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莫言演讲词的英译研究

李芙蓉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莫言演讲词的英译研究

李芙蓉

以生态翻译学为视角，以译者的适应选择为理论指导，以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为文本，结合演讲的场景、听者的需要、信息的渠道，在细化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阐述了译者在翻译中发挥中心作用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3个方面迎合听者的倾听方式，最终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增强演讲的艺术效果。

翻译生态环境；莫言演讲词；倾听方式；译者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对翻译活动有明确记载的是在周代，而翻译讲求适应则可追溯到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释道安。《摩钶钵罗诺泼罗密经钞序》中的“而删雅古，以适今时”［1］37就是对时代不同、改古适今的阐释。

发源于中国本土的生态翻译学以“适者生存”为理论基础，注重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的中心地位。众多学者就该理论的应用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金春岚认为译者和作者之间的对话和联系是一种语言竞争和选择的机制［2］。胡娅婷从译者伦理责任角度剖析了鲁迅的翻译思想。李晶认为法律文书的语言特点要求译者适应并选择不同的句式，体现译文的法律效力，但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性的确存在着个体差异［3］。邓媛认为口译生态环境中，译员需要发挥其主体意识，对口译活动进行选择和调节，最终实现“整合选择适应度”［4］。舒晓畅将翻译活动置于翻译生态视角，强调译者中心，并通过实证方法论述了翻译教学模式在教学目标、课程资源、翻译主客体和翻译市场需求等方面对翻译教学的意义［5］。可见，适应选择论的应用层面多停留在文学翻译、哲学社科翻译、法律文书和翻译教学等领域，较少涉及名人演说词的英译分析。

一、翻译生态环境概念与译者的主体地位

自2001年以来，胡庚申在《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上海翻译》等知名刊物上先后发表了系列论文，其研究成果形成了生态翻译学的基本框架，适者生存是其理论基础。建立在翻译适应选择理论基础上的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的中心地位，关注译者、原文和译文间的交叉互动关系，探究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最佳适应值和对译文优化选择度的制约。

翻译生态环境不同于语境，其内涵要大于语境。原文、原语和译文所呈现的综合因素构成了翻译生态环境，包括话语交际、社会文化、时代背景、接受环境和由作者、读者构成的联动整体［6］40。该环境兼顾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生态群落，讲求翻译过程中各部分和整体间的动态平衡。

翻译生态群落指与翻译过程发生密切联系的诸者，包括译者、读者、出版者、资助者等［7］。译者是翻译生态群落的主体，有别于普通的读者或作者，其重要性无论是我国古代被比作“圣人”或是当代翻译理论家将其喻为“叛逆者”“协调家”［8］103，都是对译者身份的认同、重视。译者依靠自己的知识架构、生活阅历、职业素养等内部因素和文本类型、接受文化等外部环境发生交互作用，调整自己的认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从而建构起源语和目的语的链接。

二、生态环境适应度下的莫言演讲词分析

演讲有正式演讲和非正式演讲之分。从类型看，主要有外事演讲、政治演讲和科坛演讲［9］123。科坛演讲的内容往往都具有特定性，加上文化背景、信息干扰、听众反馈的有别，这一切都使语言交流过程变得复杂。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s）的演讲。区区数分钟的演讲被外国媒体评论为：一个个不同的故事，彰显获奖者的性情和傲骨，真情实感、力透纸背。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家，其演讲词兼具文学语言的形象性、含蓄性和象征性。这也给演讲词的英译工作带来了挑战。译者需要分析听者的特点，关注他们的倾听方式和言语交流过程中多种因素间的关系，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3个方面将汉语转换为英语。

（一）语言维转化下的同情性倾听

体裁的差异性造成认知程度的不同，但是，语言理解的共性则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听者对演讲者的理解无论是从词汇、句法还是篇章层面，其心理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过程［10］100。而一个优秀的公共演讲者必须分析听者的心理特点和预期，找到信息传递的最佳方式。

莫言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也正因为讲故事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1］。纵观他的成长历程，均与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用耳朵听故事，到用嘴巴讲故事，再到用笔写故事。莫言用讲故事的方式给听者道出了这些故事对他的意义：相信真理和正义的存在。

针对全文3个排比句：“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再讲一个故事”和“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11］，译者将自己置于由演讲者、信息、听者、反馈和场景构成的生态环境中，理解演讲过程诸多构成要素间的关系、听者的现场反应和内心需求，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完成语言的转换。第一句突出主语，译为I am a storyteller［11］。第二句凸显故事本身，译为Here is another story［11］。第三句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译为Bear withme，please，for one last story［10］8。层层递进的排比深化了演讲主题，迎合了听者的同情性倾听（Empathic Listening），收到了激动人心的现场效果。

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认为知识的本质形式是过程性知识。叙事情节的复杂性和语言的微妙度都会给听者的理解带来莫名的压力［10］17。而这也正是演讲者注重并学会驾驭语言的技巧。

小学辍学让莫言倍感痛苦。“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Not another person in sight，no human sounds，nothing but bird calls above me）［11］。“看不到”“没有人”“只有”，这一连串的否定词给听者勾勒出一幅孤立无援、悲凉凄苦的画面。译者在目的语的转化过程中通过“not”“no”“nothing”3个否定词并置，读音上的铿锵有力体现了演讲者当时绝望的心境，唤起了听者的共鸣。一幅又一幅叠加的画面让听者来不及细想、消化，唯有接受、感染，足见叙述情节的复杂性形成了听者心理上的认同感。

（二）文化维转化中的理解性倾听

演讲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密切相关。语言的改变、思维方式的差异和价值观念的不同造成听者理解的障碍，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俗语、习语和佛教用语给译者带来了挑战。

莫言讲述到自己辍学之后混迹集市，听说书人说书找到乐趣时，引用道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老子的话，从而揭示了命运的转机：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Fortune depends on misfortune.Misfortune is hidden in fortune）［11］。老子的著述《道德经》是道家学说的精髓，道教寻求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对中国的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功的演讲离不开演讲者广博的知识，但演讲者还要考虑听者在有限时间内的接受能力。同样，优秀的译文少不了译者深厚的文化底蕴，但译者也要顾及译文是否符合听者的接受文化。因此，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无形中加入了更为复杂的因素，除了演讲者、听者、信息、场景外，还涉及渠道、干扰和反馈［12］7。

莫言的演讲还提到了佛教用语“六道轮回”（The Six Stages of Samsara）。与道教不同，佛教主张谦逊（humility）、宽恕（mercy）、慷慨（generosity）等，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公元4世纪广为流传，隋唐迎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轮回”指有生命的东西像车轮般永久地在天堂、地狱和人间等6个范围内循环转化。“六道”则是人间众生业报去处的划分：天道、人道、畜生道、阿修罗道、饿鬼道、地狱道。而这与英文单词“samsara”的含义有重叠之处：由业（Karma）所造成的生、苦和死的无限循环［13］4630。译者结合中国宗教文化，采用加词的方法表明“六道轮回”出自佛教，满足了听者理解性倾听的需要。

（三）交际维转化后的欣赏性倾听

演讲者和听者发生的交流过程中，语言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莫言的整篇演讲词从叙说自己记忆中的4件事（最早的、最痛苦的、最深刻的、最后悔的事）出发，继而讲到听说书人讲故事，自己复述故事，讲别人的故事，再到执笔写作的人生历程。指出对作家而言，最好的说话方式非写作莫属。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Speech is carried off by the wind，the written word can never be obliterated.）［11］甚至自嘲到名字“莫言”，像对自己的讽刺（Mo Yan，or“don’tspeak”isan ironic expression ofself-mockery）［11］。正因为自己天性喜言，母亲则希望他成为一个沉默安稳的孩子，遂取名“莫言”。汉字“莫”表示不要，没有；“言”是说的同义词。译者通过增加词的方式把“莫言”的深层次含义告诉听者，使其迅速抓住演讲者的思路，并体会汉语的语言魅力。

同时，从莫言的名字可以看出母亲对他的期许。因为那时油嘴滑舌的人往往被视为是不务正业，而极强的说话欲望会给莫言带来潜在的危险。可是事与愿违，随着莫言的成长，他会模仿鸟儿的叫声与之对话，会对着树木诉说心声，他早已不满足于用眼睛阅读，自己的故事讲完了，还必须讲述他人的故事。因此，听者如果想听故事，就阅读莫言写下的文字，在作品中继续聆听和感受。

演讲者每分钟可以说出120到150个词，同样时间内，听者的大脑却可以处理400到800个词［12］58。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下，了解演讲者的思路和逻辑，选择译文的最终行文，让听者理解演讲者话语信息的同时，还要利用演讲期间听者的大脑真空，引导其对演讲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思索，将其带入更为深邃的欣赏空间，从而提高演讲的艺术美感。

三、结语

成功的演讲者离不开创造力和想象力，优秀的译者少不了理解力和表达力。如何审视演讲稿的文学张力，兼顾听者的欣赏特点，避免现场的信息干扰，迎合听者的倾听方式是译者的责任，也是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直接体现。而译文文风上的言简意赅，修辞上的出神入化，评论中的精辟入理无不与译者的素质密切相关。尤其是名人演讲对传递前沿思想、消除大众的偏见、促进文明的转化都具有重要作用，而译者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翻译最佳适应度下的译文质量和演讲的影响力。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金春岚，黄芳.郭沫若译《鲁拜集的生态解读》[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3）.

[3]李晶.从生态翻译学看法律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3.

[4]邓媛.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依托项目的MTI口译学习模式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2（5）.

[5]舒晓畅.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翻译教学模式实证研究[J].上海翻译，2014（2）.

[6]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7]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外语（中英文版），2011（6）.

[8]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5.

[9]陈新.英汉文体翻译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BROWNG.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1]Storytellers[N].Beijing review，2013-01-24（4）.

[12]LUCASSE.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13]王同亿.英汉辞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8.

（编辑：文汝）

H 315.9

A

1673-1999（2017）01-0076-03

李芙蓉（1977—），女，硕士，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文理科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英语教学。

2016-10-25

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近十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研究”（SK2016A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