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研究述评

刘娜

摘 要： 自80年代步入文坛，余华就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作家，无论是前期先锋形式的代表作品，还是后期写实主义的小说，都引起了文坛的密切关注。依据创作分期，研究者的研究视点和评价标准相应发生转变，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文本形式、表現主题及中外比较三方面，研究成果数量众多，研究方法和角度各异，各种观点和立场交汇碰撞。

关键词： 余华 小说研究 形式 主题 比较

余华最初以先锋作家的姿态步入文坛，以冷静的笔调描写人性中原初的暴力与血腥。之后，作家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叙述视角建构了写实的话语体系。笔者以创作时间为纵轴，将余华的小说研究分为三个时期，通过梳理学术界三十余年来对余华小说研究的典型观点和代表性成果，试图勾勒出余华小说的研究轨迹，并呈现出学界的研究方法、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先锋的狂颠

余华80年代的代表作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伊始，在文本形式上以暴力叙述和“无我地叙述”为主，表现主题则以人性之恶、精神病形象为主。

暴力是余华前期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景观，正如张颐武所言“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他总在虚构着一个又一个关于暴力的故事”[1]。余华通过暴力手段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荒谬而颠覆的世界，给中国文坛带来了眩晕的刺激。对暴力在小说中高频率的出现，研究者各有看法。有人从表现欲望入手，认为“暴力描写是将人类惯常的攻击欲望现实化的表现”[2]。有人将文本中的残酷描写放置在中国文化的文本体系中分析，余华文本中的残酷描写是一种历史的提纯，一种总结方式[3]。也有人从人的生存困境入手，认为小说中的死亡场景和鲜血物象只是表面的征象和辅助性的手段，内核则是作者用心良苦的对于人无法克服的荒谬和困境的隐喻或昭示[4]。

有人指出，余华在用非理性的思维构造疯癫与狂欢的世界的同时，叙述的角度却是客观而无我的。这种通过冷静而无情的腔调叙述的小说，有人称之为“无色彩和无深度的知觉作品”，指出他的作品无情感，只有一副中性的客观态度[5]。有人则认为，用冷漠的让人无法接受的目光旁观人物的自戕或相互残杀，这是余华对其本质挖掘的产物，作品在整体上达到清晰而冷峻的效果[6]。余华在前期作品中复述着一个又一个有关暴力的故事，冷酷血腥的程度达到一个极度，但能将种种暴力事件表述得如此波澜不惊，是余华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的印记。

大肆渲染的暴力构造了一个残酷的小说世界，无论是历史对人的戕害，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都直接指向了人性本恶之说。对此有人认为，人性恶正是余华承续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五四”传统的表现，余华要以此警醒世人，告诫我们不能忽视人欲吃人的悲剧，从中可见余华对苦难的发掘已经由批判民族劣根性深入到正视“人性恶”的主题[7]。

在前期小说中，余华还塑造了一系列精神病人形象。有人认为，余华笔下的精神病人和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有契合之处，他们都以独特的方式挖掘出了现实世界的另一面[8]。有人继续指出，余华塑造的精神病人，不仅有社会批判力量，揭示了人类的悲剧处境，更彰显了人类最本质、最自在的状态[9]。有人则认为这是余华对“文革”时代及每个人心灵深处兽性本能的思考[10]。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抓住了余华创作中的独特性。研究者把重点放在小说形式的先锋性上，并对小说主题有一定的涉及，但缺少对余华个人精神肌理的探求。研究视野较为狭窄，整体上限于对余华文本表层意义的解读，未能全面探讨小说中的深层精神内涵，未能系统地认知余华本人所建构的哲学体系。

二、写实的温情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的叙述渐渐挣脱了先锋文学的“牢笼”，开始将写作触角伸到了民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的发行让他声名远扬，这一时期对余华小说的研究更加深入，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趋向。较之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概况，笔者将从承续性和突破性两方面梳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在余华创作发生大转变以来，对小说中“暴力”叙述的关注并未减弱，这体现了对暴力研究的一脉相承，不过相较于80年代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暴力研究出现了新的视角。暴力与死亡是贯穿余华前后期小说的主词，却达到了不同的效果。有人认为前期的暴力是肉体的暴力，而后期的暴力则是生活的暴力，这是一种更强大、更难以抗拒的暴力[11]。有人认为，余华书写的“暴力与伤痕，似乎已经挪向制度内合法化的暴力，合理化的伤痕”，进而对余华的创作是成熟还是妥协提出了疑问[12]。有人提出警示，认为对暴力的叙述、分析和批判本身必须保持一种高度自觉的警惕[13]。有人直接质疑对暴力的描述，认为余华的暴力忽略终极关怀和人道内涵，缺乏对暴力的形而上的思考[14]。

从早期对暴力描写的肯定性分析，到后期对暴力描述提出质疑与批判，研究者多角度的研究成果使关于余华的“暴力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突破性主要体现在对“苦难”主题和简单、重复的叙述体系的挖掘上。

除了对暴力的持续关注外，研究者还开始探究小说背后的“苦难”意识。像《在细雨中呼喊》这个文本，有人认为，苦难由于浸润在体恤性的话语中，具有了悲悯情怀[15]。有人指出，苦难有双重含义，既指生存之难，又指存在之苦[16]。有人纵向解剖，前期的苦难指向本质上的宿命，后期的苦难则是生存的困境[17]。有人横向分析，指出余华的苦难较之同时代作家的独特性，他让我们学会正视苦难[18]。还有人认为，对余华来说苦难是不存在的，它就是生活的本来意义[19]。

与此同时，有人注意到余华一改繁复的叙述方式，转而构造了一个简单和重复的叙述体系。1993年，余华开始与音乐“结缘”，有人认为，将音乐中单纯的力量演绎为小说里的叙述手段，使小说的叙述结构呈现出单纯和重复的情节[20]。而有人则强调重复形式对生命经验的感知[21]。有人认为，重复可以使文本获得一种象征或寓言的意味[22]。对于这种叙述体系，有人直接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都在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言文学的返璞归真[23]。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随着评论界对余华小说关注度的持续发酵，研究方法、角度都较20世纪80年代多元化，甚至将在80年代大肆褒扬的质素转为90年代质疑的对象。这种转化，一方面可视为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是某些评论家心浮气躁的体现，他们急于通过否定他人的研究成果肯定自己的研究价值。对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判断，我们应该理性对待。

三、现实的呈现

新世纪以来，两部长篇《兄弟》、《第七天》的面世显示了余华创作的新高度，研究者认为这是余华创作的第三次转型。

《兄弟》的出版在批评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毁誉参半。批评者指出了《兄弟》中存在的“硬伤”，诸如：部分语言设置的不合理，叙述角度的暧昧，对历史情境的过度夸张等，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作品的失真。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兄弟》中的语言简单到了干瘪的程度，简化了复杂的经验，而所谓的“重复”，“就是重复，纯粹重复，没有意义层次的推进”[24]。“严重灌水的细节膨胀”使小说没有一个准确性的述说。离奇荒诞的事件，在他们看来是余华对真实历史的无知的体现，是余华欺瞒大众的幌子。最让他们诟病之处莫过于《兄弟》中大量存在的“性描寫”，他们认为性描写的泛滥，使这部小说几近于地摊文学，粗俗不堪。

评论界就以上几方面，同时存在另外的声音。赞成者认为，《兄弟》中某些方面的硬伤不可否认，但不至于否定整部小说。另外，语言的简单，“是有生命的简单，是无处不在的真实的简单”[25]，“极简主义”使小说中的历史具体性升华为哲学的普遍性，对于“重复”，他们指出，这其实是一种现实的节律，重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新。而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则是丰富、饱满而准确的。荒诞事件正是小说飞升的重要部分，体现了“可能性的存在”[26]，也是作者被想象力激活后的表现。针对被质疑的“性欲”描写，赞成者从民间文化形态入手，认为性欲代表了一种本能的快乐；也有人认为性欲的描写直逼历史本质的人性真相。

最新作品《第七天》甫一问世，也受到了两极分化式的评价。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叙述方式上，诸如：小说是社会新闻的大杂烩，是“新闻串串烧”，余华的描写只停留在浅显的记录上，未能深入人性和社会阶层的内部；文本中存在叙述混乱、语言啰唆及内容粗制滥造等问题。持肯定立场的人则认为，这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肯定了小说结构和语言的简洁，诗意的叙述和诗性的想象，以及独特的亡灵视角的运用。余华也说，《第七天》是一部能代表他全部风格的作品，荒诞的表述是为了更快地抵达现实。

这一时期，评论家观点的分野和余华本人的论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余华小说的评论体系。评论的分歧，让批评者更冷静地认清自己的评价，但反驳性质的评论，会缩小认知的范围，导致评论内容单薄无深度。作者的发声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理解作品的一个角度，但不可否认，根据作者的自述确立研究的依据存在一定的主观局限性。

四、中外比较

对余华作品的比较研究，是学界的重要研究角度和方法，主要分为与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的比较，近年来深入对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置身在先锋浪潮中的余华，免不了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谈到余华对外国文学的吸收，有人以《在细雨中呼喊》的发表为界，分析了余华前期作品与法国新小说派及卡夫卡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他后期创作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契合与呼应[27]。而余华小说中的感觉化倾向，要追溯到川端康成带来的影响。正如余华所言：“由于川端康成的影响，使我在一开始就注重叙述的细部，发现和把握那些微妙的变化。”[28]

与此同时，还有比较余华与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的研究文章。在比较研究的作品中，大部分是对余华自我表述的拓展，如研究余华小说中出现的川端康成式的细部描写和卡夫卡式的自由形式。

早在1988年，李劼人曾语出惊人地评论说：“在新潮小说创作，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学中，余华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精神继承者和发扬者。”[29]理解鲁迅为解读余华提供了钥匙，理解余华则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有研究者在谈到余华的新作《第七天》时说道，余华用自己的方式重写了鲁迅，重写了《野草》，他认为余华的小说暗示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野草》的年代[30]。

除此之外，有研究者注意到余华受传统文化的滋养，探求蕴含其中的“性恶论”、“神秘主义”、“顺其自然”等传统文化精神，也有学者注意到了余华与其出生地——海盐的关系，挖掘他作品中的地域性特征。这种研究视点比较新颖，但研究较少，没能引起研究者系统而充分的思考。

综上所述，余华的创作整体上可划分为三部分，经历了从先锋的暴力到写实的温情再到现实的呈现的转型过程，研究界基本上从叙述的方式、主题的阐释、比较与吸收三方面分析余华的作品，他们挖掘到了余华作为作家的特殊属性，多从社会历史角度着眼，善于寻找作品与现实的连接点，将之放置在大的背景下分析。这种评论方式的弊端在于太过注重作品与外部的联系，而忽视纯粹的“文学性”研究。且由于国内研究现状的局限即理论先行，诸多研究者忽视了对小说文本的细致分析，更有甚者受传媒的影响，妄下定论。评论工作应该从文本出发，继而依据对文本的分析生发出理论。在当今浮躁的社会氛围下，评论家的很多言论的产生并没有扎实的依据，很多研究者在对文本进行大致了解后匆匆下笔，追求速度却忽视批评文章的质量，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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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赵毅衡.非语义化的凯旋——细读余华[J].当代作家评论，1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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