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文学中的应用

摘 要：社会历史是人们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的历史。历史的主体是人，研究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则不可能不研究人。马克思提出：“生活决定意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取决于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将文学理解为人的一种活动，即人的生活活动，这种活动是建立于关于人对于世界的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以理性为指导。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并且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创作。本文将分析莫言的《蛙》与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等在文本中的应用与体现。

关键词：文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人的主体性；人文关怀

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丰富的知识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当代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生活都有所应用。在文学方面，白话文学的先行人胡适以实证、进化和历史眼光为核心的科学主义作为白话文学史的内在义理，促成了中国传统的以“文章辨体”、“历代诗宗”为主体的文史之学顺利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之学。可以说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一直存在渊源，不少文学现象都可以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来进行阐释，学者在文学鉴赏与研究时，这些方法论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主义从人的现实活动的视角来理解人，而不是将人看作纯粹的自然物，或将人看作纯主观的存在。马克思通过研究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受制约与主观能动性，指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是人，文学应塑造“丰富的人”，故高尔基称文学为“人学”。人文关怀是中西文学作品中亘古不变的主题，早在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就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但从希腊诸神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就展现出人类的自我观照。以我国现代文学史来看，鲁迅小说的人文精神最为深厚，他遵循“人是社会的主体“，认为人们应该通过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故其作品多为反封建并揭示人心，改造国民性的题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莫言的《蛙》同样沿袭了鲁迅的批判精神，解释了社会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特殊环境下极端政策对于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有何种影响。

一

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生活的本身，它具有虚拟性。但它又同样来源于生活，故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比观点可以看出，文学作为艺术，它的假定性与真实性必须结合在一起，并且需要合情合理。

莫言的《蛙》是以新中国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工作五十多年的乡村女医生的姑姑的人生经历来反映社会现象与人性。在形象的描述了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人物形象鲜明、毁誉参半的乡村医生形象，莫言在运用艺术构思的手法下，同样结合了真实的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矛盾的精神世界。

首先，莫言在文本中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恩格斯提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人既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本质是尤其社会关系、社会属性规定的。这对于我们分析主人公妇产医生姑姑的人物形象有很大帮助，文本中这一人物形象是复杂的。她是一位对待工作兢兢业业的女医生，背着药箱穿梭于乡村中接生新生命，风雨兼程不曾怠慢。但同时因为她是政策绝对的遵循者，在计划生育中，引流过一个个即将成为新生儿的生命，莫言将姑姑的形象置身于历史的大背景下，在“社会关系总和”的视野里研究下塑造人物形象，深刻了揭示人的本质及其社会关系，人自身人性的复杂加之社会的复杂性，一个矛盾复杂的人物形象在莫言《蛙》中诞生。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蛙》中同样有体现。承认人民群众的社會历史作用与承认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历史进步是一致的。《蛙》中所反映的人民群体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群村民，他们虽然在制度上摆脱了封建制度的压迫与束缚，但在思想上仍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小农意识以及封建观念。以文本为例，这些村民多数保留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希望依赖不断的繁殖来为自己增添更多的儿子。故人口激增，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来约束国人的繁衍。莫言将此现象化作文字，依据社会存在反映的社会意识，进行思考与批判。这部作品从个别（村庄）中反映出一个国家、社会甚至整个时代的面貌，是一部以反映“人为主体”的优秀作品。

二

《蛙》中同样也体现了社会认知与评价的方法，揭示客观真理是社会认知的任务，“人类对于自身自觉认识不仅需要人类理性的高度发展，并且这种自觉认识的程度，与人类自身的发展程度特别是社会分化和整合程度，是基本一致并互为前提和中介的。”与自然科学的观察不同，社会观察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社会实践中进行的。以文本中反映的“计划生育”政策来说，它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进程中的现象，并且受到了前历史传统的影响，后有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由于中国社会人口众多，不可控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如果莫言将自己视为置身于社会之外的观察者，即使能够感受到表面的社会现象，也难理解其意义。但莫言是一位“作为老百姓”进行写作的作家，他深知农村人民的生活习性与他们的思想观念，在创作《蛙》时，他将自己置身于农村的大环境下，感知农民的疾苦，并用自己的眼睛记录农民的生活经历，用近乎客观的眼光反映出“计划生育”所产生的副作用，而不是一味的去歌颂政策。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的同时，由于地方对于政策理解的偏误，采取的极端手法对人民也有残害。

莫言作为优秀的文学家，他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地参与了观察对象的活动与行为（村民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所作出的反应），只有这样他才可以真正地了解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从而引发人思考“政策为何而制定”、“政策是否产生副作用”、“是什么思想让人民超生”等探索真理的问题。莫言在创作作品时根据社会认知方法中的经验观察发现作为社会现象“制造者”的当事人的生活环境和相互关系，理解与辩证思考他们不同的想法与做法，如实描述村民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所作出的行为、结果和多方面的影响，获得足够的信息与数据，在排出文学艺术性的前提下，保证文学的“社会现实性”。在一定程度下，为受众描述、确认的事实不是像马克思所批评“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莫言为我们在《蛙》中还原了接近历史的真相，人民由于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严重，导致无节制的繁衍，打破了国内的人类与生态的平衡。国家为了解决这一现象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执行过程中同样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使人们不禁要反省，对于人民传统观念的改造远比计划生育更为重要。

三

人类社会充满了矛盾，社会矛盾时无处不在的，并且无时不有的。社会矛盾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是矛盾的产生地。莫言的《蛙》中则反映出多方面的社会矛盾，如经济领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人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只有男孩才可传宗接代，这种落后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激增，物质能源过度的消耗，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不能平衡发展。社会矛盾同样体现在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之间，先进的思想与落后的思想之间、正确的认识与错误的认识之间。

但矛盾具有普遍性的同时，也具有特殊性，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蛙》中针对；“计划生育”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西方有社会学家评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合理的暴行，这种观点是片面且不负责的。社会矛盾的特殊性要求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综合考虑了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人类的发展，我国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国内人口的生长，虽然有些地方采用的手段存在偏激现象，但是政策的实施的确控制了人口的生长，并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莫言在文本中提出，我们不可以把“计划生育”全盘推翻，而否定了它的一切价值与合理性。但莫言同样也在文本中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可以控制人口的思想，但是不能控制群众封建落后的思想。

在《蛙》中展现了阶级矛盾产生的后果，莫言同样提出了阶级分析异化的产物——文化大革命。文革是将阶级分析方法扭曲的产物，文本中的姑姑也是在这样扭曲的阶级分析法下产生的盲目份子。她是党政策的最忠诚的执行者，甚至可以称得上过于激进。莫言对姑姑的形象进行的最大化的还原，她热心善良，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但她也十分固执，在政策面前缺乏思考，盲目执行。莫言揭示了阶级分析法到达极端所产生的现象，反映不能将任何社会现象与社会矛盾都不加分析地简单归结为阶级问题与阶级矛盾，不可以用阶级矛盾涵盖社会生活中一切群体性冲突和矛盾，从而导致文革这种极端化的运动。真正的阶级分析法，是要严格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一切矛盾。文本中的姑姑就是极端化下的追随者，她盲目的狂热也造成了她人生中的不幸。

莫言在揭示社会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下，同时在文本中显示出了矛盾的特殊性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计划生育政策是有利有弊的，也是符合当时国情的。

四

运用马克思科学方法论进行文学鉴赏與批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进行文学批评亦或是上述所讲的文学创作时，都需要坚持开放性的原则。社会是为最复杂的大系统，各个层次上的系统都具有开放性，如果过度的采取保守态度则会导致文化的停滞不前，作家的创作之笔同样具有警示人心，改造社会的功能。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就是指世界各民族和各国家处于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历史阶段。文学作为文化的分支，同样需要具有开放性的原则。无论是文学鉴赏、批评或是文学创作都需要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众长，以我为用”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超越了时空，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它同样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具有局限性。故恩格斯提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同时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社会实践不可分割，文学同样又与社会实践不可分离，作家应充分领悟社会科学方法论并应用于文学创作，为世界的文化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人民出版社，2009.

[2]杨春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莫言.蛙[M].作家出版社，2016.

[4]朱首献.实证精神、进化观念与历史眼光——论胡适白话文学观的科学主义向度[M].浙江社会科学，2017（3）.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

王文林（1993-），女，山东济南人，聊城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与文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