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本土化的叙事逻辑与戏剧史观
——评傅谨《20世纪中国戏剧史》

李 霞

现代性与本土化的叙事逻辑与戏剧史观
——评傅谨《20世纪中国戏剧史》

李 霞

《20世纪中国戏剧史》具有严谨的叙事逻辑，它以戏剧本体为核心，立足本土化与现代性两个维度，从政治、艺术与娱乐三个层面，阐释20世纪戏剧发展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政治与艺术、城市与民间、演出与市场等问题。《20世纪中国戏剧史》具有自己对戏剧史观的思考和建构，其通过对中国戏剧史观西化、政治化等特点的反思，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支点,丰富了中国戏剧现当代史理论。

《20世纪戏剧史》;傅谨;戏剧史观;西化;本土化;现代性

对中国戏剧进行研究的学者、专家颇多，但是对20世纪中国戏剧样式、戏剧生态、戏剧精神、戏剧美学的研究，傅谨先生称得上是“术业有专攻”。《20世纪中国戏剧史》是一部生动的戏剧史、哲思的戏剧史、对话中的戏剧史，其中饱含了傅谨先生本人20年的艺术思考。正如傅谨先生在新书研讨会上的感慨：“《20世纪中国戏剧史》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现在终于完成了，对于我来说也是做了一件大事，这是我写的最厚的一本书，大概也是我最后一次写那么厚的书。”[1]

一、严谨的叙事逻辑

20世纪的中国戏剧成就非凡，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和诸多经典作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戏剧史的使命就是对这些丰富的戏剧文本进行梳理，可以说一部戏剧史也就是一部社会史，它以生动的镜像式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激荡和变迁。傅谨先生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即试图以一种综合的文学史观，尽可能地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来。

首先，《20世纪中国戏剧史》是对20世纪中国戏剧实践的理论阐释。

“文学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20世纪的戏曲就如20世纪的历史一样波澜壮阔，从传统的突围与变革到战争的风云际会，再到政治事件的影响，中国20世纪的戏曲有着自己的发展脉络。《20世纪中国戏剧史》在梳理世纪初的戏剧实践时，以宋元以来的艺术传统为根基，枚举了日臻成熟的昆曲、蓬勃发展的地方剧种，并对逐渐成熟规范的表演程式进行了概括。以此为基础，《20世纪中国戏剧史》对西学东渐影响下新型城市的出现，富有现代气息的新型戏剧从萌芽到逐渐发展的基本状况作了阐释。新剧种、新舞台、戏剧改良运动掀起的文艺波澜，以及易俗社、新社、南通伶工学社等新的戏剧社团开始出现，全书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解读。此外，戏剧的演出市场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新型城市的出现与海派戏剧的兴起相互对照，女伶与女性观众的出现与增加使得戏剧的表演与接受更加立体化，这也是本书着墨较多的地方。

对于20世纪中期，《20世纪中国戏剧史》认为：抗日烽烟骤起，戏剧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板块，日伪占领区形成的孤岛戏剧与抗战戏曲形成了差异性迥然的艺术特点，尤其是红色政权下的戏剧在其政治功能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戏剧成为动员民众抗日的重要媒介与手段。也正因为对戏剧的空前重视让戏剧具有了主体性，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市场，戏剧的文化生态得以维持。以戏剧艺术家和剧场经营者为主体的市场本身，始终在抵抗想让戏剧变成宣传工具的企图，同时也在反抗对民间戏剧无所不在的压制，努力维护戏剧自由生长的良好生态。“因而八年抗战中国的戏剧发展状况，在本质的意义上，恰恰体现了戏剧在民间自然存在与自主发展的可能。”[2]

《20世纪中国戏剧史》没有刻意回避1949年以后到“文革”结束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认为其时中国的戏剧经历了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到歌颂“大跃进”、强调“高大全”“三突出”的剧目与戏剧形式的变化。全书将改人、改制、改戏“三改”活动融入意识形态解读上，以当代的文学史思维加以评价。面对演出市场的逐渐萧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的戏曲发展口号，全国的戏曲汇演、全国话剧观摩使得戏剧的演出市场再度活跃起来。但是，紧接而来的“文革”也让戏剧进入了“文革”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成为其主题，“不准演坏戏”成为戏剧演出的政策，对革命的追忆成为戏剧的主要内容，对“大跃进”的歌颂让戏剧也赤裸裸地政治化了，尤其是之后出现的以《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为代表的“八个样板戏”，更是让戏剧发展陷入了僵化的发展模式。《20世纪中国戏剧史》坚持以“一分为二”的批评思维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戏剧进行举例分析，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总结了“文革”到90年代之后的戏剧实践。“文革”之后，中国戏剧的发展再次迎来机遇，戏剧再次可以回归传统剧目了，更加生活化、时代化的剧目也纷纷呈现，这一时期的戏剧批评再度复兴；但是新时代的巨大变迁，也让戏剧发展的危机在这一时期里逐渐呈现。尤其是90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西方戏剧理论的巨大冲击、世纪末各种理论与思想的躁动，更是让戏剧的发展面临着多元化的挑战。《20世纪中国戏剧史》以东西美学相结合的理论思维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戏剧进行理论解读，从而使全书占有了较高的学术高度。

其次，《20世纪中国戏剧史》描绘了20世纪中国戏剧的清晰图景。

面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戏剧实践，傅谨先生通过此书试图尽可能地还原中国戏剧的百年历程，整部戏剧史分为上下卷，上卷纵论1900—1949年中国戏剧的发展，有京剧的兴盛，话剧的初生，更有各地方剧种的绚丽多姿，有城市戏剧的蓬勃发展，有商业和戏剧的互动，有抗战戏剧的复杂景观，有东西方戏剧的深度交流。下卷纵论1949—2000年中国戏剧的发展，有“戏改”的波动，有“文革”的奇观，有新时期的多元景象，有传统的坚守与回归，有政治和艺术的博弈，有现代性的追求和反思，有舞台形态的剧烈变化，这就是精彩丰富的20世纪中国戏剧。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写中国戏剧史，接近20年过去了，傅谨说，看到传统艺术在回归，整个社会对传统艺术的认同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这是从事戏剧研究最欣慰的事情，“写出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复苏的潜流，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今天戏剧的局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那么多年来努力的结果。”[1]《20世纪中国戏剧史》正是戏剧人的艺术思考、文化思考。

二、对中国戏剧史观的反思

《20世纪中国戏剧史》具有自己对戏剧史观的思考和建构。首都师范大学的赵敏俐认为：“在百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将古代文学现代化、将中国文学研究西方化、将文学研究政治化，是最值得反思的三个方面。”[3]其中，“古代文学现代化”就是用现当代的学术思维来框定、研究古代文学，这必然不能反映中国文学史的全貌。对于中国戏剧来说戏剧的概念是什么，戏剧的形态的历史演进是什么，一直是戏剧史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现代的戏剧研究往往是就戏剧而论戏剧，将戏剧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开来，这种做法是简单粗暴的，这是按照当代人的学术体系来构建所谓的戏剧史，傅谨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对这一倾向进行了批判与升华。

傅谨先生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是百年戏剧史，也是中国戏剧的现当代史，是断代史。他之所以截取中国戏剧史的这一百年进行概括梳理，是因为这一部分戏剧史在理论上缺少明晰的论述。以往20世纪初的戏剧发展基本都放在古代文学史或者戏剧史的清代部分进行论述，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戏剧又常常放在现代文学中进行论述。对当代戏剧史的研究，傅谨先生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应该是为数不多的专著了。作者在对这一时期的戏剧进行梳理归类时，试图避免就戏剧而戏剧的研究思路，这可以从该书的目录中一目了然，《20世纪中国戏剧史》并没有以时间或者剧种来进行逻辑构建，而更多地以社会学、美学的思路来梳理：第一编是“新剧种、新舞台”(第一章“京剧的发育与成熟”、第二章“小戏走上舞台与平民美学”、第三章“戏剧改良运动与新观念”)；第二编为“更新观念、贴近市场”(第四章“戏剧改良的新路向”、第五章“演出市场的新变化”、第六章“戏剧观念与戏剧文学”)……将戏剧纳入到广阔的社会中去，纳入到丰富的文化实践中去，以审美的眼光来研究、审视现当代戏剧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别致之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倾向就是文学研究的西化现象。毫无疑问，西化已经成为我们惯常的一种思维方式，这其中既有文化一体化所导致的文学理论的交流与对话，也是因为世界各民族文化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的发展规律。但是，民族文学，尤其是民族戏剧是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文学史的研究必然要从中探索文艺的特性。而西方视角下的研究必然缺少对民族文学特点的研究；特别是当前文化一体化凸显的时期，全球化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思考中西文化关系，打破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思维模式——这在文学史的研究中特别重要。

傅谨先生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就是试图构建具有中国戏剧实践特色、中国审美特点的现当代戏剧史。以第二编第六章的“戏剧观念与戏剧文学”为例，他在第四节对“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戏剧创作”以及第五节“走向世界的梅兰芳”中对戏剧的民族化与世界化、传统与现代进行了详细论述，这是对民族化的一种思考方式。通过对梅兰芳、曹禺的分析，傅谨先生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戏剧在表演与文学两方面，拥有了可以和世界平等对话的标杆，并且，确实面向世界，展开了成功的对话。”[2]

受20世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政治意识形态在20世纪文学史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师夷长技”“德先生与赛先生”到救亡图存、歌颂“大跃进”，文学总是承担了较多的政治功用，对文学史的研究也总是先入为主地以政治意识来分析研究，而对文学本体的研究相对被弱化，这就使得文学史的表现形式呈现出片面性的特点。其实关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文学史研究的必然，只要这种研究不是以功利性为目的，而较多地以从容的心态从学理上进行研究，让文学史呈现出必要的历史特征与民族特征，这便是文学史研究的初衷。

《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下册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以后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段时间的政治洪流一直以来难以定论，尤其是“文革”文学的定位问题，既然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史”，“极左极右”“三反五反”“文革”这些政治术语就很难回避，而《20世纪中国戏剧史》采取了正视的态度。该书第四篇“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对“戏改”进行了详细梳理，从改人、改制到改戏，从中央戏剧文件精神到具有全国文艺普及的戏剧会演都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对“大跃进”时期的戏剧创作与表演以及“文革”戏剧所形成的“高大上”的艺术规则、八个“样板戏”的来龙去脉，作者以巨大的勇气对这段“隐晦”几十年的戏剧历史进行梳理，这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精神。

但是，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下册中傅谨先生并没有以政治来论戏剧，而是关注戏剧的本体，既充分考虑到了戏剧的政治氛围，也将戏剧研究回归到艺术层面。傅谨就认为“文革”时期虽然形成了以“样板戏”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但是相比较其他领域戏剧还是幸运的，创作者与演员得到了创作与演出的机会，观众也通过戏剧或荧屏充分体验到了“样板戏”的艺术普及，而这相对于当代戏剧式微的现状，戏剧本体的发展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对中国戏剧史观的审美建构

傅谨先生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后记中说：“我试图在这些论文里阐述、把握与勾勒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的新视野和新方法，但我深知，这样的视野和方法要得到学界的认可，最好的办法不是高头讲章、从理论上去论证其可行性或必要性，而是通过在这样的新视野中所采用的新方法的研究，写出一部我认为比较理想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4]傅谨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试图用现代戏剧学术话语以戏剧本体研究为核心来重构民族文化史。

首先，《20世纪中国戏剧史》沿袭了王国维以来的现代戏曲学术话语。

王国维戏剧研究重文学、重演出的理论倾向给傅谨《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研究提供了精神启迪。它是以现代的学术思维、现代的学术话语来概述20世纪丰富戏剧实践的，具有明显的学术当代性。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戏曲研究大师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成为中国近现代戏曲研究的范式，其学术研究思路不同于传统戏曲的戏曲源流与考据，而是对戏剧的价值作出判断，《宋元戏曲考》中的“元剧之文章”“元南戏之文章”两节从审美判断的角度对宋元戏曲的价值进行评估。其后的郑振铎明确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新途径，他认为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不同就在于它们在“鉴赏”与“研究”上的不同，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是鉴赏，而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是研究，由此他提出现代文学史的构建就是要以“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来进行研究。“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关于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也被贯彻在戏曲史述中。此后，价值关怀成为绝大多数戏曲史著述的精神支柱。”[5]

傅谨先生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在梳理20世纪戏剧材料的时候坚持一定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有总体的，也有针对具体时段与具体戏剧样式的价值判断。总体上的价值取向就是肯定戏剧对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的作用；在肯定20世纪戏剧成就的同时，也期盼21世纪的戏剧的责任担当。傅谨先生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回眸与前瞻”中说：“中国戏剧在20世纪步履蹒跚，经历了比以前更多的动荡。这个世纪的戏剧成就非凡，涌现了诸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和作品，丰富与充实了这个世纪亿万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给未来留下许多经典作品。”“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戏剧家的创作与演出为这部历史书写了新的篇章，证明我们仍在继续这样的贡献。21世纪的中国戏剧必须有新的成就，这是中国戏剧在21世纪不可推卸的文化担当。”[4]在具体价值判断中，傅谨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坚持的是一种公允与公正的学术态度。不可否认，傅谨先生作为一个名学者，他的有些观点往往会在学术界激起涟漪；但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史》却试图呈现出相对真实的中国近现代戏剧面貌。在第六章“高大全、三突出”中，傅谨对“样板戏”等戏剧样式进行了详细呈现与论述。他既肯定了“样板戏”是“以现代剧目为纲”的戏剧政策的自然延续，对其意识形态服务的艺术本质进行了详尽分析，对其艺术规范成就有所肯定；但是，它对“文革”的文艺政策对戏剧事业几乎毁灭性的摧残造成的戏剧艺术的断层是痛心疾首的——这也表现出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价值判断与人文精神。

其次，《20世纪中国戏剧史》是以戏剧本体为核心的艺术史。

戏剧史不是社会史、美学史、文化史，它应该是以戏剧为本体的艺术史，傅谨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植根于戏剧本体进行概括论述，试图找出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的总体脉络。闻一多在《戏剧的歧途》中批评道：戏剧反映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当地人的切身问题，都是些爱情、命案这些有趣味的主题，盲目地追求观众喜欢，虽然轰动一时，但是对戏剧本身来说却毫无意义。关于戏剧本体众说纷纭，周宁教授在评价谭霈生的戏剧本体论时强调了谭霈生对“戏剧情境”的张扬，“戏剧作品的基础是情境，它比人物性格更重要；人物性格能够在与情境的冲突中得到充分的发展；情境是由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6]这几个要点概括了戏曲情境作为戏剧本体在戏剧存在中的重要性。更多的人认为戏剧本体就是“戏剧的场上搬演”，亦即表演本身。周贻白先生就认为：“戏剧全史观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包举全体，二是场上搬演，其中又以后者最为关键。”[7]“包举全体”就是指戏剧中存在演员表演、剧本、舞美、音乐等多种因素，场上搬演就是戏剧的表演本身。

傅谨先生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在把握戏剧本体时涉及了戏剧的方方面面，从社会背景到文艺思潮，从剧本到舞美到市场；但是整个戏剧史对戏剧本体的把握还是从表演本身，从戏剧最基本的情境入手的。例如在第七编“回到‘十七年’，面向新世纪”中，傅谨在分析《董生与李氏》一剧时，将着墨点放在了该剧的张力上，不仅指出该剧的构思是将现实题材小说的人物情节移植到古代生活背景中，而且指出该剧巧妙地以“引诱”与“抗拒”这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推动戏剧进程，从而揭示出戏剧中人性自由生长力量对于人存在的意义。《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中这样的分析是整个戏剧史构建理论的支点，这也使得这部戏剧史具有了充足的文本支撑。

再次，《20世纪中国戏剧史》是中国文化史的重构。

如果戏剧史只是就戏剧而论戏剧，那么一部戏剧史就是一部专门史，也就失去了戏剧史本身所具有的深度与厚度。毋庸置疑，戏剧是文化的一部分，戏剧史首先是人类的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戏剧一直就是中国优秀文化的璀璨明珠，近现代戏剧也是中国文化进程中的重要驱动器。姜进教授在《解构国剧：戏剧与民族文化史的重建》一文中说：“从王国维开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在民国初年曾是以文化史为核心的国学之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学一样，中国戏剧史应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建国之召唤而兴起的新兴学科，是时代的产物。”[8]傅谨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出现体现了一种文化人的文化自觉，这从整个戏剧史中对小剧种的生存处境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传统戏剧文化遗产并未能得到充分的继承与保护——因为忽视传统戏剧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观点在20世纪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并且生物学意义上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被机械地引用到人类精神文化史的领域，戏剧本身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被忽视。傅谨先生在“回眸与前瞻”中指出：“文化上的短视症、缺乏起码的文化自觉，是大量传统剧种消亡的文化上的原因，同时，更导致戏剧文学创作、表演艺术水平和人才培养效率的大幅度下降。”[4]

四、几个核心的理论支点与突破

傅谨先生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将百年的戏剧实践与历史事件记录、戏剧历史的阐述与时政、经济、文化的互动结合起来，展示出了中国戏剧的百年进程和内在脉络。该著作的超越不单单是将戏曲与话剧等不同的戏剧形式放在戏剧的整体里进行历史观照，而是主张“戏剧是一个整体，尽管它分为很多剧种，尽管它在很多不同地方发声，但它是一条主线，大家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所以它不是不同剧种单独发声，它是一起发展的结合体。”[9]但是在该戏剧史中，傅谨先生持戏曲始终是中国戏剧主流的观点，在戏剧史的撰写中凸显戏曲的核心地位，以还原中国戏剧史的本来面目。

该著作还打破了以往戏剧史以戏剧文学(剧本)为主要叙述脉络的方式，从政治、艺术、娱乐三个不同层面，阐释20世纪戏剧发展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政治与艺术、城市与民间、演出与市场等问题。傅谨说，在思考20世纪中国戏剧史时，他做了很多个案研究，这给了他非常大的启发。比如，他认为谭鑫培最大的贡献，是在20世纪初创造了一种特别切合时代特点的新的美学，“我觉得当我们仅仅做一个剧本历史的时候，像谭鑫培这样有代表性的人物无处安放。”[9]傅谨在构建《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时候把握住了几个关键点，那就是从本土化、现代性两个维度以及政治、艺术和娱乐三个层面来展开论述。

首先，《20世纪中国戏剧史》在本土化与现代性两个维度上展开论述。

中国20世纪戏剧纷繁复杂，但是在喧嚣的艺术实践之中仍有规律可循，傅谨先生试图通过这种网状结构的揭示来将中国戏剧的图景尽可能清晰地展示。那么他抓住了两个关键点——本土化与现代性。戏剧的本土化在20世纪之前可以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但是，20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渐介入，以及跨文化传播的风生水起，西方的戏剧理念、戏剧样式、剧种、剧目先后涌入，像话剧、歌剧、先锋戏剧、荒诞戏剧等等，都是西方戏剧理念直接催生的产物，可以说在当下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戏剧的概念、界定、审美旨归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层出不穷的各类戏剧作品在以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速度被搬上舞台，并受到一批青年戏剧观众的喜欢。对于时代发展中应运而生的新型戏剧无可指责，但是，戏剧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精神产品，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反映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情感理念，必然是本土化的，这也是民族文化保持独立性的前提。

“现代性”是20世纪文化艺术领域的核心问题，通常意义上的理解“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时代文艺所具有的特性。在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推进了文化艺术的民族本体性、精神当代性诉求的产生。戏剧领域的现代性总是和启蒙话语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戏剧的现代性就是戏剧对启蒙的追求及其功能性发挥，不仅表现在戏剧作品对现代性内容的体现上，也表现在戏剧理念的“先进性”上，即戏剧对戏剧本体、价值的思考与挖掘。傅谨就说过，“我既然一直做戏曲研究，当然更体会到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戏曲面临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我能够清晰地把握20世纪中国戏曲现代转型和现代演变的脉络，所以要谈‘现代戏剧’，一定不能把戏曲扔掉。”[10]《20世纪中国戏剧史》坚持将本土戏剧的生存状态作为戏剧史研究的重点，将戏剧主体性的意义和价值作为戏剧史的终极思考，这正是其本土化与现代性的体现。

其次，《20世纪中国戏剧史》在政治、艺术和娱乐三个层面上展开论述。

政治、艺术和娱乐是戏剧研究中最重要的三个概念。政治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任何艺术都是人的艺术，而人是政治的产物，尤其是20世纪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波澜起伏的年代，戏剧的政治属性更加凸显；艺术是戏剧的本体属性，缺少艺术追求的戏剧就算“花枝招展”也是没有内在生命力的，20世纪的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过程作为一种没有丢掉艺术性追求的传统，这也是中国戏剧精神传承的体现；娱乐性就是戏剧的市场属性，20世纪是商品泛滥的时代，尤其是世纪末的中国，市场成为制约很多艺术形式存在与发展的核心问题。《20世纪中国戏剧史》鲜明地指出20世纪中国戏剧两大可喜变化就是戏剧走出了文学创作与舞台表演两分离的状况，并且戏剧艺术表演的价值被主流社会认同，戏剧以及戏剧艺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但是，这种改变也是以牺牲戏剧的本体属性为代价的，其一就是戏剧来自社会政治的压力与干预，无论是“戏改”还是“样板戏”，20世纪中国戏剧都背负了较多的政治包袱，这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一直关注的主线之一。傅谨先生认为娱乐性是戏剧最本质的属性，它本身就是人类自我娱乐的产物。尤其是到了20世纪，现代化的进程加速，城市的飞速发展，戏剧的娱乐功能进一步凸显，这都使得戏剧面临着是否要迎合大众消费娱乐，以求在激烈的艺术竞争中存在的问题。傅谨先生在书中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试图将戏剧门类、样式、剧目的发展轨迹同市场联系在一起，从中找出20世纪戏剧发展、存在的实质问题。

傅谨先生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没有将中国的戏剧实践当成百科全书来写，而是以历史的线性结构、审美的横向维度来试图构建百年的中国戏剧图景、戏剧史，试图在经济利益甚嚣其上，艺术、学术心态浮躁无比的当代中努力找回戏剧的活力,这是学者现实关怀的一种体现。

(责任编辑 薛 雁)

[1]毕20年之功,写一部20世纪中国戏剧史[N].北京晚报,2017-06-16.

Writing a History of Chinese Theatre of the 20thCentury in 20 Years,BeijingEveningNews, 16 Jun., 2017.

[2]傅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Fu Jin,HistoryofChineseTheatreinthe20thCentury(VolumeOn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3]赵敏俐.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与建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Zhao minli, Rethink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n Chinese Literature,JournalofCapital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No 2, 2014.

[4]傅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Fu Jin,HistoryofChineseTheatreinthe20thCentury(VolumeTwo),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5]陈维昭.20世纪戏曲史述的几大模式[J].戏曲研究.2001,(2).

Chen Weizhao, Several Modes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Theatres in the 20thCentury,TheatricalStudies, No 2, 2001.

[6]周宁,朱玉宁.回归戏剧本体——重读谭霈生戏剧理论[J].四川戏剧,2013，(9).

Zhou Ning and Zhu Yuning, Returning to the Entity of Theatre: Re-reading the Theatrical Theory of Tan Peisheng,SichuanTheatre, No 9, 2013.

[7]王雯.中国戏曲之本体：场上搬演——周贻白戏曲史观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Wang Wen, Ontology of Chinese Operas: Playing on the Spot: Study on Theatre History Ideas of Zhou Yibai,JournalofDalianMaritime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No 6, 2011.

[8]姜进.解构国剧：戏剧与民族文化史的重建[J].中国文化,(37).

Jiang Jijn, D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heatre: Theat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 Cultural History,ChineseCulture, No 37.

[9]刘净植.傅谨:戏曲才是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的主流[N].中国青年报,2017-06-16.

Liu Jingzhi, Fu Jin: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s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Theatre in the 20thCentury,ChinaYouthNews, 16 Jun., 2017.

[10]刘净植.20世纪中国戏剧,我们弄错了很多 [N].中国青年报,2017-06-30.

Liu Jingzhi, Chinese Theatre in the 20thCentury: How Much We Have Been Wrong?ChinaYouthNews, 30 Jun., 2017.

ModernityandtheLocalizedNarrativeLogicandthePerspectiveofHistory:ReviewofFuJin’sHistoryofChineseTheatreinthe20thCentury

Li Xia

The narrative logic ofHistoryofChineseTheatreinthe20thCenturyis rigorous. It is based on the entity of theatre and is rooted in two dimensions: localization and modernity. It illustrates issues emerg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atre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aspects of political, artistic and entertainment: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locality and Westernization, politics and arts, city and folk, and performance and market, etc. Think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n theatre can be seen inHistoryofChineseTheatreinthe20thCentury, which builds the theoretical fulcrum and enrich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 of Chinese theatre through rethink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ized and politicized of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n Chinese theatre.

HistoryofChineseTheatreinthe20thCentury, Fu J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n theatre, Westernization, localization, modernity

Abouttheauthor:Li Xia,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hot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hanxi, PhD candidate in Theatre, Film and TV Studies at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nxi, Taiyuan, 030619.

2017-09-25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J805

A

1003-840X(2017)06-0148-07

李霞，山西传媒学院摄影系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山西 太原 030619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6.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