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与超越：对梁启超“三界革命”的历史反思

于 瑞，席志武

（1.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2.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建构与超越：对梁启超“三界革命”的历史反思

于 瑞1，席志武2

（1.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2.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梁启超是一个积极参与了近代历史变革，并且始终都与社会文化思潮保持着生动互动关系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启蒙者。梁氏文学思想呈现出外在文化的“涵化”以及内在精神的“调适”双重特征。梁启超是启蒙思想家、理论家和文学家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三界革命”的理论和创作热情，就是一种对于启蒙新民的政治热情。梁氏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性，其内部又交织着调适与悖反共存的内在张力。对“三界革命”进行反思，在今天这样一个“后革命”与“后理论”的文化语境之下有着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梁启超；“三界革命”；新民；反思

梁启超的“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是19、20世纪之交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强力冲击之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涵化”（acculturation）①“涵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群体深入接触时所发生的变化，即文化移动的过程，也就是伴随文化接触产生的接收、选择、对抗、统一的过程。”详见郭齐勇《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的过渡特征：它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学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完全割断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界革命”就是救亡图存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一种激烈的文学反应，它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学观念相互“冲突”与不断“调适”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三界革命”的推行，始终都与梁启超不断衍生、不断发展和不断反思的“新民论”思想密切相关，二者几乎是一种同构的关系。在近代文化史上，梁启超堪称是启蒙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家“三位一体”的代表性人物。就此而论，梁启超的“三界革命”口号呈现出极为明显的“中介性”②文学理论的“中介性”是借用了李春青教授在《谈文学理论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位置》一文中的相关表述，他指出，文学理论的“中介性”表现为：“一端是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文学现象，另一端是同样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原发性理论’，文学理论处乎其间，承担着沟通二者的天然使命。”详见张未民、朱竞、孟春蕊编《新世纪文艺学的前沿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特征：一端是他的“新民论”启蒙文化思想，另一端则是其具体的创作实践活动。由于梁氏新民思想的流质易变性，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决定了其文学观念的不确定性与未完成性。换句话说，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就是一个不断建构与不断超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时常是伴随着梁启超对其创作实践的反思与批判来进行的。

梁启超是一个天生的思想家或理论家，他凭借其“常带感情”之笔对西方现代启蒙思想进行借鉴、吸收、化合，并进行有效的传播，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开辟出一个光彩照人的“梁启超时代”。但是，梁启超并不能算是一个一流的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因一味追求政治思想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艺术本身的审美特性与创作规律，反过来又制约了文学革命的发展，这在诗歌与小说当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当然，“三界革命”并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进行“化约”的文学现象，它在近代转型时期有着相当丰富的文化意义，在今天看来，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反思的话题。

对“三界革命”进行反思，首当其冲需要直面的就是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二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发明与悖反的双重关系。这种关系所反映出来的，实际上也是作为理论家的梁启超与作为文学家的梁启超之间的内在冲突。其次，由于文学本身有着先天的艺术特质，如何通过理性启蒙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这又涉及启蒙理性与艺术情感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最后，梁启超思想的矛盾性与多变性都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对时代社会、对思想文化，包括对他自己的精神之变不断进行反思的思想家，这种不断反思与超越的文化特质，直接体现于“三界革命”的各个环节，是我们对“三界革命”进行反思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一、理论与实践的发明与悖反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历来都是哲学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指出，Theory（理论）与 Practice（实践）有着明显的区别，后来演变为对立的状态。他在谈及theory与practice之间的区别时，引述了培根的文献以作说明：“哲学……分为纯理论的（speculative）与实践的（practical）这两部分”,“没有实践的理论效用不大”[1]486-490。这一表述在西方文化观念中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能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立问题。如果去追溯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的话，就会发现“理论”往往被赋予着比“实践”更为崇高的地位。当然，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深刻指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但实际上，二者从来都很难达到一种完全“调和”的状态，无怪乎在所谓“后理论”的今天，仍有大批学者在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出反思。如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等人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中就不厌其烦地强调说，“理论是要被使用的、批评的，而不是为了理论自身而被抽象地研究的”[2]10-11。

梁启超的“三界革命”理论，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单向建构，而是先有实践，然后再进行“有意识”的理论建构，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之上，不断对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

从时间上来看，梁启超“三界革命”的理论口号正式提出于1899-1902年间，但是其新文体”实践却可追溯到1895年的《万国公报》①《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时期；“新学诗”创作，据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中的回忆，亦可追溯到1894、1895年。《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其写作时间是1902年，但是酝酿时间却始于1898年。总体上来说，梁启超的“三界革命”不是同一时间提出来的，他的理论与实践也并非同时进行的。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所出现的这种“时间差”，充分说明了“三界革命”内部存在着不协调与不一致的关系。它们相互之间构成着一种“互文性”，具体生动地呈现出梁启超文论话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从内容上来说，梁启超“三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始终都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受到“新民论”思想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与梁氏创作实践的“反作用”影响有关。具体来说，梁氏创作实践与其理论口号之间，形成了相互“发明”和“悖反”的二重关系。这种关系大约呈现出三种具体形态：一是“发明”，二是“发明”与“悖反”共存，三是“悖反”。

首先，就第一种形态来说，主要体现为“新文体”创作实践与“文界革命”理论之间的相互“发明”。“新文体”的“新”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之新，二是形式之新，三是媒介之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媒介之新对于内容与形式之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报章媒介天生就是为宣传而生的。无论是传教士的报刊，还是早期中国人创办的报刊，基本上都体现了这一点。梁启超毕生的创作活动与报章有着不解之缘，他对于报章理论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新文体”的论述。如梁启超不止一次地指出，报刊有“耳鼻喉舌”之用，[3]100报刊是要“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4]30，报馆的天职在于“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5]36。那么，从梁氏“新文体”的创作内容来看，无论是《变法通议》中的“变革”意识、《自由书》中的“自由”观念还是《新民说》中的“新民”思想等，都可谓深入地贯彻了其救国新民的政治理念；从形式上来说，梁氏“平易畅达”“纵笔所至不检束”的行文风格，本身又是对于旧文体形式的一种改造。1899年，梁启超开始提出“文界革命”口号，他要求以日本报人德富苏峰的创作实践作为起点，在“文界”推行一种以“欧西文思”为创作内容，以“雄放隽块”为文体风格的写作范式的革新运动。姑且不论这一理论倡导产生了多么大的时代意义，只是对比这一时期梁氏“新文体”的创作来看，实不难发现二者在精神上的契合关系。就此而言，梁氏“新文体”创作与“文界革命”的理论口号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发明”、相得益彰的具体形态。

其次，就第二种形态来说，主要体现在“新学诗”与“诗界革命”之间的“发明”与“悖反”共存的关系。梁启超之所以要对诗歌进行“革命”，当然是因为诗歌陷入一种“靡曼复古”的困境之中，无论是对于“千年诗界靡靡风”的批判，还是对于“鹦鹉学士”的鄙夷，实际上都透露出其内心所秉持的一种价值立场。他的这种价值立场，当然是对于过去“诗教”传统的一种现代发挥。这表现在他的诗论主张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内容上对于“新意境”的追求，二是形式上对于“新语句”和“歌行体”的探索。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对其诗论主张也适时地作出了一些修正，如他最初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了所谓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三长”主张，但是在《饮冰室诗话》中，他又作出修正说：“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6]51，认为“新语句”并不是那么重要。总体而言，梁启超在整个“诗界革命”中所推崇的诗歌，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新意境”与“古风格”结合的“旧体新诗”，另一种就是诗歌与音乐结合的“歌行体”。它们二者都指向于启蒙新民的政治功能。而从其诗歌创作来看，他此时不仅写下了“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这样的旧体新诗，也写下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爱国歌四章》《黄帝歌四章》《从军乐十二章》这类的歌行体诗歌。无论是“旧体新诗”还是“歌行体”，它们均在思想内容层面实现了与“诗界革命”口号的相互“发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诗歌并不仅仅表现为“精神教育”的社会功能，在大多数时候还有“陶写吾心”的个人化倾向，如梁启超不仅在早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抒发个人情志的诗歌，包括《寄内四首》《去国行》《壮别二十六首》《志未酬》《东归感怀》《游春杂感》等，在后期，他还与赵熙、陈衍等“同光体”诗人走得很近，其创作呈现出“一意学宋人”的个人化倾向。如果再结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所言，“诗之为道，于性最不近”，并要“发愿戒诗”的一些言论来看，梁氏诗歌创作与其追求的文学理想之间，始终都构成着一种“悖反”现象。

最后，就第三种形态来说，主要体现为“新小说”与“小说界革命”之间的相互“悖反”关系。“小说界革命”提出的时间最晚，但它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最大不同在于，后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语言形式的“革新”，而小说却因其“言文一致”的艺术特征成为可以直接借用的文学体式。再有，“小说”以其边缘性的历史地位，与生俱来地自带着“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的文化属性，这成为它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命运逆转的最重要因素。不论是“蠡勺居士”所言的“小说大足以怡悦性情，惩劝风俗”[7]，还是傅兰雅的“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8]等说法，都可以看出，在当时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小说有着其他文体所无法比拟的社会潜能。梁启超小说观念的形成，最初是受康有为的直接影响，但是他真正开始有意识地重视小说，却是1899年接触到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之后。这部“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小说，成为梁启超1902年发起“小说界革命”的最重要契机。就小说理论而言，梁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不仅谈到了小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艺术特征，而且对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量“熏、浸、刺、提”也有充分的论述。小说的以上特质，既是它“陷溺人群”、酿成“群治腐败”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它之所以被借用来“改良群治”的根本。梁启超要求对小说进行“革命”，主要针对的也是在传统小说的“诲淫诲盗”内容，他明确指出，要“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9]。不过，就梁启超唯一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来看，他一直都试图在创作中践行其政治理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小说中充斥着“连篇累牍”的说教，最后就连他本人都感觉到“毫无趣味”，“自顾良自失笑”[10]17，更不要说去对读者产生启蒙效应。抛开1902年之后所出现的小说“繁荣”不论，单就梁启超的小说实践来说，由于他过分追求小说的功能性，忽视了小说的艺术性本身，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损害了小说救国功能的发挥。由此而言，梁氏小说创作实践与其小说理论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悖反”的关系。

二、情感与理智的互为表里

在西学东渐的近代转型社会，如何应对来自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实在是一个令数代知识分子都倍感头疼的历史难题。所有关于“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化合中西”“全盘西化”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文化的“涵化”来展开。涵化，在人类学的意义来说，“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接而发生的文化变迁”①转引自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第226页。。它最初总是伴随着冲突与对抗，在深入接触之后，不同的文化之间又发生相互的“借鉴”，并最终走向一种具选择性的吸收与融合。需要指出的是，两种文化之间“涵化”在多数时候都不是对等的，即便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是如此，因为文化之间的“涵化”，必然受到双方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文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就近代中国历史而言，“涵化”往往体现于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改造。

如果说，“涵化”还只是一种针对集体文化层面的宏观性把握的话，那么，从个体精神层面上来说，文化的“涵化”必然引发一种带有主观能动性的“调适”（Adjustment）。在近代社会，西方强势的文明挟裹着坚船利炮远道而来，这使得每一个身处其中的精神个体在跨文化的语境当中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种“震惊”与“怨羡”①“怨羡”在王一川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一书中，被认为是现代性体检的“基调”。详见该书第6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现代性体验——用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这种因文化接触或变迁所引发的“不适应感”，很快会在主体的精神内部得到有效的调适。这种协调机制，实质上就是为了实现“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的调适”[11]141。由此而言，“调适”的原因必然是由于面临着文化的“冲突”，“调适”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化解这种冲突性和矛盾性，最终走向融合和协调。

近代社会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无论持怎样的价值立场，基本上都凸显了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二是讨论者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承认西方文明有着匡救弊病的世用“价值”。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言的“器物上感觉不足”“制度上感觉不足”和“文化上感觉不足”，从根本上来说也体现出这一点。不过，这里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所谓的“感觉不足”，它既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也是一种客观的描述，是一种因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客观“价值”所形成的主观的感受。关于此，美国历史学者勒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所作的分析很值得注意，他说：“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12]4这种“历史与价值”“感情与理智”的分析架构，当然可以说是一种体现着“西方中心主义”[13]倾向的价值判定，但是另一方面，勒氏立足于理智与情感两个方面对梁启超乃至整个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进行了分析，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洞见”。尽管如此，其“盲视”也体现得相当明显，正如张灏所指出的，它“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强调外部影响，容易产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的危险”[14]1。不过笔者仍然坚持认为，这种从外在文化变迁与内部精神结构的分析路径，对于我们反思文化转型语境下的“三界革命”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笔者此处所言的“情感与理智的互为表里”，集中讨论的就是梁启超文艺思想中的理智与情感的交互关系。从理智上说，梁启超的理论和实践几乎都是围绕着启蒙新民的宗旨而展开；从情感上说，梁启超对于“情感”的态度，呈现出一个由隐到显、由“无意识”的流露（同时又是“有意识”的压制）到“有意识”的推崇的过程。这其中不仅仅涉及他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转变，也包含着他对待本土文化的价值转变。

通常认为，梁启超的文艺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的“三界革命”理论和后期的“情感主义”诗学观念。②关于梁启超文艺思想的前后分期，几乎在所有研究梁启超的著述中普遍存在。此处只举几部代表性著作：如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一书中，以1917年为界，将梁氏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政治家而兼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后期则以文学及其他学科的专门学者而兼评时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页。）杨晓明在《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中，以1918年至1920年的欧游为界，认为梁氏文论前期以启蒙现代性为总体特征，后期主要表现出启蒙现代性与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对立冲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金雅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以1918年为界，将梁氏美学思想分为“萌芽期”与“成型期”，萌芽期以文体变革为中心，成型期以哲学美学与艺术美学为两翼，探讨了审美、艺术、生活等问题。（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页。）过去学界倾向于从“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对梁氏文学观念进行分析。不过，这种立场已经遭到了根本性的质疑，如李怡在《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一书中指出：“像这样从西方的‘两种现代性’概念出发观察中国自己的现代性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作为中国文学的诸多细节，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有我们自己的视角和概念呢？”[15]50此番颇具建设性意义的追问当然是发人深省的。笔者认为，梁启超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前期和后期，都共同呈现出“情感与理智的互为表里”的具体形态。

首先，“三界革命”是梁启超的“新民论”话语在文学领域的延伸，其目的和意义都在于发挥文学“改良群治”的社会功能。就其理论建构来看，梁启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念的直接刺激，他“有意识”地以西方文学作为范本，对本国的文学现实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具体言之，在诗界革命中，梁要求“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在文界革命中，要求“以欧西文思入文”；在小说界革命中，要求“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这充分体现出梁启超对于外来文化的推崇，有力地证实了“文化变迁”产生的巨大威力。这种对西方思想极力借鉴的立场，正如勒文森所说的，是“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其实质也是一种启蒙理性。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这种“理智”背后，梁启超又是通过丰富的文学实践，表现出他对于国家、民族、时代的一片深情。在诗歌创作中，他不仅写下了大量充沛着爱国激情的篇章，如“泱泱哉！我中华”“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16]104。与此同时，他还有大量抒发心系天下的个人情怀之作，如“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16]90。在新文体创作当中，梁氏“笔锋常带感情”的写作风格，使得“理智”内容在读者之间产生一股巨大的“魔力”。这方面的创作，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文，都堪称是“情感之文”的杰出代表。它们之所以能够起到“激民气之暗潮”的效果，一个最根本的要素，就是它们皆体现为情与理的谐和，艺术情感在这里始终都是与启蒙理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至于梁启超的小说创作，笔者认为，他不过是将政论文的写作状态移植到了小说体式当中而已，就此点而论，这与新文体创作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总体来说，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表面上在说“理”，却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情”的表达，是以“情感与理智互为表里”的方式来进行呈现的。

其次，从梁启超后期的“情感主义”诗学观念来看，他此时一改过去对于“情感”进行克制的立场①梁启超早期对于“情感”的态度，实际上交织着一种“悖论”色彩：一方面，他在“三界革命”中试图强调启蒙“理性”，认为沉溺于感情是一种玩物丧志的表现，所以要求对个人感情进行克制。在《说幼稚》中，梁甚至指出，“易动于感情”乃是“稚子特质”，即国民不成熟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梁氏的文学创作实践，几乎都是以一种“常带感情之笔”来推动启蒙理性的影响。，而将其推崇至“天下最神圣”的地位。其逻辑理路大约可作如下的把握：第一，人类的精神结构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梁启超将其与孔子的智、仁、勇进行化合，认为这三件事乃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三者的圆满发达即意味着一种理想人格的完成。[17]105第二，在梁启超看来，知、情、意三者之中，情感处于“最神圣”的地位，它是艺术乃至人生的“原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就是情感的表现。[18]37第三，情感教育的利器是艺术，而音乐、美术、文学是掌握着“情感秘密”的三件法宝。[19]72第四，就文学而言，“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20]70。第五，趣味不仅表现于文学，更体现于生活当中，是“生活的原动力”[18]13，它直接指向于“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是乐生与爱美的统一，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人生观念。由此来看，梁启超的“情感主义”观念自始至终都贯通着深刻的人本主义立场，从人的精神结构分析开始，到趣味主义人生观结束，始终都是围绕着“人”来展开。从言论上来看，梁启超表面上是在说“情”，但是其深在的内容，却是围绕着一种新民之“理”来展开。这种“理”，不仅受到了康德美学的影响，而且也体现了对于传统儒家美育价值的肯定。梁启超在后期所追求的正是一种“情理统一”的价值理想，这与戴震所言的“情之不爽失即是理”的思维逻辑是相通的。与此同时，这也与梁氏早期的“新民论”思想，试图建构出一种完整健全的人格理想是一脉相承的。梁后期对于屈原、陶渊明、杜甫甚至整个中国诗歌的讨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由此也可以说，梁氏“情感主义”诗学观念，表面上在说“情”，贯通的却是一种“理”。它同样是以一种“情感与理智互为表里”的方式进行呈现。

三、梁启超文学观念的反思性

“反思”（Reflexive）是一个哲学术语，从根本上说，它指的就是行为者以人们关于具体事物的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反身思之，反复思之，力求实现思想本身的自觉。有学者认为，“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人类的反思活动，也就是超越了经验观察和具体感知，形成抽象的概念和判断的过程”[21]247。不过，“反思”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过去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深层次认知，它更大的价值还在于，反思者对自我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高度的警惕与自觉。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反思”不仅仅需要对分析工具进行反思，还要求把自己作为反思的对象，“想要实现反思性，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判性分析，尽管这些批判性分析原本是针对手头被建构的对象的”[22]44。质言之，“反思”是“反思者”对自己的一种“自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学者铃木贞美先生在《东亚近代概念编成史的意义与方法》中所言的“自身相对化”（Selfrelativization）②铃木贞美在《东亚近代概念编成史的意义与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把我们所属的知识体系、安身立命的知识结构的过去与现在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自身相对化，是一个伴随着自掘坟墓危险的困难工作。”出自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31页。据笔者的考察，“自身相对化”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原型分析批评认为，“自我”在心理学当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心灵中唯一有意识能够将潜意识内容加以同化或整合的部分。把自我进行“相对化”，其实质就是“减弱”“降低”自我的这种专断性，在一个更为宽泛、更为基本的人类框架中进行定位，对自身研究路径、认识角度和理解结构进行一种反思。的概念，与布迪厄的“自反思”在逻辑理路上是相通的。

在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绝对是一个有着清醒自觉的反思精神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流质易变性，充分说明他始终对于传统的制度和文化、转型时期的国情与国民素质、西方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现实甚至包括他自身的救国路径与新民策略等，都秉持着一种彻底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在梁启超的言论当中，我们可以发觉他的许多关于“思想之变”的具体表述。如：1890年，梁启超拜入康有为门下，决然舍去旧学以就新学，“生平之有学自兹始”[5]17；1899年流亡日本，接触到大量西学著论，“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23]186；1903年从美洲游历归来，言论大变，完全放弃“破坏主义”与排满主张；1920年欧游之后，因见证过“一战”后欧洲的破坏与衰落，开始对西方的“科学万能”与进化论观念作出彻底反思。以上简述，充分说明了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反思色彩。不过，最值得关注的还在于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反思，他那句最具“自反”性的言论，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24]86。梁启超的这种“自反思”，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其“情感最丰富”的精神气质，但事实上，他的每一次思想转变，却是根植于他对于社会与文化思想的一种理性思考。如他在《答和事人》中针对自己对于“破坏主义”立场的前后转变，有着这样的剖白：“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以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5]47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始终都没有如勒文森所论的将西方文化作为一种绝对的“价值”指向。梁启超后期对“情感主义”的诗学传统进行发挥，一方面当然是在对西方文化思想进行吸收的基础上，认识到“情”对于理想人格的建构性意义，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本国传统在现代社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

梁启超的“新民论”思想，实质上就是一个伴随着“反思”而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三界革命”作为梁氏新民思想在文学领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体现出明显的反思特征。具体来说，它至少包括以下两个要点：

第一，“三界革命”的提出几乎都是建立在对于“旧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如前所述，梁启超“三界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即在于发挥“改良群治”的社会功能。这种鲜明的价值指向性，换个角度来看，就是一种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梁氏文学理论所针对的内容，就是文学本身的“无用”或者说是一种“负作用”。具体地说，文界充斥的八股试帖，不过是食人余唾的陈词滥调而已。梁之所以“不喜桐城派古文”，也全在于其“因袭矫揉”“无益于社会”[24]85的弊病。诗界则早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充斥着靡曼复古、臭腐拙劣的堆砌之作。小说界所盛行的小说，非但没有裨益世用的价值，反而因其内容的“诲淫诲盗”而沦为“群治腐败”的根源。而就文学形式来说，梁启超之所以有意识地创设出一种“流畅锐达”的文体风格，所针对的正是旧文体本身的“渊雅晦涩”而言，他与严复之间的“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之辨，不仅涉及文体形式的“文言”与“俗语”的转向问题，而且直接关涉到国民的文化水平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潜能，这是梁启超在对“旧文学”进行反思时所一贯坚持的思想宗旨。

第二，梁启超对于自身创作实践的具体反思。梁启超对于创作实践的反思几乎伴随着其创作实践的始终，生动地反映出“三界革命”的理论建构过程。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米勒（Jonathan Culler）在《文学理论入门》中指出，“理论具有自反性”[25]16。这种“自反性”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理论与政治之间的历史联系，而且暴露出理论本身的建构性和生成性。梁启超最早的对于创作的反思，可见于1896年的《与严幼陵先生书》。在这封著名的私人信件中，梁启超对于自己在《时务报》上的言论有着深入的反思：一方面，他不仅言明了自己的办报理念，“不过为椎轮，为士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广大之故”，其写作的宗旨即在于“自求为陈胜吴广”“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另一方面，具体呈现了他在创作过程中的“调适”心态，如他在文中指出，“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他的那种“自知不可”“又常自恕”的精神矛盾以及“就今日而自观前此之文，其欲有所更端者，羞不啻数十百事矣”的自我否定，正是梁启超对于早期创作实践的一种反思的体现。[26]106-110梁启超后来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对“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进行辨析，实际上就是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延续。另外，在诗歌创作中，梁对于早年所参与创作的“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新学诗”也作了深刻的反思，这也是他将诗歌的“三长”即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主张调整为“二长”即新语境与古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小说创作中，梁对于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亦有深入“反思”，认为那种“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创作“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10]17-18。由此来说，梁启超对于创作实践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修正着其文学理论的具体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实际上就成为一个“超越”的过程。

综上所述，梁启超是一个积极参与了近代历史变革，并且始终都与社会文化思潮保持着生动互动关系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启蒙者。由于近代历史本身的过渡色彩，使得梁氏思想充分体现出外在文化的“涵化”以及内在精神的“调适”的双重特征。梁启超毕其一生都在坚持着“救国”与“新民”，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对于“人”的持久关注以及对于文化价值的不懈追求。梁启超不仅仅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他还是一个理论家和文学家，与其说他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表现出对于“三界革命”的理论和创作热情，毋宁说就是一种对于启蒙新民的政治热情。梁氏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性，但与此同时，其内部又交织着调适与悖反共存的内在张力。对“三界革命”进行反思，在今天这样一个“后革命”与“后理论”的文化语境之下，无疑有着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仅要求我们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文化立场对梁启超本人及其著述作出“历史化”和“语境化”的读解；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求我们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本身进行反思，从而发掘出“三界革命”理论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历史联系，进一步揭示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建构性与生成性的具体过程。梁启超是一个“不可化约”的思想家，“三界革命”与他的新民思想一样，有着复杂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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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Transcendence:A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Liang Qichao's"Three-realm Revolution"

YU Rui1,XI Zhi-wu2
(1.School of Arts,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2.School of Journalism&Communication,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31,China)

Liang Qichao was a political activist and torchbearer who had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and always maintained lively interaction with 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s.Liang's literary theory presents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acculturation"of external culture and"adjustment"of inner spirit.Liang Qichao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s,literary theorists and writers.His theory and creation enthusiasm of"three-realm revolution"are just a kind of political enthusiasm for new citizens.Liang's literary theory and creative practice have a clear value orientation,also present an inherent tension of adjustment and rebellion.Reflections on his"three-realm revolution"are of speci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under the context of"post-revolution"and"post-theory"nowadays.

Liang Qichao;"three-realm revolution";new citizen;reflection

I206.5

A

1673-1972（2017）05-0091-07

2017-08-18

江西省文化艺术规划青年项目“文明论视域下梁启超的戏曲改良理论与创作实践研究”（YG2016104）

于瑞（1987-），女，安徽临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

（责任编辑 周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