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是突破文化发展困局的基本政策路径

李国东 傅才武

(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是突破文化发展困局的基本政策路径

李国东 傅才武

(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塑造文化行业发展基本形态的决定性力量。科技不仅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现代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同样产生巨大的作用。在厘清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模式的同时，分析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理论价值和工具价值，进一步明确突破文化发展困局的科技创新路径，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文化与科技融合；基本模式；政策路径

文化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也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智能制造、量子技术等现代高科技的日新月异为我国文化行业带来了革命性影响，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不仅是突破当前文化发展“瓶颈”的重要途径，也是突破当前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僵局”的基本力量，这在文化学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王志刚(2012)认为，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性突破，都推动着社会及其文化形态产生一次深刻的变革。陈少锋(2012)提出，以数字文化产业、文化科技融合和文化金融服务为主的新业态，正在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形态。傅才武、陈樱(2013)认为，文化与科技融合正在逐步成为我国文化创新的主要路线。于平(2014)指出，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科技进步给文化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是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是新的文化建设理念。欧阳友权(2015)认为，科技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引进文化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催生文化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印证着科技在文化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尹宏(2015)指出，解决文化产业规模偏小、专业化水平偏低、集约化程度偏弱的问题，提升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迫切需要加快文化科技整合创新。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必须厘清文化与科技的基本关系、价值以及模式，探讨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基本路径。

一、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基本内涵

文化与科技作为两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基本规范，它们之间不同的融合方式和融合程度不仅会对文化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对与两个领域的相关行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一)社会发展中文化与科技的关系

文化和科技作为社会构成的重要部分，它们的变化对社会进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反之，社会的整体进步发展也影响着文化和科技的创新发展。“科学最初是与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彼此相互支持，只有在某些类型的社会中，科学才能兴旺发达，反之，没有科学持续的和旺盛的发展与应用，这样一种社会也不能正常运行。”[1](P71-72)社会在发展变迁中，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文化和科技总会出现某些“不适”。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文化和科技需要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适应。文化和科技在自我调整、自我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文化和科技的融合过程。

一方面，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和科技有着紧密的关联，科技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由文化来决定的。“采取何种技术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技术知识与技艺的发现、奠定和传承，有它们的文化前提。在一个社会的技术与文化的发展中，技术和文化在实践中、在传播其知识的分工部门中不可分割地紧密关联。”[2](P4)在社会的发展中，科技的创新发展需要一定的文化土壤，科技只有在文化的作用下才能不断创新发展。“在根本没有轮子的文化中，不可能造出，也不可能发明出机器驱动的轮子。”[3](P41)另一方面，科技的水平则标刻出文化发展的程度。在人们的观念中总是认为文化是精神的，科技是物质的。实际上，技术并不仅仅具有物质现象，也具有文化内涵，科技的发展是融合于文化之中的，因为任何一种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文化现象。“技术并不只是物质现象，而且也是精神现象。它不是外在于文化的，它本身也正是社会发展中文化作用的要素。”[4](P2)某个社会中，文化发展的程度并不是由文化自身决定的、而是由科技来标识的。

(二)科技进步下的文化与科技关系

科技进步从未间断。科技进步的速度并不是等量的，受外部环境的作用和影响，科技进步的速度有快有慢。从历史上看，科技发展历程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明显：历史上经历过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化发展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当前，以人工智能、认知计算、信息技术、数字技术、3D打印、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正在对文化发展轨迹产生重要的影响。文化的内涵亟需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技术载体)或平台来实现、表达其所蕴含的价值，科技的介入正好弥补了文化作为价值载体表现形式虚化的缺陷。技术的“去蔽”功能使得文化的“隐性”价值通过可体验性、可感知性和可获得性得以显现。

随着现代科技在文化领域中应用的不断深入和普及，不仅仅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而且使整个文化领域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文化体制、文化制度、文化管理、文化安全等等，都要随着现代科技在文化领域中应用的深入而不断调整，以适应现代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需要。科技通过何种方式展现，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和平台实现。科技在实现其价值过程中，并不是由科技作为主导，而是由文化和价值观决定。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通过我们制造和使用的器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恐惧、意愿、厌恶和爱好。技术一直是事实与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5](P200)现代科技在文化领域中的应用不仅仅体现在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流通等方式的变化，未来的文化监管、文化安全、文化管理、文化保护、文化传承等都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三)文化与科技融合对文化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1、文化与科技融合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

文化与科技融合彻底颠覆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文化市场发展格局和文化投融资模式，以科技为核心的文化市场主体正在崛起，新一轮的文化市场、文化企业重组已经开始。

一是文化与科技融合导致新的文化市场主体崛起。以传统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文化市场主体受现代科技更新的威胁正在逐步退出市场，或在市场中的份额逐步缩减。以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量子物理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为核心的文化市场主体日益崛起，将逐步替代以传统技术为主的文化市场主体。如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文化企业正在成为新文化市场的领导者。另一方面，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不仅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还不断细分出新的文化市场，科技的颠覆性创新会让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多元化、多样化。

二是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新兴文化业态将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李长春提出：“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文化的创造力和传播力，催生了一系列新兴文化业态和新的表现形式……这是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反映了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科技在现代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提升了文化的创作力、表现力、感染力、传播力，实现了文化的大众化，扩大了文化消费，推动了文化的产业化，促进了相关产业融合发展。[6]文化科技融合所形成的杠杆助推功能，在文化管理、文化传播、文化参与、文化呈现、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环节，为文化创新提供基础支撑。[7]“以电子计算机应用和人工合成材料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传统产业向新兴文化产业升级的发轫期，以电子和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开启的第五次科技革命对文化产业业态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8]“文化+互联网”“文化+数字”“文化+信息”“文化+人工智能”等所催生的文化信息产业、文化互联网产业、文化数字产业、数字艺术产业、网络游戏产业、动漫产业等新兴文化业态必将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

三是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颠覆了传统的文化投融资模式。自互联网兴起以来，“互联网+”金融几乎渗透到了传统行业的方方面面，文化领域也不例外。以科技进步和变革为驱动力的文化创新业已成为金融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一批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条为主要应用与金融服务紧密结合，极大提升了运营效率并降低了成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金融的业务生态。[9]传统的投融资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线下集资、股份制、员工集资等。现代科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文化投融资模式。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大数据的发展为风险控制提供了保障。第三方支付、消费金融、P2P平台、众筹、网络银行将成为今后文化投融资的主要渠道和模式。

2、文化与科技融合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作用

将现代科技融入到公共文化领域已经成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必然趋势。一方面，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将改变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数字化、信息化、共享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已经成为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要方式；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参与式文化服务打破了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VR、AR、交互等现代科技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应用，将公共文化服务由“单向”的供给向“双向”的互动转变；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数字化、信息化在互联网平台的支撑下将促进文化资源的整合、优化，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跨区域、无差别的传送，达到公共文化服务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同时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标准化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将很快实现。另一方面，现代科技在文化保护、传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3D、4D、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不仅在文化娱乐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普及，还逐渐引入到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中。数字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现代科技不仅突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瓶颈，还增加了观众的体验性、互动性，并且带动了文博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三维技术、信息传输技术、传感技术等现代技术将深入应用到文化遗产保护、环境监测、预警平台以及文物还原、修复等；可视化、智慧化运营平台的建立将为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等实现数据的捕获、分析，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网站、社交平台、手机、舆情网络等传播渠道，实现各类公共文化场馆文化服务的可视化共享。

二、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理论模型与价值评估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模式是多样化、多元化的，学界从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而在实际应用中我国的文化与科技融合主要是通过产业园区来实现的。文化与科技融合过程中不同的管理运营方式，构成了不同的理论模型。

(一)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理论模型

关于我国文化科技融合的模式，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索，韩平、李须彬提出了“渗透型融合和交叉型融合”二种模式。[10]伊彤等结合文化的三个层面将文化科技融合分为九种模式。[11]彭英柯、宋洋洋提出了“技术驱动、跨越发展、政府推动”三种模式。[12]陈清华将文化科技融合总结为“消费促进、平台建设、产业链延伸、数字娱乐体验”四种模式。[13]尹宏将成都文化科技融合概括为“创意+科技、内容+渠道、延伸+拓展”三种模式。[14]王晖以北京为例，将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模式归纳为“政府引导、技术驱动、市场需求、资金驱动”四种模式。[15]崔木花提出有政府主导驱动模式、市场导向驱动模式、政府和市场共同驱动模式、文化创意企业驱动模式、产学研互动驱动模式共5种模式。[16]李凤亮、宗祖盼从文化科技融创新的背景出发，结合典型性案例，提炼出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五大模式类型：一是新兴产业推动下的“业态新创”模式，二是产业融合实践下的“跨界聚合”模式，三是科技创新牵引下的“内容活化”模式，四是文化创意驱动下的“技术嫁接”模式，五是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协同创新”模式。[17]郑自立根据湖南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实际，提出了政府与市场平衡驱动模式、异业联盟创新模式、移动互联网平台建设模式、“政产学研资”一体化创新模式、大数据技术导引模式。[18]这些模式总结，是对文化科技融合某些特征的总结，但不足以把握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当前文化与科技融合主要存在“文化为主、科技为辅助”、“科技为主、文化为辅”两种类型，其他类型都只是这两种的亚型。

1、科技为主文化为辅——“科技+文化”模式

科技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借助于文化力量使科技更具有生命力，科技的价值通过文化得到了更高的体现。现代科技已经渗透到文化的各个层面，借助科技力量不仅可以生产一个充满创意的作品，而且可以推动一个行业的升级改造，甚至使整个产业趋向高效和集约。[19]30多年前，深圳华强集团依靠“代工”在电子制造行业闻名全国。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仅仅依靠“代工”和电子制造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2001年，华强集团通过多年自身的积累，开始由“代工”向“自主研发”转型，并逐步涉足文化产业领域。

一是以自身的现代科技优势为基础，增加文体内涵，实施“科技+文化”战略。华强集团根据自身在现代科技领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充分发挥现代科技资源优势和自身优势，向影视、动漫、演艺、旅游等领域延展，发展出以媒体网络、影视娱乐、文化科技主题公园、文化衍生品四大领域为核心的立体多元产业网络。四大产业布局涵盖了多个文化科技产业相关领域，各个业务领域互为上下游，形成了优势互补的全产业链发展网络。[20]2015年，华强文化科技业务销售收入28.04亿元，净资产46.75亿元，净利润6.6亿元。原创动画电影《熊出没》系列以2.95亿元超高票房打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纪录。[21]

二是以科技为核心，以文化旅游为载体，打造文化科技旅游主题公园。针对当前文化旅游同质化、文化主题公园相对缺乏的状况，华强集团借鉴美国迪斯尼的成功经验，首次将科技、文化、旅游三大产业结合起来，打造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独具特色的“科技+文化+旅游”的“华强方特”主题公园。华强凭借自动控制、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以虚拟现实技术为支撑，通过特效影视技术与大型机械设备相结合，为游客提供浸入式、交互体验式的文化享受。目前，华强方特在芜湖、郑州、厦门、沈阳等地建设运营20多个主题乐园，并根据各地资源特色，打造出了“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幻王国”“方特东方神画”“方特水上乐园”等四个主题乐园品牌，并将该模式输出到伊朗等国，开创了中国文化科技主题乐园“走出去”的先河。华强方特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共计28.05亿元。其中文化科技主题公园实现了25.34亿元的营收，占到总营业收入的90.36%，是“赢利”的绝对主力。[22]

2、文化为主科技为辅——“文化+科技”模式

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需要借助于科技来实现，文化借助科技的手段不仅创新了文化的内涵，同时还丰富了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的发展不但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也影响着技术的选择与发展路径，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新的影响。[23]西安曲江新区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科技文化融合示范基地”，在充分利用和发挥文化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以文化为核心，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现代科技，探索出了一条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之路。

一是以文化为核心，以科技为手段，建设特色文化产业园区。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曲江新区积极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挥文化和科技融合“1+1>2”的效应。一方面，积极推动现代科技应用到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以及新兴文化产业业态中，在文化遗产保护、动漫、网络游戏、文化演出、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丰硕的成果，有效提升了曲江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以西安的特色文化资源为基础，大力推进现代科技在文化旅游项目中的应用。如西安曲江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秦始皇·帝王谷”、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的“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等项目，以秦文化为核心，以现代科技为支撑，打造游客参与和体验为一体的文化消费产品，使文化因科技而更具有活力和生命力。

二是借助于现代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打造“中华文化云全球推广平台”。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在文化领域中应用的不断深入，现代科技为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共享打开了通道。由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实施的“中华文化云全球推广平台”项目，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开发如“长安古乐掌上听”“秦腔达人”“佛经催眠”“三个月成为功夫高手”等移动应用，将各类文化嵌入到各类移动应用中，借助现代电商和互联网平台，以“文化+科技+运营”现代市场模式，让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借船出海”，实现中华文化低成本传播以及商业价值，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二)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价值评估

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具有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创新价值、工具价值等多方面的价值，但本文主要探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所带来的理论价值和工具价值。

1、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理论价值

一是文化与科技融合过程丰富了文化的可及性和影响力。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普及，达到了文化“去蔽”效果，文化的深层内涵得以显现。关于技术“去蔽”问题，海德格尔给出的解释是：“独特的科学实验还从未有过的东西是，在新的手段和方法那里，事物是唯一地由技术生产的观点所决定和构成的。”[24](P27)“因此，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也是一种展现的方式。”[25](P16)在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增强了文化的审美性、观赏性、体验性、互动性、参与性，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享受和体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无时不刻地影响着时尚的变化，……大家所看到代表时尚的元素、符号、事物都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个节点，它的短暂性和包容性呈现出一种不可捉摸的状态，也使得这个过程表现得更加丰富多彩。”[26]文化与科技融合，为文化注入了新内涵，提升了文化产品的感染力、表现力和影响力。

二是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了文化制度的变革。“制度对技术起保证、激励、诱导作用，从而成为技术的外生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变量还是技术进步的内生变量。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本身注入了制度变量的直接贡献。”[27]文化在科技的影响与作用下，生产方式、管理模式等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对文化管理制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技术创新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部分，因此，往往是实践中技术创新对制度提出新的要求，从而导致制度的变革。……技术创新总是连续进行的，它开始往往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这是稳定发展阶段，……，而当技术创新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就必然要求制度发生变迁以适应技术创新的需要。”[28](P151)传统的文化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文化发展需求。一方面，科技在文化中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方式，文化管理模式由传统的“金字塔”形式向现代的“扁平化”形式转变，由生产直接转向了消费，流通和分配环节的重要性逐步降低。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带来了新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方式，这就要求制度必须创新，适应科技背景下新的文化生产流程。

2、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工具价值

美国学者布鲁巴赫尔认为：“工具性价值，就是因为这些价值对于某种事物有用处而判断它们是好的那一种价值。它们的价值依赖于它们去达到另一种价值时所产生的后果”[29](P113)当代社会，以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现代科技与文化的不断融合，改进了文化生产的手段和方式，推动文化生产向标准化、体系化、多元化、职业化、规模化、集成化等方式转变，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从而带动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同时，“科学技术是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强国的重要支撑。”[30]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在文化领域中的应用和普及，特别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文化领域中的应用和普及，突破了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方式，达到了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永久性、便捷性、多样性、广泛性。现代科技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经涵盖了档案管理、保藏修复、陈列展览、考古发掘等方面。“通过数字动画与互联网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不仅可以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还可以通过动态的展示和宣传把传统的文化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传播。”[31](P26)数字化、虚拟现实、3D打印、增强现实、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不仅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带来变革，还突破了历史文化保护过程中的局限，打破了传统文化遗产观赏过程中的只用眼观看、用心灵感受的瓶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现代技术可以在观赏的过程中同时参与到历史文化的亲身体验、亲身互动，针对历史文物保护过程中的诸多难题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

三、当前我国文化发展困局背后的科技支撑问题及对策

当前，文化发展中存在众多的困难，其中的大部分与文化行业自我封闭运行、文化科技融合不足、科技支撑不强有关。

(一)当前我国文化发展中的困难与瓶颈

1、传统文化行业的边缘化与文化强国战略要求不相适应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新布局。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战略中处于较高的位置，表明了党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以及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相对于其他四个方面，文化显得较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科技在文化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新兴文化产业迅速崛起。由于受传统体制束缚，传统文化行业不能摆脱对权力和财政依靠的习惯思维，创新能力较弱，现代技术更新能力较差，日益被边缘化、模糊化，传统文化行业处在发展的“瓶颈”期、“转型”期。“在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情况下，传统文化行业的比较优势在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伴随经济全球化快速进展，传统文化行业比较优势让位于竞争优势，即国家在科技进步、知识产权和知识创新能力文化的优势。”[32](P155)科技进步、科技创新打破了传统的文化发展环境，新的文化发展环境正在形成。传统文化行业由于技术更新慢，创新能力弱，无法适应以科技为主的现代文化市场发展需求，日益被“边缘化”“窄众化”。

从科技发展史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可以看出：科学(范式)革命主导了技术范式的创新，进而引发社会经济发展的革命。范式革命和创新是推动新兴文化产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新兴文化产业永续发展的条件，而新兴文化产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传统技术与管理模式的颠覆和扬弃。[33]“传统文化行业的核心产品正在被新兴技术产品代替，导致传统文化行业加速退出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过程。”[34]“新兴文化业态对传统文化业态‘毁灭式’的打击有目共睹。从唱片、胶卷时代到数字时代，便携式音乐播放器、数字图书阅读器、便携式数码相机、视频摄录机、专用GPS导航设备等一大批电子产品面临被智能移动终端逼退或取代。”[35](P70)以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化、数字化等为核心的现代技术改变了文化的供给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体验式、互动式、个性化、特殊化、多样化等“线下体验线上消费”为潮流的新文化消费环境正在形成，文化产品生产由单一、粗放式向工业化、批量化、精细化转变，文化供给向精准化、多样化、多元化转变，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新兴文化产业是今后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2016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数字创意产业规模达到5939亿元，同比增长22.9%，其中VR增幅最大，达267.5%。艾瑞咨询发布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数字音乐规模首次超过实体唱片，达到了67亿元美元，其中下载服务收入占比为45%，流媒体服务收入占比达到43%；中国虚拟现实行业市场规模为15.4亿元，预计2016年将达到56.6亿元，2020年国内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550亿元；中国移动游戏市场规模相对2014年增长超过100%，推动游戏行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

2、文化科技的整体竞争力不强，无法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支撑力

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作为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人类文化生产组织方式的集成创新，突破了工业社会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规模化、复制、生产和储存、分配的传统方式，超越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在场性和在地性约束，呈现出载体性集成、渠道性集成和平台性集成的集成创新特征，以这一标准来衡量，近年来我国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在多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比较而言，我国文化科技的应用水平要优于关键技术的研发水平。如广播电视有线网络的数字化转换和双向改造，数字院线开发，数字图书、数字报刊、电子阅读，舞台艺术的数字化采集和数字传播等，均实现与世界发展的同步但在关键技术研发、文化产业发展、制造装备等方面，我国则显得创新能力不足。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文化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比较高。如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12%，日本占GDP的17%，而我国201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97%。根据美国专利与商标局2012年报告，截止2011年底，美国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累计发明专利283.705万件，远远超过第二名日本的85.2321万件，这使得美国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原始创新能力。迪士尼作为全球知名的动漫企业，业务横跨广播、影视、娱乐、媒体网络、主题公园、度假酒店、衍生消费品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文化内容产品从影院到影视多媒体、网络消费，从人物到品牌，从主题公园到衍生品的全产业链。2015年，迪士尼公司总资产达881.82亿美元，营业收入达524.65亿美元，净利润达88.52亿美元。[36]2002年至2011年，日本文化产业结构的数字化升级趋势明显，“内容产业”的数字化率由27.3%上升到63.5%，已经形成了数字动漫、数字影音、数字出版、数字展示、数字教育等跨行业产业领域。[37]根据澳大利亚咨询公司2Thinknow发布的《全球创新城市指数》，全球331个城市创新能力排行，波士顿、旧金山湾区夺得冠军和亚军。在旧金山湾区东南方向的硅谷，面积约为4700平方公里，汇聚了苹果、英特尔、Facebook等一大批新兴产业的领军企业，2013年创造的GDP达到2580亿美元。

(二)文化发展困局背后的文化科技融合问题

1、技术创新不足，关键技术落后

在文化与科技融合过程中，技术是手段，文化是内容，只有通过先进的技术才能进一步彰显文化的深刻内涵。近几年来，我国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在文化领域与文化行业中的应用越来越深入，已经突破了传统文化发展的局限，文化科技在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传播以及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普及。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尤显不足，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影视技术、舞台技术、传播技术、智能技术、虚拟技术、增强技术等方面，我国不仅在应用上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创新方面还处在引进阶段。有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韩国特许厅、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共收到230万件专利申请，共授权了95.54万件发明专利。其中专利申请最多的是中国，授权专利最多的是美国。[38]

2014年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专利申请、授权情况 单位：万件

虽然中国申请专利数在五大知识产权机构中最多，但是授权专利数却排在第四位，略高于欧洲专利局。日本、韩国、美国授权专利数占申请专利数的比重均超出50%，特别是日本，达到了69.63%。由此可以看出，日本、韩国、美国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由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分析编制而成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中国企业再度落榜。在2015年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日本40家；美国35家；法国10家；德国4家；瑞士3家；韩国3家；瑞典、加拿大、比利时、台湾、荷兰各1家。评定标准包括专利总量、专利授权成功率、专利组合的全球覆盖率以及基于引用的专利影响力。

2、技术应用体系不完善

近几年来，现代科技在我国文化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现代科技在促进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完善的技术应用体系是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促进文化发展的基础。但是从目前科技在文化领域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我国文化领域行业类别繁多，科技在文化领域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以及文化传播方面。现代科技在文化领域中的应用体系还处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科技在文化领域中的应用体系还没有建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文化新业态的培育、文化消费方式的创新、文化保护的数字化、文化产品和内容的创新等都需要借助于现代科技实现。加快现代科技在文化领域中应用体系的建设是今后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主要措施。

3、技术标准体系不健全

技术标准体系的完善对文化科技发展极为重要，科学技术对文化领域的支撑最为基础的反映为相应的技术标准体系的支撑；文化科技国际竞争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文化领域技术标准之争。[39]文化与科技融合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手段，将引发文化与科技各领域、各行业生产模式、流通模式、传播模式、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的变革和创新，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不断深入，文化与科技融合标准化已经成为促进新兴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方面的重要措施。虽然目前我国文化与科技融合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在技术创新、技术使用、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成果应用与普及、行业进入门槛等方面还未形成一整套科学的、完整的标准体系，各类标准严重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4、文化科技平台建设落后

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需要以文化科技平台支撑基础。文化与科技融合不仅对资源配置和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对制度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诉求。文化与科技融合作为两个不同领域需要各种资源的共享、整合才能达到有效融合，这就迫切需要搭建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先进的平台。首先，由于我国文化与科技“两张皮”难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破解，成为制约文化科技平台建设的重要瓶颈。从当前文化科技平台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化是文化，科技是科技，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文化与科技共融文化科技平台，造成了文化与科技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和最优配置，导致两个领域的信息共享、成果转化、成果应用等受到了阻碍。其次，由于文化科技平台的整体水平还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程度，文化与科技两方的需求和供给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没有形成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体系。许多文化科技平台的影响力较弱、规模化较小、标准化较低；平台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与当前的科技创新程度以及实际需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平台资源与需求方的联系还不够紧密，资源的针对性不强等。最后，国家平台与地方平台还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完善的、科学的协调机制。一方面，在国家平台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有些地方的文化科技平台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影响力上，都已经走在了国家的前面。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文化科技平台建设缺乏科学有效的规划，重复建设现象也较为严重。

(三)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路径

1、创新文化科技管理制度

一是改革传统的文化与科技管理体制，建立符合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型文化管理体制。针对当前文化与科技管理“两张皮”的现象，要突破传统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科技管理体制，建立符合当前以科技为核心的文化管理制度。从优化资源的角度来看，纵向上能够实现国家和地方的有效衔接，统筹协调；横向上要保证两个不同领域的有效链接。避免管理过程中出现“错位”或“越位”的现象，实现文化科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有序竞争、有效竞争。

二是完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提升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新兴产业具有强烈的技术前瞻性，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必须掌握核心颠覆性技术。革除一切阻碍文化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推进政府、企业、高校的深度合作，探索更为科学的政企研校的合作模式；加快文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促进优势资源共享和合作；优化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切实保障创新主体的权益，推动文化科技创新发展。

三是推进金融政策创新，破解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投融资瓶颈。当前，新兴产业融资难题主要体现在银行贷款难度大、融资渠道窄等方面，融资已经成为制约文化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政府要加大文化领域颠覆性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性技术研发的投入；对文化科技新兴产业发展政策体系设计方面，要综合考虑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手段激励和引导新兴产业发展；完善文化科技自主知识产权的抵押信贷制度，拓宽文化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2、加快文化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

一是加快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紧跟现代科技发展趋势，积极推动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要深入实施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推动文化领域共性技术、文化产品生产服务技术、文化传播信息技术等实现重点突破，促进传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升级。把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作为重点任务，加大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应用，发挥‘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整合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统一服务平台，优化网络服务环境，提高公共文化的覆盖率和服务效能，让人民群众享受丰富、高效、便捷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40]针对当前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单一、产品单一等情况，重点加快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等技术的研发，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跨地区、跨空间传播、流通，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国内无差别共享；加快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内容平台的建设，实现全国公共文化资源、内容、产品“一站式”服务；重点研发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公共文化空间体验服务技术等等。

二是加快文物保护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围绕文物保护工作中装备供需失衡的情况，重点加强文物保护的先进科技和高端装备的研发；加强文物保护环境监测调控、预警平台、遗址管理、田野文物监测、文物无损分析检测等方面技术的研发；加强文物保护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方面的科技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与传统工艺的有效结合，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性、安全性和可靠性。

三是加快文化产业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面向“互联网+”时代跨界经济、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发展的需求，以现代科技为支撑，加强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在数字化、信息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特别是交叉融合方向，加快部署一批具有能够改变文化生产、文化制造、文化科技、文化生态、文化经济的颠覆性技术研究；重点开发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微纳电子、智能交互、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认知计算等技术，发挥现代科技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3、推动文化科技管理创新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政府管理创新。根据文化科技创新主体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定位政府功能，优化服务质量，推动简政放权，强化政府在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政策制定、环境优化、监督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重点支持颠覆性技术、前沿性技术、重大攻关项目等关键性科技活动，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市场和社会环境。

二是加强文化与科技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促进优势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针对当前我国文化与科技权责交叉、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等现象，加强文化与科技部门的协调沟通，积极探索文化与科技跨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形成一整套完善的、科学的、合理的适用于文化与科技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的体系，形成文化与科技优势资源的科学配置和合理流动，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三是建立多元的协调管理模式，形成科技、文化、财政、金融联合发展的联动机制。由于在文化科技发展过程中涉及到文化、科技、财政、金融、税收等众多单位，各归口管理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导致各类扶持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建议各级政府专门成立支持文化科技融合的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促进文化、科技、财政、金融、税收等融合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在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跨所有制之间的协调，引导要素资源不断向文化科技领域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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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 雪

Promoting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The Basic Way to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Li Guodong Fu Caiwu

(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the full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omentum in promot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is the decisive force of shaping the basic form of developing cultural industry, which is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but also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e system. It is of grea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ush through the reform of cultural system an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cultural nation, while clarifying the mode of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instrumental value of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further formulating the pat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dilemma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basic pattern; path of policy

2016-10-10

李国东(1980- )，男，河南驻马店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文化艺术管理和文化创意产业。

G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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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35X(2017)03-004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