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单位意识”的批判及其转换

田毅鹏 王丽丽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社会学研究·

转型期“单位意识”的批判及其转换

田毅鹏 王丽丽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学术界将单位意识定性为单位人在单位体制下形成的一种与计划经济相匹配，带有封建性的落后观念，从“观念更新”的视角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应该承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上述批判带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也存在简单偏激的问题。单位意识的构成非常复杂，其中有基于工业主义而形成的协作观念和集体意识；有基于民主革命时期政治动员传统而形成的服从意识和参与观念；有基于传统家国思想而形成的以单位为家的归属认同感；当然，也有基于计划经济积淀而形成的保守狭隘的平均主义、依赖观念、保守意识等，二者杂糅在一起，难以实现简单化的分离。故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单位意识视为是僵化的、封建性的落后观念，而应对单位意识的功能及影响展开客观分析，既不能盲目地对其顶礼膜拜，也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负面的东西，而应展开客观的分析评价。

单位人；社会认同；批判与转换

20世纪90年代以降，转型期特殊社会历史契机下发端的单位批判，将单位意识定性为单位人在单位体制下形成的一种与计划经济相匹配，带有封建性的落后观念，并对其展开了全面而激烈的批判。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述批判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单位批判发生之前，还是在进行过程之中，我们都未对单位意识的构成及其功能展开严格的界定和客观分析，其批判的学理性不强，其中难免存在着偏颇和极端之处。由此，在单位制度业已走向消解的今天，我们应对单位意识构成的复杂性给予充分重视和重估，并在客观公允评价的基础上，探讨其继承和转换的可能性。

一、转型期“单位意识”批判发生的特殊历史契机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命运抉择中，中国政治精英为克服旧中国社会的涣散性，在革命武装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单位制这种集“经济—社会”为一体的总体性社会的范式。虽然单位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并几乎成为计划时期“天下皆一式”的体制和模式，但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将“单位意识”作为一个学术话题来加以探讨。改革开放初期，以联产承包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承包迅速取得成功，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会的面貌。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产生将农村改革的承包经验转移到城市工业企业组织中的设想，并由此揭开了国企单位组织改革的序幕。但国企改革相较于农村改革的复杂性也由此开始凸显。

(一)单位意识批判是在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进程中发生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社会各界对以国企为代表的单位生产组织的低效率普遍感到不满。经过十余年的改革探索，1993年，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中人们在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计划中国的意义及影响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在过去单纯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经济运行的主体，企业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仅仅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经济的发展与企业和企业人员的切身利益脱节。这种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状况，必然限制人的个性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其本性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主性经济，其最大功能就是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精神实质之一，是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从对指令性计划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按照商品平等竞争的原则，使他们走向市场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高静文、雷念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文精神》，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当时，鉴于国企初期效益低迷，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企业承包制、工业企业中的“砸三铁”等。在企业管理领域，则先后推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政分开”“以厂长为中心的经济责任制”等改革措施。但其效果依然乏善可陈。国企改革的困顿遂成为单位意识批判发生的直接背景。改革以来国企各种改革方略的受挫，激起了社会各界对单位制的全面批判和清算，由此引发出对单位制度、单位组织及单位意识所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而全面的批判。可见，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单位意识批判是作为单位制总体批判的一部分而展开的，其发生的特殊的历史契机，决定了这种批判具有突出的激烈性和全面性。

(二)单位意识批判视角的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剧烈的制度变迁相伴随。值得注意的是，在单位批判的浪潮中，单位意识批判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人的观念更新与改变”，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核心主题。

1.就与现代中国思想批判的传统关联而言，关于单位意识批判思潮实际上是继承了五四以来“从思想文化入手”的批判视角及国民性批判的思想范式，即将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改变作为改革开放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正是在此时期，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被译为中文，列入“走向未来”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引进先进国家现代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这表明：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殷陆君：《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由此，人的观念意识的更新改造，成为推进现代化社会改革及进步的重要方式。

2.学界对单位制及单位人特性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单位意识批判提供了学术支持。一些单位研究的著作中提出：“人们行为的惯性，融入为单位制度的结构，作为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人们在这种制度的结构中生活，根据这种行为规范社会化，从而更加深了人们行为的惯性。如此循环往复，使单位制度在其深层的结构上具有了一种抗拒变迁的能力，其变迁的滞后性具有了深刻的制度基础。”*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一部题为《告别单位》的著作也针对单位意识发出批判性质询，提出“单位制培养了我们什么？”等问题，认为“被动性”“僵化”“不肯承担责任”“唯命是从”都是单位人的根本性的性格特征。*栗陆莎：《走出单位——中国员工单位心态研究》，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上述这些特征均为单位意识负功能的集中表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滞作用。很显然，没有激烈的反思批判，国企单位组织的改革便很难得以顺利启动和推进。

3.值得注意的是，在单位批判全面展开的同时，各种大力度的单位制度改革措施也陆续出台。如1992年有的地方在改革企业“三项制度”时，提出砸“三铁”——以“三铁”(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袁宝华：《袁宝华文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这种系列的激进改革措施，其批判锋芒直指单位组织内部的低效率，并通过具体的激进改革措施将单位批判推向了高潮。

二、单位意识批判的展开及其局限

20世纪90年代前后发轫的单位意识批判思潮，主要是围绕着单位意识的性质判定及功能分析加以展开的，对其展开过程的研究和评价，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单位意识批判的性质及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单位意识批判的展开

1.关于单位意识的性质

对单位意识性质的界定，决定了单位意识批判的深度、广度及发展路向。在单位批判展开的过程中，人们对单位意识的性质做了如下的界定，认为“所谓单位意识 ,是指人们在单位体制下形成的一种基本观念。它表现在单位生活的各个方面。单位意识无论从社会体制还是从文化心理来说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然而其主流与现实社会中改革开放的目标又充满矛盾,并成为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可见，在学界比较权威的界定中，是将单位意识看作是由单位人承载的一种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落后的意识与观念。单位意识的落后性使其直接成为国企改革的无形阻力，并成为巨大的精神束缚，“单位社会培养了我们独特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这一套规范和方式只适用于单位环境，并且与我们正在建设的市场和民主制度的规范和方式相冲突。”*栗陆莎：《走出单位——中国员工单位心态研究》，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6页。

此外，单位意识还带有封建性，有的研究者将其定性为一种传统封建宗法家族意识的现代延续。在这一意义上，单位组织是传统家族的放大。“在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离自己最近的关系是家庭，家庭是人们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唯一社会基本组织。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家庭的变迁、人口流动的频繁，大多数社会成员被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组织’中，单位组织对个人越来越重要。在单位组织中，人们获得资源，获得地位、权力、利益及个人身份和合法性。结果，单位群体的出现取代了单一的家庭群体作为离个体最近的关系，构成了城市个体对单位的依赖，形成了中国人的‘单位意识’。这种对单位和家庭的‘双重依靠’，正是我们考察中国社会‘单位人’构建社会关系的基本着眼点。”*赵建国：《中国式关系批判》，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7页。对单位意识性质的认识和界定，为单位批判的展开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合法性论证，同时也构成了单位批判的核心组成部分。

2.单位意识的特质及其功能

在单位意识性质界定的基础上，此时期的单位意识批判基本上是循着单位意识的特质及功能的分析而进一步加以展开的。作为计划体制观念形态的基本表征，单位意识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以群体意识淹没个体存在。作为高度组织化的单位组织，强调集体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在‘单位’上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挑剔的极致境界……‘单位’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工作场所，而可以说是强化群体意识、维系群体关系的一种‘机制’。”*王彦等：《城镇宜居住区整体营造理论与方法》，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二是依赖性强。与现代人的开放流动等现代性禀赋不同，单位人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全能主义造成了单位人顺从和依赖的性格。由于单位体制下，所有社会成员都隶属于单位，而所有单位又都隶属于国家，这种分配体制，只需要个体的顺从和依赖。顺从和依赖构成了单位人的基本性格”*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此外，单位人的依赖品性还与从摇篮到坟墓的单位福利制度密切相关。

三是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在单位内部由于缺乏普遍和客观的评价标准，也只能采用平均分配方式，才能缓和内部紧张，保证单位结构的稳定和秩序。所以，平均主义意识既是人们喜欢的，也是单位结构所必须的。”*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四是损公肥私的劣根性。在单位人的观念意识中，“个人与单位有着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个人应为单位作贡献，同时单位又必须关心职工福利。于是，企业领导把扩展职工福利作为重要的目标，甚至将其凌驾于企业发展之上。由此，单位体制下企业对职工的福利责任称为‘家长主义’，认为企业就像个大家庭，企业领导必须像家长那样为成员提供各种福利。”*孙炳耀、常宗虎：《中国社会福利概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损大公而肥小私”是单位组织一种常见的现象。

五是封闭性。单位体制是一种封闭式的组织体制，其特征是行政主导与条块分割，单位管理体制造成单位之间疆界痕迹明显，身份等级固化，培育的是单位人身份和人的单位意识。单位制是建立在“大政府、小社会”基础之上的，是一定条件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有悖于现代社会组织的运行原则。单位功能的混杂性，单位制造成的单位人封闭性、依附性以及单位资源的不可流动性极大地阻碍了现代社会体系的正常发育。*张永理：《社区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二)“单位意识”批判之偏颇与缺憾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基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基本进程，对单位组织、单位制度和单位意识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总体性批判。从批判发生的背景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就其后果而言，其对于中国社会完成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实现“制度解锁”，推进单位制变迁和国企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前述的这场对单位意识所展开的批判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无论是单位批判发生之前，还是在进行过程之中，我们都未对单位意识的构成展开严格的界定和客观分析，其批判的学理性不强，因此其中难免存在着偏颇和极端之处。由此，我们应对单位意识的构成展开具体分析研究，并在客观公允评价的基础上，探讨其存在和转换的可能性。

1.关于单位意识性质的判定

在单位意识性质判定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单位意识视为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带有封建性、落后性的观念，这主要是因为：(1)就单位制度、单位意识的发生而言，“单位体制是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形成的，它寄托了中国人强烈的乌托邦情结。同时，单位社会是作为‘非资本主义化’的版本而出现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应该给单位社会以一定的历史地位。”*田毅鹏、刘杰：《单位制起源之社会思想寻踪》，《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具体言之，单位制是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为体现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的基础之上，按照“非资本主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这一意义上，植根于单位组织基础之上的单位意识是一种带有社会主义特性的企业组织文化。在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分野的论争，集中体现为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其突出特点在于强调产业劳动者在企业内占有中心地位。虽然受极左思潮影响而走向僵化保守的单位意识曾极大地限制甚至窒息了社会主义企业优越性的发挥，但我们在研究分析单位意识性质的过程中，仍应考虑上述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

(2)将单位意识的分析评价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体系之中，我们首先想起的是“家国一体”的传统。其中，单位人对“国家—单位”高度的归属认同，可以概括为由“家”到“国”的演进发展路向。而国家对单位及其成员的庇护，则是一种由“国”到“家”的温情关怀。很显然，单位意识充满了由“国”到“组织”“家”的“情感”和“温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在研究中曾发现，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其新成员还是在其骨干中，都强调每个党员对情感工作所负的责任”，这种基于情感而发起的动员，会使得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的事业中去”*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同样，在典型的单位组织中，我们也可随处发现这种“情感化”的工作和动员方式从而使得单位的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充满“温情”。在这一意义上，单位意识与中国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组织结构体系，并激发出超强的内聚性，对于克服中国社会的涣散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故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封建性。

2.单位意识构成分析的偏颇

如果我们将单位组织及单位意识的形成放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分析和研究，将对单位意识的评价置于特定的组织空间和关系空间内加以展开，就会发现单位意识具有非常复杂的构成，其中有基于工业主义而形成的协作观念和集体意识；有基于民主革命时期政治动员传统而形成的服从意识和参与观念；有基于传统家国思想而形成的以单位为家的归属认同感；当然，也有基于计划经济积淀而成的保守狭隘的平均主义、依赖观念等。

以单位意识中的协作观念和集体意识为例，我们认为单位意识中的协作、统合、集体主义等观念实际上是工业主义组织和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质，主要表现在：(1)工作场所内建立起来的协作意识。在单位制企业建立初期，由于技术上的匮乏，促成了工人之间广泛的学习与交流，这种协作不是一般意义的倡导，而是基于工业主义生产程序的必要需求而产生的；(2)车间生产中基于工业主义而建立起来的科层化的组织架构以及威权性的制度设置，将单位人有序地统合于单位有机体中。在工业化生产的组织方面，技术理性内在要求企业将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按照规则组织生产和管理企业。通过生产中分工协作，所有单位成员被嵌装于工厂这一大有机体中；(3)车间内部师徒关系构成了单位内部极为普遍的团结机制。师徒之间长久、稳定甚至是终身的关系，是对科层制下具体职位的流动性的重要补充。师徒之间所组成的亲密群体，在科层制所规定的业务群体之外又发展出了更深一层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成为企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力量。*傅春晖、渠敬东：《单位制与师徒制——总体体制下企业组织的微观治理机制》，《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2期。可见，我们应对单位意识的构成做复杂性分析，不能以偏概全。

3.对单位意识社会功能批判的片面性

如果我们承认单位意识构成的复杂性，便应该意识到，简单地将单位意识看作是一种落后的仅具有负面效应的观念意识实在是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这在单位意识社会功能的影响和评价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众所周知，在单位批判中最为集中的批判锋芒，指向了由“单位办社会”而衍生的“国家—单位依赖”观念，这构成了单位人保守消极、不思进取的典型特征。应该承认，过度的“国家—单位依赖”和小群体的特殊主义，对于单位企业组织发展的影响必定是消极负面的。但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并非单位意识功能的全部，因为：从理论上看，单位组织的社会性不仅体现在“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企业组织本身也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实体，其内部存在着密切的同质性的社会关系，一个完全将社会关系抽离出来的企业组织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计划时期企业单位组织内部各种社会联结的建立构成了单位真实的社会关联，这种社会关联构成了单位社会的真实存在，为单位组织内部的组织动员、关系调解、互帮互助，提供了真实的社会关系支持基础。

4.单位意识的阶段性变化

从时间上看，单位意识的特质及影响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在单位制形成发展的初期，因单位组织内部各种制度初建，执行起来比较严格。加之建国初期，刚刚摆脱剥削压迫的劳动者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劳动热情。故此时期的单位意识带有积极向上的进取意识和较强的集体归属感。而在单位制发展的中期和后期，受极左思潮影响，单位组织和单位人深深陷入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单位意识的负功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国家一些相关社会政策的出台，也使得单位意识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如在子女接班的问题上，根据笔者的研究，备受诟病的单位子女接班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作为一种补偿性、照顾性的福利政策提出的,涉及面较窄,社会影响不大，基本上没有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出台,是一种‘有原则’的父爱主义。70年代末，为解决文革时期长期积累的就业重压,国家全面启动子女接班顶替和厂办大集体制度, 使得子女顶替和内招制度弊端丛生,国家文件及政策原有的制度设计被消解。”*田毅鹏、李珮瑶：《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以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故植根于单位家族化基础之上的单位封闭意识和近亲繁殖实际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广泛滋生并走向泛滥的，并不是一直存在的。

三、单位制消解背景下单位意识批判的转换

如果我们承认作为体系性的单位意识构成的复杂性，以及单位意识中“家国一体”的基本架构，就应对其功能和影响展开客观分析，既不能盲目地对其顶礼膜拜，也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负面的东西，而应展开客观的评价。

(一)关于单位意识的批判与转换

如前所述，本土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单位研究，从其发轫之时起，便是循着一个激进批判的路向展开的。将这种批判思潮置于打破计划经济束缚、转型开放的特定背景下来加以审视，我们会发现，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此种批判的发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也发挥了其特定的作用。尤其是围绕着单位意识中的平均主义、不思进取、损公肥私、封闭性等劣根性的批判，对于新时期开启以国企改革为核心的单位制度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缺乏科学界定的背景下所展开的单位批判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在加快发展速度、提高效率的目标下，将单位意识中的集体认同、团队协作互助、一致性动员等单位意识中的有价值的观念也一并去除，使得单位组织内部的组织文化发生了严重的逆转，对此后的企业组织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计划经济时期，在特殊的体制和制度框架之下，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单位意识和单位文化。就单位人所承载的单位意识的性质、内容构成及功能而言，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多元影响制约关系。从工业主义视角审视单位意识的构成及性质，我们则会发现单位制度所带有的工业主义禀赋赋予单位组织以高度组织化等诸多现代性特质。表现在单位意识的构成问题上，便是单位人对单位组织所具有的高度的组织归属认同感等诸多表现形态。毫无疑问，与农业主义的分散性相比，工业主义是高度整合和密切协作的。故如何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立起新时期组织发展及组织文化建设，便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因此，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应对单位意识的构成展开分析，并在总体评估的基础之上，对单位意识中具有现代性元素的部分给予应有的继承，进而寻求“单位意识”转化和转换的可能性。

(二)从单位与社会关系角度对单位意识展开再评价

对单位与社会关系的再审视，是单位意识再评价和再认识的关键。在单位体制下，单位组织具有总体性、复合性，是一种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总体性组织结构。这种超级的总体结构使得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组织具有极强的组织动员力和社会覆盖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在单位衰减律的作用下*刘建军、赵彦龙：《单位体制生命力衰减的根源及其后果》，《文史哲》2000年第6期。，单位组织动员力不具有持续性，从而使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组织效率衰减的发展道路，背上了沉重的负担。鉴于此，单位制批判与改造一开始便选择了“单位去社会化”的改革批判路径。认为只有打破“单位办社会”的堡垒，去除单位组织所承载的种种“社会性”，才能回归企业的“生产本位”和“效率本位”。因此，企业单位组织的“去社会性”乃是其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前提条件。

循着上述思路，近年来，伴随着单位制度变迁的进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去单位化”“去组织化”的过程，在打破单位平均主义的条件下，企业的绩效有所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企业社会性衰减的背景下，企业的社会动员力和凝聚力都开始走向式微。主要表现在：(1)下岗分流、企业车间班组的“末位淘汰”，导致企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2)劳动过程监控的加强，削弱了劳动者对企业的基本认同。由于开始以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强制的劳动控制，国企正在从“新传统主义”向“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制度模式转化；*宓小雄：《构建新的认同：市场转型期国有企业的劳动控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3)有些国企聘用较大数量的派遣工，同工不同酬，使得劳动者之间发生严重分化，难以产生整体的认同；(4)以单位企业为单元的企业文化建设长期被忽视，从而失去了组织认同的文化基础。

因此，如何在单位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社会带有继承性的再组织化，便成为一个异常重要的话题。笔者在近年来的企业单位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富有活力的国有企业获得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继承并激活了计划时期单位组织的班组动员等高度组织化的运作模式，同时注意利用师徒关系等情感关系动员模式，并加以创造性地提升和转换。因此，我们不能将单位人所具有的集体意识、团队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组织归属感统统斥为落后的单位意识而加以摒弃，不能以“去社会性”为主题的单位意识批判替代基本的组织认同，而应努力推动其在新的背景下实现积极的创造性的转换。

(三)“单位认同”与“社区归属”的互构性

对单位意识的批判还指向了其与“社区归属认同”对立的问题上。学界在此问题上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将“单位意识”与“社区认同”对立起来，设置出一个告别单位组织归属，走向社区认同的单向转换模式。的确，在计划经济时期闭锁社会的改革转型过程中，单位意识往往成为社区归属认同感产生的障碍，需要破而化之。但笔者认为，在开放的条件下，社区归属感与单位意识之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在单位社会时期，社区镶嵌于单位体制的框架之下，基本处于消失状态。但从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伴随着单位制的逐步解体，社区建设勃然而兴，开启了一个单位之外社区组织和“社区人”不断成长和壮大的过程。故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应大力推动单位组织以外新的社会主体力量的生长；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不应将单位意识与社区认同视为天然的对立物，不再将二者对立起来看待。单位意识和社区认同虽然在空间上有所交叉，但却分属于不同的空间场域，它们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前者意在增强组织的归属，后者则意在增强社区人之间的社会联结及社会责任，二者的关系是平行的，具有明显的互构性。我们不能以砸碎单位场域为前提，来建构其社区场域。总之，在今天我们应对单位意识构成的复杂性给予充分重视和重估，并在客观公允评价的基础上，探讨其继承和转换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陆影)

2017-03-10

田毅鹏(1963—)，男，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组织研究。 王丽丽(1977—)，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社会工作。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单位制度形成及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1&ZD147)的阶段性成果。

D630

A

1003-4145[2017]05-009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