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文化城的诗歌翻译特点

黎 敏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3)

桂林文化城的诗歌翻译特点

黎 敏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3)

抗日战争期间，文人志士在桂林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文化救亡活动，推动了的诗歌翻译的繁荣发展。该时期的诗歌翻译作品在原著来源、题材选择和译作特点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诗歌译作不仅丰富了我国文学宝库的内容，而且鼓舞了人民大众的抗战激情。

诗歌翻译； 桂林文化城；特点；价值

抗战前的历史名城桂林，长居人口不足十万人，只有寥寥几所学校，仅桂海和唐文两所书局。随着战争的爆发，势态的发展，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间桂林的人口迅速激增到了五、六十万，“聚集了全国文化人的三分之一”[1]305。这些文人志士在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救亡活动，街头书店林立，巷尾机器隆隆，“出版发行了国统区80%的书刊”[2]2，使桂林成为了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以“抗战文化城”而享誉全国、蜚声海外。此间的文学翻译活动也空前繁荣，其中的诗歌翻译不仅促进了抗战诗歌的蓬勃发展，更是激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运动中。

一、文学翻译繁荣的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响起，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随着北平、上海、广州、武汉、香港等昔日经济、文化中心的相继沦陷，大批工业、文化机构和文化工作者向西南大后方撤离，桂林因其可进可退的交通枢纽地理优势和桂系当局相对开明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政策，留住了大部分抵桂的文人志士，只有小部分人继续转移到重庆、成都和昆明。在桂林停留的学者、作家、艺术家、记者或在中共的领导下，或自发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救亡活动，他们积极从事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等文艺形式的创作和译介活动，既表达自己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意愿，又激发民众反抗压迫、投身战斗的热情。基于此历史机缘，桂林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冠以“抗战文化城”的美名。

据不完全统计，桂林文化城期间出版发行的译著共194部，57种文艺期刊上发表的译作共860篇[3]2。在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生活窘迫的战争年代，文学翻译为何得以如此繁荣？在诸多的社会历史因素中，抗战民众对文学的需求和国民政府对原创的限制之间的矛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担惊受怕，生活疾苦，迫切需要精神上的鼓励和慰籍，当时在桂林生活的许觉民先生说，尽管只有微薄的收入，但他们宁愿节衣缩食也要到书店求购一点精神食粮。一本新刊物或新书出版后，书店就会立即吸引一大批读者[4]4。这足以证明富于激情的文学作品恰好能满足抗战民众对精神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尽管当时桂林的政治氛围比重庆、成都更民主，但皖南事变之后，桂系当局也转变开明的文化政策，转向反共立场，严加出版审核，加强对文学创作的控制，甚至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打压和迫害，严重挫败文化人士的创作热情。再加上，本来不少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文人就有通过译介国外反内战、反法西斯的作品来揭露黑暗、抨击时局和激发大众爱国热情的愿望。于是，在“翻译书籍容易获得审查机关通过”[5]136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进步作家、学者、艺术家选择翻译国外文学作品，这就促进了桂林文学翻译的繁荣发展。

二、文化城诗歌翻译的概况

桂林文化城期间的文学翻译数量可观、体裁齐全。由于诗歌翻译对音韵和形式的要求较高，翻译难度大，使得诗歌的译介远远少于小说。根据笔者对《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文艺期刊索引》(杨益群等编著)、《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贾植芳等编著)和《桂林抗战文化城译介活动研究》(袁斌业等编著)等有关诗歌译介研究成果的粗略统计，除去单行本，抗战期间在文艺期刊和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有据可查的诗歌译作共计218首，从事诗歌翻译的译者有80多人，刊登过诗歌译作的文艺期刊20多本。

由于桂系当局文化政策的转向，加强对出版和言论的限制，文学创作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抗战初期从事诗歌创作的诗人、作家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国外作品，进行有选择地译介。作家司马文森在1941年的文艺运动座谈会上谈到，“有许多从来不搞翻译工作的朋友，现在也把文章放开不写，来做翻译工作了，因为写文章时往往有现实主义的困难，但是做翻译工作却没有这个限制”[6]156。抗战前专注创作的作家邹绿芷1941年后才转向译介外国文学，其代表译作是1942年在《诗创作》上发表的《现代英国诗抄》和《二士兵的歌》等。诗人戴望舒也于桂林文化城期间走出“雨巷”，将西班牙和法国的抗战诗歌介绍给中国抗战民众。期间从事诗歌翻译的文人当中既有穆木天、黄药眠等诗坛老将，又有秦似、袁水拍等诗坛新秀；既有戴望舒、柳无忌等职业诗人，也有焦菊隐、莊寿慈等跨界文人学者；既有陈适怀、宗玮、覃子豪等来自大江南北的诗人，又有胡明树、陈秋帆等本地作家。这些多才多艺的诗歌翻译者，既能创作，又能翻译，顺应时代的号召，把国外充满能量的作品译介到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解放运动贡献力量。

文化城期间的诗歌译作，除了单行本和少量发表在报纸上的译作，大多都发表在了专业诗刊和其他综合文艺期刊上。其中专业诗刊包括《诗创作》《顶点》《诗》《中国诗坛》《半月新诗》；其他综合文艺期刊包括《抗战时代》《半月文艺》《文艺杂志》《文学译报》《文学创作》《青年文学》和《文艺生活》等。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诗创作》，名义上虽为创作，但除了发表原创诗歌外，也刊登诗评和译诗，是所有诗刊当中发表译诗最多的一本。该刊物还专门出版过“普式庚专辑”“惠特曼专辑”和“翻译专号”，选刊了近代大部分国外著名诗人的代表诗作及诗论和诗评，视野开阔，题材广泛。

大多数的诗歌译作都高奏着爱国主义主旋律，唱出了民族的觉醒，唱出了抗战的强音，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坚定必胜信心，为推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文化城诗歌翻译特点

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成就了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美名，空前繁荣的文艺翻译活动推动了诗歌翻译的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而且这些硕果都清晰地烙着时代的鲜明特点。

(一)原著来源

与《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对各国文艺译作比重的统计小有差别，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文化城时期各国诗歌译作比重为：苏俄占27%，德国占13%，英国占11%、捷克、日本、西班牙各占10%，法国和美国各占7%，波兰为5%，匈牙利占2%。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诗歌译介的作品主要来自4大阵营：苏俄，英、美、法资本主义国家，德、日、法西斯国家和东欧受欺压的弱小国家。

苏俄的诗歌作品之所以是译者的首选，主要是因为苏俄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和中国相似。俄国时期出现不少反对农奴制、反对沙皇专制、讴歌自由的诗歌。十月革命前后，许多苏俄作家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变革的进程，真心诚意地关怀人民的疾苦，因而，他们的作品关注的是苏俄人民的感情、思想、斗争和生活，歌颂的是革新、进步、祖国和人民，具有非常明显的思想政治倾向。文化城的进步作家为了配合当时的抗战文化宣传，鼓舞民众在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将苏俄经典的作品和反战作品大量译介到中国。译介重点有普希金、叶赛宁、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和谢甫琴科等。

诗歌译作的第二大来源是英、法、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抗日战争时期，英、法、美各国和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而且法国也同样遭到法西斯的摧残和蹂躏，这3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富于反抗精神和反映现实生活的经典作品；第二，英法两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辉煌的文学史，许多作品成为了世界经典，而美国虽为新兴国家，但其不少作品是批判社会现实，主张追求自由的，因此也得到了译者的特别关注。译介的重点集中在拜伦、雪莱、艾略特、雨果、惠特曼等。

诗歌译介的第三大来源是德、日、法西斯国家的文学作品。德国、日本政权的对外侵略行为在国内也引起民众的不满，一些正义作者拟文作诗表达他们对战争的厌恶和谴责，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如德国的贝赫尔、日本的最上二郎、坂井敬二郎等。抗战时期我国作家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选择性地译介这些批判法西斯侵略行为的进步作品。此外，德国还拥有众多世界级的诗坛大师，如：歌德、海涅、席勒等人，他们的经典作品也受到中国译者的青睐，译介后陆继发表到文化城的期刊上。

此外，东欧受欺压的弱小国家作品也是译介的重点。历史上东欧各国曾长期处在外族的统治之下，东欧各民族为争取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又被法西斯占领，受尽铁蹄的蹂躏。因此，文学史上不乏充满革命激情的、反对奴役和专制的诗歌。被译介到文化城的代表作有捷克柏丝鲁支的《旷工》和捷黑的《奴隶之歌》、波兰拉丁斯基的《扯旗》《人质》和《雪底永恒》，以及匈牙利裴多菲的《军队生活》等。

(二)题材选择

抗日战争是一场反对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全民战争，随着时局的变化，作家们不再阳春白雪、置身事外，而选择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为广泛动员民众投身战斗,他们积极创作或译介“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作品，为抗日救亡运动摇旗呐喊、助威。桂林文化城诗歌译作的题材相当广泛，主题也十分鲜明，即“反战反侵”。不管译介的是当代诗作还是古典名篇，反抗精神始终是主线，期间对苏俄文学和东欧诗歌的大量译介就是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明。

俄国史上曾经历沙皇的黑暗统治，加之其时苏联也正遭受法西斯国家的蹂躏，文学史上自然出现许多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反抗精神能起到鼓舞中国民众积极投身抗战的作用。尤以普希金、谢甫琴科、莱蒙托夫的诗歌为多，这主要缘于他们对压迫和苦难的描写契合了中国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摧残的感受。在谢甫琴科的《遗嘱》(陈原译)中，诗人高声疾呼“把我埋葬得深深/而你们要起来挣断那枷锁！/你把暴君的血液榨出来/自由将永远属于你！”呼吁人们为争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战，要与压迫者斗争到底。类似主题的作品在饱受欺凌的东南欧国家也比比皆是，如西班牙阿帕里西峨的《谁曾在这里经过》(黄药眠译)，“谁曾在这儿经过/看，这麦田在燃烧/水在那里怒喷/看，这被劫杀的家屋/一切都是怎么沉熄和荒芜/收了枪伤底田野啊/告诉我，谁会在这儿经过？”诗人通过描写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和破坏，激励人民奋起反抗、争取自由的决心。还有译者选择歌颂胜利诗歌，如江布尔《商人队之歌》(李崴译)，“红色的十月唤醒了大家/我们智慧的法律在灿烂发光/从前没有人间说/有这种公正的法律，完全是人民的财产/我们愉快的劳动有了保障/给予我们休息，否则劳动是痛创/女人获得了自由/一致到今日才实现/众人全可受到教育/老人也有人赡养/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呼吸，心田也开出灿烂的花冠。”诗人充满喜悦地描述了胜利后的美好生活，勾起抗战民众对和平生活的憧憬。

除了抗战主题诗歌的译介外，译者还倾心于欧洲各名家经典的译介，如普希金、拜伦、雪莱、艾略特、雨果、歌德、海涅、席勒和惠特曼等人的作品。且事实上，不少经典诗作都蕴含着不屈的反抗精神。这些诗歌或是描写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鼓励人民奋起反抗的，如法国雨果的《穷苦的人们》、乌克兰谢甫琴科的《我不感伤》；或是歌颂英勇抗争英雄和人民，鼓励人们保家卫国为民主献身的，如英国拜伦的《哀希腊》，等等。

桂林文化城诗歌译作普遍具有战斗性，因为反压反战类题材作品对压迫和苦难的描写契合了中国人民被日本侵略和压迫的感受，诗歌所颂扬的顽强斗争的精神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民来说是种莫大的鼓舞。译者选择这类主题作品的目的是号召全体人民起来反抗日本的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的解放和自由。

(三)译作特点

桂林文化城本是抗日战争势态发展的产物，在这里发生的诗歌译作活动不仅在主题的选择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翻译风格上也刻着时代的烙印。桂林处西南后方，译者们也是在交通受阻、通信不畅且生活窘迫的状态下进行文学译介活动的。背景环境对文学译介的工作方式即翻译策略非常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异化翻译比较普遍，语义生硬晦涩

据笔者分析比对，桂林文化城期间的诗歌译作异化翻译程度比较大，语义不如战后重译的通顺流畅。以马雅可夫斯基作的《穿裤子的云》的第三节为例，《诗创作》第九期林啸的译文是“高雅的人们/把你们的爱放上梵哑铃吧/狂徒是把爱放在大鼓上的/但你们闭紧了嘴/决不能像我一样的叫喊!”对比一下于振先生忠实译文：“温情的人们！/请用小提琴演奏爱情/粗鲁的人用定音鼓/你们都不能像我一样吧自己反过来，是整个身体变成两片嘴唇！”首先，除了最后一句差异比较大，其他三句的意思基本一致，但表达上的优劣比较明显。

文化城期间，这种异化直译的译文比较普遍，笔者认为有两个客观因素不可忽略：第一，出版时间紧，翻译环境差。一方面，诗歌翻译在文化城期间成为抗战运动的一部分，为了配合抗战形势，制造舆论氛围，各文艺期刊抓紧时间争相发刊，而不能像今天的译者那样有充分时间来细细斟酌和润色；另一方面，译者的工作环境极差，不少文人居无定所、收入甚微，创作翻译之外还要兼职，更不可能拥有如今发达的媒介作参考。第二，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其时国内外的物资交流不畅，难以获得一些经典诗歌的原文，不少译者只能就地取材，从第三种语言译本把诗歌转译过来的。本来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都是难为之事，这中间有多了一道坎，必是难上加难了。所以从时间和资源因素来看，当时普遍异化生硬的译文也算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2.翻译不拘泥于音韵，多为自由诗体

文化城的译诗多为白话诗自由体。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翻译是一场运动，一场文化救亡运动。因为运动的主体是广大爱国抗战群众，而非少数文人学士，所以旨在宣传的诗创或诗译要实现平民化、大众化，要以普通百姓易于接受的自由体形式出现。在期刊上登载诗歌译作的一个目的是制造抗日舆论阵势，给消极国民党当局施压，另一个更直接的目的是发挥诗歌简短有力又煽情的优势，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到抗战卫国的运动中。自由诗因不受格式韵律的制约，既方便诗人抒发自己的情感，也利于普通读者的理解，成为了抗战诗歌创作的主流形式。

本来诗歌的翻译讲究的是音形意三美原则，即诗歌翻译尽量保留原作的音韵、形态和意义，但抗战诗歌翻译的宣传功能和目的显然优于三美忠实的翻译原则。在抗战语境下，诗歌的译介要符合时代的需要，按主流的自由诗形式去翻译。以邹绿芷翻译的“现代英国诗抄”为例，译文的诗节和诗行都基本与原文保持一致，但是没有采用原诗的韵式，而用无韵式。如在英国诗歌《海的梦恋》里，每节的韵脚都是abcb,但邹先生都译成自由体“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又渴望着你/在你漂浮的泛流上再一次地行驶去/我愿意倾听你的波涛在我的死床下冲打/你的苦咸水永远储存在我的血里”。以白话诗自由体形式出现的诗歌译作可以说是抗战历史背景条件下的产物。

3.转译现象比较常见，重译作品多见

转译现象在文化城诗歌翻译中比较常见。桂林文化城发表的不少诗歌译作是从其他译本转译到中文来的，比较多转译的是从日语、英语和世界语译本。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战前中国和日本及欧洲交往密切，大批人才前往这两地学习深造，熟悉这两种语言的人比较多；第二，战时交通物流受限，译者难以获得原始资料，只能就地取材，把手头的译本转译到中国。而重复翻译得比较多的是那些经典的，并且具有反抗精神的诗歌，如《哀希腊》《西风颂》《帆》《穿裤子的云》等等。

四、文化城诗歌翻译的价值

随着1944年底的桂林大撤退，文化城的诗歌翻译浪潮也随之回落。诗歌翻译活动随文化城一起仅繁荣了6年时间，虽然其时诗歌翻译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但桂林文化城的诗歌译介活动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首先，文化城诗歌译介活动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文化城期间翻译和介绍到桂林的诗歌大多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战斗性，译介的诗歌或是描写压迫和战争给人们带了的苦难和伤害，如贝赫尔的《二兵士之歌》、捷黑的《奴隶之歌》等；或是描写不屈的民族对压迫者或侵略者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抗战，如拜伦的《哀希腊》、谢甫琴科的《遗嘱》等；亦或是描写战争胜利后给人们带了的自由和希望，如拿谢特金的《秋》、江布尔的《商人队之歌》等。译者翻译这些诗歌的目的性和指向性非常强，旨在凝聚人心、团结群众、坚定信心。这些诗译作品给文化城、周边地区乃至全中国的爱国抗战民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粮食，激发了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了英勇抗战、保家卫国的士气，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光辉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次，文化城的诗歌译介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抗战文化城期间，一批世界经典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其中还包括首次译介的俄国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奥尼金》等。从文学价值来看，这些译作滋养了中国的抗战文学，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虽然桂林文化城诗歌译介带有时代的特点或局限性，但仍是中国抗战时期诗歌活动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些译作既开启了外国经典文学翻译的新篇章，也为外国文学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五、结语

抗日战争期间，桂林因有利的地理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集结了大批撤往西南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这些文人学者们在这里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文化救亡活动，文学翻译活动空前繁荣。虽然诗歌的译介成果远不如小说丰硕，但也盛况空前。诗人和翻译家们克服重重困难，从世界各国，特别是苏俄、欧美等国译介了一大批优秀的、经典的诗歌作品。在些诗译题材广泛，但主题鲜明，除了一贯以来都受到译者青睐的西方经典名篇外，文化城期间诗歌翻译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青睐“反压迫争自由”“反战反法西斯”的主题。译者适应抗日语境下目标读者群的变化，大部分诗译作品都采用了白话诗自由体形式，但由于受到战时种种不利条件的制约，文化城诗译作品整体上异化翻译痕迹比较明显，语言略显生硬。

文化城的诗歌翻译是抗战时代的产物，虽然某些译作的质量不尽如人意，但该时期的诗歌译介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抗战文化城的诗译作品不仅丰富了我国文学宝库的内容，更是鼓舞了一代中国人民的抗战激情，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激励着我们前赴后继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杨益群,王斌.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文艺期刊索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2]李建平.抗战时期桂林文学活动[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3]袁斌业.桂林抗战文化城译介活动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许觉民.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报刊：序[C]//魏华龄，曾有云，邱振生.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

[5]抗战八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G]//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

[6]刘寿保.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韦志巧]

On the Features of Poetry Translation in Cultural City Guilin

LI Min

(Gu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Nanning，Guangxi 530023，China)

Unparalleled cultural activities had been carried out in Guili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bringing a boom of poetry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works of poetry in that period are distinctive in respects of poetry resource, theme selection and translation features. These translated works not only enriched the literature of our country, but also inspir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fight for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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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6.2

A

1672-9021(2017)03-0124-05

黎敏(1978- )，女，广西桂林人，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017-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