含人的尺度，即检验人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改造是否从主体的需要出发，是否符合主体的目的性；①吴育林：《浅析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合理性》，《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另一方面，实践的价值关系包含物的尺度，即查视人在实践活动过程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改造是否立足于客观的现实条件，是否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人的尺度之合目的性是物的尺度之合规律性的内在引力和作用趋向，物的尺度之合规律性是人的尺度之合目的性的外在制约和实现条件。

（三）主客体改造关系的实践统一性

无论是解释世界，亦或是改造世界，马克思都扬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主要得益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问题源于他对人类活动的划分和界定，他在《形而上学》第6卷中把人的活动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实践是追求伦理德性和政治公正的行为，而创制是直接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与创制的二分既使实践脱离改造性的创制而成为纯粹目的性的活动，又使创制脱离主体目的性的实践而成为纯粹手段性的活动。主客体改造关系在实践中由于手段性的缺失而被抽象化，在创制中又由于主体目的性的抑制而被工具化。康德试图调和自亚里士多德发展而来的实践哲学二元结构，他虽然把实践当作一种自由的活动，但通过将实践与伦理的结合、对实践理性的批判，使实践呈现出明显的伦理抽象性，因此，“康德所谓的实践，主要是指人类内心的道德修养。”②欧阳康、张明仓：《康德实践哲学及其意义探析》，《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继续沿着唯心主义的路线发展实践理论。黑格尔将劳动归于实践范畴，劳动成为实践现实化和具体化的表现形式，劳动的过程被理解为主客体间的能动改造关系，但“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把实践从抽象天国重新唤回现实生活。费尔巴哈的所谓的“实践”既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政治活动，也非康德和黑格尔所理解的抽象精神活动，而是人基于直观现实性的客观物质性活动。这种“实践”在承认主客体之间改造关系的同时，过分夸大了实践的客体自然性而忽视了人感性能动的社会性，因而使改造关系暴露出庸俗化和直观性弊病。

唯心主义的实践传统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实践能动的方面，却不知道现实和感性的活动本身，以致实践沦为“纯粹意志本身内部的抽象活动”④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或“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旧唯物主义的实践传统只是机械地把握住实践的感性基础，却抛弃了人的积极能动的因素，以致实践沦为“动物式的觅食”活动。马克思以现实的感性为基础，既批判唯心主义只强调主体和精神意识的逻辑性而忽视了客体对主体的前提性和制约性，又批判旧唯物主义只强调客体和客观事物的逻辑性而忘记了主体的能动性与目的性。通过整合被唯心主义抽象发展的非现实性改造关系及被旧唯物主义庸俗化的非能动性改造关系，将实践从思维的抽象和感性的直观彻底转向对现实物质世界的能动改造。

（四）主客体审美关系的实践统一性

西方美学史上经历过自然本体论美学、认识论美学、社会本体论美学和形式本体论美学的交替发展，呈现出审美关系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因此，在西方美学语境中，审美活动常常被视为与人实践无关的纯粹客体内容美或者主体形式美的单维结构。早期自然本体论美学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例如，柏拉图把艺术视为“摹本的摹本”和“影子的影子”；亚里士多德用“模仿”概念解释音乐、雕塑与戏剧的艺术创作过程。这种认为艺术摹仿现实客体的观念虽然看到了客体对艺术的决定作用，却忽视了艺术本质的人类性、主体性，于是，审美的本质及能动的创造方面被表象遮蔽。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形式主义美学过于强调主体形式美的单维结构，美的形式与内容呈现出颇为尴尬的关系。康德一方面认为“美本来只应与形式相关”，“只以形式的合目的性为规定根据的鉴赏判断，是纯粹的鉴赏判断”；①［德］康德：《康德美学文集》，曹俊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页。另一方面，他由于看到了这种划分和规定不符合审美事实，而又不得不设定所谓的“两种美”：自由美和依存美，于是，大量的关于客体现实性的美就被归结于“依存美”。这种方式虽然使“纯粹美”之中所排除的美的内容在“依存美”之中获得回归，但纯形式的美无疑被抽象化而成为脱离了现实客体的“理念”。在康德的影响下，许多西方美学家甚至认为形式在艺术中具有某种本体意义，艺术创造过程的实质就是“通过形式来消灭质料”，正如席勒所言：“在一部真正美的艺术作品中，内容不应该起任何作用，而形式应该起全部作用。”②［德］席勒：《席勒散文选》，张玉能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近代美学与这种二元对立审美论不同的是，它开创了一种基于主体间性概念的唯主体间性美学，试图通过消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与隔绝，去构造与人的行为活动不可分离的生活世界之美。它虽然将那种离开审美意识之经验客体的存在完全排除在外，却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马克思对实践美学的呼唤。马克思的实践美学以“主客体关系协调统一”的实践逻辑为前提，并不忽视美和审美的形式性，而是强调在社会实践中的形式性与内容性相统一所实现的实践之自由。“所以，实践美学并不是一种纯主体性的美学，也不是一种唯主体间性的美学，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关系性的美学，这正是由实践的概念所规定的。”③张玉能：《实践的自由是审美的根本——与杨春时同志商榷》，《学术月刊》，2004年第7期。

二、马克思实践自然观的逻辑结构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关系性存在的自然，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或者说马克思视野中的自然不是时间先在意义上的自在自然，而是被人的意识所反映、融入了人的实践价值、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改造、与人的审美互动的人化自然。马克思自然观的核心逻辑就是追求自然的合理实践性存在样态。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方法，甚至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总体性变革的方法论基石。马克思的“实践”将近代以来认识论上的主客体关系问题推向新阶段，使主客体关系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达致真正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实践自然观是实践的主客体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嵌入式运用，人与自然在观念认知、价值认同、活动认行和审美体验等关系上呈现出实践统一性的逻辑结构。

（一）人与自然的观念认知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反映与被反映的统一

马克思以实践的主客体认知关系分析自然，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呈现为能动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为彻底批判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反映论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石。在多数不可知论者看来，人虽然具有主体性，康德甚至把人的主体性上升到“为自然立法”的高度，但就自然作为自在之物的存在方式而言，也有超脱人的感性经验而不能被人的经验所把握的方面，诚如康德所言：“假如自然是指自在之物本身的存在，那么我们就永远既不能先天认识它，也不能后天认识它。”④［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7-58页。在旧唯物主义反映论者看来，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外在自然通过人活动经验的展开被反映到人的大脑之中，人对外在自然的认知就如同自然现象在人脑中的影射。费尔巴哈概述了这种立场：“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⑤［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2页。而在马克思实践的认知关系看来，自然相对于人既非如不可知论者臆断的纯粹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又非如费尔巴哈等人坚持的简单直观的反映性存在物，而是先在于人的意识而又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为我存在”。同时这种反映不是直观形式的机械再现，而是人脑感性能动的实践抽象。因此，一方面，人的观念认知是人对自然的反映。人不能在意识领域抽象地制定原则运用于自然界，不是自然界去适应人类的抽象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实践自然观反映论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另一方面，人的观念认知在反映自然的同时也反映着自身。人对自然客体的反映不是从客体出发在人脑中的简单复制，不是把自然界理解为没有被人的意志打上烙印的纯粹客体，而是自然客体只有在人的意志的反映下才是被把握的。这是马克思实践自然观反映论的能动辩证原则。

（二）人与自然的价值认同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的统一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价值关系，在马克思自然观中呈现为“实践”的方法对纯粹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的双重扬弃：一方面，实践扬弃了自然主义价值观完全抛开人类主体性的生存利益评价尺度，单纯用自然客体解释保护生态环境必要性的道德原则，使价值离开人类主体的评价而成为“自存”、“自在”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实践也扬弃了人类主义价值观完全抛开自然客体性的先在事实评价尺度，单纯用人类行为的主观目的解释自然对人的生存意义，使价值离开了自然客体的评价而成为“任意”、“相对”的主观臆断。为了深入阐释人与自然之间基于实践形成的价值认同关系，马克思提出了“无机身体”的概念：“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无机身体”的思想一方面肯定了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这种先在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先天自在，因此自然变换的客观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不可抗拒的，它要求人的实践活动自觉以自然规律为前提，即达致合规律性；另一方面，承认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并不等于否定人的价值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恰恰通过人与自然持续进行能量的交互所展现，它要求实践活动以人的生存发展和内在需要为导向，即达致合目的性。正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基础，马克思的自然观才得以跳出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二元价值模式的争论怪圈，实现了人与自然价值认同关系的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相统一。

（三）人与自然的活动认行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统一

在主客体改造关系辩证统一的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告别了只从自然本然存在出发的奴役与顺从状态，也克服了只从人的意志需要出发的征服与反抗困境，提出了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自然界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自在之物，而是被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的“人化自然”，诚如马克思所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所谓“现实的自然界”，强调的就是自然在与人的改造关系中的被动性地位，自然不是主动的进攻者，而首先是人改造活动的接受者。另一方面，人是在既定自然条件下的能动性存在，因此，“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所谓“历史的产物”，强调的是人在与自然的改造关系中的被动性特征，因为尽管人是主动的进攻者，但人的进攻依赖的全部生物基础是自然赋予的，人只是在自然规定的范围和限度内开展活动，一旦超出了某种范围和限度，人就可能遭到自然的反作用而转为“被改造者”，从而产生自然对人的观念和行为的改造。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郑重提醒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人与自然改造关系的能动性统一还体现为人在按照自身的需求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并在改造自然和改变自己的基础上形成人类社会，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四）人与自然的审美体验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

自然审美是人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以主客体的审美实践关系深思人与自然的审美活动，从而将自然审美的体验归结为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内容美与形式美相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审美活动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审美关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它是人类现实需要、现实目的在实践过程中的超越而升华为自然审美需要、审美目的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也是自然的质态和形象在实践过程中与人的情感、认知、意志和体验等心理要素沟通起来的结果。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本体，而且是自然审美、美学和艺术的本体。当社会实践不断趋近于自由时，自然的人化和人的社会化使人类与自然不断超越功利实用关系、观念认知关系、伦理道德关系而生成自然的审美关系。关于实践对自然审美的生成品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论述得非常清楚了，就异化的实践而言，“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审美体验关系生成于实践，但又受到现实实践的诸多制约，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是人在不断按照自己的审美偏好改变自然及按照自然规律不断调整自己审美偏好的基础上达致互动的结果：首先，以人的活动来规定美的形式。动物只能按照它的生物活动适应美的内容，人则因其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而懂得按照自我美的尺度来塑造美的形式，这一塑造美的实践过程是人内在固有的美的形式与外在自然美的内容相统一的过程。其次，以人的情感体验来规定美的内容。动物只是按照它的本能情感适应美的形式，人则因其理性情感体验活动而在美的形式中想象美的内容，这一想象美的过程是人内在美的内容与自然美的形式相统一的过程。因此，实践是人与自然审美的内容与形式合一的活动。

三、培育“绿色发展”理念的方法论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现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党的十八大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十八届五中全会又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积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③张高丽：《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5年11月9日第2版。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阐释“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内涵及其重要意义。透过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的精神实质，不难发现，“绿色发展”理念与马克思实践自然观具有内在理论契合性，“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实践自然观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中的时代表达，马克思实践自然观的逻辑结构为“绿色发展”理念的培育提供整体性的方法论启示。

（一）通过教育实践使人对自然知识达致认知

自然知识主要用于解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对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的理论探索。人对自然的认知起初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改变自然，以尽可能向自然界、向生物和物理世界索取更多的物质资源。认知自然知识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自身改造自然的经验积累和观察思考；二是通过大众化、普及性的教育实践活动。教育是当前信息化时代自然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它相比前者的优势在于能将个体的真实经验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传播和推广，同时又在更长的时间向度中延续和发展。教育活动往往可以将复杂的自然知识形象化和生动化，以平民化和生活化的话语风格表达出来，呈现出受众普及性、过程深刻性、内容专业性、作用持久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教育活动在传播自然知识中难以替代的优势地位。从目前我国自然科学知识普及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来看，普通民众对基本自然科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还十分有限，特别是在思想观念层面还未深刻认知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及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以致在工业化进程中不自觉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根本对立起来，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地将资源节约与生活便捷根本对立起来，以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低效利用换取难以持续的经济效益和舒适生活。为此，党和国家号召“实施全民节能行动，促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矿，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①张高丽：《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5年11月9日第2版。人的行动受自身认知水平的影响，全民节能行动的实施效果受民众对自然知识特别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知识认知程度的制约，民众对自然知识认知水平的提升是当前培育“绿色发展”理念的观念前提。在马克思实践的认知关系看来，人对自然的观念认知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反映过程，这在承认人对自然知识认知能力的同时提出了认知的方法论，即在实践活动中使人的主观感受不断趋近客观事实。当前我国自然知识的教育实践更多还只是以讲授讲解的抽象形式展开，而没有与实践参与的感性形式有机融合，产生对自然知识认知程度不高、认知效果不持久、认知行为转化不确定等诸多问题。基于马克思实践的认知理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实验教学、社会调查、实地考察等实践教学方法在自然知识认知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二）通过道德实践使人对自然价值达致认同

自然价值是人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共生关系的认同，其核心要义是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对人类整体命运的价值优先地位。回顾20世纪人类的发展历程，虽然科学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成就，工业化和现代化创造的物质财富足以超过以往世世代代的总和，但同时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威胁人类生存的重重危机。这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也有所体现。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无意中也造成了唯经济价值至上及自然价值的旁落，对发展价值理念的误读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②《习近平谈“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之三：绿色发展篇》，人民网，2015年11月12日。事实上，这是对长期以来经济价值优先并压倒自然价值现象的反思和纠正，倡导了一种不同于“唯经济中心”的“经济—自然”协调共进的绿色发展价值理念。在马克思实践的价值关系看来，人对自然的价值认同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的统一，这正是绿色发展价值理念的根本要义，它启发“绿色发展”理念的培育应在实践中形成对自然的价值认同。其中，道德实践活动对价值观的培育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自我参与的形式，将一定的道德原则付诸实际行动，以行动过程的快感和收获等内心感受推进道德原则从认知向认同的转化。通过审视当下中国诸多道德实践活动，我们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活动与“绿色发展”价值理念存有内在契合。核心价值中的“文明”、“和谐”内蕴着“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道德要求。这些环境道德要求通过新常态化的核心价值培育和践行活动对“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认同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人们在参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中将“绿色发展”理念内化为自我价值。核心价值的道德实践活动之行动的直接参与性、间接效仿性、持久强化性有助于形成全民普遍认可的自然价值共识，这就启发我们，当前“绿色发展”理念的培育应自觉与践行核心价值观等道德实践活动协同推进。

（三）通过生活实践使人对自然活动达致认行

马克思实践自然观把人对自然的活动归结为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自然的出场身份呈现为人的实践活动所改造的对象，自然活动作为人在处理与自然关系中采取的改造行动而成为人与自然发生作用的直接介质，因此，能否以理性的自然活动改造自然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环节。理性的自然活动不是短暂的一次性行为，而是常态化和生活化的持久认行，需要借助生活实践中的制度约束和习惯培养的方式，其培育机制就是以健全合理的行为规范为前提，倡导行为规范的生活化，进而使之成为普遍的生活习惯，最终达致自然活动的认行和自觉。长期的自然活动经验表明，当前我国出现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现象不仅有人们自然知识欠缺和自然价值旁落的主观原因，还包含着自然活动行为缺乏生活化的制度和规范这一客观原因。由于缺乏健全的关于自然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制度，人们的生产活动、消费行为和日常生活无法在合理行为规范的引导下进行，久而久之便养成滥用自然资源和轻视自然环境的行为习惯。同时，由于缺乏健全的关于自然活动的激励机制，人们从事的自然活动无法得到充分的正向示范性引导，经济利益的驱使间接助推了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为习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特别指出：“要正确处理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①《习近平谈“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之三：绿色发展篇》，人民网，2015年11月12日。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至少包含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模仿机制，前者通过惩戒方式杜绝不合理的自然活动，后者通过奖励方式倡导文明的自然活动。在相关体制机制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础上，要通过生活实践的方式在日常生产和生活行为中贯彻和渗透，充分发挥生活实践在贯彻体制机制中的反复性、持久性、稳定性等优势，以养成自觉遵守规范的习惯作为衡量规范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并最终在全民中逐步达成普遍认同的自然活动行为共识。

（四）通过旅游实践使人对自然审美达致体验

在马克思实践自然观的逻辑结构中，审美活动是沟通人与自然的情感、意志和体验等心理要素的过程，它是自然的内容美与人赋予其主观形式美的统一。自然审美活动有助于人们将自然的内容美和谐地融入自身的主体感受之中，进而转化为对自然环境的情感、意志和体验等较为稳定的心理要素。在当今社会，旅游活动是典型的身心自由的审美体验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这样比喻：“旅游是审美的散步，审美是旅游的精魂”。健康的旅游活动有助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寓教于境和寓教于情，它是人们对“绿色发展”理念从活动认行到情感自觉的重要功能载体。如今旅游活动已经冲破了传统审美“高雅脱俗”的桎梏，使自然审美活动趋于世俗化、生活化和大众化，旅游审美也不再是少数人的专有特权，而成为普通民众享受快乐、体验休闲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为旅游实践发挥自然审美体验作用提供了重要契机。然而，现代消费文化带动下的实用主义美学和享乐主义价值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旅游审美行为，同时，近年来旅游产业粗暴型、商业化、功利性的发展态势已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旅游的审美本质和旅游业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些因素成为制约旅游实践发展的一种异化力量，旅游实践的自然审美体验功能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要想通过旅游实践的熏陶使人对自然审美达致体验，首先应培育健康的自然审美文化，回归旅游实践自然审美的本然状态。这要求旅游产业的开发和建设也必须培育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总体开发思路上，既要融入消费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又要确保不机械盲目地遵从单一的经济效益导向，从而充分兼顾自然环境的生态和审美效益；在项目开发和建设上，既要有感官层面的愉悦消遣项目，又要发掘有益于当代中国人文精神重塑和自然审美体验的文化项目。这些文化项目具有审美体验的大众化、内容的隐蔽性、影响的持久性等优势，在培育人们对自然的情感和意志等心理体悟方面展现出重要的功能品质。□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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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92（2017）02-0080-008

2016-06-15

李腾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李慧芳，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实践合理性研究”（编号：11BKS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