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力与才能的施展
——明清徽商参与家谱纂修考论

董家魁

(安徽师范大学 图书馆，安徽 芜湖 241002)

财力与才能的施展
——明清徽商参与家谱纂修考论

董家魁

(安徽师范大学 图书馆，安徽 芜湖 241002)

明清徽商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热心于家谱纂修等宗族文化活动。文章考述了明清徽商参与修谱的基本形态，一是捐资修谱，徽州家谱纂修与刊刻需要巨额经费，徽商财力雄厚而踊跃捐资；二是主持修谱，一些徽商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往往亲自主持修谱；三是协助修谱，一些徽商发起修谱倡议、积极联络宗族成员参与修谱，并在修谱过程中承担资料收集与资金管理等职责。这三种形态是徽商参与修谱中财力与才能施展的具体表现。

明清；徽商；修谱；财力；才能

普遍地说，明清徽商不仅善于经营、财力雄厚，他们还“贾而好儒”、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并享有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美名。徽商的这些优势和特征为其参与家谱纂修等宗族文化活动提供了施展财力和才能的机会。徽商各尽其能，积极参与到宗族的修谱大事之中，虽然参与方式不同，但敦睦宗族的心是一致的。因此，徽商不仅踊跃捐资于徽州家谱的纂修工程，还往往亲自主持修谱事宜，抑或是付出心力来组织协助修谱活动，可谓是财、才、力三者兼施。徽商参与修谱的事例在明清以来的家谱、方志和文集等文献中记载丰富，以下拟分为三种形态加以考论。

一、捐资修谱

1.家谱纂修刊刻的经费需求

家谱的纂修需要相当数量乃至数额巨大的经费支持，没有资金保障是无法完成修谱工程的。就普遍情况而言，修谱的经费来源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第一种是来自宗族祠堂的族田、祭田等公产收入；第二种是由宗族成员按每丁或每口公摊钱或粮食；第三种是按照入谱的条目、字数或领谱的数量摊钱；第四种是宗族成员的自愿捐输。那么，对于明清时期修谱发达的徽州地区，徽州宗族修谱的资金来源又是怎样的呢？为保证家谱纂修的费用支出，徽州宗族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来筹集经费：一是包括商人出资在内的“个人独立自愿捐资助修”，这种方式在富商巨贾辈出的徽州是一种常见现象；二是“科丁派捐”，这应是徽州家谱纂修经费来源的最为常用方式；三是“按丁派捐和自愿乐输相结合”的办法，这种采取发动和鼓励宗族成员共同自愿捐输的方式是徽州筹集修谱资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渠道[1]。

家谱纂修是一件工程浩大的宗族要事，修谱需要多项经费开支，诸如修谱材料费、调查寻访宗支差旅费、请名人作序作传润笔费、谱局(谱馆)办公费、谱司(谱师)刻印费等，而谱成之后的刻版印刷更需要巨大的资金。这从遗存下来的明清徽州一些大部头、多卷本家谱可以想见。如明万历三年刻本《汪氏统宗谱》172卷、清乾隆刻本《汪氏统宗世谱》140卷、乾隆刻本《重编棠樾鲍氏三族宗谱》200卷，还有休宁黄村、歙县潭渡之《黄氏宗谱》，歙县西溪南之吴氏宗谱、江村之江氏宗谱等，无不卷帙浩繁、印制精良，从而耗资巨大。具体来看，如清乾隆年间歙县棠樾、蜀源、岩镇鲍氏三族修纂《重编棠樾鲍氏三族宗谱》耗银共3 564两，这从该谱卷末的“刊谱输金”清单中可以看出，三派分别捐银为2 320两、1 200两、44两。道光五年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纂修《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耗银5 344两[2]。明清徽州多卷本的家谱还有很多，不再一一举出，也都花费了数额较大的纂修与刻印经费，这在徽州家谱文献中有着详细记载。因此，徽州宗族往往需要依靠徽商的经济实力，才能顺利完成家谱的纂修，这也是徽商捐资修谱的客观原因。

2.徽商财力与捐资修谱

“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清光绪刻本。徽商有了这种百折不挠、勇敢执着的艰苦创业精神，往往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商业成功。明代中后期是徽商发展兴盛之时，徽商所取得的商业成绩已引起时人关注。如生活在明代嘉靖年间的南直隶人王世贞说：“尝与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36《严氏富赀》，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徽州即有两家。到了万历年间，徽商积累的财富更是惊人，据万历《歙志》记载：“邑之以盐筴祭酒而甲于天下者，初则有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明)张涛、谢陛著：万历《歙志》卷10《传·货值》，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因此，生活于明代万历时期的谢肇淛指出：“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3]74他还比较了当时各大商帮之后得出判断：“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3]74发展到清代，商人资本有了很大的膨胀，出现了不少拥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两的大商人。如鼎盛时期的淮盐商人就是如此，据道光时人李澄在《淮鹾备要》中记载：“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商于正供完纳而外，仍优然有余力。”*(清)李澄：《淮鹾备要》卷7，清道光三年刻本。生活于清嘉道年间的王赠芳在《谨陈补救淮盐积弊疏》中也说：“向来商力充裕，办运者百数十家，有挟资千万者，最少亦一二百万。”[4]据《清代述异》记载：“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5]。

上述可见徽州商人财力之雄厚，具备了捐资修谱的能力。再加上明清徽商普遍表现出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行为特点，大力支持家乡的建设，尤其致力于宗族的修谱、建祠等文化事业。张海鹏、王廷元在论述徽商利润封建化时指出，徽商将数量相当可观的商业利润消耗在建祠堂、修族谱、置族田等强固封建宗族势力方面[6]。可以说，财力雄厚的徽商是徽州家谱纂修经费的最主要来源。事实上，商业的竞争归根结底乃是人才的竞争和文化的较量。为了回报宗族对自己的培养与商业帮助，经营致富后的徽商对宗族修谱往往是慷慨解囊、踊跃捐资。如婺源商人胡德墉，“资稍裕，族修宗谱，即踊跃输金。”*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40《人物·义行》，民国十四年刻本。婺源人吴永钥，在汉口镇业贾，值水灾雇舟救人甚众，“尤笃根本，修祀厅、葺宗谱，所费不下五百金。”*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义行》，清光绪九年刻本。歙县商人鲍起元在汴梁经商，闻宗谱付梓，“喜不自胜，乐捐多金，从事其襄。”*歙县《重编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101《希圣公派》，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活于清康雍年间的歙人程佶，是寓居扬州的徽商程其贤之子，“尤厚于宗族……葺宗祠，修谱牒，表前修，翼后学，重建孙公桥，其费以万计。”*(清)刘大櫆：《海峰文集》卷7《墓志·中书舍人程君墓志铭》，清刻本。清康熙年间，祁门叶氏于南京统修家谱，族中贫乏，费无从筹，商人叶良沐“典质家产，捐资千金，襄成其事”*同治《祁门县志》卷30《人物·义行》，清光绪九年刻本。。更为突出的是，随着徽商经济实力壮大，个人独力出资完成修谱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如清雍正年间，休宁洪氏宗族纂修《江村洪氏家谱》，商人洪昌“竭数载之精神，捐一己之囊槖，独力出而修之。”*休宁《江村洪氏家谱》卷末《跋》，清雍正八年刻本。婺源人胡正鸿，“成童后，父命服贾。……若修谱牒，葺祖莹，费皆独任。”*光绪《婺源县志》卷34《人物·义行》，清光绪九年刻本。又如乾隆年间的方氏编纂《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其剞劂纸张、工价，皆善祖独立肩之。”*《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20《县给编号印照》，清乾隆十八年刻本。就是由于徽商方善祖的独力出资而使宗谱得以顺利纂修刻印。这样的例子还有歙县许登瀛，也是一人捐资修成《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该谱序言中赞其“常捐数千金修宗祠、创义学，更捐万金置义田……兹又举百余年缺修之谱牒而续修之，其间世系远近之校雠、锓版装潢之资费靡不仔肩而独任。”*《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首《赵弘恩：新安许氏族谱序》，清乾隆十年刻本。徽商捐资修谱的行为事迹，在明清以来的方志、家谱、文集等文献中有着大量的记载，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二、主持修谱

1.徽商主持修谱的能力考察

家谱纂修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不仅需要筹集资金，还需要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作为主持纂修者更需要具备较高的知识文化方面的才能。因此，在明清宗族社会中，一般由宗族的知识精英阶层主持家谱纂修工作，他们拥有家谱纂修的控制权与主导权。徽州宗族修谱也是如此要求的，如清同治年间，祁门武溪陈氏宗族在《新编凡例》中规定：“修谱责令儒生正人秉笔，毋许苟且偏徇，有伤族义。”*《祁门武溪陈氏宗谱》卷1《新编凡例》，清同治十二年刻本。在科举与文化非常发达的明清徽州地区，其宗族的知识精英阶层主要包括宗族官僚仕宦、乡绅、儒商及其他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族人。综合考察可知，徽商具备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和条件，故而可以担任主持修谱的重任。

其一，在财力方面，上文中已经论述了修谱需要巨额的经费支持，而徽商财力雄厚，具备这方面的财力优势，故修谱经费的筹集没有问题。经济是文化发展繁荣的保障，由于徽州家谱的纂修经费主要来自徽商的慷慨资助，这使得徽商在宗族修谱大事中赢得了话语权和主动权。徽商在财力方面的优势，应是其能够主持修谱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二，在才能方面，明清徽商是有“贾而好儒”的特色，他们追求和获取知识文化的方式有多种，有的“先儒后贾”，有的“先贾后儒”，更多则是“亦贾亦儒”、“贾儒结合”。由此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明清徽州地区人才辈出，有“红顶商人”胡雪岩、有“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盐商江春、有著名书商鲍廷博，更有位列翰林院编修的儒商程晋芳等。可以说，徽商是有知识、有修养的文化商人，而且是一支文化水平较高的儒商群体。因此，在徽州家谱的纂修过程中，有些徽商个人独自纂修或续修了本族的家谱，有些儒商代表如鲍志道、方善祖等还主持担任了本宗族的修谱大任。徽商具备才能方面的条件，应是其能够主持修谱的一个关键因素。

其三，在社会影响力方面，明清徽商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这可以从徽商的一系列社会行为表现中得知。诸如徽商在商业经营中“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在社会生活中“勤俭节约”、“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在对待宗族和族人表现为“尊祖敬宗”、“扶持桑梓”、“周恤族众”等。徽商所表现的诸多行为善举，为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力，这应是其能够主持修谱的一个必要因素。

2.徽商主持修谱的案例分析

明清徽商秉承宗族修谱“尊祖、敬宗、收族”之理念以及“慎终追远”之目的，或出于凸显本支派的实力而纂修支谱，或出于扩大宗族组织而纂修统宗谱。他们为此都倾注了心力，耗费了财力，更发挥了才能，其所纂之谱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以下试举一些典型事例加以分析。

(1) 鲍志道与《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 鲍志道，字诚一，号肯园，歙县棠樾人，生于清乾隆八年，殁于嘉庆六年。他幼读私塾，因家道不济而弃学从商，二十岁后独资为盐运商，以“资重引多”出任两淮总商20年，财力之雄厚堪称巨富，其弟鲍启运、其子鲍漱芳也都是成功而有名的商人。在明清以来的各类文献中，记载有很多鲍志道经商与修谱的事迹。如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二载：“鲍志道，字诚一，一字肯园，棠樾人。……纂支谱，佽婚嫁，偕县之同商淮南者，裒工费，与曹文敏公文埴复建古紫阳书院，费不足更独蠲银三千两益之。”*道光《徽州府志》卷12《人物·义行》，清道光七年刻本。清乾嘉朝名臣朱珪在《知足斋集》卷五载：“(鲍志道)一初家甚贫，年二十游扬州，佐吴大守尊德治鹾，以质直不欺称。侍母疾克孝，友于弟启运，修祖祠、辑宗谱、置祀田，助建紫阳书院，治歙之北河水射，教子勋茂成名。”*(清)朱珪：《知足斋集·文集》卷5《诰封中宪大夫鲍翁墓志铭》，清嘉庆刻增修本。

生活于清雍正、乾隆和嘉庆三朝的著名才子、文臣纪昀，在其诗文总集《纪文达公遗集》中收录了两篇有关鲍志道经商事迹与修谱举措的文章。一篇在该文集卷十五记载：“先生由困而亨，顾恒思于物有济。修宗祠，纂家牒，置田赡族人之不能婚者，举苦节之不能请旌者，则有关于伦纪……”*(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文集》卷15《传·鲍肯园先生小传》，清嘉庆十七年纪树馨刻本。另一篇收录在该文集卷十一，此篇文中将鲍志道所修之谱与苏洵修谱的体例内容作了比较：“苏明允作族谱称，观是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自末而溯其本，则百世之祖宗皆此身之所自出，知为此身所自出，则至远者亦至亲，不期孝而自孝矣。……鲍君肯园尝续修族谱，经纬分明，源委通贯，较苏氏谱为详密，余尝为序之。今复汇集历代以来先世之以孝行传者，别建专祠，使族姓知所效法，无忝所生，因而筹划经费，设立规条，以赡贫乏、敦雍睦，是不特有苏氏族谱之志，并兼有范氏义田之法矣。”*(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文集》卷11《书后·书鲍氏世孝祠记后》，清嘉庆十七年纪树馨刻本。还有，清乾嘉时期的文人王芑孙在《渊雅堂全集》卷十五中，收录其所撰鲍府君行状一篇，详细记述了鲍志道一生的经商、孝行、修谱等事迹：“……念宗谱失修垂四十年，因就尚书公一支纂为支谱，合宋元来鲍氏之以孝行著录者数十人为世孝事实一编。”*(清)王芑孙：《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15《诰授朝议大夫累封中宪大夫掌山西道监察御史加三级鲍府君行状》，清嘉庆刻本。

《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于清嘉庆十年修成刻印，共有二十二卷，首末各一卷。目录内容依次为：卷首“编谱人名、掌谱人名编号”、卷一“诰敕”、卷二“遗像”、卷三至卷十六“世系”、卷十七“祀事”、卷十八“图迹”、卷十九“义田”、卷二十“传志一(凡十四首)”、卷二十一“传志二(凡二十八首)”、卷二十二“文翰(凡五十九首)”、卷终“掌谱人名外号”。值得注意的是，编谱人名中，“编纂”者为鲍琮、“综刊”者为鲍志道。该谱内容丰富多样、信息量大，所收资料珍贵，学术研究价值很高，是清代徽州具有典型性的一部家谱。笔者认为，该谱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一，该谱是由鲍志道(诚一)和族弟鲍琮(学坚)联合纂修而成。由于鲍氏在棠樾的一族枝繁叶茂，分成许多支派，而在棠樾本里居住的只占很少一部分，故有必要编纂更能体现棠樾本里鲍氏的族谱。到了清嘉庆初年，鲍志道及其二弟鲍启运、长子鲍漱芳，已发展成为家赀巨万的大盐商，他们有财力并有能力再次修谱。可以说，宣忠堂支谱是鲍志道等盐商参与并大力支持修成的，而主要是由大盐商鲍志道出钱出力刊印的。本次所修支谱，宗十六世祖鲍象贤为支祖，辟尚书公旧居“宣忠堂”正厅为享堂，左侧建尚书祠，作为奉祀礼拜之所，故谱名曰《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7]。

其二，该谱收录多位名人撰写的谱序、传记、行状和墓志铭等，反映了鲍志道等盐商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如请到时任户部尚书的徽州同乡曹文埴和文渊阁直阁事纪昀作谱序；谱中还收录有明代的许国、汪道昆、金声及清代的陈维崧、王芑孙、朱珪、纪昀等名人文臣所撰的传记、行状和墓志铭等。一方面，这些有分量的撰文自然提高了家谱的内容质量和影响力，也为我们保存了研究徽商与徽州家谱的珍贵资料；另一方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享有“东南邹鲁”和“商贾之乡”的徽州地区，徽商不仅有追逐“厚利”的物质追求，他们更有获得“名高”的精神追求。

其三，该谱第十九卷收录一卷“义田”内容，这在其他徽州家谱中是不多见的。包括了“体源户田记”、“公议体源户规条”、“宪示”、“李县主告示”、“鲍氏义田记”、“敦本户田记”、“鲍氏义田记跋”、“义田记跋”等内容，有助于研究徽州宗族的族产与运作问题。另外还要看到，鲍志道根据本支谱所组成的“宣宗支派”而设立宣忠户族田五十亩，因此可以说，宣忠堂支谱编纂和族田设立的“宣宗支派”之产生，乃是鲍志道和鲍琮二人联袂合作的成果，表现形式为鲍志道在外经商并提供巨额资金和社会声望，而鲍琮则在徽州乡村进行管理。

(2) 方善祖与《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 清乾隆十二年，歙县商人方善祖亲手书写《会宗小启》，并向方氏诸派寄发，极力宣传和倡议纂修方氏统宗谱，即小启文末所言“因书数语，遍告吾宗”。这是一项历经六年的费时费力且耗资巨大的编纂工程，最终于清乾隆十八年修成刊印《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21卷，谱前有“宪给印牒”并钤徽州府官印。该谱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谱之版心题为“方氏会宗统谱”，而封面标题为“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且从目录至所有卷之始末处，皆标为“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故笔者以后者题名称之。

该谱目录显示共二十卷首一卷，其内容依次为：弁首为“宪给印牒、序文、会宗小启、考证书目、纂修人名”，卷一“凡例计十六条”，卷二“开国公家世行实、历代谱牒序、黟侯子姓分派序、各派族谱序跋记考”，卷三“先帝世系图考、原始世系图志”，卷四“统宗世系图志”，卷五至卷十六分别为环岩派、灵山派、沦坑派、沦潭派、沙溪派、潜口派、苏磻派、畲坡派、磻溪成性派、柘田派、方村派、联临派世系图志，卷十七“宸纶、请图功臣于祖庙状、庙额、祀典、国史列传、文武科第录”，卷十八“碑记、茔志、真应庙纪事、宗支合同、户部钤印谱牒、追覆祀产谳语、柳山十大派考、环山十八方考、纶序世次总目、柳亭山图、祀产”，卷十九“方山世家、家传、行状诔辞、墓志铭表”，卷二十“赠叙、节孝志、谱外宗支附考、后序、跋后、领谱总号、县给编号印照、谱成告庙文”。关于方善祖及其主持纂修统宗谱，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分析如下：

其一，在“纂修人名”中，“总修”为方善祖，还有编次二人、校字四人，都是担任修谱的核心人员，全部属于“环岩派”。由此可知，当时方氏十八派中的环岩派主导了本次统宗谱的纂修工作。

其二，方善祖积极倡修方氏统宗谱的原因与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方善祖感慨方氏宗族只有支谱而无统宗谱，即其所言“然皆各自为谱，迄无统系，亦缺典焉”。此前方善祖已经编纂过所属的上路口派支谱——《钢山路口方氏支谱》，现在他已不满足于支谱。于是他在《会宗小启》中征引《礼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来阐明其编纂统宗谱之目的在于“收族”，还说“为人后者何可不共溯本源”。事实上，他的主要目的应是扩大方氏宗族组织与凝聚力，而这与上文中鲍志道倡修宣忠堂支谱则用意不同。

其三，方善祖作为一位商人，为何能够担任主持纂修方氏统宗谱之大任？本次主持修谱的不是士绅官员而是盐商方善祖，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有财力。方善祖往上前五代都是经营盐业，可谓盐商世家。家谱中载其“鬻财江淮间，延缘楚之西南靡不遍。”*《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20《赠宗人圣述序》，清乾隆十八年刻本。清代文学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刘大櫆也在文集中记载：“方君桤林，尝从其叔父梦堂服贾于豫章，经营盐筴之出入，计无弗周，而其家因益以饶裕。”*(清)刘大櫆：《海峰文集》卷7《方桤林墓表》，清刻本。尤其是在本次修谱过程中，由于方善祖财力丰厚而独任其资，才使得方氏统宗谱得以顺利纂修和刊刻，如谱载“其剞劂纸张、工价，皆善祖独立肩之。”*《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20《县给编号印照》，清乾隆十八年刻本。其次是有才能。刘大櫆对方善祖的才华作了高度评价：“然君为童子时，从塾师读书，颖悟已异于常儿。虽其后业在贸迁，而读书好学至老死不倦。故其见理通明，忆事矜审，几务之来，揆度无有不当。虽当时名卿大夫，皆乐与交游。有以事就商校，君代为筹画，竭一己之忠诚，而悉以中其窽要。以故卿大夫书札问讯无虚日，而君手答之，一日尝至数十函。盖其才之精敏如此，惜乎其仅用于盐筴，丰裕其一家而已。使推其智能以施于邦国天下，则其所就岂出当时之卿大夫下邪？彼卿大夫不能以谘之于君，而君独能之。……君之于家事治矣，而顾谓其不能施之于邦国天下，吾不信也？……方君讳善祖，字圣述，桤林其别字也。既卒，而君之族子弟素钦君之才行者，又为之私谥曰敏毅。”*(清)刘大櫆：《海峰文集》卷7《方桤林墓表》，清刻本。再次是有声望并热心修谱。刘大櫆对此也有详细描述：“方君为汉黟侯之后裔，其二十一世祖弦始迁居歙之钢山路口，数传而至君之尊府怡园。怡园既没，而君之祖鹿村乃终。君以孤童子承祖父后，故梦堂谓其宜弃举子业，而从其叔父侍继祖母朱太安人于豫章。而君之母汪太安人方家居在歙，君于经理鹾务之暇，每岁终辄涉彭蠡、浔阳，犯风涛之险以省其母氏于家。及朱太安人卒，君扶榇归里，乃更构阁于家园，而偕其弟匏舫以共承母氏朝夕之欢。葺宗祠，修家乘，而又以方氏家于新安，或迁于外，溯其支之分为十二者，会而谱之。君之居家甚俭，及其遇人之急难，则倾身救之，而于宗族姻亲之贫寡，尤抚恤之甚厚。盖君虽不仕，而其孝友于家泽及里党，固可无愧于当世之卿大夫也。”*(清)刘大櫆：《海峰文集》卷7《方桤林墓表》，清刻本。

方善祖墓表中记载“方君以乾隆之二十年十一月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二”。由此可知，其在方氏统宗谱修成刊行之后的第二年即去世，他把回乡安度晚年的宝贵时间耗费在修宗谱的事业上。对于方善祖的行为事迹，韩国学者朴元熇作了评价：“方善祖是祖先五世以来一直从事盐业的典型的徽州商人。方善祖为了养家糊口，在异乡漂流三十年后，终于积蓄了很大一笔财产，回家乡隐退。他带着极大的热诚，不惜花费巨款，修筑了一族的宗祠，编纂了族谱。这样的现象不仅是方氏一族的特例，而且是当时成功的徽州商人普遍性的行动样式。”[8]

(3) 吴幼符等徽商的修谱事例 吴幼符，名自充，歙县长林人，是清代一位盐商。其家传记载为“幼符业盐策，家益起，性慷慨爱人，是以鲜余财。”*(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文集》卷17《吴君幼符家传》，清宁都三魏全集本。吴幼符年十四即担忧吴氏宗谱年久失修，并不辞辛劳而奔波，访宗人、搜旧谱，历经十余年而独力完成修谱之大事。吴氏家传对此有着详细记载：“吴氏自子明公以来迁徙不一，子孙蕃衍多散处四方，数百年谱牒荒缺，尊卑行辈亲疏无所考。幼符年十四尝以为忧，乃走楚豫章淮南北吴越间，求宗人所在，考宗支，搜旧牒，补木主之废，清稽墓田，忘寒暑昼夜，参定编次之，凡十余岁而谱成。远近之宗、世次、名字、官爵、行业、嫁娶、生卒葬皆井井有条，列于是。”*(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文集》卷17《吴君幼符家传》，清宁都三魏全集本。吴幼符对所修家谱非常喜爱和珍惜，不允许别人触碰，表现为“初，幼符修谱册，成日置几上，有甚忧，及人触其怒不可解，见谱册，则怡然色喜，不复记忆云。”可惜吴幼符生活寿命不长久，还未等家谱刻印即病，在其三十三岁得病时，他对家人说：“家谱具而不及刻木，吾目未瞑也，儿其图之。”*(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文集》卷17《吴君幼符家传》，清宁都三魏全集本。清代文人魏禧为之作《吴君幼符家传》，对其一生短暂却孜孜修谱的感人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予客广陵，交越辰六，幼符子荣第为辰六妹婿，因介之奉其状请立家传。予为长太息不能已也，余数游江南世家大族，广园囿第宅，而无宗祠以安先祖。合其族人著书汗牛马，于谱系则阙然。自高曾以上有不能举其名氏者。先征君生平重宗族，至死勤祖庙之祭，以修谱属诸子曰：‘此人之本不可忘也。’呜呼！幼符其可谓知本矣。”*(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文集》卷17《吴君幼符家传》，清宁都三魏全集本。事实上，类似于吴幼符关心宗族、亲力修谱的徽商事例不胜枚举，此处不再赘述。

三、协助修谱

徽商除了上述的捐资修谱、主持修谱以外，很多情况下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参与到修谱事宜之中，积极协助修谱。诸如他们发起倡议修谱，或者联络宗族支派修谱，或者访求旧谱资料、调查搜集外地宗族成员的信息，或者在宗族修谱工程中担任某项具体任务等。这些行为都应是积极协助修谱的一种方式，也都为宗族的修谱事业贡献了一份责任和力量。

1.发起倡议和联络宗族

家谱纂修是一件复杂的工程，首先要做的事情应是发起倡议，并联络宗族支派成员参与支持修谱之大事。那么，徽商往往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修谱当中，尤其是徽商经营四方，为其联络外地宗族成员提供了机会。据资料所见，婺源商人的事例较多，如施成章见“族谱历年未修，倡议重辑”*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39《人物·义行》，民国十四年刻本。；张子列“其家居，恒手不释卷……*婺源《星源甲道张氏宗谱》卷38《文学张子列年兄行状》，清乾隆刻本。又时以支谱为念，思发知启续编，完百余年缺典。”*道光《徽州府志》卷12《人物志·义行》，清道光七年刻本。汪升“偕诸昆季，梓刻曾祖士汉遗书，倡族人修谱。” 吴荣森看到“吴氏谱自前明来，支派各修，讹舛失次”，便“聚族议创为统宗，竟委穷源，世系不紊。谱成，合族为请，邑侯朱赠额‘谊敦乡闾’。”*光绪《婺源县志》卷34《人物·义行》，清光绪九年刻本。詹铨“因贫学商……为人有干才，有侠气，凡公益事挺身自任，劳怨不辞。……在家招股禁山，敛资兴学，排解纷难，倡修宗谱，皆为人所难为者。”*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42《人物十一·义行八》，民国十四年刻本。还有胡广耀，其族弟胡鸣鹤在为他撰写的传记中称“兄承父业，商而好儒，尤醰心于文翰……同治癸酉，五门议修统谱，石埭、太平、休、黟诸同宗多在镇经商，兄竭情联络，会修者众。”*婺源《重修清华胡氏宗谱》卷末《贡生广耀公传》，民国刻本。

其他几县商人也有倡议、联合修谱的表现。如歙县江村人江允暐，“本宗支谱未辑，开局捐修未成而卒。子振鹍承遗志，更联合三宗，克竣数百年未竟之功。……三族合谱之辑与族侄恂虚衷考订。经营襄赞，克底于成。有名绍萱者，与兄绍芳捐刻济阳宗谱，又助修宗祠，治入村石路。”*道光《徽州府志》卷12《人物志·义行》，清道光七年刻本。又如康熙刻本《槐塘程氏重续宗谱》是由程氏江村派程槚倡议所修的，该谱在凡例中称“此谱重续之举，江村派槚公创议”*《槐塘程氏重续宗谱》卷首《凡例》，清康熙十二年刻本。。绩溪商人汪作霖，“少业儒，孝养尽职，因亲老兄故弃而就商。尝修家庙，倡集同宗，修明谱牒。”*道光《徽州府志》卷12《人物志·义行》，清道光七年刻本。还有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尝因收族访谱，遇福建浦城宗人名汉者，于吴门道及南峰宗佑重建事，于是相与刊发知单，遍告四方诸族。”*《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24《家传》，民国四年木活字本。类似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赘述。

2.资料收集与资金管理

家谱纂修需要宗族众人的合力来完成，在预修家谱的过程中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准备。其中，宗族的旧谱、各支派的支谱、宗族成员的信息等，都必须提前完成，以作为新修或续修家谱的资料来源。否则，一部内容丰富而繁杂的宗谱不可能正式纂修和刊刻。徽州宗族对此也高度重视，如休宁礼村戴氏在议定重修宗谱时即言：“首及采访之策，次及筹款之方。其采访也则近必躬亲，远必函知，至远莫能致者，仍复转相咨诹，务期无遗，而后怏其筹款也。”*休宁《礼村戴氏统宗谱》卷首《戴济修：续修宗谱序》，清光绪三十四年木活字本。该宗族把资料采访与资金筹款看作家谱纂修的两个重要环节。可以说，家谱纂修是一件费钱又费力的事情。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新资料的收集对家谱纂修的按时保质完成至关重要。虽然徽州宗族在修谱的经费和人才方面都占有优势，但在家谱资料收集方面也会遇到困难。正如卞利先生所论述的那样：“特别是在徽州这样一个人口迁徙与流动极其频繁的山区，大量徽商侨居他乡，没有编纂人员的辛勤奔波操劳采访调查搜罗，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要想毕其工于一役，其难度是不可想象的。”[9]从中可知，宗族材料的调查与搜罗是一件非常辛苦费劲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清道光年间歙县西沙溪汪氏宗族修谱中可以想见，该谱在卷首《重修族谱凡例》中作如此描述：

修谱之役，纂辑不易，搜罗更难。纂辑仅耗心思，搜罗艰于跋涉。吾乡人丁散处，如两粤滇黔，孑遗远寓，恍星落天涯，欲循源溯流，匪第路费不给，且恐乏嗣无传，或迁徙他处，徒往无益，惟注明当日所迁之地，使日后易查可矣。吴越燕齐楚豫西江之间，或暂寓，或久居，平昔既识某处某支，设未访到，谱中即缺，罪将安归？是以吴越附近之区，年虽迈，犹可勉强躬亲阅历，至燕齐楚豫西江道里云遥，则遣子文源、道源与仆朱福、杨贵分投往收。其间江海风波，性命介于呼吸，霜雪冲冒，困苦迫于长途，甚鞍马奇寒，绝无敝裘□冻，备尝险阻，遍历艰辛，水陆之程五万余里，往来约费百五十金，稿方征全*《新安歙西沙溪汪氏族谱》卷首《重修族谱凡例》，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徽商作为宗族修谱的一支重要力量，参与面广泛，他们往往也为宗族修谱而尽力搜罗材料。如上文提到的绩溪商人章必泰“收族访谱”，“厥后诣浦城，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24《家传》，民国四年木活字本。婺源商人施圭锡，“例授儒林郎，性孝友。佐父业木，比父归里，孳息倍于前，悉均兄弟，不以自私。……尝以宗谱久未搜辑，悉心稽考本支，寻碑觅茔，并咨访于寄籍乏祀之家，俾无遗失。其笃于族谊类此。道光己酉，贡入成均。”*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义行》，清光绪九年刻本。还有的徽商为宗族修谱亲自编写和整理材料。如歙县商人周嗣晨，“值宗谱重修，述其梗概，敬附谱末用志勿谖。”*歙县《周氏重修族谱正宗》卷13《明之公传》，清咸丰十一年刻本。婺源商人胡世炳，“以木业往来楚粤间，暇则习书算，生平未多读书，而吐属出风入雅，笔札玉润珠圆。……(道光)岁庚戌，虑宗谱失修，手录草系，商族开局，旋以兵燹中止，虽有志未逮，然心已至。今家乘重新，咸道公为先路之导。”*婺源《重修清华胡氏宗谱》卷末《清华世炳公传》，民国刻本。

其二，家谱纂修所需的巨额资金是家谱顺利修成的重要保障，需要精明能干之人来负责管理。徽商由于财力雄厚且具有文化修养，又是捐资修谱的主要人员，所以可以推测，徽商也往往会承担筹集和管理修谱资金的重任。如徽商章心镜，“清光绪辛卯，家乘五次续修，公担任合族经费收支责，洁清自励，计一丝一粟不入私囊，族人韪之，目为廉士焉。”*《全城章氏续修宗谱》卷17《心镜公暨允惞公合传》，民国八年刻本。又如婺源商人胡默庄，在宗族续修统谱时，一人独任巨额修谱资金的管理者，任劳任怨，不贪私欲，节约开支，最后竟然还有余额经费。犹如其家谱传记所载：“少习举子业，郡县试屡列前茅，惜艰于一衿，弃儒就贾，业茶十载，亏蚀其八，维时夔亦同此业，且同此累，侨寓沪上，如鱼失水，相见喣沬，遂成莫逆交。同治癸酉，五门续修《第九届统谱》，堂兄以尽义务，司会计，支派纷繁，散谱时轰轰烈烈输纳赀财，出入盈千累万，均于一身综理，其任劳苦罔辞，未解衣寝者十余夜。他人处此，非尽情挥霍即侵没羡余，乃兢业自持，出纳唯谨，一钱尺帛涓滴归公，得有赢余。”*婺源《重修清华胡氏宗谱》卷末《从堂兄默庄传》，民国刻本。

此外，关于徽商倾心倾力、协助本宗族家谱纂修的事迹，还有令人感动的例子。如婺源商人胡奇峰，“性孝友，精会计，长习计然策，所到之处颇有声。嗣遭寇乱归里，适祖祠被烧，凋残之后公领袖集族重造，今焕然一新者，藉公之力居多。旋虑宗谱失修已久，复同族人设局于祠。甫二载，公忽患疾，虽久卧床褥，而于局务犹眷念不忘，惜未及终事，公病已不瘳矣。”*婺源《清华胡氏宗谱》卷23《文集杂录·悼奇峰公即世并序》，清同治刻本。同事都非常痛惜他未等到宗谱修成而去世，于是为他赋悼念长诗一首，描述了徽商胡奇峰一生在外经营和关心修谱等行为事迹。其中，“节届阳生气失调，一病勾留岁月遥。床褥不忘翻谱牒，未能强步尚心焦。”*婺源《清华胡氏宗谱》卷23《文集杂录·悼奇峰公即世并序》，清同治刻本。反映了他始终关心和费心于宗谱纂修之大事，以致劳累而生命，但却至死不忘修谱事宜。由于他的前期努力和一直关注，最终宗谱得以修成，只可惜“宗谱乐成欢饮处，遍酌巨觥少一人。”*婺源《清华胡氏宗谱》卷23《文集杂录·悼奇峰公即世并序》，清同治刻本。

综上所述，本文从三个方面考论了明清徽商参与家谱纂修的基本形态，笔者认为徽商的这些行为举措，是其拥有雄厚财力、具备较高知识才能以及热心宗族文化事业的具体展现。诚然，明清徽商积极参与徽州家谱的纂修，一是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原因的，二是对徽州家谱的纂修和演进起到了积极影响，三是徽州家谱对明清徽商的发展壮大亦产生了重要作用，笔者将另有专文探讨。

[1] 卞利.明清至民国时期徽州族谱的纂修、刊刻和印刷研究[G]//米盖拉，朱万曙.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法国汉学 第十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366-367.

[2] 郭因.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319.

[3] 谢肇淛.五杂组[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5] 李秉新.清朝野史大观[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197.

[6] 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441-452.

[7] 江巧珍，孙海峰.盐商文化象征——棠樾[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48.

[8] 朴元熇.明清徽州方氏宗族个案研究[M].合肥：黄山书社，2013：158-159.

[9] 卞利.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纂修及刊刻等相关问题研究[G]//卞利，徽学·第五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217.

Display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Ability: Study of Huizhou Merchants' Participation in Genealogy Compila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ONG Jiakui

(Librar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Huizhou merchants had strong economic strength and high cultural literacy, and they were enthusiastic in clan activities like genealogy compila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is paper, the main forms of Huizhou merchants' participation in genealogy compilat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studied. The first form was financial donation in genealogy compilation. Although it cost much to compile Huizhou genealogy, the rich Huizhou merchants participated in it enthusiastically. The second form was presiding over Huizhou genealogy compilation. Some Huizhou merchants had high literacy, they compiled genealogy by themselves. The third one is providing help to the activity of Huizhou genealogy compilation. They either launched it, or contacted their clan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it actively. Moreover, they undertook both material collection and fund management tasks. These three forms showed that Huizhou merchants had great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ability in their genealogy compilati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izhou merchant； genealogy compilation； financial resource； ability

2017-04-05；

2017-07-1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9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088)；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

点项目(SK2014A139)；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招标课题(2015A1)

董家魁(1980-)，男，安徽阜南人，副研究馆员，博士，硕士生导师。

K29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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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3634(2017)05-0094-8.5

(责任编辑 蒋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