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文化融合视阈下的当代民族舞剧创作
——周莉亚、韩真作品例析

董 丽

传统与现代文化融合视阈下的当代民族舞剧创作
——周莉亚、韩真作品例析

董 丽

周莉亚、韩真所创作的《沙湾往事》《杜甫》《花木兰》这三部舞剧作品，无论是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还是舞蹈语言上都紧密地同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她们的作品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探索和表达；人物关系的创新性设置具有现实关照意义；善于运用传统文学文体中的表现手法刻画人物形象。传统与现代文化视阈融合下的中国当代舞剧创作，不仅为中国舞剧带来了艺术视角的拓新，也使得她们的舞剧作品产生了“文化性”与“审美性”双赢的效果。

传统与现代；融合；舞剧创作；当代民族舞剧

毫无疑问，舞剧相对于其他的艺术形式而言是一门年轻的艺术，一个需要与时俱进的文化载体。在当今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语境下，已经模式化的舞剧创作形式受到了挑战。为了更好地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需要编导对中国当代舞剧的创作进行创新与探索。综观周莉亚、韩真所创作的《沙湾往事》《杜甫》《花木兰》这三部舞剧作品，我们发现，她们确实是在不断探索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中，走出了一条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兼收并蓄和融合创新的新路。从她们的舞剧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特征，又可以看到现代的文化元素；她们既善于吸纳异文化领域的元素及理念，还能够通过艺术加工更好地为舞剧的叙事服务。而这背后所给予观众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适应性。事实证明，传统与现代文化视阈融合下的中国当代舞剧创作，不仅为中国舞剧带来了艺术视角的拓新，也使得她们的舞剧作品收获了“文化性”与“审美性”双赢的效果。

一、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探索和表达

关于中、西方文化的兼具融合，著名书画家姜宝林先生说过一段话：“对西方现代艺术，我是以民族的立场加以审视的；对于传统艺术，我是以现代的观念加以筛选，选取现代因子将其夸张、强化、放大，综合融汇成自己肌体的。虽然我一直在不断地推进和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笔墨。守护笔墨是我的宗旨，走向现代是我的终极目标。”[1]书画艺术如此；对于舞剧艺术来说，亦是如此。

《杜甫》就是这样一部兼具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蕴与西方现代审美精神的舞剧。在“剧”上，它突破了传统舞剧的叙事结构，没有设计戏剧冲突，而是以体现杜甫一生伟大成就的诗歌进行架构；在“舞”上，它充分地运用西方现代舞的基本舞蹈语汇和表现技巧，还创新地发展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舞蹈语汇。或许可以这么说，韩真、周莉亚创作的舞剧《杜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架起了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桥梁。

(一)突破程式、融入创新

舞剧《杜甫》有一点很特别，就是它有一个类似文章中才能出现的副标题——“一个人笔下的唐朝”。那么究竟，“一个人笔下的唐朝”该是怎样的书写？舞剧《杜甫》将其一生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序：壮游羁旅，踌躇满志济天下；上篇：长安十载，求官谋事为苍生；下篇：弃官归隐，笔底波澜惊风雨；尾声：登高望远，历尽沧桑唱大风。简言之，就是讲述了杜甫求官、做官、再到弃官或是说由入世、处世、再到出世的人生经历。看罢舞剧，相信大部分观众在赞赏之余(观赏性强)也会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感受。究其原因，发现舞剧《杜甫》并没有进行杜甫传记的叙事，而是以“杜甫的诗意‘追忆’作为舞剧的叙事构成，提供了一个依托舞蹈本体展开舞剧叙事的契机。”[2]笔者以为，这种打破传统舞剧的叙事结构形态、充分结合人物形象自身的特质架构舞剧的创作手法，在充分体现编导创新性的同时，也是对其编创功力的极大考验。而欣喜在于，虽然摒弃了传统的叙事构造，观众却从舞剧中看到了《望岳》《丽人行》《兵车行》《春望》《石壕吏》《新婚别》……而这些诗词所对应的意境，其实已经将杜甫的一生勾勒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平心而论，以“诗圣”杜甫为题材创作舞剧是有些难度的，因为他一生的踪迹都是和时代境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陷于彷徨矛盾、悲欣交集、上下求索中的杜甫，其对应的历史背景就是宫廷纷争、国恨家难……舞剧《杜甫》恰是以这种创新性的叙事结构，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出这个历史人物因所处历史环境而产生的复杂而丰富的性格，从而形成其多元化的立体形象。同时，因这种创新的结构也产生了一种立体观察的效果，让观众在不同以往的视角中，对所发生的事件有更为完整地把握，获得一种独特的叙事感受，进而去思考、去体味。

(二)传承传统、着眼现代

对于舞剧编导来说，叙事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舞蹈语言的形态。所以，“当舞剧的叙事结构具有鲜明的特点时，也需要对舞蹈语言进行融汇和创新，以更好地体现出叙事的特点。”[3]笔者以为，这句话恰好对应了《杜甫》的创作——正是舞剧《杜甫》叙事风格的不拘一格，决定了其舞蹈语言的不循规蹈矩。很难想象，周莉亚、韩真两位编导就是如此不易地将中国古典舞与西方现代舞恰如其分地融为一体，并且使舞剧的舞蹈语言与内容情节、人物情绪相一致，达到了艺术的最佳效果。在这部舞剧中，既有描绘汉唐舞蹈特色及表现唐朝宫娥闲适浪漫气质的女子群舞《丽人行》，也有呈现强烈现代舞气息，只用一个单一节奏、单一步伐支撑起整个群舞舞段的《兵车行》；既有用传统“仕女图”中的图像为动作形态，以传达“安史之乱”时宫中依旧骄奢淫逸的麻木生活的“宫女舞”，还有用现代舞元素为动作形态、表现杜甫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描述的、如蝼蚁般在地上爬行的“百姓乞讨舞”……

从对舞剧《杜甫》的叙事方式和舞蹈风格语言表达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周莉亚和韩真两位编导在对传统文化走向当代命运的深沉思考。她们秉承当代舞剧不只属于“懂得”舞蹈的业内同行，而且也应以其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新颖的形式，为更多具有现代思维和现代审美理想的人所拥有的理念，按照当代人的审美观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和修饰，使舞剧作品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具有时代特色。从这点上看，《杜甫》可说是兼具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典范之作。

二、人物关系的创新性设置具有现实关照意义

人物是舞剧的根本基础，人物形象塑造是舞剧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艺术作品中，将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关系中给予关照，探寻人物与现实的某种关联，能够引发观众对现实的关注。”[4]在舞剧《杜甫》和《花木兰》中，编导周莉亚、韩真就巧妙地对剧中的人物关系做了创新性设置，旨在关照出人物的现实意义，建构多维叙事空间，以丰富角色的文化内涵。

(一)真实与幻象交错

在周莉亚、韩真看来，环境和意象的创设是对舞剧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揭示。于是，她们就将舞剧中的现实环境和象征意象设置成对立的矛盾点，以产生极强的戏剧张力，《杜甫》就是如此。作为历史人物的杜甫一生经历了入世、处世到出世的过程，虽然舞剧《杜甫》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叙事结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气势恢宏的舞段中感受到杜甫的羁绊人生。为了更好地处理杜甫从处世——出世这个阶段的迷茫和痛苦，周莉亚、韩真大胆地将这个人物进行分身，于是，我们就在舞台上看到了两个杜甫(一个真实，一个幻象)。这两个杜甫，一个是现实中的，另一个是他的内心写照。现实中的杜甫，面对涂炭的百姓爱莫能助，只能静立于荒野之中；幻象出来的杜甫，在舞台上抓狂奔跑，懊恼自己无力改变这些民间疾苦。对于编导如何选择二人饰演一角的初衷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样的创作构思无疑给了观众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和审美意象，这种意象即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现象与本质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除了编导独特的构思外，更为神奇的是分饰杜甫的二人是孪生兄弟，于是，这个创新性的人物关系设置，一经呈现立刻形成一种意象：历经各种心理上的矛盾与精神上对话的两个杜甫，终将合一。

《杜甫》的这种叙事手法，超越了具体的人物故事本身而上升到从哲学高度寻找确立人生价值的高度。当通过视觉形象将现实与幻象这两种物象(剧中人物的生存处境与理想之境的迷茫与痛苦)传达出来的时候，一方面呈现了二者在融合过程中精神和心灵阵痛的令人揪心与难以释怀，另一方面也传递了编导对当下社会普通个体中普遍存在的生存焦虑的悲悯关照，从而彰显了鲜明的“人学”意义。可以说，周莉亚、韩真对舞剧人物关系模式的创新性尝试，大大拓展了舞剧的精神空间，也使得目前已经模式化的舞剧结构得以多元化。

(二)情怀与情感交融

说到花木兰这个人物，我们马上联想到的是《木兰辞》中的诗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舞剧《花木兰》以“孝”“忠”“节”“爱”为主线进行串联，讲述的仍是木兰替父从军的传统民间故事，只是相对于《木兰辞》有关木兰从军场景的寥寥几笔来说，该舞剧填补了木兰原型故事的空白——具体表现了木兰的军营生活和爱情故事。舞剧《花木兰》中，周莉亚、韩真虚设了卫将军(表现爱情)和柔儿(表现亲情)两个人物。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木兰这个历史人物作为传统文化美学符号所传达出来的“孝”“忠”“勇”，也看到了她作为现代女性所表现出的智慧、悲悯、痴情、坚韧等特征。而这种情感的表达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情怀，使得舞剧产生了动人心魄的魅力。

我们就从编导虚设的“柔儿”这个人物上加以分析。柔儿是舞剧《花木兰》剧情设置中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他一心为复仇而来，但木兰却冒死将他救下。在舞剧人物设定“宜简不宜繁”的共识之下，“柔儿”这个人物设置的目的何在？剧中有关柔儿的一个情节是这样呈现的：木兰救下柔儿，两人席地而坐，声声骨笛，勾起了木兰的思乡之愁以及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当观众沉浸在感伤的情绪之中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编导的立意之深远——在突出情感叙事的基础上，其更独具一格的是情怀的体现。从浅层表象上看，木兰虽然身披戎装，却依然有着女性特有的柔弱之心、悲悯之情；从深层寓意上看，它表达的是一种博爱、大爱的精神以及人类对和平的渴望，而这些，无疑都散发着人性关怀的光辉。

舞剧《花木兰》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情怀并不是形而上的，而是落实在实处的，观众可以通过编导所设置的具体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切身感受到(木兰勇救柔儿即是)。剧中对人物命运的关照、对特殊环境中人性的拷问、对战争的深恶痛绝以及对民族心理的探求都渗透着浓浓的人文情怀，而这种人文情怀所产生的影响力和震撼力，足以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强烈共鸣。

三、运用传统文学文体中的表现手法刻画人物形象

文学文体中的修辞手法具有能指性和暗示性，可以使读者在文本的世界里获得极大的视觉审美满足，从而达到对主题的理解。周莉亚、韩真的舞剧作品《沙湾往事》和《花木兰》就借传统文学文体中的“反衬”和“反复”的修辞手法，描绘出一道独特的风景，最大限度地刺激了观众的视觉思维。这种别出心裁的创作技巧不仅给予观众一个想象的空间、引发了其想象的愿望，也使当代舞剧创作的表现手法走向多元化。

(一)以“反衬”手法彰显人物形象

周莉亚、韩真是具有突破精神的编导，从她们的舞剧作品《沙湾往事》的表现手法运用上，就可见这种突破之端倪。舞剧《沙湾往事》以20世纪30年代广东沙湾古镇为背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何柳年与许春伶因音乐相知相爱，一把高胡寄托深情。然而，何父临终前却将潘红英定亲于他，并嘱托他完成乐曲《赛龙夺锦》。何柳年难抗父命，有情人难成眷属。然而，日寇入侵之时，他们抛舍小爱而胸怀国家之大义，终于完成两代人薪火相传的《赛龙夺锦》，也演奏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气概。综观整部舞剧的创作，会发现两位编导在创作手法运用上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而其中能够彰显编导创作智慧光芒的，不得不提她们驾轻就熟的文学文本中的“反衬”手法的运用。其以“四两拨千斤”的效力，极大彰显了剧中人物形象的光彩。

《沙湾往事》第一幕，何柳年大婚之日。只见婚宴上宾客如云，一片喧腾的景象。突然灯光乍暗，满场寂静，一束灯光打在怀抱高胡(与何柳年的定情之物)的许春伶身上。她由远及近，走的是那么的凄凉无助、孤独可怜。而当灯光追到何柳年身上的时候，发现他在这满堂热闹里，却也是痛苦孤清。光影变幻下，宴客的桌子也随之移动排列，它们既成为二人得以相见的通道，又成为不能相守的阻碍。两者互相寻找，却又互相躲避……这种“反衬”手法的运用，在十分强烈地烘托突出剧中人物的内心情感之余(相爱不成的痛不欲生)，也让观众体会到编导完美的艺术技巧及它带给舞剧作品的深刻艺术魅力。

通过《沙湾往事》，我们发现，“反衬”这种修辞手法不仅可以运用到文学创作，同样亦可以作为舞剧创作的手法予以表现。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制造一种意象，更真切地传达人物情感，而它所造成的虚境与具体可感的形象相辅相成(《沙湾往事》更成功之处在于同一场景的及时切换)，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系和引人入胜的艺术意境。可以说，这种多元化的表现手法不仅可以传达编导潜在的创作意图，更能倾力表达思想主题。

(二)以“反复”手法凸显主题思想

反复本来属于文学修辞手法。作为一种修辞方法，它运用的前提应当是有某种思想或感情需要突出和强调。周莉亚、韩真两位导演，将“反复”这一表现手法用于舞剧《花木兰》的创作，其目的不是为了推动剧情的发展，而是为了展示在不同视角中对同一人物和事物的不同叙说和阐释，以深化剧中人物的情感和凸显作品的思想意义。

舞剧《花木兰》中，有一种道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铜镜。除了作为舞美设计悬挂在舞台中央外，它亦作为道具反复出现过，每次出现却都表达了不一样的情与思。它既是亲情的承载物，凝结着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当父亲将铜镜交于年幼的木兰手中的时候，就注定了木兰此后的命运也会与它紧紧相连；它又是爱情的见证物，卫将军正是因为这枚铜镜才窥破了木兰的女儿身，与木兰产生情愫。他多么希望见到“脱去战时袍、着上女儿装”的木兰。这枚铜镜生出的是卫将军与木兰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它还是女儿情思的寄托物，爱美是女孩儿的天性——“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就是身处男性世界中木兰的所思所想。木兰对往昔生活的留恋和热爱、对恢复女儿身的迫不及待、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追求，都从这枚作为道具的铜镜反复地出现中反映出来。

《花木兰》中道具铜镜的反复出现与使用，都起着强调、突出和深化主题的作用，每次反复的意义都前后勾连、相互推进，从而形成了一个整体。而编导对于反复手法的使用，不仅增强了舞剧的条理性和统一性，深化了主题思想，也彰显了当代舞剧的审美精神，即：注重人物的主观内心呈现。这种呈现，为舞剧提供了无限的展演空间。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传统与现代文化融合的当下，中国当代舞剧的创作有两个主要趋势：一是舞蹈艺术表现形态、语言等向多元化发展；二是舞剧的内涵已经提高到挖掘文化意义的高度。在深度挖掘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需要吸收融合异文化为我所用，并从中寻找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宝贵资源。从以上几部周莉亚、韩真的舞剧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们是不断追求创新与探索的编导，她们敢于在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上与其他学科的元素相互碰撞、影响和融合。事实证明，她们的这种创新与探索取得了成功。在当今社会传统与现代文化融合的格局中，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以满足当代人民文化与艺术层面的需求，无疑是需要当前国内“周莉亚、韩真”们进行多层面、多角度持续探索的。

(责任编辑 唐白晶)

[1] “笔墨语言的现代性进程：从黄宾虹到姜宝林”高层专题研讨会暨姜宝林笔墨语言展举行[N].中国文化报，2016-10-12.

“The Modernity Progress: From Huang Binhong to Jiang Baolin” High Level Symposium and the Exhibition of the Pen-and-ink Language of Jiang Baolin,ChinaCultureDaily, 12 Oct., 2016.

[2]于平.情圣的痛苦 诗史的根——大型舞剧《杜甫》观后[J].艺术评论，2016，(7)

Yu Ping，The Root of The Painful Epic of Love: Viewing the Grand Dance DramaDuFu，ArtsCriticism, No 7, 2016.

[3]李世博.叙事在舞剧中的艺术作用分析[J].大众文艺，2014，(21)

Li Shibo,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Role of Narration in Dance Drama,PopularLiteratureandArts, No 21, 2014.

[4]李荣荣.青春的代言，精神的偶像[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Li Rongrong,SpokespersonofYouth,IdolofSpirit, Master Thesis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13.

TheCreationofContemporaryEthnicDanceintheViewoftheCombinationofTraditionalandModernCultures:AnalysisofZhouLiyaandHanZhen’sWorks

Dong Li

Three dance programs created by Zhou Liya and Han Zhen,thePastofShawan,DuFu,andHuamulan,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erms of theme, form, expression and dance languages. Furthermore, unique expres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 cultures, are found in these three programs. Their creations are embodied with explo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The creative setting of the figure-relations is of contemporary meanings. Moreover, expressions in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style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s. In the view of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s,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ance drama not only extends the artistic perspective of Chinese dance drama, but also results in the "cultural" and "aesthetic" win-win effects in their dance drama programs.

tradition and modern, combination, creation of dance drama, contemporary ethnic dance drama

Abouttheauthor:Dong Li,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ldre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2017-11-08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J705

A

1003-840X(2017)06-0165-05

董丽，中华女子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101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6.165